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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09)03-0092-07
一、战略作战轴线、水军与水战
魏晋南北朝时期，统一战争战场一般在淮河长江一带，那里江河湖泊、丘陵盆地的特殊地形条件，决定了不适宜动用擅长野外驰骋的骑兵作战，必须主要依赖水师突破江河天险。因此，统一战争的指导者普遍把建造战船、建设水师，提高江河作战能力作为军事准备的重点。如西晋王朝为统一全国，针对吴军水师实力较强，且持长江天险负隅顽抗的实情，致力于发展水军；晋武帝采纳羊祜的建议，委任王濬在蜀地修造各类战舰，训练士卒，组建起一支强大的水师，在灭吴战争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这一时期统一战争战略作战轴线发生了重大的转移。此前的统一战争，战略作战的轴线一般均为东西方向，其具体战役行动均环绕这一主轴线进行展开。比如，秦统一六国的战争就是从西部发动的，先灭韩、灭魏，完成了东渡黄河的战略展开；然后左翼朝东北方向灭赵、灭燕，右翼则指向东南方的楚国；而最后的进攻方向则是一直向东，指向位于胶东半岛的齐国，从而达成了统一全国的目的。公元前206年开始的楚汉战争，刘邦首先以巴蜀、汉中进入关中地区，得形胜之利，然后出函谷关，兵锋东指，直逼江淮地区的彭城（今江苏徐州），沿荥阳一线与楚军进行东西方向的对峙；同时左翼东渡黄河，攻魏、破赵、下燕、灭齐，沿东北方向实行战略出击；右翼则以秦岭山脉为依托，沿东南方向出武关，直拊楚军的左侧背；而最后与楚军的决战则仍然是在河南、山东之间的东西轴线上发生的[1](p.91)。
进入魏晋时期以后，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统一战争战略作战的轴线不再是东西方向，而是变为了南北方向，并且大多为自北向南的进攻；作战地区也不再集中于黄河流域，而是集中于淮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带。这一变化最初开始于三国时期，当曹操完成了对北方地区的统一以后，便开始了横渡长江对南方的征服与统一，于是孙权与刘备联合，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来自北方的攻击进行了对峙，著名的赤壁之战就是这样发生的。西晋灭吴、苻坚南下攻晋、南方政权的多次北伐行动，其战略作战方向，也都是横渡长江、自北向南或自南向北的攻击。从这个角度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统一战争战略作战的轴线的转移的确在中国军事学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随着战略作战轴线由东西方向逐渐转变为南北方向，水军在战争中的地位得到了迅速提高，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军事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动态与特点。
在作战轴线转移的背景下，主战场大多是在江淮、江汉之间的广大地域实施纵向作战。这一带多江河湖泊、丘陵盆地的地形条件不适合擅长野外驰骋的骑兵作战，必须依靠水军突破江河天险实施战略进攻。因此，南北统一战争的发动者普遍把建造战船，建设水军，提高江河作战能力作为军事准备的首要任务。如曹魏的北方军队就是因为不习水战，舍长用短，“舍鞍马而就舟楫”才大败于赤壁，使统一战争半途而废；西晋王朝为了进行渡江作战，经过多年努力，组建了强大的水师，最终一举灭亡东吴，实现了南北统一，即所谓“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刘禹锡《西塞山怀古》）。这一作战样式的变化，无疑大大提高了水军在整个军队中的地位，在实施横渡江河的战略作战时，水军的强弱已经成为了战争胜败的关键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水军得到迅速发展，在江汉、江淮流域地区的作战中扮演主要角色，是与当时战船种类齐全、功能多样、实战能力提高的情况相一致的。
用于水战的船舰，既需要载重量大——装载兵士多；又需要船身高——能控制制高点，以防范敌方水军缘舷登舰；还要求机动性强，操作灵便，便于向敌人发起冲锋。不同战术需求，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战舰，既有载重量大和船身高的楼船，以及载重量较大和冲击力强的艨冲大舰，也有灵活轻便的各类快船小舰，它们在水战中相互配合，形成了水战船舰结构的完整体系。
大型战舰（船）是这一时期战舰队列中的主体，它的主要代表是楼船。所谓楼船，就是“作大船，上施楼”[2]（卷六，《武帝纪》）。它是一种高达十余丈，船上分为数层的江海通行的大船，在每一层楼的外面都建有高数尺的“女墙”，作为防御敌方弓箭矢石的掩体。女墙上有箭孔，可以向外射箭发弩。楼的四周均用坚硬的木材建成叫做“战格”的保护层，或再蒙上生牛皮。两边船舷伸出若干支木桨，作为舰船前进的主要动力，舰顶有帆，以便借助风势加快航速[3](p.380)。
楼船的制造与使用始于秦汉时代，魏晋以降有了新的发展。三国时吴国董袭所督造的五楼船，其上层建筑多达五层，堪称“巨无霸”。西晋王濬所造楼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往来”[4]（卷四十二，《王濬传》），也是规模空前的大型楼船。东晋末年，卢循举事，率水军沿长江而下，其中楼船百余艘，“新作八艚舰九枚，起四层，高十二丈”，晋将刘裕为与之相抗衡，也是“大水军，皆大舰重楼，高者十余丈”[5]（卷一，《武帝纪》）。由此可见，楼船在战舰系列中所占的主力地位。南朝后期，楼船的形制更趋于庞大，如梁朝末年的陆纳在湘州所造的三王、青龙、白虎三舰，舰身“并高十五丈”[6]（卷六十三，《王僧辩传》），外用牛皮蒙住舰身，以阻挡敌人的攻击。另外，当时楼船的载重量也大为可观，据《颜氏家训》称，大船之载重量已达“一万斛”[7]，约合今天500吨。
中型战舰以艨冲斗舰为代表，主要特点是船体适中，既有楼船的稳固性，又有快艇的灵敏性。艨冲斗舰的主要功能是在水战中实施冲锋突击，冲散敌方水军的阵形，冲没敌方小舰，是这一时期最为常用的水战舰只①，在作战中冲锋陷阵，屡显威风，既有相当的防卫能力，又有强大的攻击力量。
小型战船的名目类型甚多。概括地说，可统称为“走舸”。这类战船体积较小，要特点是轻便灵活，速度很快，所谓“往返如飞，乘人之不及，兼备非常之用”。这一时期，这种“走舸”类小型战船数量巨大，形制不断得到改进，经常用于水上交战。如据《梁书·王僧辩传》记载，王僧辩率水军进攻侯景水军，侯景水军有“舳舻五千艘……两边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来趋袭，捷过风电”，战斗中显示了强大威力。当时，用于水战的其他小型战船，据记载还有斥候、先登、赤马舟、艋冲、飞云船、飞鸟船、苍隼船等多种。
除上述各类战舰（船）外，这一时期用于水战的还有木筏、双体船（舫）等。其中木筏既用于运输兵力，又常用来破坏敌人布设的水上障碍物（木栅、铁锥等）。
水军在这一时期的空前发展伊始于三国时期的孙吴政权。当时长江是吴国的主要防线，吴国凭依强大的水军，北防曹魏，西拒蜀汉，牢牢占据了富饶的江南地区。当时吴国在侯官（今福建闽侯）设立造船厂，在濡须口（今安徽巢县）和西陵（今湖北宜昌）设置水军基地，驻重兵防守。水军的大型战船称“五楼船”，为上下五层结构，可载乘士卒3000人。孙吴后期，吴国水军已经具有海上作战能力，黄龙二年（公元230年）水军万人抵达夷州（今台湾省），嘉禾二年（公元233年）其水军沿海路北上辽东；赤乌五年（公元242年）其水军3万人征讨今海南岛珠雀、儋耳，均显示了很强的运载力与战斗力。
西晋王朝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建立了一支拥众七八万的庞大水军，其大型战船，方120步，载士卒2000人，船上筑木楼，开四道门，甲板上可以驰马往来[4]（卷四十二，《王濬传》）。东晋水军比西晋更为强盛，当时东晋军队出征，经常以水军为其主力。如平定桓玄之乱，就是以水军在长江峥嵘洲（今湖北鄂州东）进行水战，一举奠定胜利的基础的。
南北朝时期，水军是南朝军队的主力兵种，南朝历次出兵，多以水军为主。如宋文帝元嘉元年，北魏大军南进，宋军水师沿长江列阵迎击，从采石直到暨阳，江面上船舰集结连营，绵延六七百里，旗帜鲜明，军容整肃。在强大的南朝水军面前，北朝以骑兵为主的军队一筹莫展，只得铩羽而归。这一时期的水军与步兵之间的作战分工并不十分严格，所谓“上岸击贼，洗足入船”[8]（卷九十四，《吴书·吕蒙传》），根据作战需要，随时可以投入陆战，是名符其实的“两栖部队”。这一特点是由当时水军武器装备相对简单，水军战场局限于水面不宽的内陆江河水域而造成的。战船在当时更多的功用是作为一种横渡江河的搭载工具，而水面作战又必须以陆战为依托，即“沿江而下”、“水陆齐发”的作战模式。
这一时期的水军主要由两部分人员编成：一是水手，主要任务是操棹、把舵、张帆等战船驾驶勤务；一是作战人员，主要装备是弓弩、戟矛与甲胄，并备有“拍竿”、引火燃料等水战器材，职责是手执武器，投入战斗。
水战的进攻水流和风向非常重要。进攻者抢占上游和顺风位置，所谓“据上流以藉水力”，可借水力和风力，加快战船速度以压制、冲击敌船，也便于向敌船施放烟尘、实施火攻和发射箭矢。其次要善于破除敌方布设的木栅、铁锁、铁锥等水中障碍物，以保证船舰顺利驶行；同时，还要采取防护措施来对付敌方的矢石与火攻。如在西晋灭吴之役中，吴军为抵御西晋水师的挺进，“于江险碛要害之处，并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余，暗置江中，以逆距船”。晋将王濬针对这一情况，“乃作大筏数十……遇铁锥，锥辄著筏去。又作火炬……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锁，燃炬烧之”[4]（卷四十二，《王濬传》），烧断铁锁，保证战船行驶畅通，遂为晋军一举灭吴奠定基础。
攻击的实施程序，首先是远距离的弓弩齐射，接近敌人时则使用“拍竿”打压击撞，接舷格斗时使用矛戟等长兵器击刺，攻入敌船后则以刀、剑等短兵器近身肉搏。特定条件下也常实施火攻。当敌人弃船逃跑时，则实施登陆作战，追歼敌军。为了夺取水战的胜利，水军的武器除矛戟弓箭外，还配置有钩拒、梨头镖、拍竿等水战专门装备。钩拒在先秦时即用于水战，这时形制大有改进，普遍带有利刃。当时的拍竿尚多为早期的T型，具有强大的攻击力，战时靠近敌船，松动辘轳，使竿首坠石拍打下来，将敌船击碎，在水战中大显威力。
二、重甲骑兵、方阵与战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骑兵发展史上，继两汉骑兵兴盛之后的又一个大繁荣阶段。主要表现为骑兵始终是中原地区军队中的第一主力，骑战成为当时战争中的主要作战样式，重甲骑兵的建设与运用进入全面发展时期，马蹬的发展与使用使骑兵的战术动作更为娴熟多样，战斗力得以更好的发挥，等等。
自三国时期起，与秦汉时期骑兵主要用于漠北漠南等边地作战不同的是，骑兵的作战地域主要转移到内地北方。三国时骑兵最为强盛的当数曹魏，其骑兵在军队中占有绝对主力的地位，曾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发挥过决定性的作用，其所拥有的乌桓三郡“天下名骑”及曹纯虎豹骑那样的“天下骁锐”之强大实力，是蜀汉、东吴少得可怜的骑兵无法比拟的。不过，当时的骑兵尚未配备马蹬，这当然多少限制了骑兵战斗力的进一步发挥。
西晋的兵种建设承袭曹魏而来，骑兵也为军队中的绝对主力。当时行军、作战，经常以骑、步相结合，协同出征交锋，步、骑两者配置的比例大约在十比二三之间，骑兵的数量虽然要较步兵为少，但却在步、骑的协同作战之中处于完全主导的地位。
骑兵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十六国北朝时期。这些地方政权大多是由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所建立的，骑马善射是其所长，这就使得骑兵理所当然地成为其军队的主力。例如，前赵政权中央兵力近30万，石勒后赵政权中央兵力50余万，主要由骑兵组成，前秦苻坚南伐东晋，统率“戍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4]（《符坚载记》），骑兵也占总兵力的1/3。在具体战争过程中，动辄投入骑兵数万或十几万人，最多时竟高达数十万之众。如北魏拓跋焘平定北方中原地区时，经常动用骑兵十余万，最多时为40万左右[9]（卷四，《太武帝纪》），可见骑兵数量之多，作用之大。在一般的战斗中，骑兵作战也往往起决定性作用，如南北朝刘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宋军攻入关中与北魏军激战，宋方勇将薛安都“填目横矛，单骑突阵，四向奋击，左右皆辟易不能当，杀伤不可胜数。于是众军并鼓噪俱前，士皆殊死战”[5]（卷七十七，《柳元景传》），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与之相应，当时的马政建设也十分发达，如北魏先后有规模宏大的4个官办畜牧场，经常储备战马数十万匹，以备军用。当时，骑兵大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标志，乃是重装甲骑兵的出现。所谓重装甲骑兵，即人和马都披戴铁甲的骑兵，当时称作“铁骑”或“甲骑”。这种骑兵的最大特点是具有较强的防护力和集团冲击力，在对没有厚重装甲的轻骑或步兵作正面猛烈突击之时，往往具有很强大的杀伤力。重甲骑兵从现有的史料分析最早出现于三国时期，当时开始初步使用马铠，如官渡之战中，袁绍已拥有马铠300具，数量是曹操军马铠数的10倍左右；但后来，曹操的重装骑兵有了很快的发展，当其与马超、韩遂诸部公元211年大战于潼关之时，已拥有铁骑5000，“精光曜日”，颇为壮观。
十六国北朝时期，是重装骑兵全面发展的关键阶段。当时，马铠大幅度增加，成批次装备于骑兵部队，称为“具装铠”，使得重甲骑兵在整个骑兵部队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据记载，在当时的战争中，铁骑经常成千上万，甚至数万用于战场交锋。如后赵石勒在襄国保卫战中，大败西晋大将王濬部下的鲜卑段疾陆眷，击溃其骑兵5万之众；“枕尸三十余里，获铠马五千匹”，此战的晋方铁骑数为其骑兵总数的1/10。又，石勒击破刘琨部将箕澹10万余众，获其铠马万匹，可见，铠马数也占总兵力的1/10。南燕国有步卒37万人，而拥“铁骑五万三千”，铁骑数的比例似乎更高一些，占总兵力1/8。这些事例均表明，铁骑已成为骑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被大量应用于作战行动。
重甲骑兵虽然具有独特的优越性，但也存在一定弱点，即人与马匹的负担过重，降低了骑兵特有的快速突击能力与机动作战能力。所以，这一时期各政权在高度重视发展重甲骑兵的同时，也充分注重利用轻骑兵机动灵活的优势，常用作实施长途奔袭。这些轻骑兵常备有“兼马”，“马皆有副”，即每个兵士拥有战马两匹，在长途奔袭时可两马互乘，从而保持进军的高速度，以便迅速及时地赶赴到预定的战场，“先趋战地而待敌”，给予敌人以歼灭性打击。轻骑兵的存在以及与重装骑兵的配合使用，对于战法的变化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即迂回、奔袭颇为普遍，战争的运动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这一时期骑兵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关节，是马镫的发明与使用。已知最早的马镫见于湖南长沙西晋墓出土的陶俑，但为起上下踏脚作用的短镫，用于实战的长镫见于东晋时期制作的陶俑，而最早的长马镫的实物则发现于辽宁一座北燕期间的墓葬之中。有了马镫，骑手双脚便有了支撑点，可以用腿力完全控驭战马，使得骑兵双手均可用于战斗，同时骑手也可以用全身的力量进行格架、击刺，便于使用长短兵器（如矛、刀等）进行马上交锋；此外，双脚踩镫，使人马完全合为一体，骑手便可完成马上站立、俯身、马侧藏身躲闪等从前不可能做到的战术动作，大大增强骑兵的作战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马镫中国古代军事学术发展史上一个意义不可低估的环节。
这一时期的矛，一般称作为枪，或称槊与所
。其形制与传统的矛也有了一定的差别，即矛头较短，更适合实战需要，因此，也可以看成是改进型的刺兵。枪成为当时战争中最重要、最常用的长兵器，这应当是大规模骑兵作战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因为作为刺兵，枪的直而锐的矛头最适合骑兵冲锋，其刃形和杀伤方式均与战马的前进方向完全一致，同时，其形制比戟简单，打造较为容易，适合于装备大规模的骑兵部队。
根据骑兵与步兵的不同作战要求，当时的枪又分为步和马两种。《武备志》日：“阵所实用者，莫枪若也”[10]（卷一零三）。作战中，枪的作用与威力既实用，又巨大。骑兵作战，一般都采取挺枪策马突驰敌阵的方式。这里挺枪，是将枪水平端起，伸出于马前，以这种姿态突人敌阵，靠的完全是马的奔驰速度和冲刺力，使静止状态的敌方骑兵或步兵无法阻挡。因为马的速度加上数十斤乃至上百斤枪的重量所产生的冲刺力，无论从正面还是从侧面都很难阻挡得住，可谓“所向无前”，显示出枪在骑兵冲锋中锐不可当的优势。可以看出，枪十分符合骑兵作战的特点，如果使用重甲骑马的横队大排面挺枪冲锋，呐喊前进，对敌军阵列的突破力是巨大的。这也是这一时期北方骑兵作战优势之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八阵——集团方阵战术有了显著的发展即随着实战经验的积累，作战指挥艺术水平的提高，尤其是步、骑、车兵协同作战能力的不断强化，当时的阵法也日趋繁多，呈现出更为成熟的形态。据文献记载，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阵法有公孙瓒方阵；曹操十重阵、诸葛亮八阵、田豫圆阵、任峻复阵等等。名目虽然繁多，但若从队形排列上考察，实际上仍为两种基本形态，一种是进攻型的阵式——方阵，另一种为防御型的阵式——圆阵、即所谓： “方阵者，所以剸（截断，引申为冲击）也；圆阵者，所以槫（结聚，引申为防守）也。”[11]《十阵》，公孙瓒方阵，袁绍之阵，曹操十重阵，诸葛亮八阵均属前者，而田豫圆阵，任峻复阵法等当归入后者。《后汉书·袁绍传》记载，当时盘踞冀州的公孙瓒“兵三万，列为方阵，分突骑万匹，翼军左右，其锋甚锐”。《晋书·马隆传》记载，马隆在平定秃拔树机能之役中，“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弓矢所及，应弦而倒。”等等，是为用方阵的史例。北魏时，左将军杨播在一次南征时，被敌军围困于淮河南岸，形势比较危急，杨播处变不惊，“乃为圆阵以御之”[9]（卷五十八，《杨播传》）。又如，北魏末年，高欢起兵攻伐尔朱兆，双方在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相遭遇，高欢“时马不满二千，步兵不至三万，众寡不敌，乃于韩陵为圆阵，连牛驴以塞归道”[12]（《神武帝纪上》）。这些便是布设圆阵进行防御的事例。从上述情况看，当时作战中以方阵实施进攻，以圆阵进行防御乃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是阵法运用上的显著特点之一。
这一时期阵法的军事学术特征，一是阵内诸兵种——步、骑、车兵的配置更趋合理，更能发挥整体攻防、协同作战的巨大威力。二是军阵的基本形式普遍采用八阵。关于八阵，古代记载很多，先秦时《孙膑兵法》就已有《八阵》篇。汉代班固《封燕然山铭》中亦有“勒以八阵，逮以威神”之说[13]（卷二十四）。但《孙膑兵法》中的“八阵”指的是八种阵法，而汉以后的“八阵”则是指的一阵八体，即阵形的若干变化[3](p.480)。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谓“八阵”同样是五军阵的变体，即四正四奇八阵合成的集团大方阵，具有“以前为后，以后为前，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皆救”[14]（卷上）的快速反应和灵活应变的机动攻击能力。
八阵作为集团方阵，从阵式编成上看，是将部队分别置于八个方向，八个方向的兵力合拢在一起，组成一个大阵，即“八阵本一也，分为八焉”，“散而成八，复而为一”。在八阵的中央，是大将及直属的机动兵力，即“握奇”（掌握余奇兵力），“中心零者，大将握之，四面八向，皆取准焉”[14]（卷上）。根据“阵数有九”的说法，八阵中央之“余奇”也可视为一个中阵，故“八阵”也可被称为“九军阵”，“大抵八阵即九军，九军者方阵也”[15]（卷一九五，《兵志九》）。
“八阵”作为中国古代成熟的集团方阵，其列阵、队列、机动、阵战实施、兵种配属、兵种运用、阵形变化等等，都有相应的法则可供遵循与操作。如列阵之时在前、后、左、右等四块实地上部署正兵，在东南、西南、东北、西北等四块闲地上部署奇兵，“四面八向，皆取准焉”，在中央部署精锐的机动兵力。在四军转阵实施机动时，“以前为后，以后为前”。在实施阵战时，进行全方位的协同作战，即所谓“四头八尾，触者为首，敌冲其中，两头皆救”。八阵的全面确立与普遍运用，标志着这一时期的野战战法业已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至明清，“八阵”作为最基本的作战阵法，仍然被广泛沿用。
当然，“八阵”在后来历史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得到改进与调整，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变体”。如唐代李靖所创的“六花阵”，即根据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八阵法推演而来。其基本特点是外方而内圆，即外侧六阵为方阵，部署正兵；居中的军阵为圆阵，部署奇兵。
当时一般军阵中都配置有步、骑、车诸兵种，互相配合与协同，以更好地提高军阵整体攻防能力。如三国时，曹操部将田豫即动用步兵千人，骑兵数百，同时用兵车构成阵外环形障碍，防御敌方骑兵的冲击：“军次易北（易水之北），虏伏骑击之，军人扰乱，莫知所为。豫因地形，回车结圆阵，弓弩持满于内，疑兵塞其隙。胡不能进，散去”[8]（卷二十六，《魏书·田豫传》）。收到了很好效果。阵中混成后的兵力又往往区分为“先登”、“中坚”、“殿后”与“侧翼”诸部，分别执行不同的战斗任务。各兵种内部也有具体不同的分工。如步兵分为主射箭的弩兵与主近体格斗的徒卒。又如，曹操将战阵中的骑兵按照进攻、掩护、守御等不同的任务及其要求，专项区分为“陷骑”、“游骑”与“阵骑”等三部分。
三、魏晋南北朝兵学理论及其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军事思想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丰富和发展。其主要内容包括“天下一家”、融众取长的战争观念；以治为胜、制必先定的建军思想；“弘思远益”、通揽全局的战略决策思想；多极角逐、避害趋利的联盟策略方针；“南水北骑”、因敌制胜的作战指导理论；等等。这些军事思想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兵学理论的宝库，是中国历史上冷兵器作战时代军事思想的重要总结，对后世军事思想的递嬗演变曾产生过相当深远的影响[1](p.113)。
这一时期，兵书撰著数量并不突出，《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时期兵书仅仅有74部，也是这一时代各王朝图书屡遭兵燹劫难的结果。然而，就是这样数量极其有限的兵书，在历史流过程之中也不断散佚。劫后余生的74部兵书，仅有曹操的《孙子略解》一书以注文附于《孙子兵法》的形式得以流传至今，至于诸葛亮名下的《将略》、《便宜十六策》等兵书，是否完全属于魏晋南北朝范围的兵书，学术界一直有分歧意见，莫衷一是，故只有参考价值。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军事思想成就仍然十分可观。具体表现为：第一，流传至今的曹操《孙子注》一书内容翔实，颇有创新，堪称大浪淘沙之后的兵学精品，“文字简练而切要，对于后人理解《孙子兵法》本义具有开创性意义”；“阐发《孙子兵法》义旨，有的有新的发挥”[16](p.78)，这样的评价，可谓切中肯綮。第二，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精彩的非兵书论兵之作，散见于奏议、政论、类书、诗歌、散文、史书等文献之中，而《北堂书钞》、《通典》、《文献通考》、《群书治要》、《太平御览》等唐、宋时代的政书、类书也保留了这一时期众多散佚兵书的部分内容。第三，这一时期涌现了众多杰出的军事家，如曹操、诸葛亮、司马懿、羊祜、杜预、王濬、王猛、崔浩、谢玄、檀道济、拓跋焘、宇文泰等。他们卓越的军事实践活动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军事理性认识，更从另一个层面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中国军事思想的宝库，使得该时期的兵学建树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从总体考察，这一时期的军事思想具有几个鲜明的时代特色，体现了独到的成就。
（一）注重实用。表现为人们普遍偏重于军事对策性研究，着眼于兵法基本原则的实际应用。这一时代兵学思想的发展水平往往不在于原理的发现，而主要表现为兵法原理与军事实践的有机结合。这乃是对兵法的二度创造，常常离不开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著名的军事对策，如诸葛亮的《隆中对》、《前出师表》、羊祜的《平吴疏》、杜预的《平吴表》、王濬的《伐吴疏》、王猛的《临终谏伐晋言》等等，都不是抽象的兵学原则阐发，而是饱含兵法一般原理的具体战略对策方案，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是理论与实践圆满结合的典范。
（二）注重综合。学术兼容，博采众长的文化趋势在这一时期的兵学建树中依然表现得非常明显。即兵学著述在秦汉时期多元综合的基础上进一步由创造学派、标新立异转向为融会贯通诸家之长。例如，曹操、诸葛亮、司马懿等人的军事思想，都是在一般兵学原则上，吸收申、韩学说的精髓，并杂取儒、道、墨诸家之长。其他像王猛军事观念兼容儒、法、兵家的思想，拓跋挂军事思想体现中原农业军事文明与北方草原游牧军事文化的色彩，也同样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的兵学理论建设注重综合、强调兼容的一般特点。
（三）注重发展。这一时期的兵学家纷纷致力于对前代兵家所提出的重要兵学范畴加以丰富、充实和发展。如曹操的《孙子略解》、 《孙子接要》针对《孙子兵法》的有关范畴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奇正、主客、形势、虚实、攻守，久速等范畴的内涵加以丰富，对“十则围之”的阐发、补充便是典型一例：“以十敌一则围之，是将智等而利钝均也。若主弱客强，不用十也，操所以倍兵围下邳生擒吕布也”[18]。这类精辟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中国历代军事思想，并多少透露出中国古典兵学的重点，正开始由战略层次向战役战斗层次转移的信息。有论者认为，曹操《孙子注》“对孙子思想从战略上注解不足，而只从战法、战术上着眼”[16](p.78)。这种观察是细致而准确的，恰好反映了兵学重心更多侧重于战役、战斗、战法、战术的层次之历史文化趋势。
另外，在战略决策思想，作战指导思想、建军治军思想等方面，这一时期也有独特的建树。如西晋统一全国战略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诸葛亮有关将帅修养问题的理性认识；邓艾等人正兵相持、奇兵“冲其腹心”的作战指导；宇文泰府兵制的实行所体现的寓兵于农、组织严密的建军思想；安内服外的富国强兵的思想；“伐谋伐交”，借力打人，善结同盟的军事外交艺术；利用江河天险，进行军事对峙的斗争策略等等，在中国古代军事学术思想发展史上均闪耀着特有的光芒。它们既是对先秦两汉时期兵学理论成就的继承与发展，也为隋唐两宋兵学思想的再次繁荣兴盛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作战指导思想，打上了强烈的地域特征与民族风格的烙印。其中南方以水战思想为主，辅以城战理论，而北方则以骑战思想见长。这种南北差异，根源在于地理环境与民族特性的不同，梁朝人沈约对此曾有具体的分析，要云：“夫地势有便习，用兵有短长，胡负骏足，而平原恶习车骑之地；南习水斗，江湖固舟楫之乡。代马胡驹，出自冀北，豫章，植乎中土，盖天地所以分区域也。若谓膻裘之民，可以决胜于荆、越，必不可矣；而曰楼船之夫，可以争锋于燕、冀，岂或可乎”[5]（卷九十五，《索虏传》）。
南方政权所在地域河湖纵横，因而水战成为十分重要的作战方式，这就直接促成了水战思想的迅速发展。大致而言，南方水战思想包括了以下几个重要观念：
第一，以长击短的观念。在南北相峙中，南方的战略指导者充分肯定水战之长，认为在水战中自己的军队具有对北军“以一当千”的优势[5]（卷七十七，《蔡谟传》），并在此基础上树立起以弱胜强的信心。赤壁之战前夕，吴将周瑜对战胜曹操优势兵力信心百倍，原因就在于水战为南方军队作战的主要样式，而曹军恰恰在这一点上处于下风，无能为力：“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8]（卷五十五，《吴书·徐盛传》）。赤壁之战的结局，证明了周瑜看法的正确，此后，东晋南朝不少人都把保卫南方的希望寄托在南方以长击短的水战优势上。在这一方面，北方的战争指导者也是有共识的。如魏文帝曹丕两次广陵观兵，临江而返，喟然叹道：“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也”[8]（卷五十五，《吴书·徐盛传》）；“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8]（卷四十七，《吴书·吴主传》）就是证据。
第二，诱敌深入观念，当南北双方相持不下时，为了扬长避短，不如诱而致之；实施战略进攻，不如展开积极防御。这实质上是主张将北军放进到江淮附近，以便南军依托江淮水系作战。如东晋时，征西将军庾亮以后赵统治者石勒新死，准备北伐，侍中蔡谟反对，认为应“开江延敌”，将北军诱至长江附近，内线歼敌，以利于充分发挥南军水战的优势。指出如果贸然地离江北伐，乃是“以我所短击彼所长”[4]（卷七十七，《蔡谟传》），纯属战略上的败笔。
第三，控扼上流的观念。南方战争指导者认为，控扼长江上流为江防之重点。如夷陵之战中，吴军主帅陆逊认为，夷陵处在荆州之最上流，为东吴之大门，故全力死守该地，挫败刘备重夺荆州的企图。其子陆抗守荆州时，也提出西陵（即夷陵）为国家之藩篱，社稷安危之关键，应当全力争夺和据有[8]（卷五十八，《吴书·陆抗传》）。整个六朝沿着这一思路，无不高度重视控扼其上流要地。
第四，依托水道的观念。江河不仅是南方水军的战场，也为南军陆战提供了机动的水道。南军陆战，一般都愿意利用水道进兵或退兵，以方便运输和兼得水战优势。如三国时东吴攻魏，多数选在合肥方向，原因就在于该方向有水道贯通江淮，便于依托水道陆战。
至于南方战争指导者的城市防御战思想，则是其水战思想的补充。北方骑兵善于野战而不善于城战，遇到死守的坚城往往进攻乏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南方战争指导者形成了依托坚城实施防御的观念，认为据城防御，“战士二千，足抗群虏三万”[5]（卷六十四，《何承天传》）。主张力避不利的野战，力争有利的城战，以便依托城市的军事工事，减杀骑兵的机动与冲击优势。
与南方截然不同，北方的战争指导者视骑战为自己的强项，主张在与南军作战中，力主骑战，力避水战与城战。如东魏叛将侯景生长于北方，降梁又叛梁后，兼并了南方众多水军，规模之大，“江左以来，水军之盛未有也”[18]（卷八十，《侯景传》）。然而，他仍畏惧水战，叮嘱部下说：“西人善水战，不可与争锋；若得马步一交，必当可破”[19]（卷五十六，《侯景传》），仍将取胜的希望寄托在所熟悉的作战方式上。正是在与南方水战、城战相抗衡的基础上，北方的战争指导者逐渐形成了系统的骑战思想，其基本内涵有：
第一，发挥骑兵机动和冲击力的观念，北军认为，骑兵的优势，在于其强大的机动性。所以北魏崔浩在充分认识这一点的基础上，设计了以北制南的“长策”：“轻骑同出，耀威桑梓之中，谁知多少？百姓见之，望尘震服。此是国家威制诸夏之长策也”[11]（卷三十五，《崔浩传》）。应该说，“以铁骑兼行袭之，无不克矣”[20]（卷一百六十五），乃是这一时期北方战争指导者的普遍认识。
第二，运动防御的观念。当敌人发动来势凶猛的进攻时，北方的战争指导者强调骑兵在大踏步运动中退却，以求示弱骄敌，避其锐气，疲劳敌人，等待反攻的时机，因此往往把退却的终点放在极其遥远的地方[21](p.88)。如参合坡之战中，北魏放弃都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退却千余里，西渡黄河，从而为时机成熟后实施反攻并取得胜利奠定基础。
第三，快速进攻观念。北方骑兵进攻总的要求是发挥灵活机动的优势，实施快速进攻。但在不同地形和对不同敌人的进攻中又提倡区别对待，实行不同的作战原则。如对漠北草原地区的进攻，是以骑制骑，故主张多路奔袭，突然袭击。然而，对江淮以北地区的进攻，则是以骑制步、制城，面对南方长于水战、城战的特点，北方战争指导者的骑兵快速进攻实行了新的作战原则，一是以掠夺而不以占领土地为目的，所谓“北人不乐远行，唯乐钞掠”[20]（卷一百四十一，齐明帝建武四年）；二是以掠夺广大农村地区为主要目标，对城池可攻则攻，不可攻则绕城而过；三是冬去春来，进攻的终点以淮河至多以长江为界限；四是回军时全部撤兵，“兵不戍一城，土不辟一戍”[20]（卷一百四十，齐明帝建武二年）。
第四，酌情攻坚的观念。北方战争指导者在对南朝进行己所不擅长的城战时，主张最好能避免攻城，非攻不可时，也要扬长避短，采用以下两种机动战法攻城：一是以骑兵对所攻之城昼围夜撤，并且筑堤引水灌城；二是把重点放在围城打援的野战之上，认为一旦野战打援成功，则守城者心理绝望，其城往往可不攻而下。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船北马”的作战指导原则，是当时战争实践的产物，同时又转而对该时期的战争活动开展，具有指导的意义。它的形成及其运用，标志着古代军事学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收稿日期］2009-03-16
注释：
①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记载，三国时，地处荆州的刘表水军曾拥有“蒙冲斗舰，乃以千数”。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蒙冲斗舰数量之大，用途之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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