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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文学从意识形态中心退居边缘，是文学在更为本真意义上的复归，文学能够在更为现实的基础上得到发展；所谓“文学危机”说，来源于对文学复归本位现象和社会转型期的不适应，是一种对文学的误解；文学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商品大潮冲击下的必然现象，它能使我们理清文学、作家的一些基本含义和关系，把握时机，促进文学的更加繁荣。
【关键词】 当代文学 文学危机 机遇 发展
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文学曾经历了从失落到复归的过程。17年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光芒耀眼，成为召唤民众的旗帜，及至文革，文学走向自身的反面。文革结束，使文学从磨难与耻辱中解脱出来，逐渐恢复了现实主义传统，并以其敏锐、深刻的笔触，又一次充当了社会和民众的代言人的角色，其时文学的轰动效应令人慨叹。可是，文学进入80年代后，悄悄地失去了轰动效应，人们不会再为一篇小说、一首诗歌而激情难抑，奔走相告。文学怎么了？作家感到彷徨，评论家感到迷惑，一时间，关于文学危机的话题不绝于耳。文学真的是处在危机之中了吗？
一
评估当代文学创作的现状，最好的方法不是先从某一既定的观念入手，而是客观地总结文学创作实绩。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大变动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远未结束。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文学当然不能脱离这个时代而生存和发展。正是社会现实生活，给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空前的机会。如果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文学创作遵循的是一条现实主义路线的话，那么，其后的文学发展则展现了空前未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各式各样的实验、探索层出不穷，各种文学样式的创作也丰富多彩起来。始自80年代中期的新时期文学，我们常常可以用几句话概括其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及其中心思潮。以小说创作为例，先是伤痕小说、反思小说的繁盛，后有改革、寻根小说的兴起，继而又有先锋、新写实的崛起，从而形成小说创作的清晰的脉络，人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加以把握和归纳。而且，从文学样式来说，在80年代，中短篇小说独执文坛牛耳，最充分体现了文学的风貌成为文学的骄子，确是“览中短篇而知天下”。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学的发展进入了又一阶段，理论界称之为“后新时期文学”，虽然对这一界定尚有争议，但文学确实是不安于已有状况了，它左冲右突，极力恢复和扩大自己的领域，展示自身应有的多样性，在各种文学流派和文学追求的更迭与兴起中，人们习惯把握的文学中心思潮现象已不再继续，作家们的想象力和自由度得到发挥，在一定前提下，几乎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以不同的叙述方式、叙述语言挖掘生活的底蕴，展示生活的本相。主流不见了，作家们充分发挥个性，按照不同的创作方法，都在试图吸吮生活的源泉，壮大自己的声势。在中短篇小说继续拓展领域的同时，其它文学样式不甘湮没无闻，而是继续加重自身的份量。纪实文学保持优势，以其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继续吸引着大批读者，题材不断扩展，几乎涉及了社会生活的所有热点问题，从前些年的《无极之路》、《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沂蒙九章》，到近年的《中国证券潮》、《中国股市风情录》等，无不引起或大或小的回响。散文在沉寂了多年之后，骤然红火起来，继80年代一批文坛宿将以厚实的生活体验、丰富的经历、老道的文风成为散文创作的中坚，如巴金、孙犁、杨绛等，而后一批资深作家如汪曾祺等，也纷纷在散文创作中大显身手，中青年作家如唐敏、贾平凹、舒婷等也在散文创作中有所建树，而余秋雨更是异军突起，他以其散文集《文化苦旅》，获得了海内外读者的激赏，有评论称之为当代散文创作的一个里程碑。散文热的出现，使当代文坛增添了宜人的情趣和轻灵的律动，其中透出的迷人的旨趣，醇酒般的厚味，吸引了广泛的读者。中短篇小说势头不减，“新写实小说”进入90年代，仍保持继续发展的态势。“新写实小说”意味着向现实主义的又一层次的掘进，它强调写出生活的原生相，出现之初就由于直指生活的“本真状态”而与大众生活产生契合而大受欢迎。然而，一味的重复必然使读者失去兴趣，于是一批作家又打出了“新体验小说”的旗帜，强调以亲历性、纪实性、可读性、体验性和感情的鲜明性为创作原则，开拓小说创作的新层面。与此同时，“新状态文学”概念的提出，形成呼应之势，似乎在意味着文学的又一次进军。在小说创作中，“长篇现象”的出现格外引人注目，进入90年代，长篇小说一时佳作迭出，实在出乎人们的意料。篇幅恢宏的《战争和人》、《长城万里图》相继推出，陕西作家推出了《白鹿原》、《最后一个匈奴》、《废都》、《八里情仇》，山西作家亦推出《旧址》、《真迹》等，上海、北京作家也相继推出《女巫》、《四牌楼》等数十部长篇，在社会上，在读者中都产生了久违的群体反响。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背景下，有人曾断言人们无暇阅读长篇，“长篇现象”的出现，当是一件令文坛欣慰的事。从文学所表现的内容和所体现的情趣上看，也是各色纷呈，有的表现历史文化的厚重，有的充盈娱情山水般的闲适，有的展示了追求的执著和痛苦，有的则挥洒市井的调侃和谐谑，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反映现实或历史，以充满个性的审视角度观照生活和人生，一些陌生的题材成为作家们争相关注的对象，以海外生活、留学生生活等为内容的文学作品一时畅销，成为阅读热点。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爱好的读者拥有了较大的选择空间，他们仿佛在一个品种繁多的市场上，可以充分按照自己的意愿选购“商品”。
从以上简单的梳理中，我们不难看到，当今的文坛并不沉寂，相反却是一个颇为热闹的局面。从文学创作实绩出发，可以认为，文学进入90年代，继续在多元化趋势上发展，艺术追求上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化，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中短篇、长篇、散文、纪实文学等——收获颇丰。更值得注意的是，纯文学期刊的订阅量升幅可观，一改过去几年的颓势。我们有理由对当前的文学状况作乐观的评价。
二
所谓“文学危机”说，实际是一个很偏狭的概念。在绝大部分场合上，此说只是指“纯文学”或“严肃文学”而言。而“危机”则主要是指在当今的社会转型期，文学在商品大潮冲击下出现的“人文精神”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品质的“丧失”，以及作家队伍的分流和“纯文学”期刊等销量的下降等现象。我们不否认这样的事实：在商品大潮冲击下，物质与精神、经济与人文、商品意识和精品意识等这些在过去不成问题的关系，日益显示出既矛盾而又统一的特性。在传统文学观念看来，这一切发生了错位，文学仿佛一下失去了理念上的依托，不再是文化乃至意识形态领域中独领一方风骚的骄子。它受到了诸多非文学因素和人们观念、审美需要转变的挤压，一步步从意识形态中心退到边缘，昔日的辉煌难再，已成不可逆转之势。但是，如果将此视为“文学的危机”，不但与事实不符，而且很容易发现，这种看法实际表现了一种对文学的误解和认识上的片面性。
文学是什么？这个古老的话题，已被争论很久，难有定论。然而，在中国传统文论中，“文以载道”的观念一直是被视为正统，或称“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对文学的“误情”作用，则在倾向上是予以排斥的。这种将文学功能简单化的观念，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也曾屡屡被强化，文学被赋予太神圣的，也是太沉重的使命，它要教化社会和民众，甚至成为政治的宣言，一步步走入神圣的殿堂，最终被搁在祭坛上，让人们去膜拜。这本是文学的不幸，但因为这种观念由来已久，便难以一下得到更改。新时期文学发展之初，文学由于契合了政治需要，也由于泻泄了民众积压的情绪，产生了强烈的轰动效应。这种轰动有其特定的政治、历史环境，并非文学本身必须具备的特质。但是，这种现象却容易使人养成一种思维定势：即文学本该如此，反之，则是文学的失落和失重。这种偏狭的观念有意无意地排挤着文学满足读者审美需求和陶冶精神情操的基本功能。
时代发展到今天，使文学有了能够按照自身特点发展的条件，文学从圣殿的祭坛上走下来，回到应处的位置，这未尝不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又一次，也是更为本真意义上的复归。但是，历史的发展却又和文学开了一个玩笑：当文学回归应有地位之时，社会已急剧变动起来，社会机制、人们的价值取向和审美需求都随着社会的转型而产生了空前未有的变化。“纯文学”乍从圣殿回到人间，便发现被俗文学，甚至是档次和品位均不高的俗文学抢了先机，吸引了原本属于自己的读者，消遣性的文学大行其道，读者的阅读兴趣大不同前。面对如此巨大的转变，习惯的思维定势显然难以适应，“纯文学”的危机感便油然而生。究其实质而言，所谓危机感，应该说是一种由于社会转型而产生的不适应感。习惯了文学的轰动效应，总认为文学最神圣，最伟大，自然难以适应这突如其来的冷遇，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因此而断言文学已产生了不可挽救的危机，那就未免过于戚愤，对本属正常的文学复归本位现象过于敏感了。
文学虽有自身的独立性，但文学要发展，必须要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这是文学发展的规律。目前的社会生活中，作家、作品和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显然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家在过去那种布道似的、全知全能的姿态，现在在读者眼中已全不是那么回事了。作品也已不能象过去那样可以由上而下地向读者“发布”了，读者或许会尊重某一名作家，但却完全可以选择读或者不读他的作品。读者犹如一个买方市场，作家的作品进入其中，受到的是苛刻的挑选，这决不是作家的名气所能左右得了的，读者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上帝。这三者关系的深刻变化，实际上反映了一种由社会现实的变化而导致的人们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审美趋向乃至思想意识的变化。这是文学不容忽视的变化。文学面对新的生存空间，自然要调整其内在机制，重塑自己的风貌，这也就是关于文学观念、功能、审美价值取向、主题等要素需要检视和调整的原因所在。文学既从天堂回复人间，那么纯文学似也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生存方式，或者说重新在现实生活中定位。比如先锋派小说所醉心的语言和叙述方式的革命，完全是按纯文学方式进行操作的。在先锋小说发韧之初，语言和叙述方式的探求近乎一种纯技术性的操作，追求一种“语言的自娱”，逐渐与现实相离，至于读者接受问题则不大关注。进入90年代后，一些作家开始意识到“语言自娱”最终可能将文学创作导入歧途，而改变了创作方式，在作品的社会性、故事性和可读性方面有所强化。先锋派作家如北村、苏童等在作品中（《呼喊与细雨》、《米》等）都表现了消除“语言障碍”、增加“心灵深度”的努力，而使作品呈现一种新的探求趋向。这一现象无疑表明，纯文学不但没有失去生存的活力和空间，而且随着自身的不断调适，它的空间将会得到拓展。对此，文学界应予以广泛重视，因为这是一个副着作家出思想，出技巧，出作品的时代，作家无所作为，则文学难以立足。因而，对所谓“危机”，毋宁看作是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绝好契机，社会已搭起了广阔的舞台，就看文学在这个舞台上扮演什么角色了。
三
当然，我不同意“文学危机”的观点，并不是认为当今的文学发展不存在问题。事实上，文学发展到今天，面临的新问题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明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的价值判断趋向于功利化、实用化。商品大潮已将当代文学相对稳定的结构打得粉碎，很有点釜底抽薪的味道。大众传媒手段的迅速发展，从形式和内容上给文学树起了一个强劲的对手，拉走了众多受众。作家们感到了文学的窘态，问道：“有了电视以后，小说是否已经完成了曾经担负的使命？进入商品性文艺时代之后，原有的纯文学还能通行多久？如果不改弦更张，我们还能把这碗饭吃下去吗？公众对纪实类文学的偏好，是否最终将小说的虚构本质推翻？明确的功利目的创作，是否将彻底取代非功利目的创作？”①面对诸多困惑，一些作家仿佛失去了目标，心有旁鹜，作家分流现象日益突出。一个作家写出一部小说不算什么，但他做了什么总经理，办了什么公司则能成为社会新闻。一些作家纷纷与影视联姻，借助影视的广大市场实现自己的愿望，这其中自然不排除物与利的目的。过去，作家羞于言钱，信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戒律，现在很多作家不再看重那种传统式的清高，纷纷下海、半下海，或者干脆弃文从商。文学在物化现实的压力下，性质似也不再单纯，甚而有些模糊起来。
文学似乎对自己的高贵形象已不太在意。在传统意义上，文学里是不怎么包括通俗的、大众化的文学形式的，但现在通俗文学却大大咧咧地与纯文学分庭抗礼。而且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交融互渗之势日趋明显，有时候你根本就无法分辨一部畅销的纯文学作品与改编后的影视作品孰纯孰俗。通俗化、大众化的浪潮席卷文化市场，不独是文学所面临的现实，严肃音乐听众寥寥，而流行音乐则风光无限，歌舞厅、娱乐场所如雨后春笋，书刊市场上一眼望去，武侠、言情乃至个人隐私类的书刊应有尽有。文学在通俗文化浪潮冲击下无可挽救地出现了“变节”，作家纷纷干起了通俗文学的行当。有些作家在勉力支撑，但读者还是从他们的一些畅销作品中看到了世俗的，甚至是低俗的笔法和描写。流俗在过去为文学所不齿，今天却似乎成为进入市场的“谋略”。面对纯与俗的纠缠，评论界不免惑然：文学行将变为这失去“高贵品质”的雅俗掺杂的面貌吗？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的选择与市场的选择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学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在文学的神圣时代，文学无需考虑市场（其时也没有市场的概念），在那种政治气候和政治观念支配和影响下的读者，天然地成为文学的广大“市场”。文学作品从上至下的发布，决定了传播的单向性，而受众缺少自主的选择，则形成被动接受的庞大群体。如今，市场机制日益显示出强大的作用，支配着人们的日常行为，改变着人们的观念。而文学作品最终将作为商品进入文化市场，受到市场规律的考验，也即是说它要面对市场的选择，而不能再象过去那样畅行无阻地灌输于读者。一部作品拥有读者，它便有了市场价值，反之，无人问津，则成为废纸一卷，毫无效益。而效益，则是出版商所追求的。作家们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不得不为作品在市场中的命运而担忧和筹划。但恰恰正是这一点最终可能影响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使作家独立不羁的品格产生动摇和变化。面对市场，文学该如何选择生存的方式？
上述问题的出现，无疑使文学的发展遭遇到挑战，但却绝不意味着文学面临着危机。有论者指出，需要给予慎重而准确的认定的，倒是文人（作家）的性质及其与社会相联系的方式。而文学的特性决定了它永久的活力，无论什么时代，文学都会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并且不断地把各种灵魂与精神问题置于自己的关怀之下。所谓的“文学危机”，从相反的方向看，难道不是为文学的更加丰富深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与深度吗？②此论甚为恰当。
四
但是，对以上提出的问题，看作是一种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现象，可能更恰当一些。持此种态度，似才有可能作冷静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世纪末的文学趋向有总体的把握。
如果认为文学其实是与其它行业在社会学意义上并无多大差别，那么硬要说文学多么神圣，多么伟大，实在有偏狭之嫌。文学虽有其特性，但就其作用于社会这一点而言，谁能断定写出一部作品与生产一台汽车，孰高孰低。同样，作家与其它行业的人员，在这一点上也无本质的区别。过去，我们不愿承认这一点，而在作家的头上加上许多光环，让作家成了高居他人之上的圣谕传播者，这一方面让大众对作家产生神秘感，阻隔了作家与大众的天然联系，一方面使作家在眩目的光晕之中陶然以至沉迷。结果是十分有害的，作家的性质被神化，作家的使命被膨胀和拔高，作家被人为地与人群扩大了距离。如果说文学已从社会意识形态中心退居边缘，那么作家也处在了同样的境地。这时候，神化作家的后果也就表现出来：“有些人大谈人文精神的失落，其实是自己不像过去那样为社会所关注，那是关注他们的视线的失落，崇拜他们的目光的失落”，有些人“自以为是文明使者，以为自己手持火炬必定引人注目，而人们又没有把他当回事。”③这是时代留下的失误，自然也是文学和作家的悲哀。在当今社会中，作家应该也只是一种社会职业，只不过他是以精神产品投放市场。如果将作家的性质作如是基本的界定，那么许多现象的出现就变得合情合理。比如关于作家选择的自由，我们固然对执著追求严肃、高雅的作家怀有敬意，但却没有必要对作家的在创作上的其它选择甚至下海痛心疾首，认为那是作家的堕落。当然，作为一种社会职业，作家也应遵循某些“职业规范”，在此前提下，作家为追求市场占有率，追求物质效益等等而采取的方式，都应视为作家的自主权而给予尊重。硬是要求作家超越最一般的社会时尚，坦然乃至欣悦地忍受寂寞、孤独、误解、排拒、贫困、潦倒，写作时不但不考虑一切方面的需要，甚至根本不考虑出版的事，岂不是对作家的又一次放逐？“毋乃太偏颇！”作家此语，实是表露了真心迹。④
作家既是一种社会职业，那么就不应只用一种超于现实的标准要求作家的操作。比如，面对俗文学的浪潮，产生恐惧本是不正常的心态，正确的态度是对通俗文学作认真分析，求出“纯文学”切入社会的通。通俗文学固然由于其消费性、快餐性而呈阶段性流行，恐怕难以构筑文学大厦的地基，但“并非通俗的就是不可取的，通俗文学既有削平深度的破坏力，又有输送新鲜原生血液的生命力、建设力。”⑤当把通俗文学作为一种有意义的文学形式加以考察，研究读者阅读通俗文学的心理动因，把握他们对通俗文学作品的阅读期待，那么致力于纯文学的作家不难从中发现有益的东西。从这一点出发，作家作品中表现出某些世俗化倾向，似也不宜急于否定。当然，向市井俗尚过份献媚，必然有碍于作家的创新，一味附就，则会削弱作家的个性锋芒，对此不可不察。同时，我们还需考察通俗文学兴盛的社会动因，以期明了通俗化对于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比如散文，该算作是纯文学形式了，但近年来的散文热，并不是那些苦心于雕凿，阐明微言大义的旧模式的散文所引起的。热是热在那些富有生活智慧和生活艺术、人生经验和超脱情调的散文，处在浮躁现实中的读者，是希冀从中获得某种精神上的解脱，甚至实用的处世技巧，因此，散文热中实际包含着世俗化的审美需要。对这种新的审美时尚的产生，作家对此不加把握，显然是难以适应这个时代的。那么，作家的操作方式也就不能不作某些调整，在深层次上启动文学的活力，这应是作家自主的选择，旁人不宜干涉。
通俗文化兴盛与大众传媒手段的迅猛发展紧密相关。在现代传媒方式面前，文学确是自叹不如。比如电视，以其形式和内容繁多的节目，大量且快速传递信息的特性，吸引了大量的在快节奏中生活的受众。他们需要消遣和放松，而直观生动的形象恰恰可以省掉他们的思虑之累。在这种需求下，他们宁愿选择一部调侃的肥皂剧，而不大可能去静思凝神地读一部长篇，文学受到了无情的挤压。但是，人们常常忽视了事情的另一面，一些优秀文学作品的陡然走俏，恰恰正是由于电视传播的作用。比如小说《围城》，就是在改编成电视剧播放后，出现热销的，而且还带动了作者其它作品的销售。作家苏童曾说：“现在大家关心我的是和影视有关的作品，而我最好的小说却无人问津。”但无可否认，改编后的影视作品，不但可以塑造出影视明星，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作家形象，促进了作家作品在读者中的传播。从这方面观之，电视等现代化传媒手段的发展，对于文学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幸事。作家纷纷与影视联姻，当然不排除正当的物质功利目的，但对于文学发展的积极影响，恐怕还要更大些。
此外，还必须说到文学与市场的关系，这是考察文学发展趋势的一个基本前提。关于文学要接受市场检验的观点，前已略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于文学而言，市场的含义或要素可看作是：读者的阅读期望，大众的审美需求，社会时尚。当作品作为商品出版时，或作家进行创作时，不能不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否则，作为精神产品的效用就只能较少或不能发挥。但是，文学作品又不能与一般商品等同对待，它陶冶思想情操的作用要求它具有“精品意识”。因此，在强调市场因素时，绝不能不谈文学的独立品格，也不能不强调作家应有的独立不羁的品性，惟有如此，文学才能向更高的境界发展。对此不应有动摇和误解。
至此，本文可以作一个小结：所谓困扰文学发展的问题，其实是一种必然现象，它没有构成当代文学发展的障碍。相反，这些现象的出现，恰恰使我们能够理清许多关系，校正一些重要的概念，从中感到文学的活力。可以预言，当代文学将呈现出一个更具多元性、丰富性的局面，经过自新时期以来的发展和积累，中国文学最终将按自己的方式催生出时代的巨著。
注释：
①马原：《小说百窘》，《文艺争鸣》，1992年第2期。
②陈福民：《谁是今日之“拾垃圾者”》，《上海文学》，1993年第12期。
③《选择的自由与文化态势》，《上海文艺》，1994年第4期。
④参见刘心武：《话说“严雅纯”》，《光明日报》，1994年3月30日。
⑤雷达：《文学活着》，《光明日报》，1994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