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天、元和两大诗人群交往诗创作及其变化的定量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定量分析论文,两大论文,开天论文,诗人论文,群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据拙文《唐知名诗人之层级分布与代群发展的定量分析》（注：尚永亮：《唐知名诗人之层级分布与代群发展的定量分析》，载《文学遗产》2003年第6期。），唐五代共有诗作者3228人，作品数50454首；在历时300余年的唐五代诗发展历程中，大致可分为七个诗人代群，就中以盛唐开天诗人群和中唐元和诗人群最为活跃；在这两大诗人群中，笔者又根据有关材料，分别遴选出最具代表性的十大诗人，即开天时代的张九龄、孟浩然、王昌龄、李颀、高适、王维、李白、崔颢、杜甫、岑参；元和时代的孟郊、张籍、王建、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贾岛、元稹、李贺，分别考察其创作情形，结果发现，开天十大诗人诗作存量为4373首，占该时期495位诗人全部诗作存量(7651)的57.16%；元和十大诗人诗作存量为7288首，占中唐801位诗人全部诗作存量(18384)的39.64%。如果粗略地将中唐诗坛分为大历、元和两个时期，而以两个时期的平均数9192首来计算，则十大诗人所作诗已占元和时期创作总量的79.29%。由此可见，这两大诗人群的二十位诗人，仅创作量一项即不仅分别高达该时期的半数以上，而且其作品数之和(11661)已占全部唐诗(50454)的23.11%。在某种意义上，这两批诗人，以他们出色的创作，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都为唐诗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支撑起了唐诗的半爿天空。
当然，这两大诗人群又是颇有不同的，这种不同，表现在政治态度、知识结构、审美追求和创作风格等众多方面，对此，本文不拟一一涉及，而欲仅就其交往诗的创作进行定量分析，借以窥察两批诗人的不同交往情形及其变化，从中寻找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一
开天诗人群主要生活年代为唐玄宗开元—代宗永泰年间(714～766)，历时50余年；元和诗人群主要生活年代为唐德宗贞元、唐宪宗元和及唐穆宗长庆年间(785～824)，历时约40年（如果算上白居易、刘禹锡等几位高年寿作者的后期创作，则历时约60年）。两大时段在时间之长短、人数之多寡上基本相似，故具备相互比较的条件。为了详细了解两大诗人群交往诗的创作情形，特依据清编《全唐诗》（注：《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今人陈尚君编《全唐诗补编》（注：陈尚君：《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吴汝煜、胡可先编撰《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注：吴汝煜、胡可先：《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以及各有关诗人别集等，分别对两大诗人群中二十位著名诗人主动(A)、被动(B)交往人数、诗数列表统计如下：
据表1可知，开天十大诗人现存诗4373首，其交往诗2597首，占现存诗总量的59.39%。这就是说，十大诗人诗作的半数以上都是在与人交往时写下的。进一步看，在十大诗人中，根据交往诗作数量依次排序，分别为杜甫(743)、李白(460)、岑参(341)、孟浩然(255)、王维(247)、高适(204)、张九龄(117)、王昌龄(114)、李颀(106)、崔颢(10)；若按其交往诗在现存诗作中所占比重来说，则依次为孟浩然(92.73%)、高适(90.67%)、岑参(84.62%)、李颀(84.12%)、王维(65.34%)、王昌龄(62.64%)、张九龄(56.52%)、杜甫(50.48%)、李白(43.27%)、崔颢(23.81%)。从中可以看出，杜甫、李白、岑参所作交往诗在总量上位居前三甲，属于与人交往最多的作者；但因李、杜二人作品总量的基数大，所以就绝对比值来说，反而相对较小，只占到十位诗人中的第八、九名；而孟浩然、高适、岑参、李颀等人因作品总量不是很大，故所作交往诗占到80%以上，其绝对比值已达到很高的程度。如果就诗人个体之交往而言，杜、李、岑等人自然名列前茅；如果就诗人所作交往诗之频繁度而言，则当以孟、高、岑诸人为最。
表1 开天十大诗人交往人次诗数统计表
据表2可知，元和十大诗人现存诗为7288首，其交往诗共3888首，占现存诗作总量的53.35%。这一比例，大致与开天诗人持平。而就其现存诗和交往诗的总量而言，则比开天诗人分别增加了2915首和1291首，增长率分别为66.66%、49.71%。这一情况说明，到了元和时期，诗人们的创作激情及其与他人交往的频率都大大提高了。也就是说，更重视人际间的交往并在客观上导致其诗作得到较广泛传播，成为这一诗人群的突出特点。
表2 元和十大诗人交往人次诗数统计表
进一步看，在元和十大诗人中，依其交往诗的创作数量排序，依次为白居易(1431)、刘禹锡(602)、元稹(476)、张籍(340)、贾岛(287)、韩愈(239)、孟郊(236)、王建(151)、柳宗元(83)、李贺(43)；若按其交往诗在现存诗中所占比重而言，则依次为刘禹锡(73.77%)、贾岛(71.75%)、张籍(70.10%)、韩愈(58.01%)、元稹(56.94%)、柳宗元(50.61%)、白居易(49.62%)、孟郊(46.37%)、王建(28.01%)、李贺(17.70%)。这两组数据显示，白居易、刘禹锡、元稹位列交往诗创作量的前三甲，是人际交往中最为活跃的作者；而就所作交往诗在现存诗中占的比例来看，则以刘禹锡、贾岛、张籍等人为高。这种情况，与前述开天诗人的同类创作十分相似，所不同者在于，在交往诗个人创作总量上，元和诗人远远高于开天诗人，其中白居易最为突出；而就交往诗在现存诗中所占比例看，元和诗人却不及开天诗人高，如孟浩然、高适、岑参、李颀等人的比例均高达80%以上，而刘禹锡、贾岛、张籍等名列前茅者也不过70%多。
表3 开天十大诗人相互交往人次诗数统计表
这种情况说明，某些作者的交往诗创作量高，但在其现存诗中所占比例未必就大；而某些作者之交往诗在现存诗中所占比例虽然大，但其交往诗的创作量未必就高。所以，这里起重要作用的一个参数是其整体创作量。也就是说，作者的整体创作量高了，其交往诗数量势必随之提高，但由于二者并非一一对应，故后者所占比例有可能变小；如果整体创作量低而交往诗创作量高，则后者所占比例便会加大。在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数据中，实则有着变化统一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更看重的是作者交往诗创作的绝对数量，而将交往诗在其现存诗中所占比例仅视为一种参考数据，以之判别一位作者在特定创作范围内与人交往的频率。
二
大致考察了开天、元和两大诗人群交往诗的创作情形，有助于我们对不同诗人在与人交往时心理性格之开放与封闭、创作态度之积极与保守、社交生活之频繁与单一等的客观性进行了解。在此基础上，我们制成表3、表4，考察两批诗人的内部交往的情形，借以对其群体间联系之多寡、关系之亲疏乃至派别之界划等，作出较为明晰的判断。
据表3可知，在群体内部这一特定范围，开天十大诗人主动(A)所作交往诗总量为104首，交往人数34人次；被动(B)接受交往诗104首，交往人数34人次。其中主动交往人次按多寡排序依次为杜甫(6)、王昌龄(5)、王维(5)、高适(4)、李白(4)、岑参(4)、李颀(3)、孟浩然(3)，至于张九龄、崔颢，则无主动与群体交往的记录。其主动创作的交往诗之多寡，顺序为杜甫(46)、孟浩然(15)、李白(11)、王维(10)、高适(7)、岑参(6)、王昌龄(5)、李颀(4)，张九龄、崔颢二人仍无记录。从被动交往人次看，则依次为王昌龄(5)、高适(5)、张九龄(4)、李颀(4)、孟浩然(3)、王维(3)、李白(3)、杜甫(3)、崔颢(2)、岑参(2)；其所接受之交往诗量依次为高适(25)、李白(16)、张九龄(15)、孟浩然(10)、王昌龄(10)、杜甫(8)、岑参(8)、王维(6)、李颀(4)、崔颢(2)。对这几组数据稍作分析，即可看出，在群体内部主动与人交往者，无论人次还是诗量，均以杜甫为多，属于最活跃人物；他如王昌龄、王维、高适、李白、岑参、孟浩然等人，也都有一定的交往者和交往诗，属于一般活跃者；而张九龄、崔颢则属于很少主动与人交往者。从被动接受方来看，则王昌龄、高适和李白等人较为突出，崔颢、李颀、岑参、杜甫较受冷落。
就个人关系而论，杜甫给高适、李白、岑参写诗最多，见出他与此三人关系的密切；李白、王维之于孟浩然，王维、孟浩然之于张九龄，赠诗均多，属于关系较密切者（其中王孟之与张九龄，则更多地属于下级对上级的带有干谒性质的关系）；他如孟浩然与王昌龄，王昌龄与李颀、王维、李白、岑参，李颀与高适、崔颢，高适与李白、崔颢，王维与王昌龄、李颀、高适，李白与王昌龄，岑参与王昌龄、李颀、高适、杜甫等，均有诗作往还，但密切程度则相应不足。
表4 元和十大诗人相互交住人次诗数统计表
如果从被动接受交往来看还可发现，高适、李白、张九龄、孟浩然、王昌龄诸人较受人关注，这说明他们所处地位或人际关系较他人为优；相比之下，崔颢、王维、杜甫等人则因个人性格或所处地位等原因，较少受到他人关注，处于群体交往中的边缘地位。
与表3相比，表4所反映的元和诗人内部交往情况又有很大不同。总体来看，此一群体主动(A)和被动(B)交往诗数均为770首，交往人数亦均为45人次，较之开天诗人群分别增加666首诗和11人次(A、B)，增长率分别为640.38%（诗AB）、32.35%（人AB）。这种情况说明，元和诗人群的内部交往和相互赠诗都呈现出远超前人的密切化、频繁化的趋势。
具体来看，其主动创作的交往诗之多寡依次为：白居易(316)、刘禹锡(158)、元稹(114)、张籍(53)、韩愈(48)、孟郊(28)、贾岛(24)、柳宗元(17)、王建(10)、李贺(2)；被动接受交往诗之多寡依次为：白居易(237)、元稹(193)、刘禹锡(146)、张籍(61)、韩愈(53)、孟郊(30)、王建(25)、柳宗元(16)、贾岛(9)、李贺(0)。对这几种数据稍加分析，可以发现，在交往诗的赠与和接受上，白居易、刘禹锡、元稹三人均达百首以上，名列前茅，这说明他们有着频繁的对外交流，是此一时期最为活跃的作者。张籍、韩愈、孟郊、贾岛所作交往诗多在50～20首之间，在创作量上很难与白、元诸人抗衡，故只能算是一般作者。至于柳宗元、王建、李贺3人，所作诗均在20首以内，创作数量很少，因而属于封闭型作者。
当然，从他们交往的人次看，情况又稍有不同。其主动交往人次依序排列为：张籍(7)、韩愈(7)、刘禹锡(6)、白居易(5)、元稹(5)、贾岛(4)、王建(4)、孟郊(3)、柳宗元(3)、李贺(1)；其被动交往人次依序排列为：韩愈(9)、张籍(7)、刘禹锡(5)、王建(5)、白居易(4)、元稹(4)、贾岛(4)、孟郊(4)、柳宗元(3)、李贺(0)。这两组数据显示出大致相近的情形，即韩愈、张籍、刘禹锡三人交往人数最多，属于活跃交往者；白居易、元稹、贾岛、孟郊等而次之，属于一般交往者；柳宗元、李贺最少，属于封闭型交往者。由此已可清晰看出，元和十大诗人中不同作者社交范围之广狭、人际关系之疏密、个人心性之开放与封闭等有关情况。
进一步看，在人际往还与交往诗创作两个层面，元和十大诗人呈现出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即活跃作者在人际交往中往往范围不大，主要是与自己关系亲近的几位友朋往来甚密；而一般作者的人际交往则范围较广，与群体内的多数人均有联系。至于封闭型作者的交往诗创作，则与其人际往还成正比，均呈低落态势。据此，似可得出对元和诗人群内部交往方面的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社交面不广而交往诗创作量较大的作者，更注重固定友人间关系的深化和发展，更具有一种基于相同审美追求的派系意识，也更注重生活情趣的投合与诗美类型的互补。如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即属此类情况。在白居易所作与群体成员往还的316首诗中，有172首是写给元稹的，120首是写给刘禹锡的，二者相加，已占其群体内交往诗总数的92.41%。与此相类，在元稹、刘禹锡所作与群体内成员往还的114、158首交往诗中，各有106、115首是写给白居易的，分别占其此类诗作总量的92.98%、72.78%。可见，无论元与白还是刘与白，均具有极密切的关系，所不同者，元、白交往主要在白生活的前、中期，而刘、白交往则已到了白生活的后期；元白关系更多地集中在共同的诗学理念和诗派追求上，刘白关系则重在二人晚年生活方式的类同和相异诗美类型的互补上。他们或长篇唱和，或短韵酬赠，形成了当时诗坛的独特景观，文学史上艳称的“元白”、“刘白”，正与此一情况相吻合。
其二，具有一定交往诗创作量而社交面亦广的作者，往往更具开放性与亲和力，更具领导诗坛的气魄或沟通派别关系的能力。如韩愈与张籍，其交往诗虽分别仅有48、53首，但却均与群体内7人主动往还赠诗，而其被动交往人数和受诗量则分别达到9、7人，53、61首。从表4可知，在群体内部，韩愈与孟、张、白、元、刘、贾、王、柳、李等人，张籍与白、王、刘、贾、韩、孟、王等人，均有交往之作，就中韩愈与孟郊、张籍交往诗最多，分别达到21、19首；张籍与白居易、王建交往诗各14首，与刘禹锡、韩愈亦各达9首和8首。这种情况说明，韩、张二人既与群体内大多数成员具有广泛联系，又分别与数位挚友交往密切。就韩愈而言，因步入仕途较早，文名甚大，社会地位较高，又乐于奖掖后进，故无论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具有广泛交往的条件，而对于与其诗美追求相近的孟郊，更是极力称道，联句唱酬，由是形成著名的韩孟诗派；张籍则心性随和，平易通脱，最具备与人交往的条件和能力，故其不仅与群体一般成员多所交往，亦与韩孟、元白两派均有密切过从，通其驿骑。这样看来，韩、张二人之交往诗的数量与其社交面的范围大体上是吻合的，较广的社交面必然带来相应的交往诗作，而一定量的交往诗作也大致反映了他们的社交范围。
其三，社交面既窄、交往诗量亦小的作者，呈现出合乎逻辑的正比例关系，其中反映出作者本人的年寿修短、性格欠缺或某种特殊的社会政治原因。如李贺，社会地位较低，性格又内向，只活了27年，故其社交面狭窄、交往诗贫乏实为必然现象。至于柳宗元，早年系心政治，不乐诗文；永贞元年被贬后，在荒远偏僻的永州、柳州谪居14年之久，既大大限制了他的社交范围，又导致其心理、性格发生明显的内向化转变。这些，都成为其交往诗创作量小的直接原因。
三
通过表1、表2的数据和前文有关分析，我们了解到，元和诗人群无论现存诗还是交往诗，均较开天诗人群分别增加了2915首和1291首，增长率分别为66.66%、49.71%。借助表3、表4，我们又对两大诗人群内部交往的情况有了认识，了解到元和诗人间的交往诗量和交往人次较开天诗人群分别增加了666首诗和11人次，增长率分别为640.38%（诗AB）、32.35%（人AB）。这两种数据，已大致反映了元和诗人群之交往诗量和交往人数急剧增长的趋势。下面，我们将角度稍加变换，先从总体上考察两大诗人群在外部、内部两种交往范围上的数量差异，庶几使得前面的结论更为准确。
表5 两大诗人群不同范围交往创作量及其所占比例
表5显示，开天诗人群的外部交往、创作量分别为1435人次和2493首诗，内部交往、创作量分别为34人次和104首诗，后者占前者比例分别为2.37%、4.17%；而元和诗人群外部交往、创作量分别为1672人次和3118首诗，内部交往、创作量分别为45人次和770首诗，后者占前者比例分别为2.69%、24.70%。相较之下，在交往人次方面，元和诗人群的内部交往较开天诗人只增加了11人次，且二者内、外交往人次的比值差异不是很大，只提高了0.32%；而在交往诗的创作上，元和诗人群的内部交往诗作却比开天诗人群增加了666首，所占比率也提高了20.53%。
再从两派具体诗人不同范围之交往诗的创作量进行考察，还会有新的发现：
表6(a) 开天十大诗人不同范围交往诗作量及其所占比例
表6(b) 元和十大诗人不同范围交往诗作量及其所占比例
在表6(a)中，开天十大诗人所作交往诗的内、外比，只有杜甫和孟浩然占到6%以上，其余王昌龄、王维、李颀、高适、李白、岑参大抵在5%～1%间徘徊，张九龄、崔颢则无一首内部交往之作。而据表6(b)，元和十大诗人所作交往诗的内、外比，达到20%以上的就有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柳宗元、韩愈五人，就中刘、元、白三人尤为突出，其比例总和(95.42%)高出开天诗人前三位总和(17.44%)5倍有余；达到10%以上者有张籍、孟郊二人；处于9%～4%之间者为贾岛、王建、李贺三人，但即以这占比例最小的末三人而论，其比例总和也高过了开天诗人前三甲王、杜、孟的总和。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从唐玄宗开天时代到唐宪宗元和时代，诗坛的创作风尚确实发生了大的变化，反映在交往诗的创作上，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开天十大诗人间的联系不够紧密，他们将更多的创作精力放到了与外界其他人的分散交往上，而疏于与群体成员间的集中往还；所谓开天诗人群，只是一个较为松散的群体。一方面，受开明政治、强盛国力的浸染，他们仗剑远游，纵横干谒，或寄情于大漠，或优游于田园，挥洒出一份空前的自由和自信！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因此失去了与并时大诗人密切交往的条件和理念，其中大部分诗人缺乏自觉的群体意识，尤其缺乏明确的诗派观念，天马行空，自由创造，是此期诗人最为明显的特色。所谓“李杜”、“王孟”、“高岑”等诗人并称，主要是后人根据其诗名或创作风格作出的概括，并不能由此说明诗人们当时即具有某种自觉意识或派别追求。
其次，与开天诗人群相比，元和诗人群在扩大外部交往的同时，将更多的精力用在了群体内部，他们更重视群体成员间的诗歌唱酬和人际往还，其结果，必然使得群体成员间的联系更趋紧密，更具有一种协作意识和群体精神。这是因为：一方面，藩镇割据的形势大大限制了他们出游的地域，使其活动范围相对集中；弊端丛生的社会现实导致他们生成强烈的参政变革意识，使其在较集中的时间内均任职京城；而年龄的接近乃至进士的同年出身更给他们创造了得以相互交往、切磋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他们同时面对诗歌创作经开天以后盛极难继的局面，也就是说，创新和如何创新构成了对他们整个群体的挑战，要应付这种挑战，就不能散兵游勇，各行其道，而需广泛联系志同道合者采取群体性的行动，于是，元、白、张、王和韩、孟、贾、李，一求平易，一逐奇险，既各为营垒，又不乏往还，在贞元、元和时期的诗坛上，播演了一出颇为繁盛的剧目，由此形成后人艳称的两大派别。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正是借助相互间的频繁交往，才使得诗人间的联系得到强化，诗派的风格趋于类同，并通过群体成员的合力，营造出了唐诗史上的第二高峰，并将“元和”提高到了与“开元”并列的位置。
最后，从交往诗之创作量与群体特色之形成方面看，二者间是存在因果关系的。换言之，由于人际关系和交往诗作加强了，相互间必定会产生创作理念上的影响和创作风格上的趋同，并为流派特色的最终形成奠定基础；反过来说，如果缺乏这种人际关系和彼此诗作的交流往还，人们独往独来，疏于交往，便不易通过相互间的影响和渗透达成共同的创作理念，有时即使形成大致相似的创作风格，也不是自觉意识的产物，而更多地带有个性色彩和偶然性因素。上述元和、开天两大诗人群的交往诗创作与群体特色，即是这种情形的较为典型的例证。
当然，如果从两大诗人群的交往诗数量和最后所获成就来看，二者间又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正比例关系。开天诗人群交往诗数量不多，诗人间的联系也不及元和诗人群密切、频繁，却仍然取得了五音繁会的高度的艺术成就，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盛唐之音”；而元和诗人群则与之相反，其敢于突破前人藩篱进行群体创新并取得较高成就的原因，除了有诸如韩愈、白居易等一二巨子外，也与其群体内部间的密切往还和大量交往诗的创作相关。事情不是绝对的，不能说交往密切一定就好，反之就不好，但通过上述数据和分析，有一点却可得到印证，那就是人际关系的强化和交往诗数量的提升，确实有助于某一时期诗歌流派的形成，有助于共同风格的营造。同时，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讲，也有助于其作品传播范围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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