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及其在当代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经济危机论文,当代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便开始考察资本主义周期性普遍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现象。《资本论》的写作并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完成。由于马克思没有在《资本论》中以专门的篇幅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论述，而是将这个问题的阐述分散于《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有关章节中，西方一些经济学者便认为马克思没有创立一种完整连贯的经济危机理论。例如，琼·罗宾逊认为：“马克思没有建立关于商业循环或资本主义的长期运动的完整的学说。”[1] (P43)固然，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没有采用完整系统的专著形式，但这并不能否定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体系的成熟性。如果我们将马克思提出的经济危机理论的各个重要论点加以综合，就不难看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是完整而且自成体系的。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体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马克思认为，在物物交换形式下，买和卖是同时发生的，因此不存在产生危机的因素。危机作为生产和消费失调的现象，是随着商品交换而产生和发展的。在货币执行购买职能的过程中，有的人只卖不买，这样便潜伏了危机的可能性。随着货币的支付手段的出现，只要有一个人不能如期支付，就会导致一大批人无法支付，从而进一步增大危机出现的可能性。但是，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危机只具有可能性，因为“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2] (P158)只有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危机才能从可能转变为现实。
(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也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更为具体提出的，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本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生产的社会性导致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但是巨大的生产力所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只是属于少数占有大量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如果这些商品不能顺利卖出去，资本家就不能获取剩余价值，再生产活动就会受阻。于是发生了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成本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
(三)信用制度是形成经济危机的主要杠杆
在分析资本主义信用制度与经济危机的关系时，马克思认为货币经济发展到信用经济形式时，经济危机随时都会成为现实。信用不是危机爆发的原因，但它对于危机的发展起着促进和强化的作用，是“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3] (P498)。“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3] (P499)。这就是说，信用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另一方面，信用造成了一种虚假的需求，隐蔽了生产过剩的事实，促使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扩大和投机活动，最终必然导致生产的过剩，这个时候会出现债务偿付危机，信用出现紧缩。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会突然作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绝对地和商品相对立”[3] (P585)。人们对货币的追求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的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2] (P158)遭到破坏的时候，信用危机转化为货币危机，经济危机进入全面爆发的阶段。
(四)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往往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才会发生，并且是隔一段时期发生一次。从一次经济危机的发生到下一次经济危机发生之间间隔可称之为经济周期。马克思认为固定资本更新的平均时间(特别是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固定资本的更新周期)决定了经济周期的长短。马克思说：“简直可以毫无疑问，自从固定资本大规模发展以后，工业所经历的大约以十年为期的循环周期是和这样规定出来的整个资本再生产段落有密切联系的。”[3] (P282)
马克思认为经济周期由危机、萧条、复苏、繁荣四个阶段组成。他在不少著作中描述了周期的各阶段的循环交替的顺序。在《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中，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生产要经过一定的周期性循环。它要经过消沉、逐渐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和停滞等阶段。”[4] (P162)在《资本论》第3卷中，他写道：“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现代工业在其中运动的周转周期——沉寂状态、逐渐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崩溃、停滞、沉寂状态等等。”[3] (P404)
(五)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二重后果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爆发，具体表现为整个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遭到极大的破坏。但是对于经济危机的影响，马克思是辩证看待的。马克思指出，危机一方面是旧的生产平衡破坏的结果，但另一方面，又反过来成为解决原有冲突的力量。他认为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3] (P278)。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在当代遇到的挑战
(一)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干预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提出挑战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认为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同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无政府状态，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危机频繁发生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主要成因。然而，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与调控，已成为贯穿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整个过程的普遍现象。马克思当年所描述的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基本上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是经济运行呈现出明显的可调控的发展态势。经济危机虽然始终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不断发生，但发生的成因、强度、形式与内容却不同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所阐述的相关内容。
(二)当代科技革命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提出挑战
战后资本主义出现了两次重大的科技革命。第一次是20世纪40～50年代，以原子能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出现和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第二次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电子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6大技术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当代资本主义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盲目性程度大大降低、再生产各环节更为协调、同时改变了固定资本再生产周期物质基础的作用，使得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减轻、经济周期缩短，这些表相是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所不能解释的。
(三)社会主义经济危机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提出挑战
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产物，“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5] (P585)。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也出现过类似经济危机。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结构一度出现严重比例失调，在2005年就出现水泥、电解铝、钢铁、电力、房地产等5大行业生产过剩问题。这些问题超出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范围，是其难以解释的。
三、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科学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受到诸多现实的挑战，它已经不能完全正确地解释现实经济危机现象。然而，任何经济理论都是特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必将随着经济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也不例外。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历史局限性就完全否定其科学性。
(一)这一理论科学地揭示了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周期性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
马克思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始终存在，经济危机每隔若干年爆发一次的“周期性现象”不可避免。资本主义经济从出现一次危机到新的危机出现，就会形成一个经济周期。尽管凯恩斯主流学派及后来出现的货币主义学派、供给学派、政治经济周期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经济学流派普遍认为经济危机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政府的过度干预和某些外生因素，因此主张充分发挥市场经济自身的调节作用，从刺激需求转向改善供给，以此来平抑经济波动。但这些理论主张并没有使西方国家摆脱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困扰。美国经济创造了20世纪末10年高速增长的“神话”，西方的学者和政客因此预言“新经济”结束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周期性窠臼”。然而，自2000年第四季度开始美国经济增长急剧降温，固定资本投资大幅下降，失业增长，生产缩减，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1.4％，为过去数年来的最低增幅，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经济陷入“萧条”，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阴影再次笼罩美国。
(二)这一理论如实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具有建设性作用
马克思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作用，认为危机既具有破坏性，也具有建设性。他指出，危机的实质在于：它不仅意味着再生产过程的矛盾的暴力爆发，还意味着这些矛盾的暴力的、暂时的、局部的解决。他同时指出，作为暴力的解决，它表现为使资本主义生产暂时恢复平衡，为生产力新发展扫清道路。具体来看，经济危机的建设性作用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经济危机促成了固定资本的更新和扩大。在危机中，大量的中小企业倒闭，可是有实力的大企业却可以利用这一时期来重新装备企业，改进技术，率先进行固定资本的更新，用新机器、新厂房、新设备来代替旧机器、旧厂房、旧设备，以求降低成本，取得竞争优势。这无疑促成了固定资本的更新和扩大，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向新的更高的水平发展打下物质基础。
2.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生产暂时恢复平衡。当危机发生后，由于商品大量过剩，商品价格就会暴跌，促使大批企业倒闭，社会生产规模急剧缩小。经过一段时间，随着过剩商品的破坏、浪费和减价卖出，再加之企业的大量倒闭，商品的供应量大幅减少，商品的供求关系趋向平衡，商品的价格逐步回升，大量企业重新组织生产活动，资本主义生产暂时恢复平衡。
四、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在当代的发展
(一)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危机成因论的发展
1.比例失调成因论。这一理论继承了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必须按比例进行以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无政府状态经济基本观点。认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的不同工业部门之间商品生产的比例失调，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成因。因此，比例失调论认为治理经济危机的关键是避免生产的比例失调，而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在经济体系各部门之间保持平衡。然而，在理论上这种平衡是可能的，在现实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这种平衡随时可能被打破，因此，由于比例失调而导致的经济危机无时不在[6] (P56)。
2.消费不足成因论。这一理论继承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资本积累的发展，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的理论，并力图沿着这一研究思路发展马克思的观点。该派代表人物斯威齐认为，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是实现的危机，在实现的危机中，比例失调是不重要的，关键原因是人们的消费不足导致了总供求失衡。基于这种认识，斯威齐提出了消费不足成因论，他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着一种固有的趋势，即消费品生产能力的扩大快于消费品需求的增长。消费不足成因论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具有较大影响，这与美国经济在那一时期长期受到有效需求不足的困扰密切相关。
3.国家财政危机成因论。该理论将国家财政危机与普遍性的经济周期和危机联系起来，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经济危机的成因在于国家的财政危机。该学派代表人物奥康纳提出一个在突出国家作用的基础上综合生产、交换、分配各领域的经济危机理论。其理论的基本点在于国家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决定性作用，国家预算的构成能够左右经济的兴衰。从这一点上说，奥康纳的理论具有凯恩斯主义的色彩。同时，奥康纳的理论有消解危机理论中的经济因素倾向，危机在经济上的必然性转化成为围绕政府预算各方博弈的结果[6] (P59—60)。
4.经济长波成因论。长波理论研究和分析经济长周期波动的成因和规律。系统地提出长波理论的是著名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他在1925年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平均长约50年的长期波动[7]。比利时经济学家曼德尔将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理论应用到晚期资本主义的研究中，提出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一般要经历一次大约50年左右的繁荣和停滞周期。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波动的形成原因，在研究马克思主义长波论学者之中始终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康德拉季耶夫认为长波的成因来自于生产力体系内部的深刻变革。曼德尔认为长波的成因来自于技术创新。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次长周期的繁荣时期看，都是由技术创新带动和引发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曼德尔的长波成因论[6] (P60—61)。长波成因论对于认识国际经济发展的长期周期波动，利用其演变规律，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5.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成因论。这一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和有机构成提高使利润率呈下降趋势的基本思想，认为利润率的下降导致投资率下降，从而导致生产能力利用率的下降，最终会引发经济衰退。该派代表人物赛克认为，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实质上是获利能力的危机，这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引起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尽管此理论在论证推理的形式上是忠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但它不适合解释短期资本主义经济萧条，所以难以得到更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认同[6] (P58)。
(二)中国理论界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
1.关于社会主义也可能出现经济危机的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贯彻落实，人们用辩证的眼光看待社会主义，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能出现经济危机。围绕这一观点，中国理论界曾展开讨论，对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作了细致分析和论证，形成如下观点：第一，经济危机不仅资本主义社会有，社会主义也会发生商业危机、财政危机、工业危机和打击整个国民经济的总危机；第二，社会主义社会发生的经济危机，除自然因素外，主要是经济工作上的严重失算造成的；第三，社会主义的这种经济危机主要表现是生产遭到破坏；第四，不管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危机都有共性，即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急剧下降所导致的经济混乱。因此，经济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现象，而是各种社会形态共有的[8]。
2.关于固定资本更新对经济危机周期作用的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理论界对此问题进行过多次深入讨论，形成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随着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固定资本更新对经济危机周期的作用有所降低，已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第二种观点认为固定资本更新时间和周期性危机的间隔时间大体上没有关系。第三种观点认为战后经济危机变形是国家干预社会固定资本更新与扩大过程的结果，因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强了固定资本更新作为危机周期运动的物质基础的作用[9] (P113—114)。第四种观点认为战后出现的固定资本再生产的特点使固定资本更新对经济危机周期的作用有加强的趋势。同时，美国政府推行的加速折旧政策以及固定资本要素精神磨损的加速，使其对经济危机周期的作用有减弱趋势[10] (P115—119)。
3.关于“滞胀”产生原因的讨论。关于“滞胀”产生原因的讨论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认为“滞胀”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的产物。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引起供求关系的削弱，导致供求关系不能调节物价的涨落，从而产生“滞胀”。第二种认为“滞胀”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只要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继续存在并向前发展，无论是采取哪一派的经济政策，都解决不了“滞胀”问题[9] (P116—117)。
(三)邓小平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
我国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和社会供求结构均遭到严重的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失调成为经济工作中最突出的问题。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指出：“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农业和工业比例失调，农林牧副渔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失调，煤电油运和其他工业比例失调，‘骨头’和‘肉’(就是工业和住宅建设、交通市政建设、商业服务业建设等)比例失调，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11] (P250)因此，邓小平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在于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严重比例失调危机。
总之，发展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应该从资本最基本的矛盾出发。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无疑应该把全球资本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同时，我们应当注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重视当今时代发展的特点。可以预言，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还将继续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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