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拉美、东亚经济发展特点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拉美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据世界银行发表的《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一书中的资料，1965—1990年，东亚8个经济实体（日本、香港、韩国、新加坡、 台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拉丁美洲将近快两倍，同时，收入分配也得到了改善，1960—1985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实际人均收入增加了4倍，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则增加了1倍多。拉美的贫困人口在90年代初却扩大至占该地区总人口的40%以上。为何东亚能实现经济腾飞，令世人刮目相看，而拉美却被甩在后面？这是个令人非常感兴趣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90年代前拉美与东亚经济发展中内部因素的几个主要方面的分析比较，来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
一、文化背景：东亚比拉美更能适应资本主义发展
东亚和拉美分属两个不同的文化圈。东亚属于儒教亚文化圈，而拉美则属于基督教亚文化圈，但拉美的基督教不是马克斯·韦伯所颂扬的新教，而是罗马天主教，是受韦伯指责的保守的旧教。新教倡导惜时、节俭、尽职、勤奋、自律和刻苦的伦理观念，告诫人们应该把积累起来的财富用于创造更多的财富，而拉美的天主教则更多的强调运气、英雄主义、地位和身份，缺少对工商业及其所依赖的道德品格应有的尊重。
拉美的文化传统是在16～18世纪殖民地时期奠定的。当时伴随着西班牙、葡萄牙对拉美的征服，天主教会也在这里建立起一个等级森严、组织严密的教会系统，通过各种途径向人们灌输保守、封闭的天主教思想；由于有大量印第安人和黑人可供奴役，殖民者可以不从事劳动而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出身、血统、种族和土地成为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准。人们普遍鄙视体力劳动和厌恶经商，不思开拓，缺乏创业精神；上流社会对悠闲舒适、奢侈派场的追求腐蚀了整个社会机体，以至追求娱乐和感官享受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民众喜欢长达几个星期的节日、斗鸡、比武、马术、化装游行、看斗牛、戏剧表演；上层阶级则沉溺于晚会和化装舞会之中。（注：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82—83页；阿·托雷斯·里奥塞科：《拉美文学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2—23页。）
独立后，虽然多数拉美国家都经历了民族文化主义运动，并不断受到西方现代文化思想的影响，但天主教宗教观、鄙视劳动不思开拓的价值观、偏重娱乐和感官享受的社会风气则没有得到彻底改造。时至今日，由于受天主教宿命论影响，不少拉美人缺乏主动性和创业精神，不相信有志者事竟成，而认为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如在90 年代初对拉美4国和美国的城市居民就工作态度问题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中，回答“努力工作无关紧要，它未必导致成功，成功更多要靠关系和运气”者，美国居民占12%，而墨西哥人占25%，智利人占29%，阿根廷人占30%，巴西人则更高达59%。（注：弗雷德里克·C ·特纳等：《拉美人民对经济和政府作用的价值观》，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6年第3期，第110页。）尽管拉美各国债务累累，但在拉美一些大城市中，餐饮业、娱乐业一派繁荣景象，到处歌舞升平，仿佛这些国家是非常富裕的。在特权阶层中，始终有一种模仿发达国家的过度消费倾向。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指出：如果剩余不断地被用于再生产积累，那会是一种俭朴的资本主义，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将其产值的1／3左右用到积累，这是日本高速发展的原因，而拉美则缺乏这种俭朴精神，存在一个特权消费阶层！（注：劳尔·普雷维什：《外国资本主义》，商务印务馆1990年版，第53—54页。）拉美的这种文化遗产显然是阻碍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与拉美相比，东亚国家（地区）深受儒教文化影响，特别在日本、亚洲“四小龙”，传统儒家的世俗伦理深入民间，构成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儒家倡导的吃苦耐劳、勤奋努力、节俭储蓄、敬业自律、德智教育、和谐团结、家庭主义等传统美德，都对东亚经济发展产生了有益的作用。如东南亚华人经济圈中的华人企业家，主要就是靠吃苦耐劳的素质，通过小本经营起家，最后争取到创业致富机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经济迅速发展，亚洲“四小龙”的储蓄额急剧上升，1987年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国民储蓄率分别为37%、40%、46.7%和30%。同时， 东亚的投资率亦很高。 世界银行1993年11月的一份报告中说，在过去的25年中，东亚的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略高于其他发展中地区，增加到比后者高出大约50%。在人力资源的投资方面，东亚亦给予高度重视。1965—1985年间，该地区中等和高等教育注册人数的增长率超过世界上任何地区，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成为“四小龙”迅速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经济转移的有效润滑剂。另外，儒家的敬业自律、和谐团结、家族主义（包括家族本位思想和家族伦理秩序）等对东亚国家（地区）有效的企业组织和企业管理产生了重要的正面影响，这在日本表现得尤为明显。
为什么儒家文化在东亚维持了数百年上千年，而该地区只是在近些时候才出现了突发的经济增长？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应该是，文化因素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它本身并不能带来经济成功，只有当它同新的制度框架（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政治体制）相结合时，才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二、发展战略：东亚比拉美更为外向化
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对旧有的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的沉重打击，拉美国家从30年代就开始试图通过进口替代来发展民族工业，减少对外国的依附。从50年代初起，对由原来少数国家零星地实行进口替代的局部措施发展到普遍采用进口替代战略来发展民族经济，并且进口替代的内容不断深化，不少国家从进口替代的第一阶段，即从一般工业消费品的进口替代转向进口替代的第二阶段，即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物的进口替代。到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第二阶段的进口替代又呈现出新的特点，即制成品的出口受到重视，各国日益把进口替代与促进出口、出口多样化等结合起来，但进口替代所固有的内向性保护并没有被放弃。
随着进口替代战略的深入推行，它的一些缺陷日益明显。首先，进口替代是以国内市场为主，拉美国家贫富不均严重，下层人民消费水平低，国内市场狭小，使这种工业模式难以为继。其次，这种战略过分依赖进口技术和设备、乃至原料和半成品。由于国际市场上能源和机器设备的价格上涨很快，造成拉美国家外贸和国际收支方面出现连年逆差。第三，进口替代是在关税保护主义措施下发展起来的，过度的保护主义措施使国内市场与外部竞争相隔离，减少了本国企业利用先进技术、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动力，因而其产品缺乏竞争力，不能参与国际竞争。第四，通过进口替代而建立起来的工业部门，大多是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并不能解决本地区日趋严重的失业和半失业问题。第五，这种战略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向制造业倾斜的投资政策导致农业长期缺乏足够的发展基金，过低的农产品价格、对农业实行过分严厉的税收政策和金融政策，限制了农业的再生产和发展。 1950 年与1982年相比，拉美农产品出口占世界的比重由21%降为14%，1970年～1980年，粮食进口年均增长率超过10%。此外，这种战略还由于大量进口而迅速增加债务负担，1960年～1969年，拉美国家的公共外债总额从72.89亿美元增加到186.89亿美元，年均增长11.2%，到1982 年外债总额上升至3335亿美元。
与拉美国家相比，东亚国家（地区）在50年代也经历了一般工业消费品的进口替代阶段，但这些国家（地区）的原材料资源和国内市场更为有限，于是从60年代初很快就过渡到出口替代初级阶段，即将那些原来供给国内市场的一般工业消费品用于出口。这种出口替代充分发挥了本地非熟练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也恰好迎合了当时发达国家对劳动密集型产品需求增长的机遇。到70年代，当工人实际工资开始上升，劳动力资源优势随之下降时，东亚国家（地区）又抓住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转向发展以熟练劳动力、密集的资本和技术为基础的制造业，生产既能替代进口、又可面向出口的资本品和耐用消费品，这是由高级商品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相结合的阶段，是任何发展中国家都希望达到的阶段。
从总体看，东亚国家（地区）的基本战略是出口导向型的。出口导向战略的优点在于：一是更能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它能促使工业生产突破国内市场狭小的局限性，使产品面向国际市场，充分发挥现有的技术手段。二是该战略更倾向于依靠市场机制来引导经济行为，避免直接的行政控制，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三是它迫使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这种高层次的竞争又会带来高水平的效益。四是它因鼓励扩大出口而能获得较多的外汇收入，从而为企业扩大再生产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由于拉美进口替代战略具有更多的内向性，而东亚国家（地区）的出口替代战略具有更多的外向性，前者有不少的缺陷，后者则有诸多的优点，因此，东亚发展战略的外向化不能不成为解释其发展成功的理由之一。
三、政府干预：东亚比拉美更为灵活有效
无论东亚还是拉美，政府都曾通过实际参与（国有企业）和多种政策手段对经济的诸多方面进行过调控，但由于它们对经济干预的着眼点不同，后果亦不同。
在拉美，多数国家在二战后采用了结构主义的政策主张，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为此，它们首先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通过国有化和国家投资建立了大量国营和半国营企业，并以法律形式规定，凡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生活起决定作用的一些产业，只能由国家经营，强化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如在70年代初，巴西国有企业的产值超过其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智利国有企业的产值也接近其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墨西哥拥有1000多家国有企业，委内瑞拉约有400家国有企业。其次， 采取了一系列扶持本国工业发展的政策。如政府利用强有力的关税和非关税手段，限制外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同时还通过汇率、税收、信贷、价格补贴等政策，对本国企业特别是国营企业给予一系列的优惠，有意识地以扭曲市场机制的办法来保障本国企业的顺利发展。例如，墨西哥在电力和石油工业实行国有化后，一直以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标准向本国企业提供电力和燃料，以鼓励其发展。这种政府保护的消极后果是：一方面，人为地割断了国内外市场之间的联系，企业既感受不到国外产品的竞争及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压力，又能得到政府的多种优惠，因而无意改善经营管理。另一方面，干扰了国内市场机制的正常秩序，政府的行政手段排斥和代替了市场调节的手段，由此造成微观领域企业经营不善，产品质次价高，宏观领域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剧增，经济出现内外双重失衡，为弥补赤字而大量积累的外债，终于导致债务危机的爆发。
拉美国家在发展初期选择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具有其历史必然性，但问题在于当内外条件发生变化后，事实已证明该战略自身有其严重的局限性，许多拉美国家仍然坚持运用有关的经济政策而不加改变，表现出在战略转换方面的动作迟缓，只是在随着债务危机爆发继而出现经济危机后，才开始普遍调整发展战略，进行经济改革，但为时已晚。
反观东亚国家（地区），尤其是“四小龙”，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也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政府的职能与市场是互补的，而不是互替的。首先，东亚国家（地区）并不像拉美国家那样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它们的发展只能走一条与国际市场相结合、而不是割断与国际市场联系的道路，因此，东亚国家（地区）政府的作用，突出的表现在它们选择了政府指导型的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强调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通过协调国内经济的状况与对外经济政策，实现了国内外市场的接轨。其次，政府通过财政金融汇率政策，从宏观经济指标进行调控，实行稳定的宏观经济管理。第三，政府以法制建设为手段，约束政府、企业、个人的行为，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为企业提供竞争和合作的环境。第四，在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同时，政府注重弥补市场在公共设施上的缺陷，重点加强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并注重人力资源的投资，以确保经济总体的正常运行。
东亚国家（地区）经济干预表现出了灵活务实的特点，有效的措施通常能被继续采用，而失败的措施通常被放弃。如当韩国和马来西亚政府意识到过分地推动重化工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财政负担和造成了金融市场的紧缺并危及到宏观经济的稳定时，就减轻了这些措施的强度；日本在本世纪的50、60年代，政府干预的重点从高度倾斜重化工业转变为促进出口，到80年代，这种产业政策又转向减少贸易磨擦；台湾逐步将主要的公共部门投资私有化，60年代初国有企业在制造业产量中的比重约占一半，到80年代中期则降为10%左右，（注：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63页。）同期私营的中小企业得以迅猛增长；新加坡的政策从压低工资转向扶持工资的快速增长，最终决定使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联系起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问题不是要不要政府干预，而是政府如何干预。与拉美相比，东亚国家（地区）政府所选择的干预领域和政策，以及在干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灵活务实性，更为有效地推动了经济发展。
当然，东亚国家（地区）的政府干预并非十全十美，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说明其存在不少问题，如泰国的泡沫经济和脆弱的银行管理体制，韩国的过度支持大企业的产业政策（正是大企业的坏账拖垮了银行体系）。经过危机的洗礼，东亚国家（地区）政府干预中不够成熟的一方面将会得到调整和完善。
四、收入分配：东亚比拉美更为公平化
收入分配不公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因为贫困人口的增多、失业人数的上升、实际工资下降，意味着国内消费市场规模的缩小，必然限制国内生产部门的生产；贫困人口的增多也会影响到劳动力的正常再生产；贫困带来的文盲增加，会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产生消极影响；更重要的是，收入差别过于悬殊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正常运行。
在拉美，许多国家或公开接受，或默认了西方学者提出的“经济增长第一、社会公平第二”的主张，导致在实践中忽视贫困和社会不公问题，并实行了有利于中上阶层的不公平分配的财政政策。拉美国家选择的进口替代战略也具有歧视农业以及鼓励资本密集型工业的严重倾向，从而造成农业凋敝，大量农民移居城市和城市失业人口的增加。80年代以来的一些改革措施如国营企业私有化、经济市场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中下层民众承担了改革的代价，改革的利益为少数人垄断，结果更加重了收入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的现象。到90年代初，拉美地区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达1.96亿，占该地区人口的46%，其中9350万人处于极端贫困状态，占总人口的22%。据美洲国家组织1994年初的数字， 8个拉美主要国家中，占人口20%的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2.4%～5.5%，而占人口10%的最富有阶层的收入占总收入的33.4%～46.2%。巴西两极分化最典型。在90年代初，占总人口10%的最富有者占有全国收入的53.2%，而占人口10%的最贫困者占有全国总收入的 0.6%。海地、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秘鲁等国家仍有40%的家庭是贫困户。分配不公已促成社会动荡，如墨西哥恰帕斯农民暴动，巴西分裂主义势力抬头，阿根廷一些地区发生骚乱，委内瑞拉的罢工和未遂军事政变，秘鲁和哥伦比亚游击队的暴力活动等，似乎都与分配不公、社会矛盾激化有关。
反观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同时出现，换句话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状况没有进一步恶化，而是有所改善。由于东亚国家（地区）注意了在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的同时增加人民的收入，贫富差距逐渐缩小。在过去25年里，东亚地区人均收入几乎增长了3倍，绝对贫困人数平均下降了2／3。 世界银行1993年8月的一份报告中说，在东亚地区，1970年有35 %的人生活在贫困中，1980年为23%，1990年约为10%，尽管在过去的20年里这个地区的人口增加了40%。当巴西占总人口20%的富有者所得与占总人口20%的穷人所得之比为25∶1时，韩国则为8∶1，台湾为5.24∶1（1992年），新加坡为9.6∶1（1983年）。东亚国家对分配不公情况的改善，一方面有利于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群众消费阶段，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发展。
五、政治：东亚比拉美更具稳定性
无论东亚还是拉美，其地区内的不同国家之间，在民主、专制、政治内聚力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别，但从中不能得出政治体制与经济业绩之间的一般因果关系，民主与专制主义的区别本身并不能说明经济成就的大与小，集权政体和民主政体同样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然而，政权是否稳定、政策是否具有延续性则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拉美，通过民主手段或政变产生的实质性的政权变革，往往意味着经济政策的急剧变化，从而对经济预期和投资产生负影响。例如，早在本世纪初其人均收入就居世界前列的阿根廷，在1946年～1983年的30多年间经历了18届政府的更迭。从1955年庇隆政府被推翻到1976年魏地拉执政开始的20多年间，政府更迭12次，平均每一年多换一届政府，其中7 届政府是被军事政变推翻的。这样的政局怎么会给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又如何能保证经济政策的延续性？到1993年， 阿根廷的人均GNP仅为7220美元，而韩国、香港、新加坡分别为7660美元、18060美元、 19850美元，都远远超过阿根廷。就整个拉美看，1920年前建立的21 个总统制国家中，除墨西哥外，其他国家1946年～1984年都发生过政变，共达82次，其中最多者为玻利维亚，达12次之多，（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4年第2期，第75页。 ）而该国1993年人均GNP仅为760美元。
与拉美相比，东亚各国（地区）政府领导人变换不多，如李光耀任新加坡总理达31年。东亚各国（地区）政权不但一般都长期延续，而且采用的经济政策通常都反映了政府方面的现实主义原则，因此，即使下一届政府的政治观点不同，上一届政府的经济政策仍将沿用下去。例如，泰国和韩国分别在70年代和80年代发生了政变，但各项经济政策仍基本不变。另外，官僚机构的性质及其在决策中的作用，往往对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和稳定性至关重要。在东亚，政府官员基于个人才干的招聘和晋升制度以及可观的工资报酬，似乎保证了官僚阶层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良好的素质。同时，政府与工商界之间的联系不同程度上都比较畅通，富有成效，政府在倾向于“集权”或“家长式”领导时，也善于倾听技术精英和私营工商企业部门领袖的意见，并赋予他们一定的自主权，后者则能较好地与政府合作。在这些方面，拉美远远不如东亚。
总之，经济发展是多个变量合力作用的结果，这些变量中既有外因，又有内因。通过上述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东亚成功的内因主要在于儒家文化背景、外向发展战略、灵活有效的国家干预、较为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政治上的稳定性等五个方面，其中第二、三两个方面反映了决策者的决策水平，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因素。相比之下，拉美在这些方面出现了失误，结果导致了经济发展上的落伍。东亚成功的经验和拉美失败的教训对我国的经济现代化不无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