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与公平关系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演变_劳动生产率论文

效率与公平关系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演变_劳动生产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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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根源于人类劳动实践。在劳动实践中,人们力争以较少的生产要素的投入获得较大的劳动效果,同时,通过各种规范、手段、制度去调整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使之趋于公平,这便产生了效率公平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如何?纵观近五百年的社会主义思想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的探索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尽相同。本文力图把握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演变的脉络,总结其中有益的思想,并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提出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粗浅的理解。

翻开三百多年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史,不难看到,几乎所有的空想家在构想未来社会时,无例外地把经济意义的公平放在人们社会地位的首位,探索并试图解决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

以莫尔·康帕内拉为代表的早期空想家所描绘的未来社会经济意义的公平,包括社会成员对一切社会资源和财产的平等占有权和使用权、平等的劳动义务和公平的分配结果。在描绘公平内容的过程中,早期空想家已直观地感觉到效率对分配结果公平的制约作用。他们认为,未来社会的劳动是“高效率”的劳动,社会成员每天只需工作六小时(甚至是四小时)。(注:吴易风:《空想社会主义》,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15页。)但是,由于空想家的眼光局限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唯心史观,因此均陷入“高效率”的劳动与实际产品匮乏、因而难以实现分配结果公平的认识矛盾之中。为了摆脱这一矛盾,早期空想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舍弃效率,单纯追求“共同富裕”的办法,这种“共同富裕”实际上只能是带有明显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色彩的低水平的“平均富裕”。

以摩莱里、巴贝夫等人为代表的中期空想家,在前辈思想的基础上,对经济意义的公平内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尽管他们还未明确区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但是他们已经认识到社会成员对生产资料的平等占有权是公平的立足点,并进一步肯定了平等的劳动参与权和平等的分配权是公平内容的组成部分。但是,囿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和小生产者的思想框框,这一时期的空想家无法认识公平的分配结果必须奠定在高效率的客观物质基础之上,因而难以找到实现分配结果公平的正确途径。因此,他们的认识最终必然重蹈早期空想家的覆辙。

进入19世纪后,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确立,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社会消费品较前代明显丰富。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为代表的晚期空想家,在吸收以往空想家合理思想的同时,依据当时的社会条件,对经济意义的公平有了较完整的理解:其一,社会成员对生产资料的平等占有权;其二,平等的劳动权;其三,平等的分配权;其四,分配结果的公平。在阐明未来社会经济意义公平同时,晚期空想家彻底抛弃了以往空想家在效率公平关系认识上的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纠正了他们舍弃效率、片面追求分配结果公平的错误,初步揭示了效率与公平的内在联系。圣西门主义者在提出“按能力计报酬,按工效定能力”(注:吴易风:《空想社会主义》,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244页。)的分配原则时, 已将劳动效率作为衡量个人对社会所做贡献大小并获得分配结果的尺度。欧文进一步认为,未来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有着利害关系。(注:转引自沃尔金:《论空想社会主义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357页。)一方面, 由于机器和科学发明的广泛使用,将使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产品如泉水般充分涌流,从而确保“普遍幸福”的结果公平的实现;另一方面,由于实现了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平等占有权,并“以简单而合理的平等和正义的原则管理社会”, (注:《欧文选集》,(下卷), 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2页。)因此,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约时间、劳动和“资本”,带来劳动生产的高效率。

可见,在经济意义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上,尽管晚期空想家的认识中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空想成分和局限性,但是,他们已初步认识到效率对结果公平的制约作用和社会成员拥有的平等权利对效率增长所起的促进作用。因此,晚期空想家的认识可谓达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顶峰,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效率与公平关系基本观点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

伴随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同样摆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面前。马恩在批判地吸收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从唯物史观出发,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经济意义公平与效率的内在统一关系。在马恩看来,社会主义经济意义公平是指社会成员对生产资料占有权和支配权的平等、参与劳动权的平等及按劳取酬的分配权的平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意义公平与效率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关系。具体来说,公有制的建立,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按劳分配原则的实行,取决于社会拥有的可分配的产品数量,而产品数量只能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及社会组织的进步逐步增加。所以,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实现社会成员经济意义公平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前提下,实现了社会成员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的平等权,参与劳动的平等权和分配的平等权,“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有的人为障碍,而且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明显的浪费和破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322页。)这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 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的先决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2页。)所以,社会成员对生产资料的平等占有权,平等的劳动参与权和平等的分配权,是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内在因素和必要条件。可见,在马恩看来,社会主义经济意义公平与效率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然而,应当看到,马恩得出的上述结论,是以社会主义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消灭了商品和货币,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为依托的,因而马恩只是从一般意义上阐明了社会主义经济意义公平与效率的内在统一关系,而未能深入探究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效率与公平能否统一的问题。

当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立之后,实践向人们提出了社会主义能否实现效率与公平统一的问题。列宁针对苏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现实,重申了马恩关于社会主义效率与公平内在统一的基本观点,同时,进一步探索了实现二者统一的基本途径。列宁认为,当生产资料转为公有财产后,一定会使社会生产力蓬勃发展。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上还不够完全成熟。还没有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因此,还不能采取单一的公有制形式,按分配原则本身还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而在“初级的社会主义”阶段,不能超越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人为地拉平劳动者收入差距,必须在“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保卫容许在事实上存在不平等‘资产阶级权利’”的同时,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来缩小这一差距。为此,列宁强调,“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注: 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必须把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根本任务提到首位。显然,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寻求实现效率与公平统一的途径时,列宁主要突出了效率对于公平的基础地位和作用。

毛泽东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为实现劳动人民世代梦寐以求的平等愿望,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领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针对我国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状况,毛泽东虽然认为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能够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增加社会财富,但是又始终担心按劳分配带来的劳动报酬的差别,会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甚至产生特权阶层。因此,在处理分配结果平等与效率增长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构建了一个公平分配优先、以“均富”求共富的经济发展目标模式,而且后来公平分配优先逐渐凌驾于经济增长之上。其实践结果,导致收入分配均等化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盛行。

综上可见,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建立,如何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既重视效率的提高,又兼顾公平。既承认贫富差距,又力争缩小差距,使效率与公平相互兼容、共同增进,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和必须解决的问题。在邓小平理论中,这个问题有了完整而准确的答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的前提下,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完整而准确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意义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内在统一关系,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我国现阶段乃至今后处理二者关系指明了正确的途径。

首先,邓小平的“改革论”,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具体来说,其一,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既是改革的前提,也是实现高效率的必要条件。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确立,决定了人们占有生产资料的平等关系,实现了经济意义的起点公平,同时消除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运行中的无政府状态,为实现社会资源有效配置和使用创造了前提条件,因此符合效率增长的客观需要;按劳分配原则的实施,不仅实现了劳动者分配权的平等,体现了公平原则,而且客观上承认劳动者天赋能力的差别,实现了“多劳多得”,因而能够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使效率提高,其二,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机会均等和公平竞争,既是改革的出发点,也是实现高效率的内在因素。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高效率的体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过程公平追求的是社会环境为经济主体施展自主活动能力和发挥创造才能提供均等的机会。各个经济主体在同一起跑线上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有利于激励人们充分发挥自身潜能,不断进取,促进效率的提高。因此,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中,效率与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具有内在统一关系。

其次,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揭示了社会主义效率与结果公平的内在统一性。邓小平认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中最根本的东西,“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主义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3页。)创造大大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然而,“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的现象。”(注:《邓小平文集》第3卷,第143页。)因此,“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容,也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意义的结果公平。从社会主义发展趋势看,在坚持社会主义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价值取向的基础上,通过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而共同富裕的结果公平则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目标和归宿。

邓小平不仅揭示了效率与公平的内在统一性,而且从我国现实出发,进一步分析说明了结果公平实现的过程性及其与效率之间的联系。邓小平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多种所有制结构并存所决定的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因此,必然造成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别和贫富差距。尽管现阶段这种贫富差距的存在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任其扩大,不仅会影响社会主义整体效率的提高,而且与“共同富裕”的结果公平相悖。因此,在现阶段应当把效率放在首位,在确保过程公平的基础上,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同时,应该努力将贫富差距控制在有利于促进效率提高,又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的合理限度内。为此,邓小平主张,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加快改革步伐,尽快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采取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尽量缩小贫富差距。

综上所述,邓小平揭示的社会主义效率与公平的内在统一关系,体现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表现为对生产资料占有权的平等与收入分配权的平等(即起点公平),是效率增长的必要条件,机会均等和公平竞争(即过程公平)是效率增长的内在因素;体现在社会主义发展趋势上,表现为高效率是实现结果公平的手段和前提,结果公平则是效率增长的目标和归宿。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把提高效率放在优先地位,同时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出发,通过必要的政策和措施,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对此,邓小平精辟地总结到:“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集》第3卷,第172页。)

根据邓小平的基本思想,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为我们正确把握和处理效率与公平关系提供了基本依据。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同时再次重申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纵观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演变,不难看出,对经济意义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完整认识,既是以以往的思想认识为前提,又是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不断总结的结果。通过对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空想的、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探析和社会主义实践对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拓展,我们认为,正确把握和处理效率与公平关系,应做到:一、完整地把握社会主义公平。应当明确,经济意义的公平包括起点公平(占有权、分配权的平等)、过程公平(机会均等和公平竞争)和结果公平(共同富裕)。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把效率放在首位。这既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也是最终实现结果公平的内在要求。三、在强调效率优先的同时,既要兼顾结果公平,也要兼顾过程公平。在强调效率优先,促进竞争、激发人的内在潜能发挥的同时,还应注重公平原则在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方面的激励功能,努力将贫富差距控制在既有利于促进效率提高、又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的合理限度内,从而在效率不断增长的基本上,努力缩小贫富差距,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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