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尽尘滓 独存孤迥——2005短篇小说创作巡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短篇小说论文,洗尽尘滓论文,独存孤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5短篇小说创作巡礼
短篇小说作为一个极具挑战意味的文体，不仅需要娴熟高超的叙事技能，还需要博大的心志和深邃的思想。真正优秀的短篇既不允许有叙述上的败笔，更不允许有思想上的平庸，它是技巧与思想完美组合的产物。因此，好的短篇不是通过阅读而是需要“品味”才能尽悟其妙，就像中国的意境美学所强调的那样，有一种“无画处皆成妙境”的空旷与远邈，需要咀嚼、遐思和回味，才能悟其真谛。究其因，是因为短篇对文本的限制非常突出——这种高度简约化的文体，从艺术规律上说，带有很大的抽象意味，也是最接近诗性的品质，它不可能也没必要面面俱到，但是，它又必须保持小说自身的一些基本特质。因此，短篇总是考验一个作家艺术智性最有效的文体。
短篇小说的这一特点，从本质上说，最直接地体现了作家对叙事的高度整合能力。所谓“抚琴弄操，欲令众山皆响”，只有在叙事技术上达到了至臻至熟的境界，才能在有限的文本空间里，从容地寄寓创作主体丰沛广袤的审美意蕴。因此，就短篇而言，深厚的技术素养是其第一要务。但问题在于，我们的很多作家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技艺娴熟的重要性，或者，已意识到了技艺的重要，却不知如何使自己训练有素。回顾近些年来的一些短篇小说创作，我们会发现：有的故事虽然新鲜离奇，但内在的逻辑支撑点非常薄弱，经不住细致推敲，就像略萨所说的那样，缺乏叙事的说服力；有的情节营构跌宕起伏，但在一些敏感的细节部位，却失去了必要的扩张能力，使叙事停留于一般的经验性思维；有的在叙事过程中受常识和经验制约过深，想像力与叙事灵性难以伸展……正因如此，近年来，具有经典意味的、可资反复研读的优秀短篇总是少而又少。
在2005年的短篇小说创作中，这种情形依然没有得到多少改观。很多短篇在叙事上首先就难如人意。譬如何立伟的《停电》，始终满足于大量的情节堆砌，从唱歌、下棋、灯光球场夜聊到师徒恋，各种骚动不安的场景在一个停电之夜频繁地转换，再加上人物过多，导致整个叙事忙于交代，却无法落到真正的核心地带。贾平凹的《羊事》叙述了一件乡村趣事——三叔50元卖了自家的白羊，然后又花80元买回了这只羊。我们姑且不说这篇作品有何丰厚的意义，仅就其叙事的逻辑支撑点来看，就显得相当脆弱：三叔家养羊理应是有些经验的，既然羊都不吃食了，为何卖掉后又变成能吃能喝的羊？再进一步说，像三叔这样的“馕子”能成为衬里富裕人家么？能使“我”有足够的理由去他家借钱么？刘庆邦的《一捧鸟窝》原本是一篇立意非常好的小说，以一捧鸟窝与一个家庭相互隐喻，颇为得体。但作者在以小青作为叙述视角的叙事过程中，许多话语都明显不符合人物的身份，尤其是在小说开端对麻雀窝、鹌鹑窝和燕子窝的介绍式叙述，对于自幼成长于乡村中的小青来说，完全是一种不必要的啰嗦；而乔阿姨带着一条叭儿狗到农村，似乎是为了故意招惹左邻右舍的注意。他的另一个短篇《守不住的爹》则在“说服力”上显得更加虚假——有谁会大摇大摆地将一个暗娼带回村子里，并在自己的家中嫖宿数夜，还将自己的两个孩子强行推到邻居家吃饭睡觉？可是，少女小青那长期在外打工的爹却这样做了，而且没有什么充足的理由，而且那个暗娼还带着一条叭几狗！……无须再举更多的例证，从这几个实力派作家的笔下，我们便可看出当代作家在艺术整合上的各种问题。
至于在思想内涵上显得简单或者直露的短篇，则是更为普遍。张抗抗的《干涸》、麦家的《一生世》、邓一光的《八岁》和《事实生活》、尤凤伟的《木兰从军》等等，这些作品很好读，有的很传奇，有的很暴烈，有的很感伤，但读完之后，可资回味的空间很小，或者说，作者的思想穿透力非常孱弱。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就没有一些可资咀嚼的短篇。就我的阅读兴趣而言，在2005年的短篇创作中，苏童的《西瓜船》、艾伟的《田园童话》、毕飞宇的《彩虹》以及潘向黎的《永远的谢秋娘》等，都是在叙事上显得相对圆熟且颇具意味。苏童在2005年曾发表了《二重唱》、《冬露》《西瓜船》等短篇，这些作品均以底层人的生存际遇为叙事载体，通过人物的内心叙事，缓缓地道出了他们苦涩但不绝望的生命质感，且在酸楚之中始终洋溢着作家特有的伦理温情。尤其是《西瓜船》，当作者以迅捷的手段将故事推向暴烈之后，却通过福山的母亲寻找西瓜船，巧妙而又轻松地改变了故事的整个走向，使人性恶的对抗转化为温情、怜悯和感伤的诗意呈现，颇有些“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远”的意味。艾伟的《田园童话》触及到了乡村人性中极为复杂的层面——它传统伦理中的种族承传痼疾、乖张的嫉妒本性与残忍的报复手段纠葛在一起，共同构筑了村长的奇异性格。但是，作者却从少年的天真视角进行叙述，而将那些尖锐的人性挟藏在各种灵性的细节背后，让故事在峰回路转的过程中一步步地揭示真相，从而折射了田园生活背后的沉重与悲凉。《彩虹》通过一对孤独的老年夫妻与邻居一个孤独的小男孩之间的简单交往，将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亲情之间、夫妻之间的关系都进行了饶有意味的渗透。围绕着老铁和虞积藻，无论是出场的人物还是没出场的人物，他们都处在渴望交流而又无法交流的困境之中，心灵对外在的向往与身体被禁锢于居室，这种生存的尴尬被毕飞字轻松自如地融合在一起。《永远的谢秋娘》则以极致性的叙事手段，将一个历经沧桑却依然矜持高贵的女人描绘得不动声色。谢秋娘这个人物，就像她自己经营的秋娘小厨一样，带着隐忍、包容、静雅、通慧、内秀的品质，不招摇，不张扬，却自然而然地让清者自清，浊者难浊。
与此同时，还有不少青年作家也保持着高度的叙事自觉，从而创作了一些颇具质色的短篇，如黄咏梅的《负一层》、盛可以的《惜红衣》、朱文颖的《哑》、叶弥的《郎情妾意》等，都充分调动了创作主体自身特有的叙事潜能，在故事的核心地带进行往返式叙述，从而将人物内心深处许多难以言说的精神状态以及各种难以构成外在冲突的现实生存进行了生动的扩张。黄咏梅的《负一层》讲述了一个守车库的女孩在近乎封闭的环境中所凸现出来的内心际遇。什么都显得“慢一拍”的老姑娘阿甘，虽然无法与那些大楼里的白领阶层构成有效的对话，但是她驻守在大楼的负一层里，却能够在幽暗的车库里感受到那些小车们的窃窃私语，并由此建立起一个非常自足的生活领地。这篇小说基本上没有什么情节冲突，叙述也看似很随意，可是，有关阿甘的内心意绪，却被作者一层层地剥示出来，而且是丝丝入扣。盛可以的《惜红衣》则动用了一种撕裂式的叙事手法，将生活在都市缝隙之中的女孩董葡萄置于欲望的隐秘部位，让她在利用与反利用、欺骗与反欺骗的现实境遇中，不断地遭受侮辱和伤害，从而撕开了物欲时代中许多伪善与伪道的本质。朱文颖的《哑》以异常轻柔的笔触，从容而又不留余地地深入到现代人的灵魂深处，在一种看似无冲突、无对抗的细节推衍中，不断地打开蔡小娥和陆冬冬这两个女人近乎绝望的内心世界。按理说，这是一种相当纯粹的心理叙事，小说在空间设置上也极度封闭，但是，作者却通过人物之间各种细微的言行沟通，对这种难以言说的精神意绪进行了精确的审美表达，使我们在一种绵绵冬雨般的极度压抑的话语氛围里，看到了人物内心中无法排遣的孤独、无助和绝望，以及死亡阴影自始至终的笼罩。《郎情妾意》也是如此。这篇作品的特有魅力不在于叙述了两个不幸的人的不幸命运，而在于他们通过常人难以觉察的方式相互体恤，一碗馄饨，一句话，有时甚至是一个眼神，都在不经意中体现了某种温情的力量。
回到叙事技术的自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回到对形式功能与审美意图的潜心组合和探索上，因为一切形式都是“有意味的形式”，一切形式只有完美地表达了创作主体的审美思考，它才能称得上是好的形式，也才能体现一个作家在叙事上的思想穿透能力。在2005年的短篇小说创作中，有不少作家就非常自觉地注意到了这一点。李洱的《狗熊》就是颇为独特的一个短篇。东北的护熊英雄姑夫带着几只奇货可居的熊掌来到京城“我”家，于是，围绕着这几只熊掌，“我”、妻子杜莉、记者唐声、演员王珊之间各种隐秘的关系和真实的欲望开始逐一呈现出来——“我”不仅和王珊顺利地去了上海，妻子也开始憧憬比利时的旅行，而大力鼓噪动物保护的记者唐声则坦言自己什么熊掌都吃过了，姑父为他所带的几只熊掌只是唐声为了行贿新闻奖评委的礼物。在这篇小说里，所有人物的言行都呈现出一种相互矛盾的分裂姿态。正是这种分裂，凸现了现实伦理与真实人性之间的巨大差异，也折射了作家对这个世界荒诞本质的某种体察。与《狗熊》有着相近审美情趣的，还有晓苏的《背黑锅的人》、于晓威的《圆形精灵》、映川的《下一个是你》以及田耳的《衣钵》等。《背黑锅的人》讲述了一个在逻辑学的理论研究上能力强悍而在生活中却被现实逻辑牢牢控制着的可怜男人的不幸故事。在学术上颇有造诣的乌鸦替同学兼同事海燕背了道德黑锅，不料这只黑锅却像一个巨大的陷阱，一步步地让乌鸦陷入绝境，而不学无术的海燕却因此青云直上——谁都明白，生活是没有逻辑可言的，即使乌鸦对逻辑学研究得颇为精深，他最终依然敌不过生活对他的安排。或许，这就叫命运。《圆形精灵》则通过一枚顺治年代的古铜钱在民间的流通过程，像一根时间的长线，串起了历史长河里一个又一个或辛酸或幸运或无奈或悲惨的人生故事。《下一个是你》通过绯闻在民间的流传，展示了真相被不断歪曲之后，人们的生活乃至命运被改变的可怕情形。薛荣的《情书》、东西的《保佑》也演绎了这种错位所导致的不可控制的人生状态。
莫言的《小说九段》向我们提供了一种非常独特的传奇性短篇文本。它不是集束小说，也不是绝对完整的传奇故事，它仿佛是古典志怪小说的现代翻版，但很多故事的思想意蕴和审美情趣又分明超越了志怪小说的猎奇本质，而是通过隐喻指向我们现代生存，的某些潜在的精神空间。譬如《翻》中王家驹的儿子的行为、《贵客》中那位不速之客和《驴人》中那位街边乞丐的真实身份等，都耐人寻味。曾哲的《西路不归》、苏瓷瓷的《第九夜》和《你到底想怎样》、矫健的《金手指》等短篇，都是通过一些极端化的事件，层层地剥开了人物内心的精神真相，使小说进入了某种形而上的思考。虽然这些思考带有很大的非理性成分，但是，它们都折射了作者在人性上的探索能力。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一些短篇小说中，大多都流于一般性的经验演绎，只有阿成的《上帝之手》、赵本夫的《石人》等不多作品值得一提。
一个优秀的短篇小说就像一幅精羌的中国画，它提供的是一种浑然一体的审美境界，而不是某个局部的人物、情节或场景。这是短篇小说的魅力所在。它的意蕴既拥裹在叙事之中，又延伸到叙事之外；它的韵致既跃动于话语之中，又回旋于话语之外。只有“洗尽尘滓，独存孤迥”，方能使作品拥有丰厚精深的审美内涵。正因如此，奥茨说到：世上没有“大”事情，只有大手笔。回顾2005年的短篇小说创作，尽管也有不少作品值得我们分析和品味，但是，真正能够称得上是“大手笔”的，真正能够体现“独存孤迥”之境界的，真正能够让我们体会到“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的，我觉得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