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国际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2］05－0009－03
2002年6月15—16日， 由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和武汉大学商学院共同举办的“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在武汉大学隆重召开，参加本次研讨会的代表100余人，分别来自德国、 美国和日本等国大学以及台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政府有关研究机构、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等，提交论文80多篇。与会学者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理论、中国加入WTO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战略、中国经济转轨以及政府在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中的作用等课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一、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探讨
武汉大学谭崇台教授指出，要关注发展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研究的新动向，重新思考发展经济学的新问题。从经济理论和历史经验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别存在需求不足与供给不足的问题。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尽管社会普遍富裕，但是经济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社会出现富裕中的贫困，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中的总供给与总需求都是低水平，但主要是总供给不足，短缺现象普遍。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增长成果显著，但是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现象和新问题：（1）国内需求不足，市场疲软；（2）资本边际效率不高；（3）同时存在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社会贫富悬殊严重， 目前中国社会基尼系数超过0.4；（4）城市和农村的失业问题都很严重。解决这些问题要在经济理论指导下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从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出发，需求可以分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由于居民的消费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文化传统、社会习惯和制度因素，消费函数比较稳定，政府采取的刺激消费需求的政策并无成效，因而刺激内需重点在于刺激投资需求。当前中国政府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内需效果有限，而民间资本数量巨大，如何调动这一部分资金应该成为刺激内需的核心政策。具体措施包括执行积极稳定的货币政策，大力扶持对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改革银行与金融体制，消除对民营企业的信贷限制等。在发展理论问题上，要重新思考发展经济学的新问题，中国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快速发展，仍然具备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但是也会出现“富裕中的贫困”现象，因此经济发展研究中的两缺口模型、金融深化、人力资本的作用问题等等都值得重新思考。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夏振坤教授指出，发展经济学需要与时俱进。随着信息革命和全球化发展，出现了一种新的贫困和落后现象，在教育和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贫困和愚昧的群体以及年龄和知识结构老化的人口中，由于知识贫困、信息贫困和网络贫困，可能产生新的落后和分化，要么因掌握IT技术而出现暴富，要么回归原始贫困。在这种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必须实施双重发展战略，将工业化与信息化捆绑在一起发展。那么，在发展过程中，不发达国家如何避免新的殖民化，而实现开放式的自由发展呢？特别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社会制度如何强化激励与创新机制？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民主化制度创新？这些都是发展经济学所需要关注的问题。
二、中国加入WTO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斯宾南格（D.Spinanger）博士认为， 中国大陆和中国台北在2001年双双加入WTO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 他构造了一个CGE模型来测度加入WTO对于中国、香港和台北经济的影响，预测中国大陆GDP将以6％的速度增长，而香港将会有小幅度增长，台湾经济则将会出现些微损失。但是，三个经济体的出口都将显著增长。中国大陆的潜在问题是GDP增长主要是由纺织业和服装业推动的， 汽车制造业与其他重工业却面临着严重的结构重组问题。如果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三个经济体之间减少贸易壁垒，增强协作和联系，毫无疑问将会促进中国三地潜在的经济增长。德国杜伊斯堡大学费多丽（D.Fischer）博士在讨论会上也对中国加入WTO之后对不同产业和部门所带来的挑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赖平耀研究员则对中国进入WTO之后的增长前景表示了担忧。他指出， 中国的技术创新方面活力不足，进一步增长面临技术上的瓶颈；中国的出口主要集中在纺织品和服装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它们已经在国际市场上占领了相当大的份额，进一步依靠这些产业出口扩张带动经济增长的潜力有限；而由于技术的限制，中国又不能迅速转向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靠技术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王振中研究员对发展中国家如何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进行了深入探讨。他指出，中国要理性地迎接经济全球化，不能片面理解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斯密的经济思想；应牢固树立有效参与竞争的理念，包括商品竞争、环境竞争和灵魂竞争；不能盲目放弃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亚洲国家应明智地选择区域性经济合作方式，应认真研究区域集团中实施的原产地原则，正确理解“国民待遇”原则的适用范围，准确实施“市场准入”限制的主要规定，此外，还要充分研究我国农业面临的严峻挑战。
三、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战略研究
复旦大学张军教授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过程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他认为，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在以“增量改革”为特征的经济转轨初期可能推动经济增长，但它可能最终导致资本深化，提高资本——产出比率（K／L），从而降低产出的增长率。按照此理论框架，他对中国资本形成与工业化进行了经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中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增量改革”所创造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总体性改善后，开始表现出“粗放”式的增长特征，相对于产出增长资本形成加快，因此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以资本积累为特征的持续工业化过程，如果中国的转轨经济继续遵循“渐进主义”和“增量”式改革方式，那么增长的问题将是怎样避免过度依赖持续的工业化过程。
南京大学洪银兴教授对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单纯的比较优势不一定能成为竞争优势，凡是强调劳动与资源优势的地区，一定是经济落后地区，在产业结构方面突出资源密集型结构一定是缺乏竞争力的结构。我国要在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实现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转化的途径包括引入国外先进生产因素创造竞争优势，产业升级创造产业结构竞争优势。
赖平耀还从增长理论的角度重新解释了中国最近20年来的经济增长，他认为最近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
德国杜伊斯堡大学托勃（M.Taube ）教授在经济理论和经验证据的分析基础上，提出中国西部引进FDI的可行性发展战略。他认为， 外国直接投资（FDI）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在近20年来，中国已逐渐地放松了FDI政策体制，减少了FDI约束和壁垒，改善了整体投资环境，同时由于中国具有潜在的巨大的快速增长的国内市场，相对高的教育水平和低成本的劳动力，使得中国成为FDI 最具吸引力的地区。FDI在中国经济中将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 对于中国内陆的广大地区来说，同时大幅度提高整体吸引FDI的水平是不可能的，FDI在区域间的分配极不平均。中国相对繁荣的东南沿海吸引了大量的FDI投资，而相对落后的中西部丧失了很多机会，为增强竞争力，中西部必须解决管理、基础设施和就业问题。要在短期内促进FDI 在这些区域的投资，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提高教育、创造激励、改善环境和防止人才流失。一旦这些区域吸引FDI的能力增强， 将有助于国内创造一个与国际一样的商业环境，获取最大的利润。
复旦大学陆德明教授对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后发优势与先发优势进行了比较研究。（1）比较优势存在不足， 是一国在发展初期的战略；竞争优势包括成本价格竞争优势和技术品质竞争优势，没有超越比较优势的框架，它是后工业化战略转换。（2 ）发达国家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创新，是一种先发优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方式包括引进、学习和模仿，是一种后发优势，利用后发优势可以实现爆发性增长。由于后发优势具有报酬递减规律，因此必须与比较优势相结合，实施跳跃式发展战略。（3）发展中国家应根据不同的时期，选择不同的战略或战略组合，包括：领先战略、跟进战略、追赶战略、转换战略和跳跃战略。
武汉大学郭熙保教授对后发优势理论的发展脉络、主要观点及表现形式进行了系统梳理，深入分析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的区别与联系，指出后发优势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可以依赖的主要优势。当前比较优势战略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三个方面：（1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收益不能长期化；（2）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不能够自动、 自发地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3 ）比较优势战略不能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战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后发优势而不是比较优势，后发优势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可以依赖的主要优势，后发优势战略是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追赶的有效战略，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的作用。
华中科技大学徐长生教授根据最近二、三十年来拉美和东亚一些国家在实现了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后，增长出现长期中断或停滞这一事实，发现金融危机等短期性冲击对一国的经济增长路径具有长期、持久的负面影响。因此，传统的宏观经济学中经济长期增长不受短期波动影响即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周期理论无关的命题是值得怀疑的。他从理论上考察了短期冲击影响长期增长的可能机制，包括总需求不足的长期化，财政、金融、货币危机使储蓄——投资转换渠道长期受阻，以及对短期冲击所作出的政策反应、制度改革和技术创新等；从经验上指出了一些典型的短期冲击案例，如上个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的“大萧条”、70年代的石油危机、80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的毁灭、80年代以来的拉美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及90年代初俄罗斯等国家的“休克疗法”。从以上论证可以得出的政策结论是：必须预防和阻止短期冲击的发生，特别是防止财政危机、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出现、蔓延对长期趋势的干扰和破坏。
四、政府在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中的作用
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杨再平教授对市场经济的性质作了深入的分析。他把市场经济区分为官本位市场经济和民本位市场经济。他指出，官本位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官权支配产权，官场规则决定市场竞争，官僚机构主导资源配置；而民本位市场经济则相反，官权不是支配产权，而是维护产权，市场竞争由市场规则决定，资源配置由民间机构的经济行为决定。他认为，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还是官本位市场经济，而不是真正的民本位市场经济。这种官本位市场经济实质上只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情形。这种市场经济面临着极大的风险，现实经济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这种市场经济形态。实际上，经济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真正的民本位市场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杨瑞龙教授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的改革进程，探讨了地方政府在我国市场化进程中的功能。制度变迁如何刺激经济增长？根据诺斯的产权理论，激进式改革能完全打破旧体制、建立私有制、改变生产函数，因而优于渐进式改革。但是实践证明前苏联、东欧实行的“休克疗法”、“一揽子改革”等激进式改革方案是失败的。中国并未采取激进式改革，而是推行渐进式改革，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进行增量改革、存量不变和价格双轨制，为何能保持经济长期增长？原因在于中国地方政府起到很大的作用。在政治目标不变的情况下，中央政府行政权力先下放到地方政府再下放到企业，使行政放权形成激励机制促进经济增长。80年代实行“财政分灶”体制改革，在原有政治构架内构建财政包干体制，地方政府行为目标发生了变化，追求预算规模最大化，追求本地经济发展最大化，追求垄断租金最大化和产权关系明晰化。而且地方政府官员实际上扮演着企业家的职能，可以把他们叫做政治企业家。因此，企业之间竞争表现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地方政府为发展地方经济必须实行产权保护，这样就有助于产权改革，推动地方经济和国民经济增长。
武汉大学邹薇教授考察了公共支出、调整成本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她指出，由于在公共支出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调整成本”，削弱了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考察进一步说明，自1980年以来，中国财政收入与支出占GDP的比重下降， 中央财权相对于地方政府逐步削减及预算外支出比重不断上升，表明围绕公共支出的调整成本上升了，对经济增长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这就是我国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缺乏拉力的主要原因，所以必须增强公共支出的透明度，减少公共支出的调整成本，才能提高公共支出效率，使之更有效地拉动经济增长。
五、其他问题
日本札幌大学汪志平教授介绍了90年代以来日本在技术创新、技术转移以及产学研体制方面的最新动态。国务院研究室宋宁司长对中国当前经济增长的原因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清晰的分析。华中师范大学曹阳教授对中国目前信用失范问题进行了区分和剖析。武汉大学江春教授就产权改革、人民币汇率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标签：发展经济学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比较优势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后发优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