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周颂》为何不载尧、舜传说考论——兼谈周文化与夏文化的亲缘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亲缘论文,大雅论文,化与论文,关系论文,为何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07)01-0143-05
古代各民族早期的诗歌往往和历史传说错杂在一起，是以诗歌的形态展示历史。在通常情况下，越是早期的诗歌，它所记载的历史传说就越多，但有时还会出现相反的情况。虽然《诗经》产生的年代较早，但他对相关历史传说的记载反倒不如后来的诗歌丰富。《楚辞》中多次出现尧、舜以及更早的历史传说，而作为周族最早的诗歌，《大雅》和《周颂》却见不到相关传说。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它对于研究历史传说与诗歌、部族文化的关系有重要意义。
在《诗经》收录的周族诗歌中，《大雅》和《周颂》创作的年代最早。关于这些诗的产生年代，郑玄《诗谱序》中写道：“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1] 262郑玄断定《周颂》作于西周初期，是周公制礼作乐的产物。他在《周颂谱》中再次写道：“《周颂》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诗，其作在周公摄政、成王即位之初。”[1] 581这里把《周颂》写作年代说得更加确定，它是周成王即位初期写成的。关于《大雅》、《小雅》的写作年代，郑玄在《大小雅谱笺》中称：“《大雅》、《小雅》者，周室居西都丰镐之时诗也。”[1] 401郑玄把《大雅》认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这种说法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
《大雅》和《周颂》基本都是在西周时期写定的，这就为考察中国早期历史传说在那个历史阶段所呈现的形态及特征提供了可靠的证据，是研究中国古代早期历史传说的宝贵文献。
周代所创立的是礼乐文明，后人在追溯周代礼乐文明的源头时，往往提到传说时代的圣王尧、舜、禹。可是，综观《大雅》和《周颂》，人们在歌颂祖先的光辉业绩时，根本没有提到尧和舜，而对夏禹及夏代却多有涉及。
《大雅》提到禹的作品有《文王有声》，其中写道：“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四方攸同，皇王维辟。”对此，郑玄笺道：
绩，功。辟，君也。昔尧时洪水，而丰水亦泛滥为害。禹治之，使入渭，东注于河，禹之功也。文王、武王今得作邑于其旁，地为天下所同心而归。大王为之君，乃由禹之功，故引美之。丰邑在丰水之西，镐京在丰水之东。[1] 526
这首诗先后出现“文王烝哉”、“武王烝哉”之语，主要是歌颂文王和武王的公德，而没有像《周颂·昊天有成命》那样提到“成王不敢康”。由此可以断定，《文王有声》应是作于西周初期。在西周先民的记忆中，大禹治水的功绩是显赫的，周人对他充满感激之情，认为周族先后建都丰、镐，其基础是大禹奠定的。
《大雅·韩奕》写道：“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毛传：“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凉山，除水灾，宜王平大乱，命诸侯。”[1] 570郑玄笺基本遵循毛传。《大雅·韩奕》作于周宣王时期，古今对此没有异议。这说明，直到西周宣王中兴时期，周人仍然牢记大禹治水的功绩，对他加以颂扬。《小雅·信南山》也写道：“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这是说由于大禹治水成功，周族先民才得以开垦南山，从事农业生产，大禹治水是周族创造农业文明的前提。《信南山》是一首祭祀祖先的诗歌，大禹和周族祖先一道受到赞美。
周族先民在祭祀本族祖先过程中，有时歌颂大禹治水的功绩，把西周王朝所做的经营看作是大禹治水事业的延续性成果，把周天子作为大禹的后继者看待。由此而来，西周贵族有时就把西周王朝的始兴之地称为“时夏”。《周颂·时迈》写道：“我求懿德，肆于时夏。”毛传：“夏，大也”郑玄笺：“懿，美。肆，陈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陈其歌于是夏而歌之，乐歌大者称夏。”[1] 589郑玄把夏训为体制宏大的乐章，孔颖达《正义》按照郑笺进行发挥，以九夏之名释之。朱熹《诗集传》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夏，中国也。……以益求懿美之德，以布陈于中国。”[2] 清人马瑞辰赞同朱熹的解释，他写道：“诗言‘肆于时夏’，承上‘我求懿德’言，宜从朱子集传，谓布德于中国。”朱熹把“时夏”训为“中国”，指周王朝的疆域，马瑞辰沿袭这种说法，这样一来，对“时夏”就出现两种解释。
《尚书·周书》都作于西周时期，其中出现的相关词语可以为“时夏”找到确切的解释。《尚书·康诰》作于西周成王时期，是为封康叔于卫国所作。其中写道：
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
孔传：“用此明德慎罚之道，始为政于我区域诸夏，故于我一二邦皆以修治。”[3] 203
在《康诰》上述文字中，或称“造我区夏”，或称“我西土”，由此看来，区夏和西土是同义词，指的是周文王始兴之地。《尚书·君奭》篇写道：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
孔传：“文王庶几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诸夏。亦为贤臣之助。”[3] 224
在这段话语中，诸夏指周文王所经营的地域，也就是《康诰》篇所说的稀土。有夏一词还见于《尚书·立政》：“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竞，吁俊尊上帝。”孔传：“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时，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强，犹乃招呼贤俊，与共尊事上天。”[3] 230孔传以夏禹释有夏是正确的，因为所引《立政》之文后面提到夏桀，显然，有夏指夏禹。《立政》还写道：“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这里是周人自称有夏，他们得到上帝的佑助灭掉殷商。西周先民既称夏禹为有夏，又称本族为有夏。显然，他们是把自己作为夏禹的继承者看待，他们熟悉大禹的历史功绩，把西周王朝看作是大禹事业的延续。
由此看来，《尚书·周书》中出现的区夏、有夏，指的是周族始兴之地，有时有夏也指夏禹。《诗经·周颂》出现的时夏，指的也是周族始兴的西土。
以上所引《尚书》的《康诰》、《君奭》、《立政》诸篇均作于西周成王时期，和《大雅·文王有声》、《周颂·时迈》的写作年代基本一致。在这些作品中保留了有关大禹的传说以及周族对夏族的认同，但是，夏禹之前尧和舜的传说却没有任何记载，至于比尧、舜更早的历史人物，更见不到任何与他们相关的传说。也就是说，《诗经》的《周颂》和《大雅》虽然在周诗中产生的年代最早，但它们所记录的历史传说的上限到大禹治水为止。而在春秋、战国时期盛行的从黄帝到尧、舜时代的传说，在《大雅》和《周颂》中则根本见不到任何蛛丝马迹。《诗经》的《大雅》和《周颂》作为保存下来的周族最早的诗歌，尧、舜这两位史前时代的圣君，他们的传说对于西周先民来说是陌生的、不熟悉的，否则，《大雅》、《周颂》作为西周礼乐文化的重要载体，不会拒绝把这两位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说写入其中。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雅》、《周颂》多次提到大禹，并以“时夏”称呼周族的始兴之地，显示出对夏族历史传说的熟悉以及对于夏文化的认同，甚至有夏周一脉相承的观念，以大禹和夏文化的继承者自命。
周族早期诗歌没有出现与尧、舜相关的传说，这并不是西周礼乐文化排斥这两位传说中的圣君，而是由于周族先民在那个历史时期还无缘、或很少有机会接触尧、舜后裔，因此，有关尧、舜的传说也就无法出现在那个时期的诗歌中。尧的后裔所居地域主要三处，一为房地，一为唐地，一为蓟地，《竹书纪年》载：“帝子丹珠避舜于房陵，舜不让克，遂封于房，为虞宾。”房陵，指今湖北房县，在汉水之南。丹朱及其后裔所在的房地，周灭商之前不是周族领地。周灭商之后，虽然由周公、召公负责治理江汉流域，但是，周人与丹朱后裔的关系并不协调。《国语·周语上》记载：“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实有爽德，协于丹朱。丹朱凭身而仪之，生穆王焉。”传说周昭王娶房地女为后，但房后与尧的后裔丹朱私通，生下周穆王。又据《左传·僖公四年》记载：“昭王南征而不复”。这两条记载相互印证，可以看出西周时期周人对丹朱的厌恶和恐惧，因此，不会与居住在那里的唐尧后裔有亲密的交往。房地的丹朱后裔是作为西周王朝的对立而出现的，周人对它至少是疏远和冷漠的，因此，不可能从那里得到有关尧的传说。
尧的另一支后裔在西周建国之前居住在唐地，因此人们又称尧为唐尧，或称陶唐氏。唐地即今山西中部，其末代君主是唐叔虞。《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周成王将他的弟弟封在唐地，成为唐叔。据《竹书纪年》记载，西周王朝灭唐是在成王八年，封大叔为唐侯是在成王十年。灭唐之年，“迁其民于杜”，即今陕西麟游西，作为战俘加以监督。在这种情况下，尧的后裔不可能与西周贵族进行平等交往，他们没有机会把祖先传说讲给周人。
此外，《墨子·明鬼》载：
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杀我而不辜，若以死者为无知，则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诸侯而田于圃田，车数百乘，从数千，人满野。日中，杜伯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伏弢而死。[4]
这是墨子在明辨是否有鬼神一事时所举的一个例子：周宣王以莫须有的罪名杀了他的大臣杜伯，三年之后，杜伯化为鬼找周宣王复仇，并亲手杀死了周宣王。这件事情在《国语·周语上》中也有记载，周惠王十五年，莘地有神异的现象出现，内史过对周宣王解释这种现象时说：
是以或见神以兴，亦或以亡。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聆隧。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是皆明神之志者也。
其中“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指的也是《墨子·明鬼》中所说的杜伯死后三年杀死周宣公复仇的事情，不过内史过还认为正是这件事情的出现，预示着周代走向了灭亡。
这两则材料中所提到的杜伯是陶唐氏的后代。《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晋国的范宣子在追述自己的家族史时说道：
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
范氏是唐尧的后裔，他所叙述的正是自己的祖先在夏、商、周三代不同的姓氏，其中明确指出陶唐氏的后裔在周代的时候为唐杜氏，也就是《国语·周语上》和《墨子·明鬼》中提到的那个杀死周宣王、导致周代灭亡的杜伯。唐尧的后裔杜伯是杀死周代国王的凶手，并由此成为周代灭亡的元凶，周人对他充满了恐惧和怨恨，所以他及他祖先的传说是根本不可能在周人的作品中出现的。
《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灭商之后，封“帝尧之后于蓟”，即今天津蓟县一带。这个地方距离当时的镐京极其遥远，居住在这里的尧的后裔直接和周王朝沟通的机会也极其有限。况且当时天下初定，还是多事之秋，他们把祖先传说向周初朝廷贵族讲述的机会同样极少。
西周初期有关尧的传说没有写入《大雅》和《周颂》，一方面因为周族与尧的后裔接触机会少，另一方面则源于政治上的利害冲突。既然西周王朝把尧之子丹朱视为周族克星，周族又灭掉尧的后裔所建立的唐国，唐尧的后裔有杀死了周代的国王而导致周灭亡，在这种情况下，尧的传说自然很难传播到周族那里，周人对尧的传说即使有所了解，也不会把它写入诗篇。
舜的后裔主要有一支，居住在今河南境内。《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夏代中期出现战乱，夏后相之子少康逃奔有虞，“虞思于是妻以二姚，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杨伯峻注：“有虞，据云是虞舜之后一部落国家，相传在今河南商丘地区虞城县西南三里。”[5] 商丘位于河南中部，夏商时期，周族势力还没有到达那里，虞舜后裔的居住地不在周族先民的势力范围之内，因此，周初贵族对于虞舜传说知之甚少，乃至比较陌生。
《国语·周语上》在叙述周族早期历史时有以下一段：
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
周族自夏朝衰落期开始就居住在戎狄之间，偏居一隅，和中土各部族联系较少。《史记·周本纪》依据《大雅》周祖史诗的记载，断定从公刘到古公亶父时期，前后十代人或是生活在戎狄之间，或是临近戎狄，始终作为西部边缘地带的居民存在。
《尚书·舜典》记载，舜继尧成为部落联盟首领之后，任命周族男性始祖后稷为农官，后稷是虞舜的下属，他和虞舜很熟悉，和尧也不陌生。但是，尧、舜的传说多数是在他们去世之后流播开来的，后稷所处的虞夏之际，尧、舜传说尚处于酝酿时期，这就使得后稷无法超前地成为尧舜传说的保存者和传播者，周族子孙无法从自己男性始祖那里获得这方面的信息。
在中国古代早期，祖先传说通常首先是由本族子孙保存下来的。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晋国的范宣子在追述自己的家族史时说道：
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
范氏是唐尧的后裔，范宣子对于自己的族谱了如指掌，娓娓道来。由此可以断定，有关尧及其后裔的许多传说，也必然保存在那里。
既然尧、舜的传说最初主要由他们的后裔保存，而周族从不窋开始直到古公亶父时期，在漫长的历史阶段一直偏居一隅，自称西土之人，和尧、舜后裔在地域上悬隔，很难从对方那里得知尧、舜传说。周初天下始定，但西周王朝与尧、舜后裔的交往仍然存在种种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于西周时期的《大雅》和《周颂》见不到有关尧、舜的传说，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大雅》和《周颂》没有提及尧、舜，但几次赞扬大禹，并且把周族看作是夏文化的继承者。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周族与夏族的密切交往决定的。周族先民对于大禹传说可以有两个渠道获得。
一是政治渠道。《国语·周语上》记载周穆王时期周族贵族祭公谋父的如下话语：“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祭公谋父是周公的后裔，他对本族的历史有清楚的记忆。关于不窋失官的时间，徐元诰有如下考证：
盖不窋以上，世为后稷之官，不知凡几，传至不窋，然后失其官也。夏之衰，疑孔甲时。《史记》称孔甲淫乱，夏侯氏德衰，诸侯畔之。殆后稷之官及有邰之封，乃相因而失。……禹至孔甲三百余年，《史记》十一世十四君，则有邰始封至不窋且十余也。[6] 4
徐元诰的考证是可信的。从周族男性始祖弃开始，周族十余代人都在夏朝担任农官，任后稷，历时三百余年。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周族祖先必然对大禹传说多有听闻，并且世代相传，在周族先民那里保存下来。
周族先民获取大禹传说的另一条渠道是通婚。《大雅·大明》写道：“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挚，古国名，任姓。王季是周文王之父，他娶挚国次女为妻，她就是诗中所说的大任，系文王之母。《国语·周语中》称：“昔挚、畴之国也由大任。”韦昭注：“挚、畴二国，奚仲、仲虺之后。”[6] 46挚国任姓，是奚仲的后裔所建之国。奚仲的后裔还有薛国君主，《左传·隐公十一年》记载：“薛，庶姓也。”薛国任姓，而不是周族姬姓，因此称为庶姓。挚、薛的始祖都是奚仲，而奚仲在夏朝任车正之官。周族祖先王季娶大任为妻，由于任姓与夏族关系密切，因此，大任把有关大禹的传说带到周族那里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挚国当时附属于殷商，故诗中称大任是“自彼殷商”而来。
《大雅·大明》还写道：“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这是叙述周文王的婚姻。他在迎娶殷王帝乙的小女之后，又续娶莘国之女为妃。《世本》卷3载：“莘，姒姓，夏禹之后。”《史记·夏本纪》叙述夏族姒姓后裔时提到“辛氏”，也就是“莘氏”。周文王娶夏族之女为妻，史称大姒，她是武王的母亲。大姒是夏族血统，她应该熟知祖先的传说，并且完全有可能把它传播到周族那里。
综上所述，周族先民从其男性始祖弃开始，一直到不窋，十余代人相继担任夏朝的农官。到了后来，太王王季娶夏朝车正后裔之女为妻，文王娶夏族女子为妻。政治上的合作和婚姻上的嫁娶，使周族先民与夏族先民建立起密切的联系。由此而来，有关大禹的传说也在周族先民那里流播开来，并且写入《大雅》和《周颂》。同时，周祖对夏文化也深表认同，把周文化看作是夏文化的历史延续。
古代早期诗和史是不分的，诗就是史，史也可以通过诗的形式呈现。《大雅》和《周颂》作为周族早期诗歌，确实体现了诗史不分的特点，其中记录了许多历史传说。但是《大雅》和《周颂》对先前历史传说的记载却是不全面的，有局限的，即以后来流传最广的尧、舜、禹传说而言，它对尧、舜的传说根本没有著录，所记载的大禹传说也比较简略。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那个时期的周族文化还没有与其他文化充分地交流沟通，还处于半封闭状态，无法获得更多的其他部族的历史传说。
随着历史的推移，这种情况逐渐发生变化。到了西周中后期，周族以外的历史传说越来越多地进入周文化，成为周人经常议论的对象。《尚书·吕刑》作于周穆王时期，其中提到“惟蚩尤始作乱”，还提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涉及的都是东夷族的历史传说。到了周幽王时期，朝廷大臣已经能够详细叙述华夏境内各部族的谱系沿革和地域分布，事见《国语·郑语》。与此相应，《大雅》对历史传说的叙述也开始出现新的苗头。《崧高》写道：“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这首诗作于周宣王时期，歌颂天子的母舅申伯。申伯姜姓，是炎帝的后裔，这几句诗是说中岳嵩山高耸入天，有神灵降临，生出姜姓的吕侯申侯。炎帝系统的祖先传说出现在周族诗歌中，这在《诗经》中还是首例。不过仅此一例而已，再也找不出其他类似作品。到了西周中后期，尽管周族与其他部族的文化交流已经比较充分，但周族雅诗、颂诗的创作已经进入消歇期，因此，无法再有更多的历史传说进入其中。
就所记载的历史传说而言，《大雅》和《周颂》所录周族祖先传说最为丰富，其次是殷商传说，再次是大禹传说。《大雅》和《周颂》见不到尧、舜及更早的历史传说，就此而论，它对历史传说的收录是不完全的、有局限的。把众多的历史传说写入文学作品，这个使命是由《诗经》之后的《左传》及诸子散文承担的。至于诗歌类作品，则是由战国后期的《楚辞》把各部族的历史传说加以整合，有系统地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