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人口蠡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人口是组成社会的要素，历史活动的主要对象。然而辽史研究中，其总体人口仍然是个争议较大的问题。先贤时人种种说法，尽管出现很大的差距，但毕竟立下开途示辙之功劳。笔者鉴于对其研究中的某些经验教训，首先确定两个重要前提：辽政权有效管辖的空间；在辽朝218年间确定蠡测人口的标准时间。然后将人口按民族划成五大部分，以主要的民族、部族等共同体为单位逐一蠡测。在这一过程中，立足于探幽求隐，微观钩沉；继之，综合考校，宏观鸟瞰。努力沟通民族、民俗、地理、军事、人口诸畛域的理论和史料，从而求索1114年和1000年两个标准时间的总体人口。同时指出，该皇朝人口的民族构成之基本特点，这个特点，明显制约一系列政策。
辽朝总体人口，至今仍然不清。由此严重制约一些相关问题的深入。就目前而言，已成为辽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深入研究这个课题，具有一定意义。它既是历史学、经济学、人口学的重要内容，又是辽史、社会史、民族关系史不容忽视的部分。不仅可以展示这一时期有关人口的一系列问题，进而探索其发展规律，而且从中不难看到人口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各种关系。笔者不避粗陋之嫌，愿就这个课题表示几点意见。因水平所限，资料奇缺，不妥之处一定很多，恳请读者批评指正，不胜感谢。
一、人口蠡测中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辽史·地理志》提供的人口数字，确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也应看到许多不足：不仅严重地残缺不全，而且又没注明年代。同时，个别数字还令人怀疑。如将这些数字相加的总数作为辽代总体人口，显然是错误的。至少是只求取部分，而忽略整体。《辽史·地理志》在人口方面的许多不足，说明撰修者元朝人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近几十年来，许多学者多方努力，试图考索之。下面是几个典型性的结论：
魏特夫格和冯家升提出，户76万，人口380万。
袁震认为，其人口在“230～290万之间”。
王育民考证，“不会少于150万户”，“约900万人左右”。[1]
这些作者的辛勤劳动，功不可没，起码开拓了我们的视野。然而哪一家的说法正确呢？为何相差如此悬殊，甚至出现2～3倍的差距呢？主要是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不一，计算的方式方法有别。
为了合理地求索辽代总体人口，鉴于已往的经验教训，应当明确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明确辽朝的地域范围即空间
辽朝疆域，“东至于海”。这个“海”，无疑是指今渤海、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金山，当指通过今俄罗斯南，哈萨克东，蒙古国西和中国新疆之北的阿尔泰山。“流沙”，系准噶尔地区的流动性沙漠。北达辖戛斯、斡朗改，当包括今贝加尔湖。南抵白沟河即今拒马河。“幅员万里”[2]。这个范围内，均是辽政权的有效管辖区，其中的人口，毫无例外的都是辽政权的臣民，皆在辽朝总体人口之中。
上述辽朝的地域范围，本来是明确的。然而有人求索辽朝总体人口时，却只估算府州军县内的人口，即定居人口和某些半定居人口。从而忽略另一部分人口即非定居人口。非定居人口的绝大多数是游牧民和狩猎民，他们是以规模不等、人口不一的部为单位组成的。相当一部分是生活在没设府州军县的边远地区，另一部分虽然在府州军县内游牧、狩猎，但地区行政长官无权过问各部的内部事务。其实，他们也有户籍或变相户籍，只不过内容简单，由本部首领掌管之（辽朝户籍种类，有专文探讨，本文不赘述）。这是辽朝户籍的重要特点之一。需要指出，非定居人口的数量相当不少，几乎各道均有，特别是东京道北部、上京道北部、中京道和大漠南北。哪一部分的人口，都不该忽略。
（二）确定蠡测人口的标准时间
古今中外的人口，都要随着时间流驰而不断地变化，或增长或减少。辽朝218年中，其人口虽有波动，但增长趋势相当明显。基于此，像某些人那种提法，辽朝人口有×××万，即使准确，但并没摆脱笼统之嫌。因为没有言明，上述数字在辽朝218年中是哪个时间的人口。不确定标准时间，而一味求索其数字，甚至把相距100年乃至200年的人口数字，不加任何分析，简单加在一起，作为总体人口，这种做法，缺少科学性，不易提倡。所以颇需要确定个标准时间。天祚帝天庆四年（1114年）女真人树起反辽大旗，11年后即1125年金灭辽朝。笔者认为，辽金战争前夕即天庆四年（1114年）是辽朝人口发展的最高峰，同时其人口的各种特点明显化。不妨就以天庆四年（1114年）作为蠡测人口的标准时间。另外，根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意见，各国各民族应着重统计出历史上三个标准时间的人口数字。其中一个与辽朝有关即公元1000年，是时正是辽圣宗统和十八年。大体将这一年也作为估算辽朝人口的标准时间。之所以称作“大体”，系含有统和十八年（1000年）稍前或略后的意思。
下面，在辽朝疆域全方位之中，试图从民族构成的视角切入，求取两个标准时间的总体人口数字。
二、各族各部人口之蠡测
（一）契丹族人口
在辽朝218年中，契丹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均得到空前发展，可谓该民族的辉煌时代。契丹族充分利用这个时代所赋予的特殊地位，自身不断增加人口。战争也好，自然灾害也好，虽然一定程度上干扰人口增长的速度，但并没出现下降趋势。
辽太祖平息诸弟之乱后，马上推行“弥兵轻赋，专意于农”的政策，不久便出现“人口滋繁”的景象。[3]应历初年（其元年为951年），南院大王耶律挞烈“均赋役，劝耕稼，……户口丰殖。”[4]圣宗朝系辽政权鼎盛时代，全面出现“户口蕃息”的记载。[5]兴宗朝继续保持“两院户口殷庶”[6]的局面。上述史料从不同角度说明契丹族人口在辽朝218年中迅速蕃衍的事实，人口学称之自然增长。辽政权对人口增长采取提倡、奖励的政策，从而推动人口更大的增长。
太祖十八部中的后八部，系用契丹族人口和非契丹族人口的俘虏经混杂后设置的，直属辽政权，脱离原驻地。在契丹族与非契丹族俘虏的往来中，后者契丹化逐渐加深。契丹又是统治民族，政治、经济地位高于其它民族，于是他们很愿意以契丹族相称。将其看作契丹族也有一定道理。人口学称为机械增长。另外，圣宗三十四部中，稍瓦、曷术、撒里葛、窈爪、耨盌爪、讹仆括和特里特勉等部，大体亦属这种情况。[7]有辽一代，契丹人口的机械增长实是可观。
下面将契丹人口分几个方面进行估算。
1.太祖十八部（奚族除外）人口。五院部、六院部即北南大王院，均为势强人多的大部。两个部的三分之二驻牧“西南至后山八军八百里之内”，“控弦各万人”。[8]如一户有二兵，则各有5000户。这是大中祥符二年（1008年）前的情况。距标准时间即天庆四年（1114年）还有百余年的发展过程，是时，均可接近万户。两院部中另三分之一早在会同二年（939年）迁到乌古部地区，至标准时间天庆四年（1114年）也能达到万户。于是两地区的五院部、六院部至标准时间总有3万户。乙室是个大部，天庆四年（1114年）时以1.2万户计之。品、楮特、乌隗、涅剌、突吕不、突举六个部至天庆四年（1114年）均有400多年的历史，都以6000户计之不算过分。迭剌迭达部，辽政权建立前夕就有7000户，至天庆四年（1114年）还有200多年的历程，总能达到1.2万户。乌古涅剌和图鲁二部，神册六年（921年）合为6000户，天庆四年（1114年）可超过万户。突吕不室韦、涅剌拏古、乙室奥隗、楮特奥隗和品达鲁虢五个部，合以3万户计之不算多。于是天庆四年（1114年）太祖十八部（奚除外）总有13万户。正常情况下，北方民族由于游牧经济制约，家庭结构较简单，每户以5人计之较稳妥。13万户当有65万人。这是契丹人口的主要部分。
2.辽内四部族人口。横帐三父房、国舅拔里乙室己、国舅别部和遥辇九帐，合称辽内四部族。这些龙子凤孙均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娶妻纳妾不受限制，故人口蕃衍特别快。如国舅帐拔里少父房萧陶隗一家，仅经三代，五六十年，就由一家发展成二十多家。《辽史》的《皇子表》、《皇族表》和《外戚表》，犹如皇族、后族的谱牒，可充分反映其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我国历史人口再生产的总规律，体现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特点。然而辽内四部族与其它朝代皇族一样，人口再生产的总规律，均有更高的出生率、较低的死亡率和较高的自然增长率，表现了人口增长的阶级性。天庆四年（1114年）时，辽内四部族总有1万户，5万人。
3.宫卫人口。宫卫即斡鲁朵，简称宫，辽代特殊机构。每个皇帝即位都要“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崩则扈从后妃宫帐，以奉陵寝。”[9]九帝各一宫，摄政较久的两位太后，权位突出的一位亲王也各置一宫。又为特别宠遇的大宰相置类似宫卫的府。计十二宫一府。“析部族”时，契丹族也在被析之内。户口自成体系，由各宫卫直接管理。其中，正户就是由契丹人组成。
《辽史·营卫志》中，各宫卫户数的统计时间不清，又多次变动。对此，不易也勿需具体考证。故均作为标准时间即天庆四年（1114年）的统计数字。按固定计算法，8.1万户，可有40.5万人。（见下表）从人口角度言之，与国家编户同，只是依附对象有别。
辽代宫卫中的契丹户数一览表
名 称 设置者户 数
弘义宫 太祖 8000
永兴宫 太宗 3000
积庆宫 世宗 5000
长宁宫 应天太后 7000
延昌宫 穆宗 1000
彰愍宫 景宗 8000
崇德宫 承天太后 6000
兴圣宫 圣宗 10000
延庆宫 兴宗 7000
太和宫 道宗 10000
永昌宫 天祚帝8000
敦睦宫 孝文皇太弟3000
文忠王府韩德让5000
十二宫一府81000
4.其它方面人口，分为五项估算。
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建镇州等边防城，“选诸部二万余充屯军”。据降宋的李信提供，齐王妃“领兵三万屯西鄙驴驹儿河”。[10]两条史料所记述的是一回事，只是屯兵数量有点差别。据此，漠北常驻的军队中有不少契丹人。此外，还有些契丹流放户。天庆四年（1114年）这里的契丹族总有1万户，5万人。
著帐户、奴隶、亲王私甲、亲兵和投下州中的契丹人，还有汉人契丹化者等，天庆四年（1114年）总有2万户，10万人。
圣宗三十四部中，稍瓦、曷术、特里特勉、撒里葛、窈爪、耨盌爪、讹化括七个部，不同程度契丹化；还有在其它部中零星的契丹人，也不该漏略。至天庆四年（1114年），可接近8000户，4万人。
早在阿保机建国前，就组织一支精悍军队，称腹心部。建国后，其编制迅速扩大。太宗时，三万精甲是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皮室军或护驾亲军相称。[11]绝大多数来自契丹人。这支军队一直保持到辽晚期。他们至少来自1.5万个家庭。
约兴宗朝，将1.6万帐（帐即户）契丹人徙往西域，驻喀喇汗王朝与辽交界处。[12]天庆四年（1114年）时，可接近2万户，10万人。
其它方面契丹人，为上述五项之和，约7.3万户，36.5万人。
契丹奉佛，剃度受戒的僧尼离家住庙宇寺庵。这种人，不能以户计。
天庆四年（1114年）契丹人口，当是前文四大部分之合计，29.4万户，147万人。再加上僧尼等，可接近150万人。
（二）汉族人口
为计算方便，特将辽朝汉族人口分为两大部分：南京、西京两道的汉族人口和东北地区汉族人口。前者，《辽史·地理志》提供许多可信资料，但某些具体问题还需要分析和落实。后者，颇需要一番考索。
1.南京西京两道的汉族人口
据《辽史·地理志（四）》，析京府（亦称燕京府）“统州六，县十一”，并各州均有户口数字。经统计为219000户。但是，这个数字到底反映辽代哪个时间的户口呢？可以肯定，不是拙文选定的标准时间。因为这个时间，燕京府已不是“六州十一县”，而是“六州二十四县”。北宋使者赵良嗣与金朝代表谈判中，双方多次使用燕京“六州二十四县”一语。[13]县级建置增加一倍还多，标志人口大发展。基此，天庆四年（1114年）燕京六州二十四县的户口必然超过《地理志》提供的数字。那么到底是多少呢？《契丹国志·四京本末》南京条回答了这个问题：“燕京析京府户口三十万”。据前后文内容可理解为，燕京府所辖各州县为30万户。该书南京条的史料，甚至语句的绝大部分是来自许亢宗《奉使金国行程录》，所记事正是辽朝灭亡前夕。故“户口三十万”，当反应天庆四年（1114年）燕京六州二十四县的户口数量。还有个事实应注意，南京道除燕京府所辖州县外，还包括平州。平州辖三个县和两个县级州。据《辽史·地理志（四）》平州条，有户2.8万。至标准时间即天庆四年（1114年），必然有所增加，以3万户表示较稳妥。于是天庆四年（1114年），南京道有户33万，每户按5人计，则有人口165万。
西京道有府1，州和州级军11，县和县级州34。在这45个州军县的行政建置中，注明户口数字的仅31个，合计16.22万户。剩下14个州军县未标明户口，而且难以考索。
另外，31个州军县虽标明户口数字，但统计这些数字的时间并不一致：有的属于辽朝初期；有些，也是大多数，当是辽朝中期和晚期。同时，还有个情况应当提出，经过考证，即使某些州军县标明了户口数，也与事实相差甚远。如丰州天德军富民县，无论辽代哪个时期，也不会只有1200户。从丰州城面积、城内街道密集程度、万部华严经塔的壮观宏伟，还有西南部招讨使的设治等情况，都可以证明1200户是有很大差距的。
根据上述种种因素，不应将西京道户口简单视为16.22万户，但这个数字作为参考还有一定的价值。天庆四年（1114年），西京道总有18万户，约90万人。
南京、西京两道人口，在选定的标准时间，当是51万户，255万人。大体都是汉人和汉化较深的北方民族。
2.东北地区的汉族人口
10世纪初，契丹崛起于北方，并建立强大的辽政权。与此同时，南部中原地区进入割据、战乱之秋。在这种情况下，引起中原汉族人口大规模北上，来到辽朝辖区。这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的。其一，辽政权利用战争方式，不断掠夺人口，有时掠夺的数量相当大。对这些人口，辽政权予以适当安置。其二，鉴于南部的混战、割据和残酷的剥削、压迫，人们纷纷北上，进入辽朝，以求新的生活环境。人口北上的这两种方式，一直持续到统和二十三年（1005年）澶渊结盟时方停止。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掠夺多少？投靠多少？至今难以准确估算。因为多数掠夺人口的战争，没有标明数字；投靠来的人口，除个别几次外，均零零散散。
有的学者，将《辽史·地理志》提供东北地区府州军县汉族人口数据相加，竟然作为这里汉族人口之总数。这种做法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因为与东北相关的三个道，除上京道的府州军县人口数字较完整外，其余道的人口均缺额太多。如东京道州军县城87个中，66个没有人口数字。中京全道40个州县中，唯有高州三韩县标明人口数字。利用这些残缺不全的数字，何以能窥其全貌！
然而并非毫无线索可寻。
《契丹国志》载，应历二年（952年）十月，“辽瀛、莫、幽州大水，流民入塞（后周与辽的边界塞障）者四十万口，……。中国民（中原人）被掠得归者什五六。”这条史料，来自《旧五代史·周太祖纪（三）》，《资治通鉴》亦有相同的记载。需要指出，南下归后周的“四十万口”不见得都是被掠去的。因为辽从中原掠夺的人口绝大多数都安置在东北地区，而不是瀛莫幽三州。从这三州南下归后周的人口，基本是土著。但是，40万，从数量上看，占被掠人口“什之五六”还是事实。既然如此，那么北上的汉族人口总有七八十万，其中包括主动北上投靠者。这七八十万汉族人口中，足有60万住在东北地区。
还有条史料可以佐证。曾在辽朝为官，后来投降北宋，并担任重要职务的宋琪于端拱二年（989年）上疏宋太宗，其中提到，自阿保机至今，掠中原人口“极多”，他们与原渤海人等分布在广大的辽海地区，“编户数十万，耕垦千余里”。[14]“数十万”户是个含混数字，不妨以25万户计之。需要指出，这25万户中还有许多渤海人和汉化颇深的其他民族。除去这部分外，汉族至少有12万户。与前文所考证的60万人口相符合。天庆四年（1114年），总能发展到75万人。
辽代天庆四年（1114年）汉族人口，应是当时南京、西京两道汉族人口与东北地区汉族人口之合计，即255万+75万＝330万。
（三）女真人口
辽代女真，大体分为熟女真和生女真两大部分。“居混同江之南者，谓之熟女真。”[15]熟女真是由许多部组成。下面对其主要部的人口进行蠡测。
合苏款。“阿保机虑女真为患，乃诱其强宗大姓数千户移置辽阳之南，以分其势，使其不相通。……名曰合苏款。”[16]“数千户”，笼统，以4000户计之较稳妥。非常明显，上述史料所载之事是辽初的情况。该部构成较复杂，除女真“强宗大姓”外，还有“诸宫及横帐大族”的女真奴隶及高丽归辽者等七部。[17]天庆四年（1114年）总有7000户。
北女真。金初，完颜娄室“进兵咸州，克之。诸部相继来降，获辽北女直系籍之户。”金斡鲁古勃堇与辽兵战于“咸州西，……与娄室克咸州。陁满忽吐以所部降于斡鲁古，邻部户七千亦来归。”[18]上述两条史料是从不同角度记载同一件事，即娄室、斡鲁古率金军攻占咸州，北女真首领陁满忽吐率7000户降金。这正是天庆四年（1114年）略后的事情，是时，北女真人口当是7000户。
鸭绿江女真。辽上京“东南至五节度熟女真部族。共一万余户……。其地南北七百余里，东西四百余里。”[19]据孙进己等人考证，五节度熟女真就是鸭绿江女真。[20]从上述史料得知，该部有1万余户。就该史料前后文判断，基本属辽晚期情况，与标准时间符合。
长白山女真，亦称三十部女真。这是熟女真中较大的部。据冯继钦先生的考证，该部不少于2万户。[21]辽政权对该部战争中获得不少俘虏，移居它方；又分出部分户口组成新部，如移典部等。长白山女真从多方面受到辽政权限制，发展较慢，又陆续分出不少。故天庆四年（1114年）也只能维持原有户数即2万。
乙典女真，亦写作移典女真。大定十七年（1177年）五月有司奏：“咸平府路一千六百余户，自陈皆长白山星显、禅春河女真人，辽时签为猎户，移居于此，号移典部。”[22]回溯到63年前即天庆四年（1114年），乙典女真总不能少于1000户。
南女真。太平九年（1029年）渤海大延琳举兵反辽。参加者除以辽阳为中心的渤海人外，“南、北女直皆从延琳”，约“七万余户”卷入这场斗争。[23]以辽阳为中心地区是渤海人集中居住区，约5万户。北女真，由前文考证得知约7000户。从7万户中减掉渤海5万户，北女真7000户，剩下的1.3万户大体属于南女真。天庆四年（1114年）总能达到1.5万户。
此外，熟女真中，还有黄龙府女真、顺化国女真、女真回跋部和女真奥衍部等，其中，前三个都是女真中较大的部。至天庆四年（1114年），这些部的女真人总有2万户。
上述所及熟女真各部共约8万户，每户以5人计，则为40万人。
生女真在“混同江（今第二松花江）之东，长白山鸭绿水之源”，即今第二松花江之东，长白山之北。“地方千余里，户口十余万”。[24]生女真亦分为许多部，小者千户，大者数千户，自推雄豪为酋长。向辽朝称臣纳贡，系辽朝有效管辖区内的臣民。既然“户口十余万”，那么以前面计算方法，则有50万人。
女真总人口，当是熟女真人口加上生女真人口：8万户+10万户＝18万户，90万人。
（四）渤海奚五国铁利兀惹吐浑高丽等人口
天显二年（926年）辽灭渤海国，渤海人去向有三：其一，投高丽。高丽虽为辽朝附属，然而是个独立性政权，其人口不该算在辽朝之内。与拙文无关。其二，留居原地。在新的形势下，相当部分渤海人以女真相称。蠡测女真人口时，已包括在其内。其三，大部分渤海人被迫南下西进，散居今辽东、辽西和赤峰等地区。据王承礼先生统计，“约九万四千余户，如一户以五人计，则有四十七万余人。”[25]王先生的估算，至今仍为包括笔者在内的众人所认同。但需要指出，这是辽朝初年的渤海人口。经200年才是拙文计算人口的标准时间即天庆四年（1114年）。按正常情况，渤海人口应有相当的增长；但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在两个世纪时间里，许多渤海人的汉化不断加深，进而加入汉族共同体。于是在人口自然增长的同时，出现机械减少。故天庆四年（1114年）时，不易把渤海人估算过多。但总有11万户，55万人。
奚。唐朝末年奚族人口，粗略估算，约10万户，50万人。[26]然而唐末辽初的30多年中，契丹对奚连续发动六次战争，奚族人口大量被俘虏。如阿保机父亲撒剌的对奚族的一次战争就俘获7000户。被俘虏的奚人逐渐契丹化，参入契丹共同体。[27]前文蠡测契丹人口时，已算在其内。同时，奚人为辽政权长年征战，大量死亡。在上述各种因素制约下，奚族人口不是迅速增加，而是逐渐减少。那么，奚族人口到底有多呢？广顺元年（951年）辽遣：“萧羽厥将奚、契丹五万”骑南下打击后周。[28]显然是以奚为主力，可按4万计之。一般情况下，4万奚族军当来自4万户。这是奚族的绝大部分，而不是全部。天庆四年（1114年），奚族总能有5万户，25万人。
五国部。这是由剖阿里、盆奴里、奥里来、越里笃、越里吉五个部构成的松散联合体。从辽上京“东北至……阿里眉国、破骨鲁国等国。每国各有一万余户。”[29]上引文中的阿里眉，当是五国中的奥里米；破骨鲁，系五国部的盆奴里。各有“万余户”。其余三个部，也可用“万余户”计之。于是五国部则有5万户，25万人。
铁利。唐代黑水靺鞨中独立冠名的部。后来属渤海国，并建铁利府，下领六个州。渤海国灭亡后，有些铁利人随同渤海人南迁，建州县以置之。其中，永州义丰县，户1500；广州，原称铁利州，用铁利人置。张泰湘先生认为，归州也是用铁利人建置的。[30]又辽兴宗以铁利人置祥州，特以该州人组建一支黄龙府铁利军，显然该州的人口是不少的。当然绝大多数铁利人仍在原处，由铁利国王府管辖。在原地及南下建州县的铁利人口，至天庆四年（1114年）总不会少于1万户，5万人。
兀惹。又写作乌惹、兀者、屋惹等。系黑龙江地区较活跃的部族。《契丹国志》卷二二《四至邻国地理远近》载，上京“东北至屋惹国、阿眉里国……。每国各有一万余户。”其中，屋惹国，就是兀惹。1万余户，据上述史料前后文判断，当是辽晚期情况。与估算人口的标准时间吻合。然而在此百多年前即统和十七年（999年），部分兀惹人南迁鸭子河与混同江之间，置宾州。[31]天庆四年（1114年）整个兀惹人总能有1.1万户，5.5万人。
吐浑，亦写作吐谷浑。早在908年吐浑人就在辽政权辖区内活动。对未附吐浑，多次战争，均有俘虏。仅辽初述鲁所俘，并置于祖州越王城者竟有500户。会同三年（940年），后晋索并、镇、忻、代四州叶浑人还辽者，约千余户。保宁九年（977年），北宋交还“叛入太原”的吐浑400户。此外，还有陆续降辽者。虽然辽朝吐浑人有些南逃，但天庆四年（1114年）总不会少于3000户，1.5万人。
高丽。开泰六年（1017年）圣宗伐高丽，俘五千户，建高州三韩县置之。[32]此外，辽阳地区、黄龙府东南等还有些高丽人口。天庆四年（1114年），可达7000户，3.5万人。
另外，鼻古德、室韦、党项等部族人口，在天庆四年（1114年），至少也有1万户，5万人。于是统计人口的标准时间，即天庆四年（1114年）时，渤海、奚、五国部、铁利、兀惹、吐浑，高丽等共同体，共有25.1万户，125.5万人，为了方便，就以125万计之。
（五）大漠南北各族各部人口
所谓大漠南北，是以蒙古高原为主的习惯性说法。辽代，这里生活着难以数计的部落、部落联盟和部族等不同形式的共同体。有关其人口资料奇缺、零散，又踳驳相违。统计其人口，感到格外困难。下面仅就其主要共同体进行蠡测。
1.茶札剌部。《辽史》常写作茶赤剌部，又统称作阻卜。据考证，当是《蒙古秘史》、《史集》、《元史》中的札剌亦儿部。辽朝中前期，这是个相当庞大而又活跃的共同体。“共有七十古列延”。当时，“将环列的一千帐幕，算作一古列延”。如此，该部“共有7万帐幕”，即7万户。约11世纪80年代，经怯绿连河之战，茶札剌部被辽政权打垮。据《史集》，绝大多数人被杀。[33]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后来，随着形势发展，该部部众纷纷加入其他部族。辽天庆四年（1114年），总有2万户，10万人。
2.克列部。据考证，当是《辽史》中的北阻卜。[34]这点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1009年中亚马鲁城摄斯托里教（景教）主教写信给报答教长约翰六世，信中透露，1007—1009年间，20万克列人和他们的汗接受该教洗礼。[35]由此得知，是时该部至少有20万人，应当分布在4万户之中。100多年后，才是天庆四年（1114年）。此际，克列部应有5万户，25万人。无怪该部能够常常执漠北政治形势之牛耳。[36]
3.乌古敌烈部。辽代，这两个部常常联系在一起。他们驻牧漠北东部和今呼伦贝尔草原。辽金统以阻卜、阻
相称。《蒙古秘史》、《史集》等的塔塔儿应与乌古敌烈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至少塔塔儿中的主要部分来自乌古敌烈。12世纪末，塔塔儿有7万户，[37]80多年前当是天庆四年（1114年），乌古敌烈部总有5万户，25万人。
4.蒙古本部。《辽史》写作萌古国或远萌古国，《契丹国志》称蒙古里国。它是阻卜的重要部分，相当强大的共同体。12世纪末，帖木真和札木合各为一方进行一场战争，史称十三翼之战。札木合投入“三万骑兵”，几乎均来自蒙古本部。帖木真在仓卒间也组织“三万人”迎战。[38]大体也来自蒙古本部。就是说十三翼之战中双方投入6万人基本均来自蒙古本部。如一户一兵，则分别来自6万户。需要指出，这些尚不是蒙古本部的总户数。80多年前，当是拙文选定的标准时间。故天庆四年（1114年）蒙古本部人口总不会少于5万户，25万人。
5.梅里急部。《辽史》又写作密儿纪部，《元史》、《秘史》和《史集》等写作蔑儿乞部。辽代，它是驻牧在今色楞格河流域的大部。道宗朝，参加磨古斯领导的阻卜各部大起义。他拥有“一支人数众多，非常好战的强大军队。”[39]天庆四年（1114年），总不能少于2万户，10万人。
6.粘八葛部。这个名词，三见于《辽史》。法国著名学者伯希和认为，他是后来的乃蛮部。据考证，粘八葛当是辽代西北阻卜。该部驻牧地区广大，自然条件较好，是个强大的部落联盟。《蒙古秘史》亦载，乃蛮“国大民众”。[40]其人口到底有多少？大定十五年（1175年）粘拔恩君长“率康里部长孛古及户三万余求内附”。[41]引文中的粘拔恩系乃蛮的不同汉字记音。从这件事情前后情况判定，3万余户均属乃蛮人。半个多世纪之前，当是标准时间，至少有2万户，10万人。
7.阴山室韦。据考证，《辽史·天祚纪（四）》中的阴山室韦，即《东都事略》、《亡辽录》中的“阴山达旦”。辽代，它是西阻卜的主要部分，还常以“术不姑”相称。[42]保大四年（1114年），天祚帝得到“阴山鞑靼毛褐室韦三万骑助之”，故非常高兴地说，辽朝“中兴有望”。[43]这种情况下的3万骑兵，当来自3万个家庭。由此判定，阴山室韦至少有3万户，15万人。这个时间，与天庆四年（1114年）相差十年，完全可作为标准时间的人口。
8.其他部族。斡朗改、辖戛斯、翁吉剌等重要部族，总有5万户，25万人。
大漠南北的人口，当是上述各族各部之合计：29万户，145万人。除个别外，都是蒙古民族的先世。根据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在这个偌大空间，维持145万人的正常生活，还是绰绰有余的。
三、结束语
天庆四年（1114年），辽朝总体人口，当是前文五大部分人口之合计即840万（见下表）。统和十八年（1000年）的人口，勿需再一一求索，使用人口统计学中复利公式：P[,n]=P[,o](1+r)就可计算出来。一般情况下，人口纯增殖率为3‰，从天庆四年（1114年）回溯到公元1000年即统和十八年，需经历114年。在此期间，人口纯增总有240万，则公元1000年时的辽朝总体人口，当为600万左右。
天庆四年（1114年）辽朝总体人口一览表
各部族名称人口数量比重%
契丹150万
18
汉 330万
39
女真 90万
11
渤海奚五国部等 125万
15
大漠南北各族各部145万
17
合计840万 100
先人留给我们有关人口的资料，不是早于标准时间，就是晚于标准时间。如时间差距不大，尚可。一旦时间差距较大，为了准确，最好利用复利公式P[,n]=P[,o](1+r)运算。其中，P[,o]为基年人口数，r为纯增长率，于是就可算出第二年人口数P[,n]。如距1114年为100年，则需要计算100次，太复杂了。为方便起见，拙文一律省略运算过程，进行大体估算。纯增长率，各民族不尽相同。作为统治民族契丹，特别是其中的贵族如辽内四部族，就相当高，甚至高达2%～3%。渤海、女真某些部就相当低，甚至低于1‰～2‰。在这里，只能根据辽政权的不同政策而辨别纯增率的高低。
契丹人口虽然不是多数（系总体人口18%），但却是统治民族，占据主体地位。汉族人口虽然是多数（占总体人口39%），然而是被统治民族。女真人口是少数（占总体人口11%），但从整体形势言，却充满希望和未来，而且其能量的发挥、释放，已迫在眉睫。辽朝人口民族构成的重要特点，当是以契丹人口为主体，汉族人口为多数，其他民族部族人口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个特点严重制约该政权一系列政策，如双轨官制、重视农业、尊孔崇儒、契奚联盟、分而治之女真人、不断调整民族关系、加强经略燕云地区和努力开发漠北等。
在辽朝疆域全方位之中，以构成辽朝人口的主要民族、部族为单位，逐一进行蠡测，然后再求索其总体人口。这种方式和原则，如果运用得当，可减少遗漏和重复等。较能接近事实。之所以强调辽朝疆域的全方位，是为了正确理解该政权全面、有效的管辖范围，不可忽略任何部分的人口。然而笔者深知，上述蠡测的方法和许多结论，因受史料和水平的限制，仍带有某些主观性，故不够准确，也不可能准确，只能说是大体上的情况。至于辽朝的户籍情况，人口分布、迁徙、变动等，另有专文探讨。
注释：
[1] 魏特夫格(K·A·Wittfogel)、冯家升：《辽代中国社会史》第五表《辽国人口》；袁震：《宋代人口》，载《历史研究》，1957(3)；王育民：《辽朝人口考》，载《辽金史论集》，文津出版社，1991。
[2] 《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
[3] 《辽史》卷五九《食货志（上）》。
[4] 《辽史》卷七二《挞烈传》。
[5] 《辽史》卷三三《营卫志（下）》。
[6] 《辽史》卷九六《耶律仁先传》。
[7] 参见拙文《试论辽朝直辖奚族诸部营——兼论奚人契丹化问题》，载《东北地方史研究》，1988(3)。
[8] 路振：《乘轺录》，载《宋朝事实类苑》卷七七。
[9] 《辽史》卷三一《营卫志（上）》。
[10] 《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续通鉴长编》卷五五。
[11] 《辽史》卷三五《兵卫志（中）》；《辽史》卷四六《百官志（二）》；《宋史》卷二六四《宋琪传》。
[12] 伊本·阿西尔：《全史》卷一一，载《吉尔吉斯人和吉尔吉斯地区历史资料》第1辑。
[13] 〔北宋〕赵良嗣：《燕云奉使录》，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等有关部分。
[14] 《宋史》卷二六四《宋琪传》。
[15] 洪皓：《松漠纪闻》。
[16]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17] 《辽史》卷三三《营卫志（下）》；《金史》卷六六《胡十门传》。
[18] 《金史》卷七二《娄室传》；《金史》卷七一《斡鲁古勃堇传》。
[19] 《契丹国志》卷二二《四至邻国地理远近》。
[20] 孙进己等：《女真史》，59页，吉林文史出版社。
[21] 冯继钦：《辽代长白山三十部女真新探》，载《辽金史论集》，第3辑。
[22] 《金史》卷四六《食货志（一）》。
[23] 《辽史》卷一七《圣宗纪（八）》；《契丹国志》卷一五《萧孝穆传》。
[24] 参见《说郛》，引《北风扬沙录》。
[25] 王承礼：《渤海简史》，177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6] 见拙著《北方民族史研究（二）》，198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27] 见拙著《北方民族史研究（二）》，216页。
[28] 《通鉴》后周太祖广顺元年十月《纪》。
[29] 《契丹国志》卷二二《四至邻国地里远近》。
[30] 张泰湘：《铁利丛考》，载《东北考古研究（三）》，中州古籍出版社。
[31] 《辽史》卷三八《地理志（二）》。
[32] 《辽史》卷三九《地理志（三）》。
[33] 《史集》第1卷，第2分册，18～19页，商务印书馆，1983。
[34] 冯承钧：《辽金北边部族考》，载《辅仁学志》八卷一期。
[35] 〔法〕格鲁赛：《草原帝国》，214页，魏英邦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
[36] 参见拙文《蒙古族早期人口的若干问题探索》，载《黑龙江民族丛刊》，1994(4)。
[37] 《史集》第1卷，第1分册，164页。
[38] 《史集》第1卷，第2分册，111页；《蒙古秘史》，129节。
[39] 《史集》第1卷，第1分册，186页。
[40] 《蒙古秘史》，190节。
[41] 《金史》卷一二一《粘割韩奴传》。
[42] 参见拙文《术不姑考辨》，载《北方民族史研究（二）》。
[43] 《东都事略》卷一二四《附录（二）·辽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