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中根[1]2002年在《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组织》文中提出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国际直接投资是推动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国际直接投资已引起了世界各国官员和学者的广泛关注。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日益主导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因此，开展和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我国发展经济的重要战略选择。无疑，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作为中观层面的一国产业组织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这其中的影响机制是什么？对我国经济发展又有何启示呢？本文基于此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论文从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出发，对国外有关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组织的理论文献和实证文献进行了综述和整理，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影响的机制。在实证分析跨国并购的基础上推出我国应加强对外直接投资，并就如何加强对外直接投资优化我国产业组织提出了对策建议。
江东[2]2010年在《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升级：机理分析与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借助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ODI)与企业国际化推动产业升级及其转型,是近年国内围绕“走出去”战略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无论中央政府主管部门,还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区域决策层,对于企业“走出去”国家战略或区域战略的核心定位,大多都包含了借助企业国际化及ODI促成产业升级与转型的期望。这个战略直接引出的学术论题之一,无疑是ODI的母国产业效应。后者则是一个为国际经济学研究所相对冷落的论题。本文主旨就在于围绕这个论题作一番从理论而实证的探讨,通过以下四方面的工作系统地理出ODI对母国产业升级的影响并找到相关支持证据：一是对现有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归纳；二是对先行国家ODI历程的考察与此间产业升级的规律总结；叁是对ODI之母国产业升级效应机理的梳理；四是实证检验以印证这方面的有关猜想或预期。这四个方面的工作环环相扣,由此形成本研究的基本框架。现有关于ODI的母国产业尤其是产业结构效应的研究,大体上可分为正负效应两种说法。正效应论者认为ODI有助于提升母国国内资源利用效率,因而有助于促进国内产业升级转型；负效应论者则认为,ODI会导致母国某些产业因投资不足而衰败。前者论点与论据颇多,后者最有影响的论点要数“产业空心化”之说。近年研究大多支持正效应论,而对负效应说尤其是“产业空心化”理论提出质疑。纵观现有研究,其多是基于现实规律的分析,尚未形成成熟的实证研究模型,真正聚焦于中国的实际并使用规范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深入研究较为罕见。对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家ODI历程的考察表明,通过ODI的方式带动国内产业升级,是战后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家产业发展的一个显着特征,各国在不同历史阶段ODI的主导动因大致遵循着“寻求资源→寻求市场→寻求效率→寻求战略资产”的变化过程。对产业升级测度指标的选择与测算不难发现这样一些规律：资源寻求型ODI通常伴随着投资国产业的重工业化过程；市场寻求型ODI能影响国内制造业的高加工度水平；效率寻求型ODI常伴随着国内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战略资产寻求型ODI则与国内制造业的高技术化过程密切相关。基于VAR模型的相关性分析表明,美国与日本这两个典型国家的ODI与上述反映产业升级的测度指标间,存在着长期而稳定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断点检验与回归系数的比较表明,不同阶段不同动因下ODI的产业升级效应存在强弱差异,实证结果较好地支持了上述规律。借助上述研究结果和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可构建一个ODI的母国产业升级效应的机理系统。这一机理系统主要包括叁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基于企业的微观动因视野,可概括为四种效应：资源寻求型ODI的重工业化效应、市场寻求型ODI的高加工度效应、效率寻求型ODI的劳动生产率提升效应、战略资产寻求型ODI的高技术化效应；第二个层面基于宏观联动视野,可概括为叁种效应：产业转移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产业内竞争效应；第叁个层面是间接传导机制,包括ODI通过影响贸易结构促进产业升级、通过影响供需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大量案例不同程度地支持着这些效应传道渠道。鉴于中国是处于制度转型期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其与发达工业化国家和新型工业化经济体间存在差异,因此将这个机理系统应用于分析中国问题时必须予以修正。修正主要考虑了两大因素：一是较深的政府的参与和干预经济的背景；另一个是国企主宰的ODI与国企、民企并存的企业制度分野。修正后的机理链条模型可作为后续研究中国企业ODI的国内产业升级效应的一个初级分析框架。进一步将上述结论用于研究中国现实。基于中国企业的案例分析与指标测度表明,虽然我国企业ODI的历史不长,但与发达国家渐进式的ODI活动相比,中国企业在较短ODI活动的历程中存在着上述多种动因。多动因主导下的ODI活动,使得中国制造业在重工业化、高加工度化与高技术化的同时,劳动生产率也在不断提升,因此其ODI影响下的产业升级是跳跃式的。通过引入ODI等变量并对钱纳里模型进行修改,可以获得一个测度中国ODI与产业升级关系的实证模型。基于典型省份面板数据的尝试性实证分析表明,ODI与中国典型地区的产业升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与区域ODI规模有关。但由于我国ODI的整体规模和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在推动区域产业升级的诸因素中,ODI影响效应较小,这也得到了实证结果的印证。客观地说,由于受到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因素的限制,上述分析尚存在一些缺陷,这当是后续研究所应着力的方向所在。
姜亚鹏[3]2011年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制度影响与主体结构分析》文中认为自1997年中国明确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增速逐年上升。即使是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过程中,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仍然逆势上扬,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下降形成鲜明对比,业已成为2010年至2012年全球第二大最具潜力的对外投资国①。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着一个更加全面地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②,作为开放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本文将主要关注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与资本输出国间的互动研究。企业跨境成长涉及叁个参与方：微观企业、东道国与母国,目前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前两个参与方间的研究已经有很多,但是关于对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资本输出国间关系的研究则较少。这样的理论体系既不全面,也缺乏说服力,造成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十分紧张,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完善这方面的研究。本研究将致力于考察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之间的互相作用。一方面探讨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受到其母国什么样的影响?这一母国影响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呈现什么样的特征?另一方面,我们将观察对外直接投资会对母国产生什么样反馈作用?具体来讲我们将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其母国就业水平的影响。在此研究目的指引下,本文主要内容可大体分作3个部分：制度安排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框架中的作用探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特征成因分析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水平的影响探讨。全文共分9章。遵从研究思路体现了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思路,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入手,我们提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显着结构特征：一大二多叁少,即中央企业规模大,国有企业多,沿海地区企业多,中小企业少,民营企业少,中西部企业少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自己的研究目标：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进行研究；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上述结构问题的成因进行分析；对“一大二多叁少”结构性问题突出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下的母国国内就业效应进行了检验。第1章为绪论。主要了介绍本研究的目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路线图等内容。第2章提出了本文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我们对中国对外直接资现状进行分析,进而在分析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本文要分析的问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结构特征突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特征为“一大二多叁少”的主体结构性特征,其中,一大即“走出去”的中央企业规模很大；二多即国有企业多、沿海地区企业多；叁少,则是中小企业少、民营企业少、中西部企业少。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本文要解决的问题：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这一理论基础下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区域差异与主体差异?中国企业“走出去”对于母国就业会有什么影响?第3章在对既有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详尽评述后,我们提出了本文的研究视角——制度影响。这一章在对现存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梳理后,考察了各个理论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适用性,进而,本文提出对于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应当从制度影响入手进行探讨。这一章的主要结论包括：首先,企业的国际化扩张对于企业整个寿命周期都十分重要,企业的扩张取决于企业有效边界、运营成本以及企业能力。其次,现存对外直接投资以垄断优势的跨境复制与发挥为核心,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比较有效的解释力,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则欠缺解释力。再次,现存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一定解释力,但并不能完善解释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一大二多叁少”特征的原因。第四,我们认为现存的理论显然忽略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制度特征,忽略了制度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将把制度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加入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中去。第4章,我们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对制度影响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首先,我们认为资源基础理论为发展中国家适时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可能。企业可以通过到境外投资获取企业发展所需的战略性资源,进而构建企业跨境发展的竞争优势。其次,我们讨论了中国宏、微观制度安排对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修正。这一修正过程表明中国宏、微观制度因素全面影响了企业的跨国经营所应具备的各项优势。再次,我们运用企业层面数据对制度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定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区别性对待政策的影响下,母公司制度特征、母公司企业规模、母公司企业资源状况、企业以及中国制度环境的年度特征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显着正相关。第5章我们首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体系构成与变迁进行了分析,其次对中国企业国际化模式演化进行了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系分析部分我们提出制度是一切事物发展的逻辑起点,这一逻辑起点会伴随实践的发展发生相应演化。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体系的发展演变脉络进行了梳理,我们认为这一制度体系的演化是一个由从严审批到放松审核,再到适度鼓励的过程。同时,随着政府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态度缓和,各项审批制度、监管制度以及服务制度也在逐渐健全。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供给是一个渐进的帕累托改进过程,这一过程是从非正式制度到正式制度的变化,是一个从局部到整体的制度变迁过程。企业国际化模式变迁部分我们运用演化经济学模型展示了随着宏观制度安排的变化,我国企业的国际化模式是如何演变的。在我国政府对外直接投资制度体系发生变化的前提下,我们运用种群演化法分析了企业国际化路径演化过程,即从通过贸易出口实现国际化向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国际化的演变。我们的结论是：企业将沿着从贸易向跨境投资的方向发展,这一过程与Melitz的新新贸易理论中关于企业国际化发展历程具有相通之处。第6章我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结构特征与区域差异特征成因进行了分析。我们的结论是：针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区别性政策与事实存在的市场分割是造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前述特征的原因之一。首先,我们对中国企业的现状进行了描述。其间我们发现中国国有企业低效率,民营企业规模小,东部地区企业竞争力较强,中西部地区企业实力较弱的显着结构性差异。其次,我们分析了造成前述特征的两个原因：民营企业受到的区别性对待与我国事实上存在的市场分割。再次,我们具体分析了民营企业受到的区别性对待和出现市场分割的成因,我们的结论是中国特殊的转型期经济体制与市场结构中的客观不足造成了这些现象的出现’。最后我们分析了区别性企业政策和市场分割对我国民营企业以及中小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影响。第7章我们对中国政府主导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进行了探讨。为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所属大型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原因,我们采用了一个政府主导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型来描摹政府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主导性作用。首先,我们指出我国政府主导型对外直接投资是造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国有企业多,民营企业与中小企业少的原因之一。通过运用一个关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信息不对称的戴蒙德模型,我们分析了面对对外直接投资机遇,不同企业选择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依据。在对外直接投资资金来源仍然是一种稀缺资源的情况下,基于自身成本收益分析,不同企业的决策最终决定于政府资源配置,这对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显着的挤出效应。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融资实践中,为减小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负面作用,政府通过政府主导的措施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但是由于国有企业实际上存在的所有制背景,政府的资本市场助推政策很难对中小企业与民营企业产生激励相容,因而,中小企业与民营企业没有实力参与到对外直接投资中去。政府不得不采用既作裁判员又作运动员的方式参与到对外直接投资中去,最终市场上代表政府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自然就表现为国有企业为主,尤其是中央所属大型企业为主。这就解释了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所属大型企业有实力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至此,我们就从一个方面较完善地解释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践中出现中央企业大,国营企业多,民营企业与中小企业少等特征的原因。第7章末尾我们得出本章的另外一个结论：中国政府主导型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阶段性制度安排。这种政府主导型对外直接投资形式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回归市场配置资源的形式。从第5章制度演变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由于微观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制度变迁中能动性不高,所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变迁过程实际上是政府主导型对外直接投资制度的形成过程,其变迁模式是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模式。长期看来,这种模式并非最优制度安排,建立企业主导的对外直接投资制度仍将是未来一项重大任务。第8章我们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效应进行了深入、全面的检验。我们分别使用了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进行了关于全国整体、叁大行业以及全国分区域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就业绩效的检验。首先,我们对1981年至2009年间全国范围内对外直接投资与就业的时间序列数据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证明,从全国范围的宏观数据方面看,对外直接投资与就业间呈正相关。其次,我们对1981年至2009年间叁大行业就业情况与对外直接投资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二叁行业间存在显着的正向关系,而与第一产业就业相关关系不显着。最后我们对2003至2009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上述数据覆盖的数年间,我国各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就业之间存在微弱的负向关系,其可能的解释是检验时间区域内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替代效应比较明显。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全国1981年至2009年间时间序列数据的正向检验结论与2003年至2009年间面板数据的负向检验结果并不矛盾。原因在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引致效应是间接的,具有一定的时滞,需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能显现出来。第9章为全文对策建议部分。我们的基本结论是中国增长与转型的双重考虑决定了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特征。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发展历程来看,在具有双缺口理论的前提下,背负着经济增长与发展转型的双重目标,中国经济长期采用了以出口导向型为特征的对外贸易政策,所有经济政策都是在这一政策的前提下制定和执行的,当然,作为制度的一部分,这些政策的制定机构和执行机构也都是这一政策下的产物。进而我们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制定是从属于出口导向型外经贸政策的,出口导向型外贸政策又是源于增长与转型的双重考虑。这一双重考虑直接带来了对私营企业的区别政策待遇与全国各区域出现的区域市场分割。因而在此状况下,监管当局效仿东亚国家经济起飞时的类似情况,采取了政府主导型对外直接投资。但是这一形式在推动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出现了国有企业与中央大型企业占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很大比重的现象。我们建议从以下几方面来完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府主导型模式：首先是改善对外直接投资制度环境。其次是进一步优化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发展环境。再次是适时解决市场分割问题。最后是加强对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就业效应的关注。这些努力措施的着力点在于如何通过制度安排的优化实现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结构的调整,进而实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又好又快地发展,这将是今后关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质量的重要问题。
曹红涛[4]2017年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经济发展近年来进入新常态,要素供给条件正在发生明显变化,制造业的发展动力、比较优势和外部环境今非昔比,以往规模扩张、投资驱动、外资导向的模式难以为继。发展先进制造业,推进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促进传统粗放型发展模式向集约高效、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转变,已经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战略选择之一。在外商直接投资和外贸出口增长乏力的当下,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特别是开展以生产要素流通为内核的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对外直接投资与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性互动,有利于我们抢抓世界经济转型调整的历史机遇,在全球范围内积累各方面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推动先进制造业产能布局、市场拓展、技术进步和资源整合,促进先进制造业“弯道超车”。本文在国内外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对外直接投资对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影响效应的研究,梳理相关理论基础和文献研究,并就可能存在的资源补缺、产业升级、技术反溢等叁方面影响效应进行了理论建构和实证检验,透视中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系,把脉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区位选择和效应贡献。为此,本文分七个章节对这些内容逐一进行分析和研究,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就对外直接投资和先进制造业的概念进行界定,就对外直接投资、先进制造业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发展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阐述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最后指出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第二章,理论基础。对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直接投资理论、先进制造业发展以及两者关系的相关理论进行简要回顾,为本文有关影响效应的研究分析和实证检验奠定理论基础。第叁章,现状分析。从国际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大背景出发,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历史脉络、现状特点、投资动机和区位梯度等进行了梳理分析。并从工业发展史、经济发展规律、产业转移脉络、西方国家“再工业化”战略等方面梳理制造业的发展进程,分析先进制造业与传统制造业的区别,从西方重振制造业的思路中汲取营养,从厘清内涵特点的角度深入把脉先进制造业,为实证部分建立被解释变量指标,为下文的实证研究奠定基础。第四章,资源补缺效应分析。在剖析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源补缺、市场拓展、技术获取和战略资源寻求等动机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资源补缺效应的影响机理,并从两个维度开展实证分析:一是结合省际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和8个先进制造业代表行业加总相关指标,进行省际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二是分别选择18个发达国家、18个发展中国家及国内8个先进制造业代表行业,进行时间序列的梯度国别分析。实证研究表明:相对于中国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资源补缺效应更为显着,这应与东部地区的资源整合吸纳能力以及西部地区的外部资源依赖性有关;相对于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顺梯度对外直接投资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资源补缺效应更加显着,这应与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动机有关;按洲际资源补缺影响效应显着性从高到低排列,依次为非洲、亚洲、大洋洲、北美洲、拉丁美洲、欧洲。第五章,产业升级效应分析。剖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先进制造业产业升级效应的影响机理。参照第四章方法开展的实证研究表明,相对于中国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资源补缺效应更为显着,这应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基础有关;相对于顺梯度对外直接投资,中国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产业升级效应更突出,这表明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国家的投资,促进了产业前向关联和产业横向竞争,在促进先进制造业资产、产值和人员结构优化等方面发挥了更显着的正向作用;按洲际产业升级影响效应显着性从高到低排列,依次为非洲、亚洲、大洋洲、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第六章,技术反溢效应分析。部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先进制造业技术反溢效应的影响机理。参照上两章方法开展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东部、中部、西部的对外直接投资均对先进制造业发展产生了显着的技术反溢效应,表明通过国际产能合作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整合技术创新资源,可以有效提高先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也说明通过“走出去”实现制造业技术进步是普遍可行的;不同梯度的对外直接投资均对中国先进制造业发展产生了较显着的技术反溢效应;按洲际技术反溢影响效应显着性从高到低排列,依次为:非洲、亚洲、大洋洲、北美洲、欧洲、拉丁美洲。第七章,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对全文研究进行总结,并从先进制造业的“优供给、以国际产能合作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融两化、以互联网思维助推'中国智造'”、“协创新、深化'产学研用政金介协'协同创新”、“补长板、突破多重约束条件求先进制造业'极值'”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升链条”、“强引导”和“差别化”等角度,提出本文的政策建议。
张纪凤[5]2015年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进入21世纪以来,产品内分工成为新国际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正从旧国际分工模式下注重“贸易”逐步转向新国际分工模式下更加注重“生产”,国际化生产成为连接国与国之间经济的“桥梁”。国际化生产主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FDI)的途径展开,FDI的流入和流出成为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技术和劳动,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之一,近年来对外投资政策由“引进来”为主转变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逐渐成为对外直接投资(OFDI)大国之一。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中国OFDI却屡创新高,逆势上扬。2013年中国OFDI流量达到历史最高点1078.4亿美元,位居美日之后,排名世界第叁。中国OFDI已经实现连续十一年的正增长,2002-2013年间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9.8%。中国OFDI的飞速发展,给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范式)为代表的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提出了新的课题。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建立在“垄断优势”基础上,指出企业OFDI的前提和基础是必须拥有某种所有权优势。然而,中国OFDI不仅包括对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平行和下行投资,而且还包括对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上行投资。对于前一种投资,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对于后一种投资,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却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中国企业在缺乏所有权优势的情况下却积极开展上行投资。“战略叁角”理论框架系统整合了战略的资源观、产业观和制度观,极大丰富了传统的基于OLI范式的分析框架,为新兴经济体OFDI拓展了新的研究空间。本文借鉴“战略叁角”理论框架,结合中国OFDI的实践,研究中国OFDI的动力机制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这一研究对于我国如何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带动我国外向型经济的转型升级,从而实现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指导我国企业如何“走出去”,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本文首先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异质性特点,从母国的推力(push)和东道国的引力(pull)两方面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中国企业OFDI的动力机制既包括母国的推力,也包括东道国的引力。在母国的推力方面,本文基于“战略叁角”的理论框架,利用304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OFDI的微观数据,通过建立计数模型,从企业资源、产业特征、制度因素叁方面实证检验了中国OFDI的母国推动力。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规模、企业R&D投入、企业出口能力、企业盈利能力和产业竞争程度对中国企业OFDI有显着正向影响,说明由研发能力、出口能力、管理能力共同构成的企业所有权优势对企业“走出去”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东道国的引力方面,本文在分析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微观投资动因的基础上,利用2003-2012年中国对69个国家OFDI的国别面板数据,通过建立扩展的引力模型,检验了影响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东道国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对发达国家的OFDI是逆梯度的上行投资,主要集中于人均GDP较高、与中国进出口贸易联系紧密的国家。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是顺梯度的平行或下行投资,主要集中于人均GDP较高、技术较先进以及从中国进口规模较大的国家。这一实证结果表明市场寻求是中国目前OFDI最主要的动因。其次,本文在R&D全球化的背景下分析了中国海外R&D投资的动因及影响因素。R&D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的动机主要有两种：市场支撑型和技术寻求型,目前技术寻求型海外R&D投资正成为研究热点。本文在对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文献综述基础上,介绍了中国海外R&D投资的实践,总结了其发展历程、动机、区位和模式。随后,本文利用101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177个海外子公司投资数据,通过建立叁元选择Logit模型,从投资企业和东道国两个层面分析了中国企业市场支撑型和技术寻求型海外R&D投资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市场支撑型海外R&D投资受东道国人均购买力和R&D资源禀赋的影响,技术寻求型海外R&D投资受母公司技术水平和东道国R&D资源禀赋的双重影响。最后,本文基于创新驱动增长理论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由于知识溢出存在地理空间的约束性以及知识的隐性特征,企业只有靠近技术创新源,才能成为知识溢出的最大受益者。因此,只要存在技术扩散的可能性,即便不存在垄断优势,技术追随企业依然会选择FDI方式而不是出口的方式服务国外市场。本文在分析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四大机理的基础上,利用1985-2008年中国工业TFP、国内R&D资本存量和进口、IFDI、OFDI叁种渠道溢出的国外R&D资本存量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目前中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着。相对于IFDI而言,中国OFDI的整体规模和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技术寻求型OFDI在对外投资中所占比重较小,逆向技术溢出存在一定的滞后期,这些因素是导致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着的主要原因。本文立足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博采各家理论之长,在继承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创新,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并探讨了中国海外R&D投资动因和影响因素,以及通过海外R&D投资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机理,实证检验了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并对中国企业如何更好地利用“走出去”来促进国内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向姣姣[6]2015年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及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参与国际分工和对外开放的主要方式,国际直接投资是维系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纽带,其实质是母国投资动机匹配东道国区位优势的国际资源配置。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日益深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正成倍增长,其覆盖国家和地区也在稳步增加,然而其区位分布所表现出的投资结构特征,仍以小规模投资为主,大规模投资高度集聚在少数国家和地区。“新常态”下,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合理布局中国OFDI区位选择,优化匹配本国投资动机与东道国区位优势,使对外直接投资实现最大化的双赢发展,尤为重要。基于此,本文以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为分析框架,从母国投资动机的视角,揭示新时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一方面实证研究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以捕捉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特征;另一方面实证研究中国OFDI区位选择所产生的进出口贸易效应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以回答中国OFDI区位选择是否引致双赢发展。两方面研究内容的有机融合,以期得出适合现阶段中国OFDI区位选择和“走出去”战略的政策启示。通过经验分析,本文主要得到如下几点结论:(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展现出以市场寻求型为主的多元化投资动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动机主要分为面向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寻求型、面向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寻求型和面向资源丰裕类国家的资源寻求型。通过对投资动机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要素禀赋的匹配,无论是流量还是存量,投资动机均以市场寻求型为主,并逐步向技术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转移。2003-2012年,中国面向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投资的比重,流量和存量分别从2003年的87.9%、92.2%下降到71.0%、77.4%,面向发达经济体的投资,流量和存量分别从2003年的6.5%、3.0%上升至2012年的11.8%、10.0%。面向资源丰裕类国家的投资,流量和存量分别从2003年的5.6%、4.8%上升至2012年的17.3%、12.6%。(2)多元化的投资动机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在形成别具一格的发展之路。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经历了二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多极化”发展的过程,21世纪以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在规模和区位选择上成为后起之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萌芽于20世纪70年代末,从1979年8月“出国办企业”政策拉开了序幕,到2000年3月“走出去”战略的明确提出加速了步伐。历经30多年的发展,在多元化的投资动机驱动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在总体规模、行业结构以及区位选择等方面取得了显着成效。2003-2012年,OFDI流量和存量分别保持了47.9%、34.0%的高增长,2012年OFDI流量攀升至878.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叁大对外直接投资国。行业结构逐步从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低利润的重工业向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高利润的服务业倾斜,呈现国际直接投资服务化的良好趋势。区位选择也正在向广元化拓展,流量和存量面向国家和地区,分别从2003年的99个、129个扩大到2012年的153个、177个,累计覆盖全球77.4%、81.0%的国家和地区。(3)多元化的投资动机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向不同类别国家和地区的区位选择表现出差异化的制度偏好。东道国制度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重要驱动因素,从母国投资动机和东道国制度质量双重约束视角,基于2003-2012年中国面向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非金融类ofdi流量数据,利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和扩展投资引力模型,考察东道国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环境对技术、市场及资源寻求动机下ofdi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的约束作用。结果发现:中国ofdi投资规模偏好优越的制度环境,而投资选择偏好恶劣的制度环境。在多元化的投资动机驱动下,技术寻求型ofdi投资规模对优越制度质量的依赖较弱,但市场和资源寻求型ofdi投资规模对其依赖较强,尤其对政权稳定性、政府效率、监管质量和腐败控制。(4)多元化的投资动机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向不同类别国家和地区呈现差异化的贸易效应。进出口是国际贸易的重要载体,进出口贸易效应是ofdi区位选择首要且最直接的反馈效应。为此,从母国投资动机视角,在对外直接投资影响进出口贸易的机理分析基础上,基于2003-2012年中国对106个国家和地区ofdi存量和进出口贸易数据,利用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分别从总样本和分投资动机的子样本考察中国ofdi区位选择对进出口贸易产生的效应。结果发现:中国ofdi区位选择对进出口贸易产生了显着的创造效应。在多元化的投资动机驱动下,技术寻求型ofdi对与东道国的进口贸易具有显着的创造效应,市场寻求型ofdi对与东道国的出口贸易有显着的创造效应,资源寻求型ofdi对与东道国的进出口贸易均具有显着的创造效应。(5)多元化的投资动机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向不同类别国家和地区存在差异化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技术是经济发展的持续源泉,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对外直接投资最深层次的反馈效应。为此,从母国投资动机视角,在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机理分析基础上,将ofdi逆向技术溢出按溢出来源分为技术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叁类,基于2003-2012年中国对76个国家和地区ofdi存量跨国面板数据和29个省份面板数据,利用扩展的ch模型,采用工具变量法,考察不同投资动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区域差异,检验不同投资动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及各地区tfp影响的差异性。结果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中部地区tfp的增长呈显着的正效应。在多元化的投资动机驱动下,在“走出去”战略发展的当前阶段,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主要来源于对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寻求型OFDI。本文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和进出口贸易、逆向技术溢出两方面效应的研究,验证了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规范了相关问题的分析框架,也为中国OFDI区位选择和“走出去”战略得出了有益的政策启示。“新常态”下,随着中国对高度集聚投资结构的调整,合理匹配自身投资动机与东道国制度风险以优化投资,是保障“走出去”战略实现双赢发展的必经之路。同时,随着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适时调整投资动机,巩固和加强比较优势引导下的市场寻求型OFDI,积极关注资源寻求型的OFDI,加大技术寻求型OFDI的力度,努力由传统的市场寻求型OFDI向技术寻求型OFDI转变,是保障“走出去”战略实现双赢发展的着力点。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OFDI区位选择问题的研究将会持续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未来可能的研究能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效率寻求型投资动机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借助高质量的微观数据和合适方法得出更为严格而细致的研究结论;投资主体和行业的异质性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投资结构调整下中国OFDI区位选择制度偏好的可能变化;技术吸收转化效率对中国实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对母国产业发展和就业等方面的影响。
李先云[7]2012年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技术逆向溢出的实证分析》文中指出改革开放的30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中,我国作为世界经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在研究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上,更多的是研究如何把外商投资吸引到中国国内来,使得外商企业可以带动我国经济的发展,而对我国企业如何走出去,像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投资,甚至向欧美等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情况的研究甚少。母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的会对东道国各个方面产生影响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印证。除此以外,研究表明跨国投资不仅会对东道国产生影响,也对母国产生技术逆向溢出效应。对外直接投资(OFDI)是国际技术扩散的重要渠道,也是发展中国家快速技术进步的一个便捷途径。本文将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归类综述的基础上,构建技术逆向溢出的机理框架,回顾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及现状,并以在全国各省市对外投资额排名第一的浙江省为例,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进一步分析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与浙江省的创新性是否存在关联性,验证OFDI对浙江省的创新能力贡献的大小。通过1985年—2010年的实证结果表明,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浙江省的技术进步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正向效果不显着,而相比较而言,浙江省的创新能力与本地R&D经费却有着很大的关联度。因此,我国在积极扩大对外投资规模的同时,不应该忽略本国R&D经费的投入,同时也要注重对外投资的质量和效益,尤其应当加大对研发资本存量丰富的国家投资力度以及对高新技术行业和制造业的投资力度,积极研究不同国家的不同投资策略,从而为我国更好的技术逆向溢出创造有利条件。
王阳[8]2016年在《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就已成为理论和实证分析的主题之一,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从理论和实证对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研究,但由于研究样本及研究方法上的不同,学者们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间的关系尚未取得一致。欧盟作为最大的发达经济体,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双边投资与贸易的发展,无论对于双方自身,还是世界经济的繁荣与发展都至关重要。目前,中国是欧盟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出口市场,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及第四大境外直接投资目的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不断加深,中欧双方互为重要经贸伙伴地位作用日益巩固。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乏力、欧元区尚未摆脱债务危机困扰的大背景下,中欧双方努力打造“升级版”的中欧关系,不仅符合中欧双方的共同利益,对世界经济的走势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沿着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二者关系的思路出发,准确研判中国对欧盟投资与贸易的现状及特点,从贸易规模、国别差异以及贸易结构叁个层面考察我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影响效应,探讨中国对欧盟投资与贸易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维护良好的中欧贸易关系提供政策参考,全文主要内容包括七章：第一章引言。在阐述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的基础上,综合了国内外有关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文献,并对这些相关文献加以述评,然后说明本文的研究思路、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点与不足。第二章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相关理论的引述。本章在回顾传统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概括为替代、互补与不确定叁种,为本文后续的实证研究建立相应的理论基础。第叁章研判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发展。本章主要对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发展历程进行剖析,基于总量、国别以及产品叁个视角,投资与贸易两个维度,对中国对欧盟投资与贸易的发展予以阐释。第四章研究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对中国对欧盟贸易规模的影响。本章通过构建贸易引力模型,从进出口总量、出口及进口叁个层面对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对中欧贸易规模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对不同影响因素在出口与进口方面的影响进行对比。结果表明,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内对中欧贸易规模均产生正向的作用,且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对中欧贸易规模在长期内的影响要大于在短期内的影响。从短期来看,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反向进口效应要大于出口引致效应,而从长期来看,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出口创引致效应又大于反向进口效应。第五章研究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贸易结构效应。我们通过构建中国对欧盟进出口产品结构的贸易引力模型,将中欧贸易产品划分为初级产品及工业制成品两大类,进一步将工业制成品分解为资本密集型产品及劳动密集型产品,从出口以及进口两方面检验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结构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总体来看,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对中欧(盟)间的进出口贸易均具有显着促进作用的产品类别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且对该类产品在中国对欧盟的出口方面的促进效应大于进口方面；此外,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对中国对欧盟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以及中国自欧盟进口资源密集型产品也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六章研究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的国别差异。本章在前两章的基础上,对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的国别差异进行测度。首先我们对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的国别差异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然后对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的国别差异产生的机理进行阐释,随后运用面板数据建立的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的国别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欧盟整体来看,中国对主要欧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出口创造效应、进口创造效应及进出口总贸易创造效应,我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出口创造效应与进口创造效应在不同国家有所差异,中国与欧盟各国原有的贸易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的国别差异。第七章 全文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本章是对全文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调整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与协调中欧(盟)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为促进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和增强中国与欧盟的相互贸易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与建议,同时,也对本课题未来的发展进行展望。通过探讨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对中欧(盟)贸易的影响,我们明显的感觉到,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与中国对欧盟贸易的扩大、效应的增强呈正发展趋势,这些现象主要体现在贸易规模、贸易国别及贸易结构叁个方面。我们应在“走出去”,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指引下,通过调整对欧盟直接投资与贸易政策,增强中国对外投资的效益,进而提升中国对外经济与文化的软实力,营造投资与贸易相互促进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中欧经贸关系向更高、更深层次推进。
杨群[9]2012年在《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的制度因素研究》文中指出海外并购具有对外直接投资与并购的双重性质,现已成为企业成长的一种重要形式。从现实角度看,中国的并购实践和理论起步都相对滞后,由于中国国有企业的治理模式和经营模式向市场化过渡较晚,在跨国并购方面,没有过多的实践经验,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的成功率并不高,如何挖掘海外并购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建立并购过程的整体评估体系,克服并购过程的主要障碍,从而使中国国有企业并购做到有的放矢,减少并购的风险,提高并购的成功率,就使本文的研究具有现实的意义。从理论角度,针对并购过程中涉及制度因素研究比较零散的现状,从制度因素视角把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作为整体框架分析制度因素的研究相对而言还处于被忽略的状态,尚未能形成统一的研究框架和理论范式,这是本论文研究的主要切入点。论文立足于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的背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并购理论、规制理论、法经济学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以及制度经济理论等,采用比较研究、案例研究和规范演绎多种研究方法,从制度的视角,深入研究中国国有企业并购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等制度因素,并把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渗透在整个交易过程之中,以理论剖析、现实特点与并购机理为主脉络,对制度因素进行细致的剖析,建立了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交易的制度因素的逻辑框架体系,揭示出中国国有企业并购的制度因素的内在运行机制,并从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提出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的对策建议。论文按照以下思路进行研究：首先在回顾了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对海外并购的相关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提出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的制度因素研究的逻辑框架体系：以制度因素为主线,进一步研究并购过程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双约束机制,从企业的逐利行为出发,认为经济制度为并购过程中的主要行为机制,政治制度利用合理的传导机制,直接或间接地对并购行为进行引导与约束,合理的政治制度的建设是经济制度得以顺利实施的保证,完善的、有广泛适用性的经济制度是政治制度的政策体现,两者互相制约并互相促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经济、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的关系,认为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最终需要通过法律形式进行保障,尤其是某些制度具有隐性的特征,在国际运作当中,需通过法律的形式与国家法律体系接轨,使并购多方能通过具有通用性的一般行为准则,从而保障了多方的利益；接下来进一步论述文化隐性制度对经济、政治及法律的显性制度的影响,提出硬性制度的建设可以快速的借鉴、引用和修正,但文化的软制度建设是较长的过程,阐述正式制度的外显与文化制度的内隐的、制度的形式与文化的适应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进一步探讨制度因素适应性。最后,基于上述分析,结合海外并购的实际行为,综合考虑母国和东道国制度因素,结合并购双方不同的交易立场,研究并购过程中的具体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将上述逻辑机理落实到具体的实施主体；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从国家和企业两个层面出发,论证国家层面的宏观制度因素对企业的并购行为的引导,进一步分析国家制度因素对企业海外并购的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的影响。在上述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本文分别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文化等方面深入研究,具体四大模块的研究内容如下：在经济制度的研究方面,以海外并购的经济行为为主线,突出与并购行为紧密相关的经济制度的主要特征,构建了母国、国际和东道国经济制度因素对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影响机理模型。其中母国经济制度因素主要包括经济政策、金融管制、国际贸易、GDP、税收、外汇储备、证券市场、货币供应量、汇率等,国际经济制度因素主要包括双边投资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和贸易壁垒,东道国经济制度因素主要包括政府干预、金融监管、市场化程度、货币政策、政府支出等。最后以中国有色矿业集团为例进行了案例实证分析,并据此提出一些建议和对策。在政治制度研究方面,以政治交易成本为主视角分析其对企业海外并购行为的影响,首先界定了政治制度相关概念,在阐明政治制度因素主要研究范围为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特征、政治体制和政权的组织形式、政治秩序以及国际政治的基础上,构建企业海外并购的政治制度因素影响机理模型。政治制度因素导致并购政治风险的产生、交易成本的增加,而交易成本的增加、政治风险的加大降低了企业海外并购的效率。具体而言,跨国并购行为一方面受制于社会；另一方面,又必须克服社会的压力,特别是那些特殊阶层以及利益集团的压力。另外,并购中的东道国或者母国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并购中的东道国或者母国的政治外交目的也很大程度上影响并购效率。从交易成本政治经济学角度讲,政治合同的签订与强制实施、治理结构等因素构成了海外并购中的政治交易成本的主要限制条件,如果并购行为的东道国和母国都可以找到节约交易成本的制度设计和实施机制的方法,那么就可以从并购中获益。在政治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通过规则和制度节约交易成本具有潜在的收益。而并购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并购的博弈双方最低政治交易成本的均衡解。围绕这一基本作用原理,本部分进一步分析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过程中政治制度因素对并购行为所产生的主要影响,主要包括：国际政治化倾向的影响、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国家政治关系因素影响、东道国的社会责任条款、东道国工会利益集团条款与政府要约、东道国政府集团对产业敏感度风险、东道国国民态度与安全防卫意识、东道国局势风险、执政党变动带来的政治连续性风险、行政管理制度的稳定性、国有企业的政治行为、汇率及贸易争端、社会稳定问题、政治体制转型等因素的影响。本部分最后以北汽竞购欧宝公司失败的案例为素材,应用上述研究结论分析了北汽竞购欧宝公司面临的政治风险,并提出了相关建议。在法律制度研究方面,紧扣法律制度是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行为保障和外在行为的逻辑,按照法律制度对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逻辑机理,分别对相关国际性法律制度、东道国和母国法律制度中与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法律展开分析,结合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在法律制度方面存在的正反两方面因素,就如何利用有利因素、克服法律障碍给出立法建议,主要侧重于审核、反垄断等直接相关法律制度因素研究,最后选取中石化并购Addax公司案例进行案例实证研究,从并购动因和效应展开分析,就并购案中存在的主要法律制度因素及其利弊进行探讨。在文化影响因素方面,围绕文化的软约束特征,强调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影响,突出“文化认知差异”这一核心理念,分析海外并购中海的文化差异概念及表现形式及并购风险与文化冲突的关系等问题,并梳理了作用机理。从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的现实情况来看,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环境,对文化差异及适应产生较大的影响,而文化的差异主要体现为国家文化差异及组织文化差异。一方面文化差异的客观性会产生文化冲突及文化风险,另一方面,并购主体由于价值观、行为准则、舆论导向的不一致,导致客观文化差异的感知判断不一致,进而产生文化冲突及文化风险；过于强烈的文化冲突将产生并购过程中的文化风险。上述文化冲突和文化风险产生的路径必然影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绩效。最后,结合中铝收购力拓的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建立文化评估机制、识别跨文化风险、建立文化沟通机制、建立文化培训机制等对策建议。本文的主要贡献为：第一,建立了海外并购的制度因素综合框架体系。突破前人对于国有企业海外并购问题的单一研究框架,从综合制度因素视角出发,建立了海外并购的制度因素框架体系,并深入全面地研究制度因素对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产生影响的内在机理,为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提供了-条更为系统的研究思路。第二,提出了政治交易成本的概念。建立政治交易成本博弈模型,提出研究国有企业海外并购不仅应当考虑市场交易成本,而且还更需关注政治交易成本的观点。采用制度经济学方法,依据交易成本内部化的思路,分析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过程中不同国家政治制度的差异,通过政治制度影响传导机制的作用,将政治交易成本转化为企业内部成本,进而对企业海外并购行为产生影响的演进过程。第叁,系统研究了经济制度及政治制度框架下的海外并购的法律体系。梳理了国际、国内、东道国的海外并购法规,分析这些法律规则对海外并购行为产生影响的作用机理,并结合典型案例进行实证分析,从东道国、母国以及国际组织叁个层面提出适用相关法规的建议。第四,系统地分析了各类经济制度对企业海外并购行为的影响,在分析过程中使用图表及数据分析法,得出一系列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结论：比如,国有企业在确定海外并购标的的决策过程中,对于并购目标国贸易壁垒问题的考量。本文的分析认为,国有企业不能单纯考虑通过海外并购行为可以规避一国较高的贸易壁垒所带来的益处,还要综合考虑并购后企业的管理和发展,尤其当并购目标企业的原材料来自于并购目标国境外时,并购目标国较高的贸易壁垒也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最后,提出了文化差异认知的模式。围绕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沿着“文化差异—文化冲突—文化风险”的研究路径,将文化差异分为客观差异、认知差异,从中国和东道国的角度,强调了认知差异在并购中的实际影响,并建立了并购行为中文化差异认知模式。
于世海[10]2014年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互动机制研究》文中认为如今，经济全球化张力未减，正在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潮流，生产要素正以更快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从而实现着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产业全球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产业升级可以通过国际间资源与要素的流动和转移来实现，而对外直接投资将有助于实现各类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开发我国的动态比较优势和经济增长潜力，成为推动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和有效途径之一。因此，本文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的互动机制，恰逢其时，既具有丰富的实践素材作为参考，又有助于理论的凝练、升华。本文以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的关系理论、耗散结构理论和协同学原理为基础，寻求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体系内，揭示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的互动机理，以期引导新形势下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有重点、有步骤地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和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实现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同时，理论创新与基于经济现实数据的科学、严谨的数理论证都是不可或缺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的协同发展模式和国内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相互印证，高度凝练的理论思想与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是内在统一的，应遵循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互动演化的规律及协同机理，总结现阶段影响二者之间良性互动的各种因素，进行合理、有效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研究成果付诸实践、经得起验证并取得成效是本论题研究的另一个关键目标。全文共分为九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简明扼要地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评述，进而明确研究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并提出可能完成的创新点。第二章：研究的理论基础。梳理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升级关系理论，系统阐述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原理及相关应用，并界定相关概念，为本文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第叁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升级发展的现状分析。从规模、行业分布、地域分布、投资主体分布四个方面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并结合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对中国当前所处投资发展阶段作出合理的判定，概括其基本特征；介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的演化历程和发展现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划分与产业结构的迭进具有高度重合性。第四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互动机制框架体系的构建。构建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互动演化的布鲁塞尔模型，提出实现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良性互动的协同发展模式，探索二者之间协同发展的核心内容、传导渠道和作用机理，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体系内考查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国内产业升级的互动行为及之于彼此所产生的影响。第五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协同演化的总体评价。运用灰关联熵流模型对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的协同发展状况进行总体评价与检验，并通过面板数据模型确定了影响二者之间协同发展的若干障碍性因素，借此对灰关联熵模型中正熵流和过小负熵流现象给出了合理的解释。第六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互动情形的动态关联分析。利用VAR模型、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等计量分析方法对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之间的互动情形进行了细致的动态刻画，实现了短期影响描述与长期均衡分析的结合。第七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互动行为仿真及模拟调控。通过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对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升级协同发展模式下的各项基本行为进行仿真、趋势预测及政策模拟，在一个弹性系统内探讨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的互动机制，寻找较优的发展方案。第八章：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良性互动发展的对策建议。通过对美国、日本和韩国叁个典型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关联发展相关经验的总结，为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良性互动、协同发展提供了诸多借鉴和启示；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践协同发展模式、促进良性互动的各项对策设计。第九章：结论与展望。概括全文的主要结论，同时还分析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为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本文的主要创新点：（1）提出了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良性互动的协同发展模式，诠释了两者间的协同机理，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新颖的理论分析框架；（2）按照“现状剖析（OLS与统计量指标）→总体评价（灰关联熵流模型）→动态考量（VAR模型）→仿真模拟（SD模型）”的逻辑链条设计实证检验路径，验证我国经济运行现实情形与理论预期的符合程度；（3）遴选多种评价指标、运用多种实证手段覆盖同一研究论题，并由此得出了大致相统一而又令人较为信服的结论；（4）通过总结、汲取典型国家的有益经验，紧密联系我国实际，并特别注意规避障碍性因素的干扰，不断进行政策模拟寻优，筹划、设计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之间有效互动、协同演进的公共政策体系，是符合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战略规划要求的创新之举。
参考文献：
[1]. 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组织[D]. 毛中根. 湘潭大学. 2002
[2]. 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升级：机理分析与实证研究[D]. 江东. 浙江大学. 2010
[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制度影响与主体结构分析[D]. 姜亚鹏. 西南财经大学. 2011
[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影响研究[D]. 曹红涛. 武汉大学. 2017
[5].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D]. 张纪凤. 东南大学. 2015
[6].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及效应研究[D]. 向姣姣. 武汉理工大学. 2015
[7].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技术逆向溢出的实证分析[D]. 李先云. 南京师范大学. 2012
[8]. 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D]. 王阳. 武汉大学. 2016
[9]. 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的制度因素研究[D]. 杨群. 江西财经大学. 2012
[10].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互动机制研究[D]. 于世海. 武汉理工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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