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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730(2002)01-0017-08
一、序
白居易在韩国（新罗统一）的知名度以及对他和他的诗文的认识与评价，远不如李白、杜甫、苏东坡。高丽李氏王朝的朝鲜文人们，对白居易的态度与对李、杜、苏的态度不同，并未尊他为学诗的规范，而是将他的诗作看作“闲居览阅”的对象（见高丽 崔滋《補闲集》卷下 译者注）。作为“乐天忘忧的手段（同上）”。
白诗主要内容是以轻淡笔触描写其日常生活的闲适情趣，文字又平易通俗。正是由于这一特色，白诗才并未被韩国古代文人们尊为学诗的对象，另外，也正是由于这一特色，作为可以轻松获得心灵平静以得闲适之乐的材料而又被广泛诵读。而号称学李白的人却常读乐天集，这一事实就是一个证明。
在此，本文要探讨一下，当代（1945年解放以后），韩国学者对白居易及其文学，在哪些方面，作了怎样的研究，达到了怎样的水准。并且，通过这一探讨，对过去的有关问题作一反思与展望。
二、研究的背景与概况
在日本帝国统治韩国的35年间，韩国优秀的传统汉学已经衰退，不仅如此，这其间，具有近代意义的中国文学研究的萌芽也未曾出现。1926年，在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设置了专攻支那文学专门课，那是由日本和中国教授主导下实施的教育，因此，在解放以前，韩国人不用说对白居易就是近代中国文学研究也几乎不存在，这样看，并不过分。
50～60年代
解放以后，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主要是与在大学设置中文学科同时开始。但50～60年代，全国大学中设置中文学科方面，索瓦鲁大学、成均馆大学与外国语大学（中国语科）3所大学中，中国文学的研究人员绝对不足。因而，50～60年代20年间，无论从量的方面，还是从质的方面，韩国的白居易研究，还只能说处于萌芽期。
从现存资料看，解放后最初的关于白居易论文有金童燮《白乐天研究——讽谕诗一瞥》（1957年7月），其后二年曹佐镐《白乐天研究——以诗禅一致的先驱作用为中心》（1957年7月），与李炳汉《李白、杜甫、白居易三家诗论——以杨太真为中心》（1959年7月）3篇发表。
进入60年代，金喆洙《长恨歌研究》（1965年3月）与丁耒东《白乐天诗的社会性》（1965年6月）2篇论文。而且最初的硕士论文场森《白乐天及其诗》（1967年8月）发表，一年后，金得洙《白居易研究》（1968年12月）是国内第二篇硕士论文。虽然只是达到初步的研究水准，但立足于白居易的传记、思想、诗歌理论及其诗歌（以社会诗为中心）整体，因而堪称近代意义的白居易研究先驱者。而且，值得一提的是，金洙映编著的《白乐天、苏东坡》（1968年9月），作为《东洋历代伟人传记选集》（第六册）出版，它作为白居易的一种评传同时，还具有面向一般大众读者特点。
70年代
1972年，虽然高丽大学、檀国大学、淑明女子大学、延世大学、全南大学、岭南大学都设置了中文学科，为中国文学的教育和研究带来了活跃气氛，但研究者的数量还是少，研究文章数量不是很多。
孙八洲《韩国文学与白居易》（1971年3月）是关于白居易文学与李氏朝鲜文学关系的最初论文。李东卿的《白居易讽谕》（1972年12月）通过考察白居易贬谪江州前后生平及诗文，探明了白居易讽谕诗创作中止的原因。当时，还没有特别注重关于白居易生平和社会诗以外的诗歌研究的论文，这一篇论文，就其扩大研究范围这点而言，很在意义。此外，车柱环《关于李杜元白诗》（下）（1974年3月），殷富基《白居易社会诗考》（1977年8月），《白乐天文学改革论》（1977年12月）以及金在乘《白居易新乐府与茶山诗》（1977年12月）《白居易〈秦中吟〉考》（1977年12月）《白居易新乐府考》（1978年12月），都是以《新乐府》50首以及《秦中吟》10首讽谕诗、社会诗为研究对象。这是受中国文学史的影响，表明了国内研究者对政治的、社会批判的关心与兴趣。
70年代的成果中，有意义的成果在于翻译方面。这一时期，《中国古典汉诗人选》第四册，张基槿的《白乐天》（1977年6月）与《世界诗人选》第七二册，白乐天篇，释智览译注《长恨歌》出版（1977年12月），张基槿《白乐天》由于其成功的译注而得到很高评价。
80年代
进入80年代，作为冷战极有可能消解这一国际形势的反映，许多大学雨后春笋般纷纷设置中文学科。而且在中文学科作为人气很旺的学科同时，对中国文学的社会认识也在高涨。另外，70年代设置中文学科的毕业生们开始进修硕士课程同时，研究人员也稍在增多，因而，80年代研究的客观状况好转特征，表现在发表论文数量增加，研究范围扩大。
上述情况中，发表硕士论文6篇，博士论文1篇，短篇论文16篇。尽管仅仅短短10年间，比至50至70年代30年间的论著还多的论文与著述。原因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员增加，而对白居易研究兴趣增强。
这一时期有相当多的研究白居易社会诗、讽谕诗论文发表。李根孝《以诗歌为中心的白居易研究》（1980年11月）金在乘《白居易诗论考》（1981年8月）、《唐代新乐府运动小考》（1982年12月）、申英爱《白居易新乐分类及其内容》、林孝燮《白居易新乐府现实主义特征的研究》（1987年2月）4篇硕士论文，都是将白居易的讽谕诗论、社会诗论作为研究对象。
在偏重白诗社会性的时期中，金在乘《白乐天诗研究——以闲适诗为中心》（1983年12月）《白居易格诗考》（1984年12月）姜昌洙的《白居易饮酒诗小考——以“劝洒”十四为中心》（1989年12月）短篇论文外，郑相赫《白居易闲适诗研究》（1989年12月）、安天洙《白居易贬谪江州途中诗研究》（1986年1月）两篇硕士论文发表，扩大了对白居易诗文关心领域与研究范围。
此外，金在乘《元白往复书考》（1982年8月），是最早的元白合论，前炳礼的《白居易诗语的特色》（1983年12月）也是关于白居易诗语的最初论文，各有意义，金在乘的《白诗评论小考》（1985年12月）、俞炳礼的《元和体考》（1985年3月）、《白居易诗论的两重性》（1985年11月）、《白居易仕隐意识》（1988年2月）显示研究者将白居易作为研究对象的多样性。
金在乘从70年代发表有关白居易短篇论文，在长期研究基础上，完成韩国国内最早的博士论文《白乐天诗研究》（1985年7月）。这一论文涉及全方位白居易生平、文集、文学思想、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格诗以及历代评论，对韩国国内的白居易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此外，白诗的评注工作方面，有李徽教的《白居易与秦中吟》（1983年10月）。
90年代
90年代（至1999年6月）期间，虽然有硕士论文4篇与博士论文1篇，短篇论文12篇以及单行本两种问世，但考虑到现在全国有百余所大学设置了与中国文学有关学科，研究人员急剧增多这一情况，其研究成果与80年代相比，要少得多。与白居易有关的论著减少的原因，首先，第一个原因，从80年代以来，大学学院里学生在选择专业方向之际，开始由中国古典文学、尤其诗歌方面转向中国现代文学和语言学。第二，在包含译注工作的基础工作之上的研究方面，之所以未能取得进展的原因是大学学院学生研究欲望没有被激发出来。
在两种单行本中，金在乘的《白乐天诗研究》（1991年11月）是其1985年的博士论文《白乐天诗研究》，并无新内容。沈禺俊《香山三体法研究》（1997年10月），由《香山本体法》研究，《香山三体法》翻译、《香山三体法》原文3部分构成，是李氏朝鲜时代白诗选集《香山三体法》版本学考察，其中所收的作品均系翻译。
与90年代以前时期相比，这一时期关于讽谕诗、社会诗的研究论著明显减少。这类论文有金龙云《白居易写实意识的目标及特征》（1992年12月）、玄宰硕《白居易新乐府研究》（1993年12月）、林孝燮的《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的时代精神考察》（1995年12月），另外，从元白比较角度还有金卿东的博士论文《元稹白居易社会诗研究》（1996年12月）。这一论文以唐代知识分子同时又是中唐的社会诗派代表作家元稹、白居易为对象，考察他们作为政治家的生平及意识，作为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具体化的创作行为而产生的社会诗。其内容有《元白与中唐社会》、《元白的仕宦生活与交游》、《元白的仕隐意识》、《元白社会诗的特色》、《元白社会诗的现实意识》、《元白社会诗的艺术成就》。在对作家与作品进行综合的有机分析同时，特别注意对元白的社会诗与前代作家的社会诗进行比较，以把握其特色所在；进而探讨元白诗人的生涯及其意识究竟是怎样的，另外，也注意到元白所作之社会诗虽同属社会范畴，但相互之间有那些异质部分。
同90年代以前时期相比，关于白居易研究方向也渐趋多样化。有注重白诗叙事性研究的高真雅《白居易叙事诗研究》（1995年2月）与权应相的《长恨歌叙事研究》（1998年12月），注重白居易内在意识研究的论文有俞炳礼《白居易时间忧患意识》（1991年12月）与金卿东《元白的仕隐意识》（1996年12月），考察韩国高丽人们接受白居易情况的论文有金卿东《白乐天与高丽文——以传来与受容为中心》（1992年12月）、辛承姬《琵琶行音韵学的考察》（1994年2月），这是对白居易《琵琶行》从音韵学新角度考察的硕士论文。关于元白交游方面的考察，有金卿东《元白交游考——兼及元白交游诗》（1997年5月）《元白交游的二个问题》（1999年6月），俞炳礼《白居易诗中鹤的意象》（1997年12月）作为白居易诗语象征性的研究论文，被看作是白居易研究走向多样化的一个例证。此外，90年代的论著还有张哲镐《白居易饮酒诗考——以〈劝酒〉十四首为中心》（1990年5月）、李浚植的《白居易论》（1996年12月）。
三、版本与译注
关于版本研究，只有沈禺俊《香山三体法研究》（一志社，1997年10月）1篇。《香山三体法研究》依据李氏朝鲜的匪懈堂（李容）的白诗选本。沈禺俊考察了这一选本的祖本问题，及所选之诗的特点，与编者的选诗观。沈禺俊认为：《香山三体法》编纂时期应为朝鲜王朝的世宗二十七年（1445年），其后明宗二十年（1565年）由金德龙出版。而且，就《香山三体法》所收作品，据绍兴本、马元调本、莲左文库本、书陵部藏本、延世大学藏本校勘，同时对历来认为其祖本为南宋绍兴本这一说法提出疑问，因收录不少绍兴本所没有作品，故推定其祖本比南宋绍兴本更早可能为北宋本。另外，《香山三体法》中“三体”，即五言律、七言律、七言绝句，所选之诗反映了匪懈堂除批判社会现实的讽谕诗外的“以正人性情”为“体”，以言行“平和”为“用”的文学观。
白居易作品翻译，就现有资料看，以翻译文学家梁白华(1889～1944)所翻译的《琵琶行》，登在1925年《朝鲜文坛》十二号为最早，金九所译《白乐天诗选》（汉城图书株式会社，1944年8月）作为《支那名诗选，第二集》与梁柱东译《诗经抄》合订出版。其中载有简单介绍白乐天文章，同时载有《长安道》、《长恨歌》、《琵琶行》、《卖炭翁》、《长相思》、《续古诗》、《伤春曲》等60首译诗。译者是韩国近代著名诗人，译诗很有诗意，可惜没有注。
张基槿《白乐天》（太宗出版社1977年6月）增加了对白居易的解说，根据白诗内容，将白诗分为①纤细的感觉②仁慈的诗人③古讽谕诗④新乐府讽谕⑤感伤的杰作⑥闲适与通达6类，对102首诗加注释、解说并翻译。释智览译的《长恨歌》（民音社、1977年12月），对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及《白发歌》等11首诗翻译作注。译者并非学本是人士而是僧侣。
李徽教《白居易与秦中吟》（《中国语文学》第六辑1983年10月）对白居易10首《秦中吟》进行解题，在介绍作者同时，从《秦中吟》10首中选《议婚》、《重赋》、《伤宅》、《伤友》4首加以详细译注。
白诗的韩国语翻译，最近有沈禺俊《香山三体法研究》（一志社1997年10月）。其中《对琴待月》、《赋得古原草送别》等五言律诗72首，《江楼夕望招客》、《杭州春望》等七言律62首，《秋雨赠元九》、《和友人洛中春感》等七言绝句51首，即《香山三体法》中收录185首诗加以简单注释并翻译。
四、传记与思想
金得洙的《白居易研究》（成均馆大学的硕士论文，1986年12月），介绍了白居易生平与人生观、指出白居易具有“多情善感的诗人性格”，“其处世原则是以杀身成仁之道为根本，追求明哲保身之道，而又待时而动”。
张基槿《白乐天》（太宗出版社，1977年6月），序章《白居易及其思想》，分①儒家思想②道家与道教③佛教思想④乐天与解脱4个方面作了简要叙述。
生平事迹
金洙映《白乐天、苏东坡》（新太阳社，1968年韩国出版公社，1986年5月再版）作为白居易评传的一种。分10项①生平②初进官场③期待④《长恨歌》⑤左迁⑥召还⑦仕官⑧身边⑨致仕⑩白乐天与元稹，加以论述。
金在乘《白乐天诗研究》（索瓦鲁大学的博士论文、1985年7月，明文堂1991年11月）第一章第二节《白居易的家系与生涯》中，介绍白居易家系后，以编年体记述其生涯。
金卿东《元稹白居易社会诗研究》（成均大学博士论文，1996年12月）第三章中《元白仕宦生活》要点如下。即，元白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他们常常与政治紧密相关。因而，要了解元白的生平究竟是怎样的，最好观察一下他们作为官吏的生活。正是基于此，从“评传”角度叙述了元白的官吏生活。另外，对元白二人各自仕宦态度应给予怎样评价，这两人对仕宦态度究竟有什么差异这点，值得注目，而且，元稹、白居易同样后半生对仕宦态度有变化，以其变化为依据，可以说，“如果称白居易是达观型，得到这一肯定的评价，元稹就是现实的执着型的，如果元稹得到进取型的这一好意的评价，那么，白居易就是消极的”。
金卿东《元白交游考——关于元白的交游诗》（濡园金喆洙教授退休纪念中国语言中国文学论丛，1997年5月），通过元白交游诗考察元白友情真挚到何等程度。另外，其交游具体情况如何？该文分第一次，长安时代（贞元十九年～元和五年），第一次离别时代（元和五年～元和十五年）；第二次，长安时代（元和十五年～长庆二年），第二次离别时代（长庆二年～大和五年）共4个时期作一考察。
金卿东《元白交游中两个问题》（《中国文学研究》第十八辑，1999年6月）考察了元白交游的开始年代与元白“嫌隙”说的真伪。首先，关于元白交游开始年代，历来有“贞元十九年”说，“贞元十八年以前”说，“贞元十八年”说三种。该论文否定了这三说，提出新说，认为元稹与白居易成为“同心之友”，结为“金石之交”深情，开始于贞元十九年春(803)书判拔萃科“同年”关系，以及秘书省同僚关系，而两人最初相互认识交往时期应在此前3年的贞元十六年(800)。其次，关于元白“嫌隙”说，历来有人接受，通过对元白交游状况的考察，表明“白居易对元稹的友情，在元稹生前死后，都同管鲍之交无疑”，再次确认：元稹与白居易友情最终不和的所谓元白“嫌隙”说是毫无凭据的。
思想与意识
俞炳礼的《白居易的“仕”与“隐”意识》（《诚信女大论文集》）第二十七辑，1988年2月），考察了白居易出仕目的以及“仕”与“隐”间的纠葛，以及克服方法。指出，白居易出仕目的“靠俸禄解决衣食”，“实现兼济天下理想”。进而指出，由于“仕”与“隐”不可兼得而各有欠缺，在仕与隐岐路前，白居易选择“中隐”。这种选择结果，虽然衣食得以解决，悠悠自适生活，自由生活得以保障，但，这中隐生活也受到了“为自己一身方便的生活方式”“利己的寄生虫生活”批判。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那最终也是由“仕”的挫折与忧患派生出来的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俞炳礼《白居易诗中的时间忧患意识》（《人文科学研究》）诚信女子大学，第十一辑，1991年12月《中国学研究》（淑明女子大学第八、九辑合订，1994年6月），考察了白居易对时间的忧患意识。白居易甚至在仅仅过了4个月这么短的时间就在焦急思考，另外，每长一岁都要叹息，这种对时间的忧患意识在白居易诗中屡有表现，它究竟表现了怎样的郁愤之情，论文对此作了考察。俞炳礼认为白居易诗中表现的时间忧患意识是“由于人生短促，渴望的富贵功名一时很难实现而来”，并指出“对年长一岁的感叹，便意味着对功名富贵的执着，而对年长一岁的超脱，也就意味着对功名富贵的放弃”。同时，直到75岁，白居易还在每年歌咏着他执着与超脱的矛盾心情，这“反而证明他到死都未能超然于富贵与功名”。
金龙云《白居易写实意识的目标及其特征》（《石堂论丛》东亚大学，十八辑，1992年12月／《中唐论丛——丁范镇教授六秩寿辰纪念》，1995年2月）认为白居易写实目标是“忠君与爱民为内容，以讽谏与教化为实践形式”，认为他的写实意识不过是“同政治意识紧密相连的单纯的感觉，换言之，即政治意识的形象化”。
金卿东《元白的仕隐意识》（《中国人文科学》第十五辑，1996年12月）就仕宦与退隐对元稹、白居易观念和态度作了比较研究，并就元白二人后半生所表现的对仕宦的态度明显差异的原因与背景也作了分析。要点大致如下：即元白都在追求“道”的实现同时，不能完全排除追求富贵而入仕的要素；二人差异在于：“元稹追求身份和地位的向上而主要将‘贵’置在重心；白居易为维持生计则将‘富’的方面投入更大比重”。并特别指出，“元白各自后半生仕宦态度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两者对‘隐’抱的观念、态度异质而致”。
另外，白居易出仕与隐退客观基础是“道”的有无，持“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这一道隐（时隐）观念；而元稹则“谋道不择时”，任何情况下都否定隐的价值，认为隐不过是只为一身的独善，两人在面临政治挫折时，各自的应对方法不同。也即“白居易将左迁看作是自己守‘道’，加强道德修身机会而接受，而否定‘时’与‘天命’存在的元稹，对‘隐’和‘独善’的方法则采取了排斥的态度”。
五、创作与诗论
杨森《白乐天及其诗》（索瓦鲁大学硕士论文，1967.8）略述白居易生涯，并就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律诗的内容，以某一首为例，概略说明。具有早期硕士论文特点。杨森受中国大陆的中国文学史影响，毫不犹豫称白居易为“民众诗人”。另外，还评论了白居易作为民众诗人自觉地“平易明快”手法，对社会予以批评讽刺，不分男女老幼均能口传手写其诗。
李东卿《白居易与讽谕诗的诀别》（《中国学报》第十三辑，1972年12月）从①白居易的天性乃至气质方面，②白居易人生观的变化，③当时的政治状况3个方面考察白居易40岁以后，尤其左迁江州以后，中止讽谕诗创作之原因。关于第①方面，李东卿认为，白居易讽谕诗创作“显示了对政治的理想与参与政治的欲望，由于白居易作为感情丰富的诗人，比作为政治家素质更有天性，自然闲适诗与感伤诗、抒情诗作比寄托对现实关系的讽谕诗更能满足他的天性，为他所喜所求，最终导致与讽谕诗诀别”。关于第②点，李东卿认为“因母死退居渭村时，由于女儿金銮子之死，白居易的人生观和思想接近老庄与佛教”。“另外，不同于京师，闲适的渭村生活也给白居易人生观变化以很大影响”也是自然远离讽谕诗的原因。关于第③点，李东卿认为“白居易因作讽谕诗而得祸被贬江州司马，这一事对他官僚生涯本身，在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他的政治理想和文学主张实现之难，使他同讽谕诗渐渐拉开了距离”。
张基槿《白乐天》（太宗出版社，1979年6月）的序章《白居易及其思想》中，认为白居易“具有彻底的诗人气质”，简略介绍他的诗的4种分类：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白诗整体特色①“现实主义与人生主义”②“细微正确的艺术表现”③“大众性与平易的语言”。
李根孝《以诗为中心的白居易研究》（《中国语文教学》创刊号，1980年11月）论述了白居易思想与诗的分类以及文学运动。李认为，白居易将文学看作是“改造社会和民众的一种道具，为了传达民意和政治进攻的可以利用的武器”。而且，以此肯定白居易为具有“因现实主义而具有人本主义的儒教思想的文学观”“为庶民的伟大的爱情诗人”。李根孝在分别介绍白居易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基础上，集中分析了①运用平易语句②描写现实与民生之苦的艺术表现③开展救济社会的文学革新运动3点。
俞炳礼《白居易诗语的特色》（《中语中文学》第五辑，1983年12月）通过对白居易诗语的考察，明确了白诗的散文化倾向。俞炳礼针对白居易诗恶评原因，是“白诗平易散文的诗语”“即不含蓄不洗炼的语言，也即象日常交流言语的轻松的言语”。尤其是他的讽谕诗由于大量使用指称词、前置词、介词等连接词的直述语言取代名词构成的意象，成为他咏叹民众痛苦和社会弊病的主流。他的诗语直述的超过暗示的。
金在乘《白诗评论小考》（《中国人文科学》第四辑，1985年12月）对历代对白居易评论加以检讨，考察因其时代之异而对白氏之评之异。金认为“对其生平的评价，由于各时代的文学思潮，就有“白俗”“广大教化主”“纤艳不逞”“败家者”等种种不同评价。由于白诗内容与形式丰富，对其评价依读者的观点作种种评价之可能。大体有肯定与否定两种。
李浚植的《白居易论》（《中国文学研究》第十四辑，1996年12月／李炳汉著《中国诗与诗人》（唐代篇）人与书物，1998年）考察白居易诗的主要内容及其特征，以及作为写实主义作家白居易在诗中显露批判现实与逃逸现实二重性的必然性。李认为白诗具有批判现实与逃逸现实的异质二要素，都在中心主题中同时共存。这一矛盾，非一贯体系化的文学理论所能阐释。“实用的文学观”与“审美的文学观”即是其当然的归宿。另外，李认为文学史叙述关于白诗研究成果仅限于讽谕诗，而从文学的特点看“这种评价的负面，无视大量表现安分自足生活哲学闲适诗和杂律诗在量和质方面的成果”。
俞炳礼《白居易中鹤的意象》（《中国语文论丛》第十三辑，1997年12月）考察白居易诗中出现各种各样鹤意象，认为在白居易眼中具有隐士的情趣和孤高的君子品格。同时，“具有隐士君子传统意象的鹤，也是白居易吏隐生活的伴侣”。但因客观环境变化，白居易诗中鹤的意象也因“贪欲的官吏、世俗拘束和束缚、理想的挫折与俸禄追求，孤高品格的维持、从党争的逃脱与隐逸的追求”等变化——展现。
讽谕诗论及社会诗论
金龙燮《白乐天研究——讽谕诗一瞥》（《文理大学报》索瓦鲁大学，五卷二号，1957年7月）简略介绍白居易的诗论与思想及诗风。讽谕诗内容分五言古诗与七言古诗二类来叙述。
丁来东《白乐天诗的社会性》（《亚细亚研究》八卷二号，1965年6月）简略介绍白居易实用文学主张。分述社会诗的内容“关于不遇女性的诗”“描写极贫农民辛苦的诗，奢侈和时代风尚的诗”。
金得洙《白居易研究》（成均馆大学的硕士论文，1968年12月）论述白诗主要特色为平易性、写实性、讽刺性，认为“他的诗是传达他思想的道具，同时也是改革政治、社会制度，兼济民族、国家的唯一武器”。
车柱环《李杜元白诗说》（下）（《心象》二卷三号，1974年3月／车柱环《中国诗论》，Ⅲ章第二节《元稹与白居易的诗论》，索瓦鲁大学出版部，1989年7月）介绍元白二人诗歌主张。车认为，元白二人诗论都继承了“陈子昴和杜甫所体现的反映民情，纠正时政之误的意识和作风”，并有所展开，“重视诗的讽刺性、诗的政治效用性”，后半生创作，“元稹转向艳情，白居易缩向闲适”。
殷富基《白居易社会诗考》（《全南大论文集》第二十三辑，1977年8月）考察中国文学社会诗论的历史背景，以及白居易社会诗论及其创作实践。认为白居易即基于“为人的文学思想，即功利的文学观而吟咏庶民的贫困和苦痛，真实描写政治和社会的种种不合理，而创作散文的诗”。另外，“由于为人，而创作大众的平易的通俗的诗”。
金得洙《白乐天文学改革论》（《中国文学》第四辑，1977年12月）介绍白居易生平、思想、人生观后，考察白居易文学改革主张及其展开状况。认为白居易利用两种方法打破当时社会政治制度和欠缺，“其一复活采诗官制度和直谏作为政治手段，另一个则是为人生的文学建设的文学手段”。白居易的“文学改革的主旨在于打破社会政治制度的欠缺，其手段则为讽谕诗”。
金在乘《白居易秦中吟考》（《中国学报》第十八辑，1977年12月）考察《秦中吟》10首创作时期与内容。创作时期汪立名推定为元和五年，金则“推定为元和三年至元和四年间”。金接着翻译、介绍了《秦中吟》10首内容。认为《秦中吟》10首“不论什么内容，由于都是以平易的诗语而作的，以不受平仄、句数制约的五言古体为人生而作”。
金在乘《白居易新乐府考》（淑明女子大学的硕士论文，1980年12月）分析了白居易创作批判社会诗的思想基础。（《中国文学》第五辑，1978年12月）考察了白居易《新乐府》50首的创作时期及内容，认为新乐府50首创作时期“以元和四年为中心时期，从元和元年作《策林》明确表明设采诗官。元和十年最初诗集之出”。而且，白居易诗论“对事物的理解是现实主义的，人本主义的出发点是其儒家文学观的依据”。“新乐府”50首是“兼济天下的儒家理想的表现”。另外，白居易在任职期间对社会政治矛盾予以批判讽刺，根本意图在于为君王为民众，换言之，即希望政治可能得改善。
申英爱《白居易新乐府研究》（淑明女子大学硕士论文，1980年12月）介绍了白居易创作批判社会诗的思想基础及新乐府的来历与内容。同时，申英爱《白居易新乐府的分类及其内容》（《中国文化》第一辑，1982年）将新乐府50首分作赞美天子、告诫天子、告诫贵族、描写民众苦痛4类加以叙述。
李根孝《白居易诗社会性研究》（成均馆大学硕士论文，1981年2月）就白居易诗两大特征社会性与通俗性，以《秦中吟》10首与《新乐府》50首为例，对其诗作的社会性予以更广泛的理解。李根孝从①讽刺社会诗②以庶民立场吟咏民众的诗③政治讽刺诗④反战爱民思想的诗，4个角度分析了白居易社会诗，认为“白居易是与大众同苦乐为大众而作诗的社会诗人”，“在当时就有改革诗歌的构想”，评价很高。
金在乘《白居易诗论集》（《间堂车柱环博士颂寿论文集》，索瓦鲁大学出版部，1981年8月）考察白居易诗论内容、形成过程、文学史背景。金认为白居易的诗论是实用主义的，“诗是人们用以实现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目的一种手段”，这一诗论是“自幼受儒家思想教育，并为科举及第而勤勉学习，在与元稹同时写作《策林》过程中得以确立”。另外，指出其文学背景除“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思想与《诗经》的风诗精神外”，当时的“反对唯美诗风的写实主义思想与古文运动的复古主义思潮”。
金在乘《唐代新乐府运动小考》（《中国人文科学》创刊号，1982年12月）论述了中唐新乐府发生过程、新乐府特征，以及作为文学运动的新乐府运动等问题。认为中唐新乐府“经安史乱后，应当时时代状况与复古的文学思潮要求”而产生，“新乐府运动，被称作文学运动的也是文学思潮的一时现象”。原因是，作为文学运动其推进势力弱，即主体集团的李绅、元稹、白居易文学意识不强，为创作新乐府的活动弱，新乐府本身特征作为其文学形式的生命力弱，缺少一般的积极呼应等。
俞炳礼《白居易诗论二重性》（《中国学研究》第二辑，1985年11月）在把握诗论的具体内容同时，从仕与隐两个角度来把握讽谕诗理论的局限性。认为在左迁江州后，白居易诗论由为“兼济天下”的实用理论转变为“独善其身”的表现理论的，原因是其“以道佛思想治愈政治挫折带来的创伤的消极人生观”，白居易实用主义文学理论的局限性原因所在，“与《诗大序》文学理论同样，从文学是人的感情自然流出的表现理论出发，归结到通过文学把握政治得失、教化民众的实用理论”。后期的表现理论，是因不得不选择“中隐”之道而致的创作理论，其要点“闲居之诗，泰以适”（《叙洛诗》），考虑到白居易直到最后还在期待采诗官，他的闲适诗和表现理论也因只是为闲适而闲适，为表现而表现，难为人所接受。
郑元皓《白居易新乐府再观照》（庆北大学硕士论文，1986年12月）考察新乐府50首的特征与内容，以及白居易对社会的认识。认为其特征①运用隐喻的手法和运用对比的讽刺手法的讽刺性②运用通俗的口语和明白清楚的比喻的平易性③以典型事件、典型形象手法和使用写实主义手法的写实性。另外，白居易对社会的认识，“在当时的思想观念中，拥护、肯定充满矛盾的既存的秩序，解放把握矛盾的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尚未能从整体上观照，对支配阶层与被支配阶层榨取、剥夺关系尚未能全面表现”。
林孝燮《白居易新乐府现实主义特征研究》（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1987年2月），通过对新乐府50首考察，白居易的现实主义特征及其局限很明显：其写实的基本特征：①现实主义素材的设定②人道主义的民众认识③复古主义的实践倾向。同时，因其封建的身份体制而产生的局限，使他诗歌的写实精神的实现方法“未能与民众完全同化”而显示局限。
林孝燮《白居易新乐府创作过程考察》（《中国语文论集》第四辑，1988年2月）考察了白居易新乐府的主题与题材关系，明确其作品之意义。认为新乐府“题材取自阴暗的社会现实中，给白居易以强烈冲击印象的事实，以及腐败的不合理事件”，“对底层民众的人文关爱和以儒家爱民思想为基础的现实改革精神”，也是新乐府的主题，白居易新乐府“主题思想意义的高价值性和题材选定上的现实性都是很卓越的”，比“题材的艺术描写”更多的是“抽象的论理概念的传达”，这是其欠缺。
李浚植《杜甫、白居易诗的写实主义的形成与形态》，肯定杜甫、白居易的写实主义诗歌的典型基础上，考察其写实的形态同时，指出其局限性。认为杜甫、白居易写实主义的形式是“时代的社会环境和继承传统文学中的写实主义与作家个人的认识这一主体相结合”，而且“考虑下部阶层的‘为民’同以上部阶层为讽刺对象的两个侧面”，“杜甫、白居易的写实主义表现了最明显的样相”，这在他们两人作品中，作为各自的目的和手段而相互发挥补充作用”。
玄宰硕《白居易新乐府研究》（国民大学硕士论文，1993年12月）通过新乐府50首分析，考察白居易社会诗所反映的当时社会意象与问题，以及事实与表现技巧。并介绍了白居易交游状况、儒佛道思想、新乐府运动。并且考察其文学观，从“第一，诗歌必须反映社会现实；第二，诗歌必须起变革社会的政治作用；第三，语言应是平易易理解”。三个方面加以整理，并通过新乐府50首中代表作予以佐证。
林孝燮《白居易新乐府运动的时代精神考察》（《中国语文论集》第十辑，1955年12月／《白居易干预文学论中的时代精神》《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论集》法文社，1996年6月）考察作为白居易的文学与时代精神。“对白居易来说，没有掺入‘讽刺’、‘讽谕’之意的纯粹诗是追求美的‘语言游戏’”。只有“加入现实意识的诗歌”“加入诗道精神的诗才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诗”。另外，“白居易倾向‘六义’即毛诗的精神，一言以蔽之，即‘参与政治精神’”，批判政治经济上压抑人民的旧秩序，追求新秩序的中唐新兴士大夫的“时代精神”，贯穿诗歌创作的形态，这也是白居易新乐府“新乐府运动”的精神。林孝燮认为将新乐府在内的白居易讽谕诗名为“干预现实”的诗，其作品体现的平易的散文化倾向，也是因“干预现实”目的有意追求通俗性。
金卿东《元稹白居易社会研究》（成均馆大学博士论文，1996年12月）第五章《元白社会诗特色》在与前代尤其是同杜甫社会诗比较显著体现出元白诗的三点特色：政治性、议论性、功利性，并叙述了这三点特色的具体内容。政治性通过诗歌表述自己的政治主张，达到讽谏政治的目的。正因此，他的诗被称为形式不同的谏书或政治讽谏诗，这是“专制君主时代的知识分子同时身为官僚，依据作家意识的意图的创作动机的必然结果”。元白社会诗大量采用议论的表现方法多于写实的描写，即其议论性。
从这点来看，元白社会诗与其说是感性诗，莫如说是与上奏之文与谏书表现方式相似的理念诗，其浓厚议论性，“由于以政治讽谏为创作目的，因而缺乏实际的体验”。该文就此作了论述。元白社会诗的功利性这一特色，也由于两人仕宦态度与仕隐意识而在内容方面有差异。如果说元稹社会诗的功利性，表现毛遂自荐意味，即重在追求个人功利的话，那么，白居易社会诗则更多表现了为社会的社会功利性。白居易概括言之，作家履行谏官职责过程，表现了对改善时政的希望，以创作行为表现了“兼济于下”这一政治理想。也即当他感到政治理想的不可能实现时，对他来说，创作《新乐府》和《秦中吟》那样作品的必要性也就不存在了。这也是白居易诗的社会功利性很强的原因。
金卿东《元稹白居易社会诗研究》（成均馆大学博士论文，1996年12月）的第六章《元白的社会现实认识》考察了元白作品中所表现的对现实的认识与诗所反映的内容：外来文化、民生疾苦、国土丧失、国家治乱等。元白两人对外来文化流行与国家动乱关系之间因果关系具有“特殊的认识”，由元白的这种认识导致其胡化的社会现实予以批判认识。“对胡乐的批判意识，基于儒家‘善与政通’的礼乐思想，对包含胡服、胡妆、胡食在内的外来文化的批判意识，是因强化了民族思想的‘夷华观念’变化在创作意识中起作用结果”。通过对边境百姓悲惨生活的形象反映，没有这一方面实际痛苦生活体验的元白，将收复失地的愿望与对无能与懒惰的边将的批判意识相结合。元白的社会诗同样体现了对民生疾苦的社会现实批判意识，其意识也因民生疾苦原因而改变批判对象。白诗屡屡表现出对君主奢侈享乐、过重租税、含官污吏的苛政诛求，统治阶层奢侈游乐的批判，是基于这种认识“民众困穷在于官吏的贪欲、奢侈，官吏们贪欲和奢侈在于君王的不节俭”。相反，元稹则认为“招致民生疾苦的直接原因在于过重赋税，过重的赋税最重是由于战乱的发生”。因此，元诗重点反映因战乱而引起民生疾苦。元白对国家治乱的认识上有不同之处。白居易认为，国家治乱根本在于君主的正身修性，元稹认为首先看担当国家政治实务之官吏资质是否得当。所以，白居易诗中有相当多是前代君主荒淫无道生活而致失政的题材，在相当多情况下，是以赞美君王善政方式来规劝君王修身，元诗意在对不能满足辅弼皇帝的官吏的无能和不忠的讽刺批判多于对皇帝的直接规谏。
金卿东《元稹白居易社会诗研究》（成均馆大学博士论文，1996年12月）第七章《元白社会诗的艺术成就》中考察了元白社会诗的艺术成就。认为白诗少量的作品的艺术成就，明显具有现实意义创作特征，即“典型形象创造”。而相反，元诗则并非在“典型形象的创造”而是更多在传统的继承和创新方面取得成就。该文还通过与西欧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相比较，论述了元白社会诗体现的批判精神的根源。元白对社会政治的批判精神并非象西欧知识分子那样，依据纯粹理性的自由的批判精神。是根据政治的目的和特写的意图而定的有条件的一时的批判精神。西欧知识分子与元白的批判精神根源不同，这与西欧知识分子与元白的各自所有的知识属性差异有关。西欧古代的知识分子的知识，若可称为为知识而知识的话，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知识，比知识成就更高的是道德成就，这是中国文化精神特性所在，并没有为知识本体而存的知识，正如“学而优则仕”所说，同政治有着紧密关系。因而他们的知识就并非以同政治无关的纯粹精神表现出来，而只是作为实现政治理想取得政治成就的手段而使用。
闲适诗感伤诗及其他
李炳汉《李白杜甫白居易三家诗论》（《文理大学报》，索瓦鲁大学，七卷二号，1959年7月）略述以杨贵妃共通题材的李白《清平调词》三首、杜甫《丽人行》、白居易《长恨歌》的内容和描写手法。
曹佐镐《白乐天研究——以诗禅一致的先驱作用为中心》（《白性郁博士颂寿纪念佛教学论文》，1959年7月）就白居易人生历程与创作倾向，设《诗歌改革及其挫折》、《立足于儒教思想的政治观》、《老庄哲学的影响》、《对禅的依归》等章予以考察。尤其在其以独善为主的闲适诗创作为主的后半生，认为“由归依佛教所得轻妙再加虚无，构筑了乐天的独特诗风”，认为白居易“在漫长的人生之旅达到诗禅一致境地，他是先驱者”。
金喆洙《长恨歌研究》（《国际文化》，二卷一号，1965年3月）论述了《长恨歌》的内容与对《梧桐雨》、《采毫记》、《长生殿》等后世文学以及《源氏物语》桐壶等日本文学的影响。
金在乘《白乐天诗研究——以闲适诗为中心》（《中国人文科学》第二辑，1983年12月）论述了闲适的文学意义，闲适诗的内容，以及对其有关评论。闲适就是“从自身以外的一切拘束中解放出来的状态，从所有情绪纠葛中摆脱出来的平和安顺状态”，闲适诗是“吟咏享有闲适状况时情趣和心境之歌”。金在乘在根据白居易诗内容分5种类型予以介绍后，认为白居易闲适诗“没有吐露不平、痛苦和悲伤，表现了摆脱世事拘束而超然人生观”，并指出其短处是“表现方面因直说，朴素平易，散文化而凝炼、象征性不足”。
金在乘《白居易格诗考》（《中国人文科学》第三辑，1984年12月）考察所谓格诗形式与内容。金在乘认为白诗中“格诗”这一诗体是“古体诗的别称，同律诗相对的概念”，另外，推定为五言体、七言体、杂言体、词体等。所使用之名称定义为：“格诗是具有中唐风格古体诗。”另外，白居易格诗是“在形式上是多样的，具有诗技巧的实际上散文”，内容“由日常生活而发的情感，是当时生活的朴素记录”。
俞炳礼《元和体考》（《中国学报》，第二十五辑，1985年3月）考察元和体之概念及其特色，认为“元和体”本意为“元白二人次韵相酬的长编排律，广义为活跃在元和年间赫赫有名的诗人们的诗文”和“天下传诵元白两人和韵诗”。而且据元稹《上令孤相公诗启》记载，否定“杯酒光景间”的“小碎篇章”为元和体之一部的主张。指出元和体的特色“近似散文而并非散漫语言的散文性”，“缺乏含蓄性的具体而写实的语言而作的诗”，“诗散文化的中唐时期，是由诗的世界向散文世界的转换期”。
金在乘《白乐天诗研究》（索瓦鲁大学的博士论文，1985年7月／明文堂，1991年11月）第五章《感伤诗》以《长恨歌》为首的感伤诗的形式与内容为例作了引述。认为感伤诗在形式上以五言古体诗为主流；如果说闲适诗“描写积极享受闲适状况的态度和心境，也是表现儒家独善之义的诗”的话，那么，感伤诗“则是被动的常常由来自外部事物而引发的情感的记录”。另外，第六章《杂律诗》认为白居易杂律是“五言、七言而构成的绝句，律诗、排律，而成两韵而至百韵的作品”，引用并以这种杂律诗为例，论述了其形式与内容。
安天洙《白居易贬谪江州途中诗研究》（高丽大学硕士论文，1986年1月）详细探讨了白居易诗风与人生观变化过程的最初阶段，考察了由长安到江州贬谪途中的作品。认为贬谪江州直接原因是白居易在当时牛李党争等混乱政治状况。状况中直言敢谏和“不识时忌讳”而作讽谕诗。而且将贬谪途中作的诗从内容上分成5种，认为“四、五个月的贬谪途中作品共通之点是具有因贬谪而受挫折意识”。
姜昌洙《白居易饮酒诗小考——以劝酒诗十四首为中心》（《中国文学研究》，第七辑，1989年1月）通过分析《劝酒》14首的内容与形式上的特征，论证了白居易饮酒诗的价值。认为白居易大量作饮酒诗是在其后半生诗意识变化时，其中，表现了很强的独善其身思想实际状态，同时也自然真切描述了饮酒之趣。
郑相赫《白居易闲适诗研究》（中央大学硕士论文，1989年12月）以216首闲适诗为研究对象，对白居易闲适诗文学特点予以诠释，考察其形成过程、题材设定及文学史意义。认为“闲适”，“从精神上对现实自觉享受着保持关心和欲望的自由”，“闲适诗”将这种闲适加入了修身意味，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这种感觉及情绪，体现他即“独善其身状态的诗”。如果说讽谕诗继承了陈子昂、杜甫的诗风的话，“闲适诗则继承了陶渊明和韦应物的诗风”，“以儒佛道三家思想为基础的‘乐天知命’、‘永洗烦恼尘’、‘知足保和’等诗作”。而且白居易闲适诗特色，如果说“是以直接陈述的手法表现他日常生活其时、其地的感情”的话，那么，“以身边生活琐事为诗的题材，也是以纤细而平易的散文表现手法来表现自己的感情”。
张哲镐《白居易饮酒诗考——以〈劝酒〉14首为中心》（《大邱语文论丛》，第八辑，1990年5月）论述了《劝酒》14首内容及白居易饮酒的目的，认为“其中《何处难忘酒》7首抒情诗以悲喜之情为主，《不如来饮酒》七言叙事、是以现实及非现实内容为题材”，指出白居易饮酒诗目的是“作诗的手段”与“转忧为乐”。
辛承姬《〈琵琶行〉音声字的考察》（梨花女子大学硕士论文，1994年2月），从白居易《琵琶行》的音、声字方面加以考察。摆脱历来“出色的音乐描写的感伤诗杰作”这一传统理解，认为“琵琶行最终是通过音乐形象描写语言表现作家社会认识和思想感情之作”。认为“《琵琶行》多用律句，四句一换韵以及章法与韵调的多变，是由于叙事同时表现感情为主的内容所致”。另外，考察平仄运用情况，最终结论，第一《琵琶行》作为七言歌行体显示了典型的平仄律特征，第二，各段落运用适合内容特色的平仄，灵活多用上、去、入声。而且《琵琶行》为①突现背景描写和心理描写的诗的氛围②突出音乐形象效果描绘，多灵活使用辅音，《琵琶行》尤其在押韵的字方面多用声响合度的元音，从听觉方面，将其看作是柔美的音乐诗也不逊色。
高真雅《白居易叙事诗研究》（韩国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1995年2月）分6个部分析了《长恨歌》、《琵琶行》、《东南行》、《卖炭翁》等30首叙事诗的内容与主题，叙述方式和构造类型、人物形象、叙事角度。认为白居易社会诗出现人物主要是“一般民众，将超越特定人物的经验的，同一命运作为其集团的共同命运的形象征”，另外，作品以主人公第一人称观点，主人公以第三人称观点都可将其理解为作家的观点，以观察者身份出现的作家的观点，这些观察点适当运用具有很高的艺术效果。尤其是，白居易叙事诗特色“具有写实精神与丰富现实性的教化和讽谕性质，以及老妪都解的通俗性”。
权应相《〈长恨歌〉叙事性研究》（《中国语文学》，第三十二辑，1998年12月）就其主要形成过程与创作动机、人物形象与结构，语言特点与描写角度等方面考察其叙事性。认为《长恨歌》从叙事结构角度看，其重要的特征之一假设了死后的虚幻世界。另外，运用第三人称，客观的视点同时，部分又运用理解一切的视角来描写，这种手法的灵活运用下的叙事与抒情适当融合，使《长恨歌》成为叙事诗正宗体式，对后世叙事诗以极大影响。
韩中比较
孙八洲《韩国文学与白居易》（《东岳语文论集》，第七辑，1971年3月）考察了李氏朝鲜国文学从哪些方面接受以《长恨歌》、《琵琶行》为首的白诗。认为白诗给韩国文学的影响，大部分在“作者不详的诗歌和小说引用字句乃至翻译”水平，“深入韩国文学程度不能与李、杜唾余相比”。
金在乘《白居易新乐府与茶山诗》（《韩国语言文学》，第十五辑，1977年）介绍了白居易的诗论和新乐府的内容，叙述了李氏朝鲜时代的实学者茶山丁若镛(1762～1836)诗论及社会诗。认为对茶山而言，“社会批评诗是治民，牧民行为的一个形态”，“表现了实现经世济民理想的意志”。另外，白居易与丁若镛文学观都置根于“忠君爱民儒家思想”，这是共同点，白居易贬谪江州以后创作以“独善其身”为主的闲适诗，相反，丁若镛“即使在流放发配罪人之身时，仍写作为治民手段之社会批评诗”，这是明显的差异。
金卿东《白乐天与高丽文人——以流传与受容为中心》（《中国文学研究》，第十辑，1992年12月）考察了白诗传到韩国的时期以及高丽文人们对白乐天多样接受的情状，以及其意义。据现存资料，约11世纪末《文苑英华》输入，高丽文人们对白乐天的接受与容纳，是从“传记事实及逸话”的受容开始，以集句、和韵、评论等方式，形成多样化，对高丽文人们来说，白诗作为“闲居览阅”和“乐天忘忧”即退身之后过着娱乐逍遥自适生活的一种手段的意味更强些，并未象对杜甫和苏轼那样将其作为学诗的典范。而且，“具有半儒半佛的复合思想倾向的高丽文人们，自然在他们的作品中，受到醉心佛道具有达观态度，逍遥自适情趣的晚年的白乐天的人生与诗的世界的影响”。
六、结论——问题与展望
调查一下解放以后至今白居易研究的过程，从量的、质的方面看，可以说70年代为萌芽期，80年代为适应期，90年代为成长期。现就成长期的韩国白居易研究问题作一下展望，还有很有意义的。
对外国文学研究来说，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急迫的领域，即对原作的翻译。不用说，韩国这项工作较日本还相当贫弱。原因不外乎是下面几点：首先，近代的中国文学研究没有继承传统的汉学，因为中国古典造诣很深、汉文解读能力很出色的汉学者们大都从事韩国汉文学的研究。实际上，在民族文化推进委员会的国译研究修的国家翻译事业的活跃与展开，其对象主要是韩国学与韩国汉文学方面的汉籍，说中国古典文学，尤其古典诗词翻译注释工作几天所成，也不过份。第二，对翻译的认识上，还不能说没有轻视与无视的风潮。从制度上说，翻译、注释成果，在评定研究业绩时，其得分点肯定要低于短篇论文，在任用晋升职称时明显不如学位论文，多数不被认可。而且，由于翻译注释要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从制度上缺乏有力支持，从认识方面看，可举例而知，在韩国发表外国学者的论文译文，译者姓名仅署文末，而日本则将译者姓名署在与著者姓名对等地位。日本、韩国这一不同，表明了对翻译工作的认识水准之不同。
就与日本研究成果相比较，韩国白居易研究量少质差，原因是什么呢？第一，如上述翻译工作贫弱一样。第二，因日本帝国主义长期统治传统汉学断绝，解放以后持续研究的基础不充分，研究环境恶劣。第三，前代文人们关于白居易的认识传统与评价尚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即不认为有作为诗学规范的价值，对研究的必要性的认识和兴趣就弱，这也是可能原因。第四，研究风气上问题。尤其在作学位论文时，有意避开早先研究多有所成的大作家的倾向，因而学位论文完成以后，就没有后续研究余地。另外，大学生们比古典诗歌更关心的是语言和现代文学，即或是古典文学也是在小说方面，结果导致研究人员不足，这也是使研究成果的量的不足一个原因。
反省上述所说种种问题同时，应当考虑一下，为韩国白居易研究取得进展成果，我们应该作些什么？面前最紧迫课题，进行白居易全部作品的详细翻译注释工作。因这并非少数人短期可以解决的问题，就必须制定中长期计划。第二，作为白居易及其作品的基础工作，传记、年谱、版本、作品系年、创作地推定、作品序号确定等，从多方面着手。首先应采用广为通用的最完全、最新版本为底本，有必要将白居易全部作品设定序号。另外，因国外学者进行不少的工作，通过对中国及日本学者的基础工作进行综合的检证和整理工作，充实韩国这方面的文献资料，这是最基础的、最重要的工作，就为后学者确立研究的基础这点而言，也是具有意义之举。第三，研究范围的广泛化与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只有发掘出国外学者们未能发掘的新的成果，其意义和价值引人深思，并开发新的研究方法，才有可能取得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研究成果。若彻底改变研究人员不见增加现状、并踏实工作的话，韩国白居易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成果之日必将来临。
此文据日本《白居易研究年报》2000年创刊号，丰福健二译文译出，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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