论中英香港问题的交涉（1927～1945），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中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不断高张，帝国主义国家惶恐不安。英帝国主义如坐针毡，为保护其在华利益，采取了新的对华政策。
1926年12月18日，英国发表对华新政策的备忘录，声明“情愿将修改条约问题，及其它尚悬未决之问题，俟华人自己立有政府时，即行与之交涉”。[①]
1927年2月，武汉国民政府先后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这直接威胁新界、九龙在内的租借地。1927年3月，港督金文泰向伦敦发出紧急电报，要求英政府明确对香港问题的态度，保证“女皇陛下不准备交还殖民地或它的租借部分给中国”。英政府研究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态度，同意金文泰的请求。金文泰被授权发表声明：“中国内战如火如荼，英皇陛下政府全力保护香港和它的大陆。英国绝对不会以任何形式放弃英国统治下邻近大陆的任何部分的权利和权力，英皇陛下政府保有它们符合它的最高利益”。[②]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5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宣布：“于相当时期提议废止不平等条约”。[③]英国政府以中国国内混战，局势不稳定，本着对香港人民负责的态度等借口拒绝交还香港。南京政府成立之初，国内统一与政局稳定是首要任务，虽然宣布废除旧的不平等条约，并且开始收回部分租借地，但有关收回香港问题尚未顾及，香港仍被英国占领。
二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宣布对日作战，中英美结成战时盟友，此时美国决定取消在华治外法权，美国的目的在于：“（一）具体的协助中国，以增强中国对日作战的效能；（二）洗刷中美关系上现存的所有不平常事项；（三）正式规定美英人民在中国所享的一般权利完全和他们在其他国家一样。”[④]美国的提议得到英国的同意，两国决定“联合行动，单独谈判。”
1942年10月9日，英外相艾登通知中国驻英大使馆，决定就治外法权和有关其他特权与中国政府重开谈判，以求签订公平合理的新条约。同时，美国也作出同样的表示。10月10日，蒋介石在重庆夫子池精神堡垒广场检阅青年团及国民兵时，宣布美英自动取消在华特权的消息。他说：“我国百年来所受各国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至此已可根本解除，国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亦完全实现”。[⑤]英美的这一举动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欢迎。
中英谈判于10月28日在重庆开始，英方首席代表是驻华大使薛穆，中方首席谈判代表为外交部长宋子文。30日，薛穆把英国拟就的新约草案，面交中国外交部次长傅秉常。英国提交的草案主要内容包括：（1）取消英国在华的治外法权；（2）交还英在天津、广州英租界和放弃其在上海和厦门公开租界享有的特权等。其中条约草案中解释新约所讨论的领土谓，英国领土指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英王之一切殖民地、海外领土、保护国，在英王保护和宗主权下之一切疆土……[⑥]英国将掠夺殖民地、海外领土和高压统治的保护国，全部列为自己领土，这哪儿还有“平等”可言？
1942年11月12日，宋子文和薛穆就取消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双方缔结平等新约等问题展开讨论。会谈中，中国方面提出新界问题与租界性质相似，也应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而英国代表表示需向国内请示。11月13日，外交部长宋子文向薛穆提出《中英新约修订草案》，坚决要求在条约中加上废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内容，要求“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⑦]
中英两国政府首脑明确表示将维护本国利益。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内心独白：“英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方案，闻已送出。照英大使函意测之，则九龙等租借地尚不肯放弃，而西藏之特权当更不愿提及矣。然余决促其同时撤消也”。[⑧]11月10日，英国首相邱吉尔在伦敦市政厅发表演讲时称，凡属于英国者，他必保守之。他不是为了解散大英帝国而出任首相的，如果有这种事发生，请另找他人办理。他决不会放弃任何一块大英帝国的领地。[⑨]
英国政府内部对谈判中的九龙、新界租借地问题其实尚有意见分歧。有的主张归还，以便巩固战时联盟；有的担心九龙、新界被中国收复，将给大英帝国造成严重后果。一是，香港岛只占整个香港的一小部分，其经济、水源供应受九龙、新界制约，如果上述两地收回，香港岛难保安全，经济繁荣也成空话；二是英国如开归还殖民地先河，将失去大部分土地，对英帝国造成沉重的打击。英国外相艾登认为：九龙租借地与治外法权无关，不属于本条约讨论范围。九龙租借地是英国领土的扩展，与租界不属于同一范畴，因而英国应拒绝放弃。艾登的建议获得战时内阁和邱吉尔首相的支持，英国政府表示将持强硬立场，甚至不惜牺牲新约。12月5日，英国政府外交部将内阁的决定电告在重庆谈判的大使薛穆。12月14日，薛穆正式通知中方代表，英政府将不准备讨论九龙新界租借地问题。
英国的粗暴行为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著名作家林语堂在美国撰文批评英国的顽固立场，并且告诫英国：“即使中国政府不打算与英国兵戎相见，但是中国人民为了收回香港是不惜与英国一战的。中国的500万士兵在对日战争中流血牺牲，不是为了让英国重新占有香港这个英国从鸦片战争中掠夺的战利品和号称英国王冠上第二颗最明亮的钻石的”。[⑩]宋子文也表示坚决反对，接到英国驻华大使通知的当日，他指派中英文化协会会长杭立武给薛穆一封信，信中写道，若新约不包括收回九龙租借地，蒋介石和孔祥熙将拒绝在新约文本上签字。[11]
中英双方互不相让，使中英新约谈判陷入僵局。12月14日夜，杭立武拜访英驻华大使馆顾问泰克曼，提出私人与私下性建议，由中国政府书面通知英国政府，同意新界不属于目前双方谈判范围，唯保留日后重行提请讨论的权利，英国表示接受杭立武的建议。[12]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提出一个温和的外交策略，他告诉蒋介石，中英新约是英国的一次友好表示，应该对英国送来的第一份礼物先收下为宜，“可以在收礼时暗示一下，我们在等待第二份礼的到来，这样可以不致引起什么误解”。[13]蒋介石最后表示同意。他在12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晨五时醒后，考虑与英国订新约事。我虽不要求其对九龙问题作任何保留之约言，而彼反要求我声明九龙不在不平等条约之内，否则彼竟拒绝签订新约，果尔，我政府惟有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声明，以不承认英国在华固有之权利。一俟战后，用军事力量由日军手中收回，则彼虽狡狯，亦必无可如何，此乃为最后手段。如彼无所要求，则待我签字以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14]
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新约同时在华盛顿和重庆签字。同日，国民政府正式向英国提出照会，声明保留收回九龙的权利。“关于交还九龙租借地问题，英国政府以现时进行谈判为不宜，本代表认为憾事。……本代表通知阁下，中国政府保留日后重行提请讨论此问题之权”。[15]
中英新约的正式签字，宣告中英香港交涉的第一次高潮结束。此次谈判，中国没能收回香港，其原因在于：第一，国际国内时局动荡，中英关注的焦点主要在共同对日上。战时中英关系虽一波三折，但还不至于因香港问题变成仇敌，故而双方都作出让步；第二，英国主动提出放弃一些特权，只是想以此换得中国的好感，并非真心放弃一切在华利益，因此，英国的“放弃”是有限度的，香港对英国意义重大，当然不愿轻易交还中国；第三，中国在抗战中的国际地位提高，已成为四强之一，但其大国地位与实力不相称，和英国相较仍是弱国，对外交涉只能委屈求全；第四，香港此时控制在日本手中，似乎战后归属仍有争执机会，双方都不愿为将来利益而损害眼前利益，故中方保留战后重提权，英方也未加反对。
1943年3月，蒋介石在他《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强调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港九，并把这一点写入国民党党纲。同时，他认为英国对香港只有“拥有权”，但中国有绝对的主权。[16]蒋介石的这些言论引起英国政府的关注和不满。在同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和邱吉尔为香港问题发生了直接交锋。[17]蒋介石驳斥了英国拥有香港主权的谬论，表示战后随时都会收回香港。美国总统罗斯福只是私下对中国表示同情与支持，在会议上没有公开表示支持中国收复香港，所以因英国的坚决反对，有关香港议题未被列入讨论议题。宣言对香港归属只字未提。会后，蒋介石无奈地承认“英国之自私与贻害，诚不愧为帝国主义之楷模矣”。[18]
三
战后，中英双方都力图抓住时机，入主香港，中英香港受降之争，掀起香港问题交涉的第二次高潮，也是最激烈的一次。美国为解决两个盟友的争执也忙得不可开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发布著名的一号受降令。规定：“除满洲而外的‘中国范围之内’的全部日本军队，都将向中国军队投降（包括空军、海军、陆军和后勤部队，以及台湾和北纬16度线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的日本部队，都将向中国军队投降。）”命令没有对香港日军受降作明确规定，中英双方各执己见，为受降权而展开激烈的交涉。
英国为战后重占香港作了各种准备。英国出版了《英国与日本》的小册子，泻染英国治理香港的“辉煌政绩”，暗示香港重振的希望在英国，这实际上是为英国重占香港制造舆论；英国殖民当局也积极行动，加快抢占香港的步伐。英国工党政府于8月10日接到日本乞降的照会后，立即电告英驻重庆大使馆通过香港英军服务团团长赖廉仕，通知被日本人囚禁在港岛赤柱的前香港辅政司金逊，希望他能遵照英王的旨意恢复英国在香港的主权和政府，可以在初期暂行军管；8月14日，英国政府决定派遗在西南太平洋执行任务的英国太平洋舰队开赴香港，英国还决定将此事告知中国。
战后中国人民关于收回香港的强烈要求，加上罗斯福对中国收复香港表示了同情和支持，增加了国民政府对收回香港的信心。“国民政府充分利用了这一次机会”。[19]
国民政府外交部认为：大战已结束，中国应收回香港，并提议在适当时机以精锐部队假道广九线直取港九，捷足先登，掌握交涉的主动权，至少也应收回九龙租借地。只要中国举国一致，有计划、有步骤慎重携进，外交、军事、交通、经济、财政各部门互相配合，贯彻国策，则问题必可解决，香港、九龙定可回归祖国。[20]1945年8月16日，国民政府接到英国派军接收香港通知的当日，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指明英政府在香港受降的安排违反了麦克阿瑟发布的1号投降令，同时宣布，未经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同意，英国军队不可在其战区内登陆。[21]政府发言人同时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将接受日军在香港的投降。[22]
就事实而言，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战后政府收回主权，理所当然，就战后战区来讲，香港日军属南支派遣军第23军管辖，司令官田中久一兼任香港总督，但却常驻广州。而中国方面在广东作战的部队属第二方面军管辖，战争期间，香港、九龙没有被盟军列为特殊战区，它是广东战区的一部分，日军方面的驻港部队也应属广东战区，香港自然应归中国接管。
1945年8月17日，当蒋介石获知英军舰已驶到香港附近，准备重占香港之时，也加紧了军事行动，以实现其“先占领后交涉”的策略。8月21日，蒋介石命令第二方面军接受广东战区的日军投降，其命令规定：集结于广西贵县、玉林一带的新1军接收广州附近地区，在南宁附近的64军接收中山、新会、台山等地，46军从湛江附近前往海南岛接收；13军则从梧州赴香港、九龙接收，国民政府当时任命第二方面军张发奎为受降主官，同时将中国决定收复香港的命令告知英国。国民党的要求遭到英国方面的反对，英国驻华大使薛穆说：一个主权国家有权不顾战区的界限，重占它的领地。中英香港受降激烈争执，互不让步，一个新的角色成为双方关注的焦点，美国将发挥重要作用。
1945年8月18日，英国首相艾德礼致杜鲁门密电，在电报中，艾德礼向杜表示，英国方面不能接受中国的提议，英国对香港拥有主权，香港不应被包括在“中国范围之内”，[23]并且声称，英国军方已通知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一支英国舰队已在赴香港途中。他要求杜鲁门改变第1号受降令，保证英国军可以顺利在香港受降。[24]蒋介石也急电杜鲁门，要求能作出“公正”的决断。然而杜鲁门致电称“英国在香港的主权是没有疑问的，倘为投降仪式而发生麻烦，似乎抵偿不了其恶劣影响”。[25]美国转为支持英国，此时蒋介石不是坚持原则，转而宣称：“中国将不派遣军队入港接受日军投降，以免引起盟军误会”，[26]下令中国军队停止前进。蒋介石面对英美的强硬态度，被迫在香港问题上让步，同时也再次暴露了他的软弱。
8月24日，美国方面正式宣布，麦克阿瑟已经向日本大营发出命令，香港日军向英军军官投降。
但中英激烈冲突，引起世人的关注，让步使蒋介石感到十分难堪。于是，他向英国提议，由他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名义授予英国军官受降，“英国驻华大使表示不能承受这对于英国权威的打击”。[27]
英国的所作所为，使蒋介石十分恼火。8月27日，蒋介石召见英驻华武官卡顿·戴维亚尔。30日，又紧急约见驻华大使薛穆，在这两次召见中，蒋介石都表示了对英国无理拒绝的愤怒。两位英国的外交官纷纷致电国内政府，要求考虑接受中国的建议，卡顿向英国防部长伊斯梅报告，认为“如果我们坚持现在的态度，将严重损害将来的对华关系”。[28]薛穆也认为：“如因香港问题而使蒋介石留下极为恼怒的感情，那么不但现在这个紧要关头，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都会遇到障碍和恶意”。[29]
英国外交人士的警告，蒋介石的坚持，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迫使英国政府同意接受蒋介石的建议。
早在8月27日，赤柱英俘集中营发言人、原港英辅政司金逊在香港IBW电台向市民发表首次广播讲话称，“我是目前驻港政府的首席代表，现已取得日方同意，在维多利亚城设立一个办事处，并准备必要的步骤，当英军抵港岛受降时，恢复英国的统治权，我确信英军抵港的日期将在不远”。[30]8月30日，英国海军少将夏悫率英舰队在香港登陆，次日军政府成立。9月16日，夏悫代表英国政府又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接受了日军的投降。夏悫的双重身份，一方面表明英国对自己所谓对香港拥有主权的自我否定，另一方面也是其对中国拥有香港主权的一种默认。
战后中英受降以英国重占香港、中国让步而宣告结束，夏悫的签字标志着中英有关香港问题交涉的第二次高潮结束。中国未能把握这次极为有利时机收复香港主要是国民党政府的软弱外交所致。
注释：
①《东方杂志》第24卷第3号。
②李宏编著：《香港大事记》第68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③刘衍编：《中华民国二十年来大事记》第300页，1932年版。
④FRUS,China 1942，第287—288页，转引自：吴相湘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842页，综合月刊社。
⑤张其昀著：《党史概要》第1171页，台北，1952年版。
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三），第752页。
⑦秦孝仪主编，前引书，第765页。
⑧[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18页，台湾中央日报社。
⑨F.O 371/31663，1942年12月4日,Eden to Seymour,Tel,1548。
⑩F.O 371/35689;F 3563/10/10,The Future of Asia,May,16,1943。
[11]伍德沃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外交政策》第4卷，第513页，伦敦1975年第1版。
[12]F.O 371/31664 1942年12月15日，Seymoour to Eden Tel,16718。
[13]《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6—18页。
[14][日]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第4卷，第30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5]王世杰、胡庆音：《中国不平等条约之废除》，台北《蒋总统对中国及世界之贡献》丛书，第296页，1967年10月版。
[16]F.O 371/35824 F/830/1505/10;and F 1657/1505/10
[17]参见杜建时：《忆开罗会议》，香港《镜报》，1983年5月号；杜建时当时是陆军参谋，随同蒋介石赴会。
[18][日]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第4卷，第121—122页。
[19]埃·卢阿德：《英国和中国》第182页，（Luard,Evan,Britain and China,Chatto/Winalus 1962年。）
[20]《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4页。
[21]F.O 371／46252 F5236／1147／10 1945年8月14日。
[22]埃·卢阿德，前引书，第182页。
[23]Aron Shai Brigain and China 1941-1947，第117页，London 1984。
[24]《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7卷，第508页。
[25][日]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第四卷，第442页。
[26]埃·卢阿德，前引书，第182页。
[27]Wedenyear Report第350页，转引自吴相湘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1202页。
[28]F. O371／46253。
[29]F. O371／46253。
[30]李宏编著，前引书，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