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档案工作者及其专业认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工作者论文,档案论文,专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美国档案工作领域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为获得社会公众接受和认同而开展的档案工作职业性质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档案界的许多重要进展都与此有关，这些成果要么派生于对此一问题的研究，要么干脆归因于对此一问题的研究。研究过程中，关于美国档案馆、档案工作者的社会角色、档案馆和其他职业之间的关系、档案工作者继续教育等问题，还不时地引发热烈的争论。这些为本文所要探讨的提供了历史背景。
对于有关档案工作专业认同问题的研究，美国档案工作者从内外部两个方面双管齐下：从外部着手增强社会公众对于档案资源和档案工作的认识（部分的原因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经费，使档案工作者的待遇得到提高）；从内部着手采取措施提高档案工作自身的水平。无论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否明确，其结果都使档案工作的专业化得到提高，使社会公众对档案工作的认识得到了增强。档案工作专业化的进程可从三个方面加以把握：其一，在档案界内部形成对档案职业认同的标准；其二，增强社会公众对档案机构和档案工作者的认识；其三，从理论上加强对职业本身的研究。
一、档案专业认同标准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档案界逐渐形成三个内部标准，以识别档案工作的职业特性。这些标准用以衡量档案教育（学历教育指南）、档案工作者（资格）认证和档案库房（机构评价）的专业性程度。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档案工作者对此都持赞同态度。完全赞同者认为，将上述三点结合起来，可以为辨别档案工作者和档案机构的社会角色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然而，业界内部对这些辨别方式并未达成共识，甚至对于确立这些标准的必要性或可行性都存有疑问。虽然上述三个标准中已有两个得到采纳，但此类分歧在档案界内部所引起的热烈讨论仍在持续。
有关专业教育问题的争议可追溯到20世纪早期。1909年沃尔多·杰福德·雷伦指出，“从知识背景来看，档案工作者除了必须具备业务技能外，还必须具备历史与法律知识。”塞缪尔·弗赖格·贝默斯1938年在其专业报告中重复了这一观点：“在西欧最好的档案馆，是历史学者支撑的。我们认为美国档案工作者必须具备美国历史和政治学的知识。”到了70年代，争议集中到两个方面：历史学和图书馆学知识，他们认同传统上的将档案学看作是历史性学科的观点，强调检索工具的编制方法、读者利用服务，认为利用档案是档案工作者的一项起码技能，从成熟的图书馆学中可以学到这种技能。但是有关这些观点的分歧很大，因而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在1977年首次出版档案专业研究生教学指南时，对是否应将这些学科列入必修科目有意地加以回避。此后，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在其1977-1994年的档案专业教育大纲中，开始尝试着采用从业资格标准。1977年所制定的《档案专业及其第二学位课程大纲》中，对学习内容规定了一个学期的基础理论和技术课程，再加一些实践内容和一门选修课。这种周密的课程设置，将档案学教育和历史学以及图书馆学很好地进行了对接，但这些还并不是档案机构工作内容的全部。10年后，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为因应“档案工作的不断发展、信息时代给档案工作所带来的新任务以及档案界所面对的学术理论发展的需要”，对这一课程大纲进行了修订。1988年的新大纲增加了大量相关学科的内容及在档案机构工作所需要的独立的研究性课程。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现在要求档案专业教育必须有专职的主干课程教师，以及开设辅助性课程的一些教师。在此方面，加拿大档案工作者制定的小规模的档案教育课程设置计划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加拿大实施档案专业教育的主要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其教学大纲为档案专业设置了许多课程，修完规定的课程就能取得档案学专业的硕士学位。该校档案学硕士学位评审负责人特瑞伊·斯特伍德认为，因为档案工作的对象——许多世纪以来积累下来的文件是独特的，所以档案工作者胜任本工作需具备哪些知识是相当明确的，因而档案专业教育也应有自己的特色。所以，加拿大的档案专业研究生教育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
90年代早期，美国档案工作者参照加拿大的做法开始对档案专业教育大纲作进一步的完善。1988年的大纲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档案工作，特别是管理电子文件的需要。鉴于图书馆工作者及电脑／情报工作者对档案工作者的挑战，档案工作者认识到加强自身专业教育以及赋予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以明确的社会定位的必要性。1993年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印发了档案专业硕士学位课程教育大纲征求意见稿，并于1994年6月正式通过了“档案教育硕士学位课程大纲”。此一新大纲使档案学课程独立于图书馆学和历史学科，成为一门更为正规的学科教育。它规定的一些专业基础课程，有相邻学科知识（如组织机构史、法律和财政运作体系）、档案知识（这其中包括文件处置方面的知识和档案学理论知识）以及选修课程，如档案保护学、图书馆和情报学、历史学，等等。附加课程包括实践课及学术研究课。虽然美国至今仍没能建立一个完整的档案学硕士课程设置方案，但此大纲作为一种范例，在2000年6月份仍对好几个研究生课程计划的修改完善起了很大的影响。
为使档案工作者胜任本工作所作的第二个尝试是建立上岗认证制度，使其从业经验和业务知识得到承认。这项工作首先从建立一种普遍接受且较为简明的业务培训和学历认证程序着手，以使档案工作人员的任职资格有一个客观的认证标准，而不是仅凭各自的主观判断。起初，对此一认证工作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有人将认证看作是此一职业得到认可的重要步骤，有的则正相反。虽然在全国性和地区性的档案工作人员会议上对此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存在明显的争议，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还是在1987年2月份通过了此一认证程序。首批通过认证的“元老级”档案工作者只需提交个人申请，详细地说明其从业水平、教育背景及其工作经历。此后的评定工作就需要通过考试，取得合格证书。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很快组织了专门的档案工作从业人员考试协会，负责为此项工作制定标准、组织考试及颁发资格证明。即使时至今日，对这种考评工作仍存在着激烈的争议，但它至少为档案工作者提供了一条表明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水平的途径。
第三个尝试至今仍未取得良好的效果。80年代有人提议建立一个档案机构的评价标准，1982年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出台了一个这样的草案，列出了“一个良好的历史文献机构的必备要素和特性”，它涵盖了有关档案利用和鉴定的法律、规范、经贸、人员、物质设施、馆藏建设、档案保护、整理和著录、提供利用及其扩展服务等各个方面。这些标准成为档案机构自我评价及同行间相互学习考察的基本内容。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希望此一评价标准能提高档案机构的专业特性，为档案业务工作提供一个衡量的尺度。依据档案机构评价指针和标准，能够争取上级部门的更多的支持。虽然有着种种乐观的目标，但此标准的实施难度和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使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最终选择了放弃。
二、档案机构和档案工作者的定位
在档案界内部的规范建设工作步入轨道的同时，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着手为档案专业制定更为系统的工作方法。1982年，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研究档案工作的目标和优先问题，并于1986年出版了题为《美国档案工作规划》的研究报告。为了寻求对工作目标和议题的共识，工作小组对于美国档案职业的专业认同问题进行了梳理和明晰，其第一步是对整个行业的任务加以定位：“鉴定、保管及利用文件的永久性价值”。报告对这些任务分为15个议题进行了广泛的阐述，并且列出了其中需优先解决的内容。
报告所强调的第一项内容是使档案机构获得社会公众的更大支持：“没有外部的更大支持，档案工作中现有的不能适应需要的条件就不可能得到改善，也就不能确保档案文件的安全保存。”为使档案职业得到社会的认同，档案工作者着手努力提高自己作为创造重要的社会价值的机构的公共形象。多年来一直困扰于社会的忽视、档案工作得不到充足的经费等方面的支持，导致公众心目中对档案工作的看法仍停留于多年形成的杂乱拥挤的地下库房的陈旧印象。为了扭转公众的这一不利印象，应采取措施提高社会对档案工作的认知程度以获得支持。1984年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理事长戴维·格雷西写道：“自打50年前美国国家档案馆成立以来，档案工作为社会所提供的服务——收集、保管、提供利用工作一直处于很糟糕的状况。”因而他提出成立“档案馆与社会关系工作小组”的想法。
工作小组最为优先的任务之一是审视经费拨付部门对档案工作机构及档案工作者的总体印象。通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经费拨付部门认为档案工作者非常有用，也非常重要，虽然所从事的工作受人尊敬，但他们同时对档案工作者的认识仍然是“默默无闻、和蔼可亲、与世无争”，档案工作者不喜欢要求额外的经费和支持，因此在与一些看似承担重要任务的机构的竞争中常常落败。研究报告据此得出，档案工作者面临着两大障碍：其一，得不到足够的经费以维持和扩大自己的业务工作；其二，得不到社会公众对其工作和行业的重要性的认可。为了克服这一不足，工作小组提出，档案工作者的定义应该更为精确，通过实施培训、计划、自我宣传、公关、广告等多种形式，树立起全新的、独特的职业形象。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公众对档案工作者的认识仍无多大改变，与档案馆、档案工作者的真实形象存在着脱节。工作小组提出了改进措施：首先，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进行重新评价。通过形成能让社会感知的职业美德，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争得本行业的地位，提升自己的威望。要将自己的需要与经费拨付部门更为积极地进行沟通。此外，档案的广泛性还为档案工作者提供了在研究者和广大群众面前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的机会，通过为日常工作提供各种重要的档案证据，摆脱自己原先在公众眼中的与世无关的消极印象。档案工作者还应开展用户研究，而不是想当然地猜测谁将会来利用档案。劳伦斯·多勒列举了一些与档案利用有关的一些因素，提请档案工作者对下述一些问题加以回答：利用者利用什么档案？如何利用？利用档案解决什么问题？他们是如何想到来档案馆查找自己所需的文件的？谁才是档案工作所要服务的真正对象？用户指导研究更多地建立在系统的研究基础上，而非仅靠一些给其留下印象的证据或一些趣闻轶事。一些美国档案工作者如今提倡开展此类研究，以提高档案工作的实践水平，增强档案学理论的基础。
三、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融合
吉拉尔德·汉姆和弗兰克·布克1981年分别发表文章，号召人们对档案工作研究问题给予更多的重视。汉姆为他所描绘的“后保管时代”的档案工作开列了一系列的战略性问题，包括档案工作内部的相互协作、扩展工作的内容、更好地制定计划、开展研究等。对研究的忽视已成为阻碍档案事业发展的严重障碍。汉姆指出，在80年代，我们（在档案工作中）需要新的手段、新的方法和新的理论。档案学研究因缺少宏观规划和物质方面的支持、因缺少“高水平的研究者”、因忙于日常各项琐事而受到阻碍。研究与发展在档案工作的各个侧面都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只有档案工作者注意到了这一点，档案研究才能得到发展。汉姆因而得出结论，认为迫切需要成立档案学研究机构，以便既提高档案工作者的实践水平，又促进理论研究的提高。
在《未来美国档案学理论的发展》一文中，弗兰克·G·布克引发了一场争论，争论的一方认为理论的发展是档案事业的基础，另一方（实践主义者）则否认理论的必要性。布克敦促美国档案工作者考虑“档案学的普遍规律”，审视有关文件的本质、文件产生的原因、文件为什么对人们有用、决策过程的本质、档案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什么样的重要角色，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探求档案学的纯理论及其固有规律的过程中，布克得出了如下结论：“在美国，以及全世界的范围内，不存在档案学的理论教育。”这种理论不可能产生于“热烈的、动态的、追求实用的工作场所”，而只能产生于研究院所内。档案工作者要走出工作间，进入研究院所的教室内，与其他学术领域进行交流与沟通。布克列举了一些范围广泛的研究内容，号召档案工作者建立起“有关人类实践记录的档案馆的全新的哲学”。
布克的观点立即招来了争议。反对意见首先来自莱斯特·J·卡彭，他认为档案学理论建立在确保文件真实性的基础之上，对档案工作者来说，档案工作的核心问题不是文件的本身，而是文件的原始真实性及其长久保存问题。此一核心问题的认识来源于档案工作实践的普遍性，而不是抽象的理论或档案学的普遍规律。拱卫着档案学的是档案工作实践，这是档案学理论的基石。卡彭还认为，布克注重从档案文件中寻找真相的观点将会使档案工作者不务正业，将他们引到历史理论中去。布克所列举的需要探讨的问题并不是档案学理论方面的，而是由文件鉴定而引发出的文化问题，因而他模糊了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学理论的界限。虽然卡彭赞同布克的“档案学与历史学是相关学科，因而档案工作者与历史工作者应当开展合作”的观点，他还是提出自己的见解：“我们不要认为档案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应将档案文件的真实性置于首位。”即使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认识差异，布克和卡彭仍然都认为要强化档案工作者的职业认同，强调学科的信息属性。
对档案学理论提出更为直接挑战的是约翰·W·罗勃特，他认为档案学理论由两个方面组成：其一是工作上的而非理论上的，解决档案工作中最为基本的实践问题；其二是理论上的而非工作上的，解决历史方面的问题。他认为档案学思想植根于相关的知识，“是相关的专业知识使档案工作者变得不可缺少，而并不是其工作方面的特长”。罗勃特这种对档案工作方法和实践的态度，反映了他对档案学理论的轻视。他认为，档案学理论与实际工作无关，（强调理论）会在业界内部产生不必要的分隔。他认为鼓吹发展档案学理论，更多地是档案界为使自己获得社会认可而产生的一种情感上的需要，而非源自档案工作本身的需要。罗勃特的否定档案学理论的态度，折射出植根于美国档案界的实用主义哲学。面对档案学的理论化倾向，罗勃特对此予以批评。然而他仍然认为强调理论是档案工作获得社会承认的需要，是争得档案工作地位努力的一部分。
与罗勃特认为的档案学理论在美国档案工作中占据了太多的内容相比，其他一些人的看法恰恰相反。尤其是欧洲和加拿大的档案工作者，他们批评美国档案界一贯过分地考虑文件本身，忽视了对档案学理论的研究。加拿大原国家档案馆馆长杰恩－皮埃尔·瓦勒特说道：“除了西奥多·谢伦伯格和恩斯特·鲍斯纳数十年前在欧洲的影响下（对档案学理论进行了一些研究外），美国档案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于服务研究工作的需要，尤其是服务于历史研究工作的需要的层面上。”相反，加拿大档案工作深受欧洲档案理论的影响，注重广泛地对文件的起源及与之有关的历史加以探究。美国档案工作者对档案学理论的态度并不是如约翰·罗勃特所言的过于迷恋了，而是为了迎合公众利用的需要，将学术理论抛到了一边。瓦勒特敦促美国档案工作者更多地关注于档案文件本身，而不是文件所述的事务。
更多的批评来自荷兰城市档案馆档案学家简·范·阿尔巴达，参加了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1990年年会后，他抱怨道：“会议涉及的主要内容并不是与档案学家有关的东西，而是与图书管理人员、私人文件收集人员和公务文件收集人员有关。”他将美国档案目录组织模式称为（档案工作中的）“美国病”，因为越来越多的美国档案馆的工作更多地迎合图书管理人员的做法，脱离了其内在的要求。他同样对美国私人历史文件工作的传统持否定态度，认为唯一有效的技术是基于公共档案馆原则上的部分。
类似地，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特瑞·伊斯特伍德对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历年推出的出版物加以审视后也认为，美国档案工作者是“从实际操作中达到理论……实用主义的做法仍深深地植根于美国档案界之中。”他批评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的各种出版物“没有对档案学的基础理论及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因而认为必须对美国档案工作中的实用主义哲学加以否定。美国档案工作者仅是从档案工作活动中总结了一些理论，而没能从指导档案工作的方法和实践的基础——文件的本质出发，发展出严谨的档案学理论。
这也正是哈罗德·平可特于1981年所发表的一篇文章的看法。文章一开始他就引述马克斯·勒纳的话：“在欧洲人看来，美国人简直没有什么宏大的理论，无论是关于国家、经济、社会、文化、自然、或者上帝。”与此类似，历史学家享利·斯蒂尔·科曼格看到了美国人思想中的强烈的实干倾向，他认为实用主义或许是“美国的官方哲学”。平可特还注意到美国的档案工作理论吸取了欧洲档案学的内容，以适应解决美国文件处置和保管工作的独特需要，吸取了档案信息自由的思想，发展了有关档案价值的思想。虽然认识到了“美国档案工作理论缺乏一个系统化的完整的体系”，平可特还是认为“它为现代档案工作提供了一系列坚实的基础理念”。因而平可特觉得美国档案工作中的实用主义是一个社会文化影响的结果。美国人是实干家，不是理论家。（他们习惯于）探寻各种个性化的解决之道而非接受统一的标准。
从殖民地时代起，许多美国人就笃信自己的与众不同，因而要采用不同于欧洲的方法来解决美国的问题。独立战争切断了与欧洲君主制度的纽带。在欧洲是统治者和贵族享有特权，而这种特权被认为是阻碍了美国人对民主和平等的追求。对外部权威的不信任强化了个人主义的倾向，这种个人主义已成为美国的一个特色。美国人认为自己善于实干、革新、人才济济，足以解决自己的问题。美国人的这种实用主义特征，有时表现出过于简单化的倾向，过于强调人人平等，而导致对理论的轻视。J·罗吉斯·荷林斯沃斯说道：“许多生活在18-19世纪的美国人得益于这种简单行事、快速决断、捕捉机遇的习惯。他们宁愿动手实验而不愿加以推测，讲求实际而拒绝理想，愿意做发明者而不愿成为科学家。”到了20世纪，这种民族的特性导致美国档案工作者相信他们也应采用自己的独特方法解决问题，对欧洲的档案工作经验只是有选择地加以采用。
这种理论与实践、个别与整体的碰撞，导致了美国档案工作者对自身专业认同的危机。他们看到欧洲、加拿大档案工作者对自己的职业有着清晰的认识，有着公认的、完整的学科和方法体系，因而使得这些国家的社会公众对档案工作有着正确的认知。这种正确认知当然是档案工作享有较高的职业地位的表现。虽然这种地位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较长的档案工作的历史，然而，也有相当大的成分源于欧洲国家对文化和历史的高度珍惜。美国仍是一个很年轻的国家，美国人总是着眼于未来，对自己的昨天总是抱以怀疑和否定的态度。这种状况对历史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对历史学科来说更是如此。这种态度导致美国人在对待自己的历史时，总是怀疑其中隐藏着阴谋，突出的例子莫过于奥利弗·斯通所拍摄的以肯尼迪总统为题材的电影中。这种历史观是与档案工作崇尚的真实、可靠的主旨和理想格格不入的。
看到了欧洲和加拿大的长处，一此美国档案工作者认识到建立起一门严谨的档案学理论及公认的标准体系对提高社会对档案工作的认识，获取公众对档案职业的认同是十分必要的。理论关注于一些最基本的准则，专业标准能提高业界的凝聚力，增强合作，树立起共同的目标。加之理论和标准能够提高专业化程度，提高档案工作者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正如理查德·考克斯在其回应弗兰克·布克1981年那篇文章时所说的那样：“虽然布克的说法是对的，但是，没有了理论的发展，档案界就缺少了对本行业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削弱了提高工作水平的动力。”弗里德里克·斯迪罗对于理论与专业化之间的关系讲得更为直接：“理论是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工具，是档案工作走向职业化的工具。”
发展档案学理论，关键是加强研究工作。“档案学知识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出版物”，理查德考克斯1987年写道，“出版物的水平反映了档案工作的水平。”他认为，虽然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论是档案学研究还是有关的出版物都仍然远远不够。他在1994年的一篇文章中显得更为悲观，认为“档案学进展中仍然缺乏坚实的基础。”他将此归咎于糟糕的档案学教育及缺乏研究机会和激励机制，以及对研究工作所抱的轻视态度。他并且开列了档案学研究中急待开展的课题和所要注意的一些基本要素：探讨档案的各种功能、对研究工作进行精心规划、研究要建立在原有的基础上并对已有成果不断加以革新、开展对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等等。在日益纷纭复杂的信息社会的新形势下，我们已不能仅满足于知道应“如何做”，而要对既有的一些理论、假设、方法加以审视。档案出版物正努力跟上这些需求。正如詹姆斯·奥托1990年所说：“当存在着对理论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的需求时，将来的档案刊物就会向着这一要求正确地发展，以利对档案学理论、档案实践以至档案史研究的开展。”奥托、考克斯以及其他的人已经指出了一些档案刊物的不成熟，缺乏有关职业本身研究的文章，只有少数的刊物进行了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正如马克斯·伊文斯1986年所指出的：“虽然我们这个职业专门与档案文件打交道，但我们自己至今仍未形成指导开展档案文件工作，能为培养未来档案工作者所用的文件。”可喜的是，近年来自从弗兰克·布克提醒要认真对待档案学研究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对于近年来美国档案出版工作有较大影响的是，由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实施的扩大档案工作出版物计划和密歇根大学本特利历史图书馆所倡导的合作研究项目——“现代的档案工作”。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于1977年起在出版《美国档案工作者》季刊外，又增出了《基础知识手册》期刊。出版这一期刊旨在（提供）”各种对档案界有用东西，提高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水平”。20世纪80年代，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还开始出版各种专题研究报告及知识手册，还在刊物上提供目录索引，以使读者方便地查阅与档案工作相关的文章。除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外，还有两个地方性的档案工作协会出版自己的刊物，为档案研究提供深层指引。90年代初，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认为需要关于档案基础理论方面内容的出版物，因而出版了《档案工作基础》这套系列出版物，共7本，目的是“探讨有关档案工作的理论规范、档案工作的功能与作用、当今档案工作中的先进技术等”。同时，有关公务文书和私人文件、文件的分类和鉴定、文书处理和著录、档案保管和提供利用等各类著作相继出版，并且出版了档案文件工作术语汇编。虽然这些基础读物并不能清晰地反映出档案学理论的整体状况，但它们毕竟表明了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明显进步。90年代后，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继续扩大出版范围，与出版社合作，再版了一些经典的档案学理论书籍，如谢伦伯格的《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寻找档案学书籍再也不像10多年前那么困难了。
密歇根大学本特利历史图书馆所倡导的现代条件下的档案工作合作研究（简称本特利计划）于1983-1997年间进行，其目的是：(1)鼓励对有关档案工作及档案利用者群体问题进行深入研究；(2)通过登载合作成员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丰富档案专业刊物的内容；(3)利用媒体宣传鼓动学术研究，对研究成果加以评判。在安德鲁·W·米伦基金会及密歇根大学的资助下，该计划使档案工作者得以抛开日常工作，集中于密歇根大学专事研究一、两个月，大家热烈讨论，交流意见。而这正是汉姆所极力提倡的。本特利计划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参加者在专业刊物上发表了一批文章和研究报告。在其进行的头11年里，此一计划资助了51项个人课题和9项团体课题，共出版了35篇研究报告，5本著作。美国的档案出版物就这样达到了相当的数量。在过去的20年里，世界各国档案界的交流迅速增多，国际性会议日益频繁，这些会议邀请来自世界各国的档案工作者到会发言。美国和中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的档案工作代表团互组开展学术访问，档案刊物不光登载外国作者的文章，甚至刊发一些国际性的合作研究成果，比如梵蒂冈的档案项目。美国档案工作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经常地参与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甚至中国、俄罗斯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研究。我们认识到大家有着共同的目标、从事同样的工作、面临同样的任务，在进入新的千年之际，大家对全世界的档案工作的认识也越来越接近。在这样的国际化背景下，美国档案工作者又为什么仅局限于采用本国档案工作者的文章？我觉得其原因有二：其一，让美国档案工作者更好地理解和认同自己的职业，认识到近年来本行业内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其二，让国外同行了解美国档案工作理论和实践中所面对的独特问题。美国人从总体上是不会轻易接受缺少实用性的独立的理论的。我并不对美国民众缺乏严格的理论，抗拒抽象的道理的状况感到惋惜，而更欣赏美利坚民族这种直面问题的态度。档案学理论是档案工作的指导，它能指导我们作出正确的抉择，但空洞的理论将对实际工作起妨碍作用。理论来源于实践。自谢伦伯格时代以来，这一直是美国对世界档案界的贡献。理论与实践不可割裂，这正是美国档案工作者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