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明明[1]2002年在《明初侍御文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正文分上下两篇。上篇对明初侍御文学作分期描述，共为五期：(一)序曲[明建国前]。此一时期，朱元璋与幕佐文士诗文唱和，开明初侍御文学之序曲。(二)高潮期[洪武元年(1368)至洪武十二年(1379)]。洪武初，朱元璋与侍臣讲诵礼乐，唱和诗文，敷衍成文学侍御的盛况。但由于未达“和”的境界，因而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正始之声”。(叁)顿衰期[洪武十叁年(1380)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洪武中，“和”的政治氛围完全消失，侍御文学走向衰落。(四)微调期[洪武二十七年(1394)至洪武叁十一年(1398)五月]。洪武末，朱元璋欲敷成文治，侍御文学重新出现繁荣迹象。(五)勃兴期[洪武叁十一年(1398)六月至建文四年(1402)]。建文朝，群臣道合，再次敷衍成文学侍御的盛况。下篇论列明初侍御文学的若干学理问题，主要包括叁个方面：(一)明初侍御文学的特点。主要有叁点，即偏重功利实用的文学观，与地域文学关系密切和发展道路之曲折多变。(二)文学侍御与明初士风的关系复杂。一方面明初的不和洽士风使文学侍御弥漫着不和谐因素，另一方面文学侍御又有助于促成一种相对和洽的士风。(叁)文学侍御引导着明初诗文走向。对某些地域的文学打击排抑，而对某些地域的文学扶持提倡，扭转了元末绮弱哀怨、纤细清浅的亡国之音，进而倡导一种体现盛国气象的正始之声。 考虑到明初侍御文学资料庞杂，为避免行文散乱，特编制一份《明初侍御文学编年》，作为附录，以与正文参照。
王郁[2]2009年在《从《明太祖文集》看朱元璋与明初文坛走向》文中研究指明明太祖朱元璋秉持功利实用的文学观,为后世留下了大量作品。从创作的质量上看,朱元璋因其作品说教内容过多、忽视文学的艺术性而颇引来诟病。但是联系明初史料研读《明太祖文集》,我们发现,朱元璋的文学作品极大程度地发挥了文学的功利实用价值,为明初文学确立了独具品格的风范。尤其是在元明易代之初,面对文人的不合作和文坛的复杂状况,《明太祖文集》和朱元璋的文学主张对转变士风和文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朱元璋一方面在文集中提倡雍容典雅的文学风尚和功利实用的文学观,敷成明初侍御文学的盛况,并直接影响文风由俗变雅;另一方面他锐意文治,规范文人士大夫思想,敦促文人从政治的旁观者转变为社会责任的承担者。由此促成了特殊时代和文化背景下的文人风尚,但也正是这种单一的风尚形成了明初沉寂的文化氛围。作为平民帝王,他缺乏对文学的理解和对文人的尊重,以统治者的威慑力引导文学的发展走向,对文不合意的文学群落进行残酷的打击,摧残士人阶层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导致洪武一朝纯审美文学创作式微,馆阁文学则随之壮大起来。
参考文献：
[1]. 明初侍御文学研究[D]. 付明明. 江西师范大学. 2002
[2]. 从《明太祖文集》看朱元璋与明初文坛走向[D]. 王郁. 中南大学.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