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后是否召开过“九月中央局扩大会议”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共论文,扩大会议论文,中央论文,大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5－1597(2012)02－0091－05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成立后，当年9月是否在陈独秀主持下召开过一次中央局扩大会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对此作了肯定的记述：“被党的一大选为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根据中央的意见，辞去在国民党广东政府内担任的职务，于1921年9月返回上海，随即主持召开了中央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党、团组织发展以及工人运动和宣传工作等问题。”①
《风云际会：中国共产党创始录》一书也认为：“(1921年)9月11日，陈独秀由穗返沪，仍住在老渔阳里2号，正式主持中央工作。陈独秀回到上海不几天，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了工人运动的领导，出席会议的除陈独秀、张国焘外，还有各地代表毛泽东(湖南)，李震灜、袁达时(上海)，邓培、罗章龙(北京)，许白昊(武汉)，王尽美(山东)，冯菊坡(广东)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等……这次会议是一次对全国工人运动进行统一部署的思想和组织动员会。”②
《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辞典》一书则专列了“中央九月扩大会议”的辞条：“为了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1921年9月中共中央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张国焘，上海代表李震灜、袁达时，北京代表罗章龙、邓培，武汉代表许白昊，湖南代表毛泽东，山东代表王尽美，广东代表冯菊坡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共10余人。会议由陈独秀主持。会期5天。着重讨论发展工人运动及建立产业工人的党、团组织。马林作了关于工人运动的报告，各地代表作当地工人运动的情况报告。”③
笔者经查有关资料发现，召开“九月中央局扩大会议”的说法不但缺乏原始文献支持，而且其依据的回忆史料也存在着一些疑点。
一、“九月中央局扩大会议”之说只有一个出处
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等关于建党初期的有关文献中，均没有“九月中央局扩大会议”的记载。在回忆史料中仅有一个出处，来自罗章龙的三次回忆：
第一次是1969年的回忆：“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同年8、9月份，在国际代表的建议下，中央在上海召集了各级(各地)代表会议……主要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工人运动的机构，即劳动组合书记部。”④
第二次是1978年的回忆：“1921年某月，中共中央召集各地代表，在国际代表建议下，在上海开会。毛主席和我都参加了。会议做了决定，决定在湖南、湖北、广东、山东、北方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书记部主任是毛主席；湖北书记部主任是林育南；山东书记部主任是王尽美(王瑞俊)；广东书记部主任是谭平山，后来是阮啸仙；北方书记部主任是罗章龙。”⑤这次回忆未说由谁主持，但说了几个与会者的名字。
第三次是1980年的回忆：“1921年9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央扩大会议。这是陈独秀从广东回上海主持中共党务后第一次召集的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发展工人运动。当时中央负责人仅陈独秀、张特立(即张国焘)及国际代表。出席这次会议的，北京方面为邓培与我，武汉为许白昊，上海为李震灜、袁达时，山东为王瑞俊(即王尽美)，湖南为毛泽东，广东为冯菊坡等，合计有代表十多人。”还说：“代表住在上海新闸路三元里，会期五天。会上由国际代表作关于工人运动的报告，各地代表作当地工人生活与问题报告。讨论后决定了一个工作计划，并调整北方书记部组织及确定北方分部范围、人选等问题。”⑥在1984年出版的回忆录《椿园载记》中，他专列了“中央九月扩大会议”的标题，重述了这种说法。
二、“九月中央局扩大会议”出处存在疑点
罗章龙的回忆作为“九月中央局扩大会议”的唯一出处，其中有诸多疑点：
第一，他所说的参加会议的“中央负责人”陈独秀和张国焘，在其论著或回忆中都没有提到过“九月中央局扩大会议”。首先，陈独秀作为党的一大当选的中央局书记，在其论著中从未提到过1921年9月由他主持过一次中央局扩大会议。在多种版本的陈独秀传记或年谱中，也未见有关这方面内容的记载。其次，张国焘作为党的一大当选的中央局组织工作负责人，在其《我的回忆》一书中是这样说的：“当年8月中旬，陈独秀先生辞去广州教育委员长的职务，回到上海专任中共中央书记。”不久，在经历了被捕事件之后，“陈先生出狱后第二天，便首次以书记的身分召集中央会议……提出了一些中央工作和会议的规范。他提议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即以我的草案为讨论基础，迅速予以决定。关于宣传计划他提议《共产党》月刊继续出版，并将《新青年》复刊。其他如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等都由他与有关负责人先行商谈，再提会议讨论。这次会议所讨论的具体问题，仍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草案”。⑦
经查，陈独秀被捕时间是10月4日，获释时间是10月26日，由此，张国焘所说“陈先生出狱后第二天”，应为10月27日。并且，张国焘说的是“中央会议”而非中央扩大会议，议题有多项内容而非“主要讨论如何发展工人运动”，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只是“所讨论的具体问题”。
第二，罗章龙所说的参加会议的“国际代表”马林，史料中也没有他参加“九月中央局扩大会议”的记述。在马林就中共成立初期工作而写的《给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虽然也提及“国际代表邀请他(陈独秀)担任共产主义小组的政治工作以后，于8月底回到上海”⑧，但却未说随后参加过一次中央局扩大会议。在《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一书中，也没有他参加“九月中央(局)扩大会议”的记述，尤其该书还有一篇罗章龙本人回忆马林的专文，详细记述了他所了解的马林在中国革命中的史事，却同样没有提到马林曾参加过“九月中央(局)扩大会议”。
第三，罗章龙回忆中列举的其他与会人员，均无参加这个会议的可能：毛泽东在参加完党的一大之后，于“8月中旬，回到长沙”⑨。未见同年9月他第二次到上海的记载；王尽美(王瑞俊)在参加完党的一大之后，于8月返回山东，也没有他在9月再次赴上海的记载；袁达时(袁笃实)从1921年5月即与刘少奇等一批青年登程赴苏俄留学，7月在莫斯科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⑩，9月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并在上学期间和罗亦农一起介绍刘少奇入党(11)，因而不可能参加1921年9月在上海的中央会议；邓培和许白昊在《中共党史人物传》列有分传，均无参加过“九月中央局扩大会议”的记述；李震灜在《河南党史人物传》中列有分传，其中确有他在1921年9月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次中央扩大会议”的记述，但标明的出处同样是罗章龙的回忆(12)；冯菊坡的有关回忆和文章也没有说他在1921年9月到上海参加过中央会议。(13)
由此可见，罗章龙的回忆本来就是一个孤证，又存在上述疑点，是难以为据的。
三、罗章龙参加的是“八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会议”
据笔者考证，罗章龙参加的这个会议应该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会议，时间是在1921年8月。
据包惠僧的回忆：“约在8月初，组织工作方面召集我们开会，张国焘传达马林和李克诺斯基的意见，要设置一个领导工人运动的专管机构，定名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拟定了一个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纲要。”(14)他还说：“参加这个会的有我和李启汉、李震灜，还有的人我记不清楚，李达、周佛海没有参加，因为这是属于组织部门的工作。”(15)这个回忆表明约在1921年8月初组织工作方面(指工人组织)召开过一次劳动组合书记部会议，与罗章龙的回忆有许多吻合之处：其一，两人都说会议的内容是讨论书记部工作；其二，两人都说会议是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召开的；其三，两人都提到参会的中央局成员有张国焘，参会人员中有李震灜；其四，两人都说李达没有参加会议。如果是中央局扩大会议，那么中央局成员李达是不会不参加的；其五，两人说的开会时间也接近，包惠僧说是“8月初”，罗章龙第一次回忆说是“8、9月份”；其六，包惠僧说“还有的人我记不清楚”，说明参会人员还有一些，这也和罗章龙说的“合计有代表十多人”大致吻合。
关于开会地点，罗章龙回忆说“代表住在上海新闸路三元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房屋坐落在新闸路和北成都路的交叉口处，既可说在新闸路，也可说在北成都路。罗章龙到上海来参加会议住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也说明他参加的应该是书记部的会议。
如果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会议是在1921年8月初召开，那么，作为党的一大代表的毛泽东和王尽美也就有可能在参加完一大之后，紧接着在上海出席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这个会议。从而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罗章龙在回忆中一再强调曾在上海和毛泽东一起出席过会议。
罗章龙说的与会者许白昊，在1921年9月还不是中共党员，这就使得他参加中共中央的会议——即便是扩大会议——的说法难以成立。但是，如果他参加的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会议，则是可以的。据包惠僧回忆说：“董锄平、许白昊也被吸收到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16)既然在书记部工作，那么参加书记部的会议就是职责所在，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个会议是书记部的会议。
罗章龙回忆中提到的另外4名与会者袁达时、冯菊坡、邓培以及他本人，都担任过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干部。据邓中夏1930年所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记载，在1922年5月以后，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上海分部主任为袁达时，武汉分部主任为林育南，湖南分部主任为毛泽东，广东分部主任为冯菊坡，济南分部主任为王尽美”(17)。罗章龙也说，他自己曾担任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主任，邓培是委员。(18)这六个分部主任，有的是自从1921年8月就开始担任，如林育南、毛泽东、王尽美和罗章龙本人，有的是在1922年5月以后才担任，如袁达时和冯菊坡，但罗章龙的回忆把这些属于劳动组合书记部系统的人都列为与会者，这恰恰进一步印证这个会议是书记部的会议。
关于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立时间，目前党史学界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党的一大之前，一种说是一大之后。(19)如果在一大之前成立，那么在8月初召开一次书记部的会议，在时间上就没有疑义；反之，如果成立于一大之后，那么要说在8月初召开一次书记部的会议，是否说得通呢？笔者认为也是说得通的，张国焘回忆说：“劳动组合书记部未正式建立以前，即开始了实际工作。”(20)说明书记部的工作实际上在成立前就已经开始了。由此，书记部在8月初召开过一次工作会议，是完全可能的。
上述论证说明，罗章龙确实在8月初到上海参加过一次会议，这就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会议，而他在回忆时却把这个会议说成了中共中央的扩大会议。
四、陈独秀首次主持的是“十月中央局会议”
中共中央在1921年9月并未召开过一次扩大会议，已如前述。那么，是否在这个月召开了第一次中央局会议呢？由于当时的中央局成员就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3人，如李达后来回忆时所说：“三人的聚会很简单，在九月至十一月这三个月内，经常讨论向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可洛夫汇报工作问题。”(21)这是否可以理解为第一次中央局会议是在9月份呢？笔者持否定意见，理由如下：
其一，陈独秀从9月11日返回上海，到10月4日被捕，前后有24天。在这24天里，包惠僧和他接触最多，也最了解他的情况。据包惠僧回忆：“我们回到上海之后，陈独秀同马林会面，谈了几次，意见未得一致。”“我为马林与陈独秀的会谈很担心，也很着急，每天下午总要到陈独秀家里去打听消息。”由于这种频繁和密切的接触，所以他能够详细说出陈独秀在这期间发生的事情，并列举出诸如“马林和张国焘去看了陈独秀”、“马林和陈独秀谈了几次话，都谈不拢”、“马林以第三国际代表的名义，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要陈独秀再加考虑改日再谈”、“陈独秀出狱以后，在张太雷的帮助下同马林继续商谈。因为经过了一次风险，彼此之间的成见也逐渐消除了，马林的意见才为陈独秀所接受，除了对工作计划作了详细的部署之外，并提出民主革命的方案”，等等。(22)如此详细的记述表明，如果在这期间曾经召开过中央局会议这样重大事情的话，他不会不知道，更不会不在回忆中提及。
而且，包惠僧的回忆中还有一层意思，即陈独秀迟迟未召集开会的原因就在于同马林意见不一。由于他俩的关系未能理顺，就不能确定中央局的工作计划，召开会议也就缺少议题。张国焘回忆说：“陈独秀先生几次拒绝了马林要与他会晤的要求。他在那里筹谋撇开马林，独立进行工作的计划。……他也没有召集中央的会议来从长讨论。他表示让他作一番准备之后，再行开会切实研究。”(23)这也印证了陈独秀在这段时间里没有召开中央局会议的原因。
陈独秀签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
其二，1921年11月，陈独秀签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向全党部署从现在起到明年7月前的工作计划，内容包括党团组织的发展、工人运动和宣传工作的开展等，文中说这个通告由“中央局议决”和“议定”(24)，说明所部署的各项工作是中央局会议集体研究并通过的。通告的签发时间是“1921年11月”，由此推论，中央局会议就应该是10月而决不会是9月，这就和张国焘所说首次中央局会议是在陈独秀“出狱后第二天”即10月27日召开，在时间上基本吻合了。
综上所述，党的一大之后，中国共产党曾在上海召开过两个会议，一个是1921年8月的劳动组合书记部会议，一个是10月的中央局会议。尽管罗章龙在回忆中使用了“九月中央扩大会议”的名称，但在记述会议议题时，还只是说“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发展工人运动”，“主要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工人运动的机构，即劳动组合书记部”，没有涉及党、团组织的发展和宣传工作。张国焘回忆所说的10月中央局会议的议题，则包括关于中央工作和会议规范、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以及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等多项内容。本文开头所引《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的一段叙述，不仅明确说陈独秀在1921年9月主持了中央局扩大会议，而且在叙述这次会议议题时，又说“会议着重讨论党、团组织发展以及工人运动和宣传工作等问题”，是把张国焘回忆中所说的10月中央局会议的内容以及11月中央局通告的内容合到一起所形成的表述。至于《风云际会：中国共产党创始录》一书所说9月中央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了工人运动问题，以及《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辞典》中专列的“中央九月扩大会议”辞条，都是把1921年8月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会议与10月的中央局会议混为一谈了。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72页。
②马连儒：《风云际会：中国共产党创始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7—308页。
③倪兴祥主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0页。
④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室编《工运史研究资料》(五)，1980年内部版，第4页。
⑤《“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5页。
⑥罗章龙：《记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
⑦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80年版，第155、165页。
⑧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页。
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86页。
⑩参见《俞秀松纪念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页。
(11)参见《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页。
(12)参见《河南党史人物传》第5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3页。
(13)参见《广州青年风云录》，广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0—65页；《顺德文史》第23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顺德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1年内部发行，第44—50页。
(14)《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1辑，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页。
(15)《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页。
(16)《包惠僧回忆录》，第34页。
(17)《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5页。
(18)参见罗章龙：《记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
(19)参见曾长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于“一大”之前》，《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姜沛南、陈卫民：《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于“一大”以后》，《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
(20)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68页。
(21)《“一大”前后》(二)，第2页。
(22)参见《包惠僧回忆录》，第7、431、370、36、420—421页。
(2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58页。
(2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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