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讲座”研究状况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德格尔论文,弗莱堡论文,述评论文,讲座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862（2006）06—0057—05
一
时至如今，国内外研究海德格尔思想的著作和论文已是数不胜数了，但是其中绝大部分的论题都是关于《存在与时间》及之后的思想，对于《存在与时间》之前的思想则少有人涉及，而研究海德格尔1919～1923年的早期弗莱堡讲座的人就更少了。这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由于很长时间以来，研究者们很难获得相关的研究资料。起初，早期弗莱堡时期的海德格尔思想只是在他的学生中间作为“隐秘之王的传闻”而盛行。虽然阿伦特（Hannah Arendt）说这个隐秘王国的居民比人们想象的要多，但这似乎更多地是由于“传闻”本身的引人性质所致。所以，阿伦特也承认，当时德国到处流传的不过是“海德格尔”这个名字①，而非其思想。只是到了后来，这一时期讲座的手稿抄本才以一种“哲学的地下活动”② 的方式在极少数学者中间流传。这种状况持续了数十年。所以，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讲座的具体情形一直不为众多的研究者们所知，以至于当1963年奥托·波格勒（Otto P
ggler）发表其涉及到海德格尔这一时期思想的著作《马丁·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时，有人竟斥之为“伪造物”③。只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海德格尔著作的全集版开始陆续出版以来，虚无飘渺的“传闻”和暗中进行的“地下活动”的状况才告结束，于是相关的研究才渐渐多了起来。
另一个原因则是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讲座的意义没有得到恰切的评价。这首先包括海德格尔自己。他认为这些讲座稿只是些“隐晦的原始资料”，将之公之于众并不是什么好事情，因为“以如此的年轻的跳跃人们很容易变得不公正的”④。因此，起初海德格尔根本就不想把早期弗莱堡讲座纳入全集的出版计划中去，而1973年的《评卡尔·雅斯贝尔斯〈世界观的心理学〉》一文的发表也只是他的学生们一再要求的结果。在《存在与时间》及以后的著作中，他也很少再提及这些讲座。即使在《存在与时间》里，他提到了1919/1920年冬季学期的讲座《现象学的基本问题》时⑤，也是在一则不显眼的注释里。而当在《通向语言之途》中提及1920年夏季学期的讲座《直观和表达的现象学》和1923年夏季学期的讲座《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时⑥，他并不是自愿的，而是由于日本人的追问，所以他显得相当不耐烦。在这种先入之见的诱导之下，即使早期弗莱堡讲座一段时间以来已经逐渐为世人所知，在正津津乐道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及其后来思想的研究者中也很少有人对之给予关注。退一步讲，即使有人已对之进行了研究，但是由于其中所表达出来的思想与其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所谓的“转折”之后的思想相比，最起码表面上看起来，在主题和风格等方面都迥然相异，因此前者很容易被当做后者的粗劣开端而被贬斥为当时流行的“生命哲学”和“人类主义”。
以上这种研究状况所导致的结果是：《存在与时间》及其以后的思想似乎完全出自一片“沉默之海”⑦，成了从宙斯的脑袋里突然迸出的已然全副武装的雅典娜或一尊“无头和四肢的躯干雕像”⑧，以致人们无法真正理解它们是如何发源的。
然而，海德格尔的早期弗莱堡讲座毕竟没有完全被打入冷宫而永不见天日，这首先应归功于那些曾经因聆听他的授课而有“触电一般”的感觉⑨ 的那些学生们。他们切身体会到了海德格尔的这些思想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因而对其所具有的意义有着深刻的领悟。比如，阿伦特就认为海德格尔的思想开端既不是始自他的出生之日，也不是他的第一本书的出版，而是1919年在弗莱堡所举办的第一批讲座和研讨班。⑩ 伽达默尔也曾略带夸张地说，海德格尔“转折”之后的所有后期思想的根基在1919年的战时紧急学期里就早已被奠定了。奥斯卡·贝克尔（Oskar Becker）则走得更远，他把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之前的思想看做是原初的突破，而《存在与时间》在他看来已只是它的一种学究式的僵死形式。(11) 而且，这些学生们把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讲座中的思想与自己的思想结合起来，创立了各具特色并有重大影响的理论，比如阿伦特的实践哲学，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和贝克尔的数学理论。正是在他们的这种影响和推动下，有学者开始了对海德格尔这一时期思想的专门研究。
在这方面，德国著名的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研究专家奥托·波格勒可谓是先驱者，他的名著《马丁·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成了经典的“开山之作”。该书以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思想的探讨为线索研究了他的博士论文、教职论文、《精神科学中的时间概念》、《宗教现象学导论》等著作，把通向《存在与时间》的道路刻画为“解释学的现象学”，并明确指出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的哲学和研究植根于对实际生活（faktisch Leben）的理解。但是，由于材料所限，他的研究还是不系统的。
第一部对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讲座有系统研究的著作是美国著名海德格尔研究专家西奥多·克兹尔（Theodore Kisiel）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起源》。该书的目的是根据所能搜集到的最完善的资料，将海德格尔从1915年到1927年的发展历程编写为一则完整而可靠的故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克兹尔几乎对海德格尔从1915年的教职论文到《存在与时间》之前的所有著作和讲座稿的内容都进行了介绍，详细地探索和梳理了《存在与时间》中主要概念的发展史。他认为这一时期是海德格尔最有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时期，后期思想的转折实际上就是向这一时期尚未被进一步追索的基本思想的回返。因为，在这一时期海德格尔确认并考察了他的终生主题：“原初某物”（the primal something）、“在自身中并为了自身的生活”（life in and for itself）、“实际生活”（factic life）、“历史的我”（the historical I）、“境域的我”（the situated I）、“实际生活经验”（factic life experience）、“实际性”（facticity）、“缘在”（dasein）和“存在”（being）。(12) 并找到了恰切言说“实际生活”的方法：“形式指引”（formale Anzeige）。
克兹尔这一“发生史”式的研究第一次比较全面清晰地展现了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之前的思想发展历程，该书1993年出版后极大地推动了相关方面的研究。一年后，美国学者布鲁恩（John Van Buren）就出版了另一部系统性的研究著作《青年海德格尔：隐秘之王的传闻》。该书详细阐释了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之前，主要是早期弗莱堡时期的思想的一些主要层面，并把海德格尔这一时期的思想和后期思想联系起来进行了比较，认为前者能够祛魅后者残余的“意识形态的、虚夸的和自传的神话”(13)，因而更适合于用来思考他终生所追求的“事情”（sache），即“把存在作为结果给出来的东西”(14)。所以，布鲁恩同意克兹尔的看法，认为这是其整个思想道路上最具原创性的时期，而他的后期思想则是对这原初思想的偏离。甚而世人公认的哲学杰作《存在与时间》在布鲁恩眼里，也成了“乏味的科学论文”。布鲁恩也特别看重海德格尔的“生活的形式指引”思想，因为它蕴涵着敞开性和多样性的要求。另外，他还特别强调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讲座对生活中的“个人”的论述所具有的重要的意义。
同年，克兹尔和布鲁恩合作出版了《从头阅读海德格尔：早期思想论文集》(15)。在这本书中，许多学者对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讲座中的个别层面进行了研究，比如对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狄尔泰、亚里士多德、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者、新康德主义者、克尔凯郭尔、奥古斯丁、保罗、路德、埃克哈特等人之间的承继和超越关系的研究、对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和形式指引方法的研究，对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转折的研究，以及对这一时期的个别讲座的单独研究等等。从而使读者能够以点带面地了解早期弗莱堡时期海德格尔思想的发展和特征。
随着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讲座稿的接连出版(16) 以及相关研究资料的不断增加，20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有人以海德格尔的早期弗莱堡思想为题做博士论文。比如，1986年费赫（I.Fehér）的《马丁·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Der Denkweg Martin Heideggers），1997年伊姆达尔（G.Imdahl）的《理解生活：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讲座中的形式指引的解释学》（Das Leben Verstehen.Heideggers Formal Anzeigende Hermeneutik in den Frühen Freiburger Vorlesungen），1998年鲁克特舍尔（P.von Ruckteschell）的《从原初科学到基础存在论：作为海德格尔早期思想之主导结构的意向性》（Von der Ursprungswissenschaft zur Fundamenalontologie:die Intentionalit
t als Leitstruktur im Frühen Denken Heideggers），1999年卡拉里帕拉比（T.Kalariparambil）的《现身理解和存在问题》（Das Befindliche Verstehen Und die Seinsfrage），2001年冈德斯（H.-H.Ganders）的《自我理解和生活世界》（Selbstverstndnis Und Lebenswelt）(17)，2002年兰贝特（C.Lambert）的《青年海德格尔的哲学和世界》（Philosophie Und Welt beim Jungen Heidegger），以及2003年英格（F.Ingo）的《早期海德格尔研究（1919～1923）》（Studies in Early Heidegger（1919～1923））等。
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新近的研究者们开始对前辈们的研究提出了疑问。如布鲁恩早就指出，不应将早期弗莱堡讲座看做一部名著的准备性草稿，而应将其看作“关于存在与时间这一事情的一系列不同草稿的踪迹。(18) 伊姆达尔在其博士论文中就认为以《存在与时间》的起源为引导线索的发展史式的研究存在着两个危险：一是用后来的发展限制开端，二是在早期著作中寻找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发展阶段。因此，他试图把弗莱堡讲座作为其自身来加以解释。(19) 而索洛克兹（Angel Xolocotzi）则借用海德格尔对“开端”（Beginn）和“始源”（Anfang）的区分批评了克兹尔的研究方式。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开端”是某物由之开始的地方，而“始源”则是某物由之起源的地方，就此而言，索洛克兹认为克兹尔的研究的是开端，而不是始源。因此，虽然克兹尔的材料收集无疑是有益的，但是他对早期弗莱堡讲座的解释从根本上是不恰切的。另外，Xolocotzi 也批评了克兹尔的“线性发展观”，指出不同阶段相加的总和并不等于《存在与时间》的起源。(20) 达尔斯多姆（Dahlstrom）、卡塞（Casey）和巴姆巴赫（Bambach）则针对布鲁恩对青年海德格尔的偏爱指出，不能无批评地对待那些著作，不应将之看做是“真正的道路”和新的“正经”（canon），而把《存在与时间》及此后的思想看做衍生的和迷误的。当下应该做的工作是面对“事情本身”做独立的哲学研究。(21) 这也是兰贝特（César Lambert）希望自己能够做到的。(22)
另外，在此还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研究者们对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讲座中的思想日益关注，人们对海德格尔这一时期的个人生活经历也越来越感兴趣。在20世纪80年代就出版了三本相关的著作：托马斯·谢汉（Thomas Sheehan）的《海德格尔：作为人和思想家》，胡果·奥特（Hugo Ott）的《马丁·海德格尔：在通向他的传记的途中》和维克托·法里亚斯（Victor Farias）的《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这些著作向人们展示了海德格尔当时的个人生活经历和时代背景，并且探究了它们与海德格尔的思想之间所具有的内在关联。应该说这种工作并非只是涉猎好奇，而是对于我们恰切理解海德格尔的思想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尤其是考虑到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讲座探讨的核心内容是“生活”的时候。
二
由于本文开篇处提到的同样的原因，再加之一些特有原因，相对于国外而言，我国的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讲座研究起步更晚。1995年，陈嘉映先生和靳希平先生分别出版了《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和《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研究》，这两本书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并不是早期弗莱堡讲座，而是更早的海德格尔1919年以前的作品以及1923～1928年的马堡讲座。但也正由于此，该书为我们理解和研究海德格尔的1919～1923年的早期弗莱堡讲座铺平了道路，其开创性贡献是非常大的。
张祥龙先生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对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讲座多有涉及，他所关注的主要是实际生活境域的“形式指引”方法。他的研究主要表现在《海德格尔传》、《从现象学到孔夫子》等书，以及一些相关论文(23)里。在他看来，海德格尔正是凭借这种非事物化和再现化的，是发生式的、当场构成的、域性的和关系性的思维方式，使生活自身如其自身地显示了出来。这正是海德格尔突破西方哲学传统的主客二元分立的关键之处，也是海德格尔的思想之所以能与中国传统思想相融通之处。
孙周兴先生对海德格尔的早期弗莱堡讲座也多有瞩意。他不仅有相关论文发表(24)，而且由他编译的《形式指引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文选》已于2004年出版，该书对于了解海德格尔这一时期的基本思想还是很有帮助的。
另外，在被译成中文的国外学者的研究著作中也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介绍和背景知识，比如约瑟夫·科克尔曼斯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比梅尔的《海德格尔》和萨弗兰斯基的《海德格尔传》等。
由此可见，我国的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讲座研究还是相当薄弱的，至今尚无一本系统的专著出版。这对于我们理解海德格尔的整个思想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关注并加强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的研究，是国内海德格尔研究应该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注释：
①⑩ Hannah Arendt,Martin Heidegger at Eighty,Heidegger and Modern Philosophy:Critical Essays,edited by Michael Murray,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8,p.294,p.293.
②(13)(14) John van Buren,The Young Heidegger:Rumor of the Hidden King,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4,p.4,p.395,p.38.
③ Otto Pggeler,Heideggers Begegnung mit Dilthey,Dilthey-Jahrbuch 4(1986～1987),p.126.
④ Philosophy Today,1997,Volume 41,p.323,p.325.
⑤ Martin Heidegger,Sein und Zeit,Tübigen:Max Niemeyer Verlag,1979,S.83.
⑥ 《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第1009、1013页。
⑦(19) Georg Imdahl,Das Leben Verstehen:Heideggers Formel Anzeigende Hermeneutik in den Frühen Freiburger Vorlesungen(1919 bis 1923),Würzburg:Verlag Knigshausen & Neumann,1997,S.13,S.16.
⑧(12) Theodore Kisiel,The Genesis of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1,pp.16～17.
⑨ 瓦尔特·比梅尔，《海德格尔》，商务印书馆，1996，第13页。
(11) Otto Pggeler,Martin Heidegger's Path of Thinking,Atlantic Highlands,NJ: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Inc.,1987,p.285.
(15) 2005年第2期和第3期的《世界哲学》选译了该书中的三篇文章。
(16) 随着1992年夏季学期的讲座稿《对亚里士多德关于存在论和逻辑学的部分论文的现象解释》（即全集第62卷）于2005年的出版，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时期的讲座和论文现在都以全集的形式出版了。其余各卷分别是：《海德格尔全集》第56、57卷（该卷有英译本：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Philosophy,trans by Ted Sadler,the Athlone Press,2000．另外，孙周兴先生编译的《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早期弗莱堡文选》中有部分摘译）、第58卷、第59卷、第60卷（该卷有英译本，The Phenomenology of Religious Life,trans by Matthias Fritsch and Jennifer Anna Gosetti-Ferencei,Indiana Uinversiyt Press,2004.）、第61卷、第63卷（该卷有英译本，Ontology-The Hermeneutics of Facticity,trans.by John van Buren,Indiana Uinversiyt Press,1999．另外，孙周兴先生编译的《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早期弗莱堡文选》中有部分摘译）。另外，海德格尔在此期间单独撰写的两篇论文也已出版，其中《评卡尔·雅斯贝尔斯〈世界观的心理学〉》收在全集第9卷《路标》中（相应的英译本见Supplements:from the Earliest Essays to Being and Time and Beyond,edited by John Van Buren,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2.中译本可见孙周兴先生翻译的《路标》，以及《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早期弗莱堡文选》），另一篇论文《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解释学境域的显示》首次发表于1989年的《狄尔泰年鉴》第6卷上（相应的英译本见Supplements:from the Earliest Essays to Being and Time and Beyond,edited by John Van Buren,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2.中译本可见《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早期弗莱堡文选》以及《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五辑）。
(17) 相关及更多信息可以在Angel Xolocotzi 2001年的博士论文《作为“通途”的打交道》（Der Umgang als“Zugang”）第17页的注释1里找到。
(18) John van Buren,Heidegger's Early Freiburg Courses,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23(1993),pp.132～152.
(20) Angel Xolocotzi,Der Umgang als“Zugang”,Berlin:Duncker & Humblot,2002,SS.18～19.
(21) John van Buren,What does it all come to:A response to reviews of The Young Heidegger,Philosophy Today,1997.Vol.41,Iss.2,p.327.
(22) César Lambert,Philosophie und Welt beim Jungen Heidegger,Frankfurt am Main:Europascher Vertlag der Wissenshaften Frankfurt am Main,2002,S.13.
(23) 如《解释学理性与信仰的相遇——海德格尔早期宗教现象学的方法论》，《哲学研究》1997年第6期；《生存与形式指引》（www.xianxiang.com）；《本体论为何是诠释学》（www.xianxiang.com）；《“实际生活经验”的“形式显示”——海德格尔解释学初论》，《德国哲学论丛（1996～1997年号）》，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24) 如《在现象学和解释学之间——早期弗莱堡时期海德格尔哲学》，《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弗莱堡早期讲座研究》，《现代哲学》2002年第4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