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性约束、扩张性政策与政策效果异化——兼论此轮政策调控的后续影响及中国经济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策论文,中国经济论文,前景论文,效果论文,体制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1)10-0003-07
一、引言
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已过去3年有余，中国政府为应对危机而出台的，以4万亿元投资和信贷宽松为特征的扩张性政策，也在过去3年间逐步显现其政策效力和后续影响。本质上看，此轮宏观调控采用了与1998年类似的政策思路和方式，遵循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决策的宏观调控模式。由于10年前的调控政策，在应对通缩、稳定经济和促进增长等方面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因此人们普遍对此次调控实现保增长、稳经济的政策目标没有太多疑虑。但在此次调控政策实施之初，也有观点对此次调控的方式和力度提出了质疑，并对可能产生的副作用表示了担心[1]。
3年来的经济运行实践表明，中国经济的总体走势基本验证了人们最初的猜想。一方面中国经济在强大的扩张性政策支持下，在全球应对危机中率先实现了经济回暖，并保持了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从这一角度看，此次扩张性调控基本实现了政府的预期政策目标，是值得肯定的。而另一方面，在4万亿元投资与宽松信贷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了调控政策的诸多负面效应。如通胀持续高位运行、部分领域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加重和结构性失衡加剧等问题，开始困扰中国经济。从通胀方面看，2011年第二季度CPI持续上涨，6月份已达到6.4%，表明通胀压力持续加大。从产能过剩方面看，产能过剩已开始由商品领域向基础设施领域转移。据媒体调查，部分高铁线路空座率高达70%，表明我国基础设施在经过10余年的建设后，部分领域已开始呈现相对饱和状态。从地方债务方面看，为落实4万亿元投资计划，地方政府大量举债进行投资建设，目前地方债务总和已超过10万亿元，地方财政潜在风险在不断积聚。从结构性失衡方面看，消费需求受到收入分配改革滞后、民生保障建设缓慢和通胀加剧的影响，短期内投资消费结构失衡进一步恶化。
这些情况使得中国下一阶段的宏观政策面临两难选择。放弃扩张性政策可能出现经济再次探底的风险，因为在外部需求仍然疲软，内部消费潜能提前透支的背景下，①没有扩张性政策支持，中国经济下滑的风险依然存在。而继续实施扩张性政策，则无疑会加剧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流动性过剩导致的价格上涨，以及低效投资和产能过剩，显然均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因此近一时期以来，中国的宏观政策导向不得不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中间路线，只得在不放弃扩张性政策的前提下，又不断采取微调政策限制信贷投放和控制政府投资规模。在这种背景下，经济下滑风险与扩张性政策负面效应的叠加出现，无疑加大了当前宏观调控的难度，同时也让人们开始反思此轮调控政策的效果，并重新审视中国在危机爆发以来走过的调控历程。
二、体制环境变化与政策效果差异
10年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体制环境也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矛盾的累积而发生了较大变化。归结起来，笔者认为10年间以下几方面变化值得我们关注，也是导致此次调控出现诸多负面效应的体制根源。
1.基础设施建设趋于饱和，政府有效的可投资领域逐步减少，国内有效需求进一步萎缩
自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启动积极财政政策，试图以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弥补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带动民间投资和消费，实现经济自主增长。但由于体制性障碍的存在，民间消费始终难以有效启动，私人投资受到诸多体制性和政策性限制，以及地方政府在GDP导向下的投资冲动[2]，使得政府投资长期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并内生于经济增长循环之中。这种发展模式导致了两方面结果：一方面，由于政府投资的强力推动，中国经济实现了长期的平稳较快增长，完善了中国的基础设施体系，对于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此种增长模式，使得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空前的大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已远超出普通发展中国家的水平[3]，在高速公路、铁路、通讯和大型水利工程均已相对饱和的情况下，中国可用于政府进行大规模投资建设的有效领域已越来越少。而在居民消费无法显著提高的情况下，使得国内有效需求相较于10年前更加不足。②这表明中国长久以来以政府投资获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而再次使用大规模政府投资挽救经济，已不具备10年前的体制基础。
2.需求结构失衡的状况没有得到有效扭转，且出现进一步加剧趋势
10年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两大引擎分别是投资和净出口。这种发展模式，造成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投资消费需求结构失衡加剧。因为在大规模投资中，政府投资和由政府通过税收、土地优惠政策吸引的投资占主体，说明政府掌控的资源中相当部分被投入到经济建设领域，这必然导致用于民生发展的政府资源则相对捉襟见肘，因此居民消费长期受制于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支出压力而难以有效扩张，从而造成了投资消费需求结构长期处在失衡之中。另一方面，内外需结构失衡加剧。中国经济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是一个共生问题，大规模的投资与国内最终消费的不足，导致国内产能过剩，因此只能通过出口消化内部过剩产能。而在中国人口红利尚未消耗殆尽的近10年间，这种依靠外部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尚可维持。因此也导致了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由1998年的32.3%提高到了2009年的43.8%。这也是中国经济此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较大冲击的直接原因。因此突出的结构矛盾，使得扩张性政策不能再次成为拯救中国经济的对症药方。
3.10年间证券、房产、重金属和艺术品等资产价格经历了若干轮的较快上涨，使得10年间投资收益和投机收益出现了较大差异，市场资金更多地开始进入虚拟市场追逐短期投机效益而非实体经济的投资市场
10年来，民间的游资集中炒作某种商品的现象屡见不鲜，从棉花、大蒜、绿豆、生姜，到房产、邮票、玉石古玩和人民币等等无所不及。这种现象说明两个问题：其一，民间资金寻找不到相对合适的实体投资领域，或实体投资受到诸多限制而难以进入。其二，投机的收益要显著大于投资实业。而在此轮调控过程中，政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实施的扩张性政策，向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其中2009年的信贷总额就高达9.7万亿元，以期启动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但在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的背景下，大量的流动性注入微观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及大中型民营企业)后，微观主体按照逐利原则可能并未将资金用于实体经济，相反更大可能用于了资本、土地、艺术品等虚拟市场，一个证据是2010年各地土地拍卖中频频摘得地王桂冠的多是得到国家大量信贷资金的大型国有企业。另一个证据是2011年国内A股上半年上市公司半年报显示，部分上市公司热衷理财放贷，荒废主营业务[4]。因此当天量的流动性被注入市场后，在一定程度提振经济的同时，也相应带来了持续而显著的通货膨胀问题，这直接导致了此次实施扩张性政策必然会带来通胀的副作用。
4.中国的人口红利优势逐步枯竭与外部需求减少相叠加，使得低成本外向型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制约调控政策效果的发挥
1998年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之一是外需的拉动，而外需拉动的两大基础性条件分别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和稳定增长的外部需求。但此次调控背景下，两大条件均已发生的根本性改变。中国人口红利已趋于枯竭，一个重要的表现在于劳动要素价格的快速上涨与民工荒的出现。据2011年7月媒体调查，尽管工资上涨已逾三成，但珠三角地区民工荒问题依然严重。③与此同时，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欧美等国的消费需求持续疲软，长期以来增长强劲的外部需求开始下降，使得中国出口订单锐减，大量中小企业倒闭，据报道仅危机爆发之初的2008年末，广东省倒闭的中小企业就达1.5万家，而在随后的3年间，广东、浙江、江苏等地的中小企业扎堆倒闭的现象依然严峻。因此在内部要素价格上涨与出口订单减少的双重影响下，中小企业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中国依靠低成本外向型的发展模式也受到了挑战。因此此次宏观调控也不具备了1998年调控所具备的良好内外部环境，无疑更加加大了此次调控的难度。
综上分析，本文认为正是中国经济体制10年间发生的深刻变化，导致了中国经济再次面临扩张性调控政策时出现诸多不良反应，是诸多负面效应出现的体制性根源。而要破解当前的政策调控困局，必然要求我们从更深层次的体制层面来审视中国经济问题和发展道路。
三、体制改革滞后与政策调控困境
在应对此次危机过程中，国内学者普遍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中国经济问题出现的直接原因虽然来自外部冲击，但危机的根源却在内部。一般认为，中国内部的经济结构失衡、内需不足、产业结构层次低是中国经济出现较大波动的内在根源，这些结构性问题的长期存在，使得中国经济在高度依赖外部需求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中国经济在国际冲击下的脆弱性。然而本文认为这些问题并非是中国经济面临的关键问题。事实上，这些经济运行问题仅是中国面临问题的表象，而更为本质的问题是中国体制改革进程中的停滞与彷徨。众所周知，中国当前的体制特征是一种经济转轨进程中的过渡性体制。现有体制安排源自于1978年的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虽然经过30多年的改革进程，中国基本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仍然遗留下了诸多体制问题有待深化改革加以解决。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相对滞后，财政体制安排过渡性特征的长期存在，政府过度主导经济运行，以及资本、土地等要素的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等问题均是中国改革进程有待解决的体制性问题，也是困扰中国经济平稳持续增长的基础性障碍，更是影响政策调控效果的深层原因。
1.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及其影响
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看，社会公众并没有同等程度地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成为中国扩大内需、增长转型的最大障碍之一。从近年来的数据看，中国劳动报酬增长率长期低于资本报酬增长率和政府税收增长率，表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财富，在一次分配中更多分配给了资本所有者和政府，而普通劳动者所获得的增长成果则相对较少。最为直接的表现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前，曾经出现工资10年不涨的现象，而与此同时企业利润则逐年攀升[5]。这种现象出现的一种市场化逻辑解释是，中国劳动力相对充裕而资本相对稀缺，因此资本价格高而劳动力价格低，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重资本、轻劳力”的体制安排使然。一方面中国没有相应建立起有效的劳动保障制度，工人缺乏与资方议价的渠道和能力；另一方面以GDP为纲的增长绩效观，使得地方政府长期对吸引投资处于一种饥渴状态，因此对资方照顾有加，更强化了资方的议价能力。而中国以间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体系，也强化了中国现有的收入分配格局。间接流转税的税基是商品和服务流转而非居民财产和收入，因此居民收入增长与政府税收增长之间没有直接关联，相较而言政府税收与投资生产活动关系更为密切，因此政府也倾向于扩大投资、促进生产。在这种分配制度下，资方所得和政府税收被捆绑在一起快速增长，而居民收入增长则相对缓慢。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居民消费能力不足，制约经济内生性增长，强化对政府投资和外部需求的依赖，导致需求结构失衡加剧以及产能过剩。二是国内消费不足，消费升级换代较慢，难以引导产业升级，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受到制约，致使产业结构层次较低。这表明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由于收入分配改革制度导致居民收入低，不仅会影响弱化中国经济抵御外部冲击能力，同时也会增加政策刺激居民消费的难度。因此，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对于优化中国经济体制，缓解宏观调控困境具有重要作用。
2.过渡性的财政体制安排与政府投资冲动
中国现有的财政体制安排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确立的，是一种不打破既有利益格局，回避主要矛盾的增量改革，因此具有较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而在其运营中也出现了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按照财权与事权相统一原则，明确划分中央与省一级财政的税收管理权限和税收收入分成，但省以下各级财政的税收权限和收入分成并没有得到明确和统一，在财权向上集中的背景下，基层财政普遍出现困难。二是具有过渡性质的税收返还政策长期延续，且占转移支付总额比重较高，大大弱化了中央财政的横向调节能力。三是分税制改革的初衷是提高财政的“两个比重”，而分税制的实施也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财政的“两个比重”迅速提高，但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也被极大的调动起来，地方政府扩大投资、增加税收、发展经济的意愿强烈，而相对弱化了自身的公共服务职能[6-7]。
这种过渡性的财政体制安排造成三个后果：一是分税制改革后中国形成了实质上的财政分权体制，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被广泛调动起来，这种制度安排成为中国经济得以长期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8-9]，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但其带来的负面作用也同样显著，除了政府没能很好地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外，更加剧了政府的投资冲动，从而造成了重复建设、产能过剩、低效投资等问题的出现。二是分税制体制下，财力上移、事权下放，导致基层财政十分困难，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从预算外寻找财源，用以弥补事权支出，从而造成预算外收入和非税收入开始膨胀。中、西部较为落后地区的基层政府财政收入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主要来源于农业税、提留统筹以及其他的集资收费，但取消农业税后，财政收入来源主要依靠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东部发达地区政府主要依赖于土地开发和土地转让收入等非预算资金来填充财政收入。而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资金增加进一步扩大了东、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差异。三是政府投资冲动与地方财力不足问题相叠加，导致地方债务迅速激增，对地方财政安全造成潜在威胁。
由过渡性财政体制所引致的经济问题，显然对中国此次宏观调控负面影响的出现起到了重要的体制助推作用。地方政府在分权的财政体制下，本身就具有十分强烈的投资冲动，在扩张性的政策激励下，上马重大项目、扩大债务规模，从而导致产能过剩、债务加剧也就成为这一体制下的行为必然。
3.市场化改革瓶颈与政府干预加剧
当前中国市场化改革面临两大难题：一是部分领域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主要体现在要素市场和行政性垄断领域的改革举步维艰。30年来市场化改革主要集中于产品市场，而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市场改革还进展相对缓慢。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和投资领域相对狭窄，也是造成投机成风、资产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而铁路、石油、通信等行业依然具有显著行政垄断性质，民间资本难以进入这些垄断领域，高油价、高票价也就在所难免。二是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加剧。中国的股市是典型的“政策市”，政府政策导向对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民间投资行为也大多受到政府行为的引导和影响，中央直属大型国有企业也基本控制了所在领域的大部分市场份额，因此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影响能力十分强大。政府干预经济的另一个表现是，政府投资内生于经济增长。自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政府投资始终是中国经济强劲增长重要推动力量。虽然政策的初衷是试图以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弥补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带动民间投资和消费，实现经济自主增长。但事实上，在分权体制和政绩考核下，各级政府的投资热情被极大地调动起来，积极财政政策长期难以退出，而此次宏观调控更是强化了这一增长模式。与政府投资内生于经济增长相对应的是，地方政府为了筹集投资资金，不得不提高宏观税负、依靠土地财政和扩大债务等，导致公共服务提供不足、居民消费能力增长缓慢，进而增加了政府投资退出经济循环的难度。
关键领域改革的缓慢以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中国众多经济问题出现的根源，因此试图通过扩张性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是不现实的，而政策出现负面效果也是必然。事实上，体制改革与政策调控是过渡性体制下政府应对经济问题的两种基本手段，而中国问题的本质在于改革进程的过渡性体制特征不断固化，以及试图长期用政策调控替代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是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问题，需要进一步的体制改革来进行化解，然而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强大的依附于过渡性体制的既得利益群体，阻碍了改革的进一步推进。而当经济矛盾爆发时，政府不得不选择政策调控的方式予以应对，这显然是我们当前面临政策困境的深层原因。
四、政策调控的后续影响及中国经济的潜在风险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格局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由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乏力，政府主权债务问题严重，经济二次探底风险依然较大，因此原有经济秩序难以为继。可以预见在后危机时代，贸易保护主义将更加盛行，国际流动性将持续宽松，中国依靠外需拉动的增长模式面临巨大挑战。在这种大的国际经济背景下，中国经济未来也将面临诸多实质性的挑战与变革的要求。因此中国大规模、高强度的调控政策过后，经济运行走势如何，未来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我们将如何应对，是我们所关心的重要问题。
1.高成本与高流动性决定通胀压力会持续存在
根据国内外经济环境，中国经济将在未来持续处于通胀压力之下，如何妥善处理通胀问题将会成为政策调控的重要方向。这一判断的依据在于中国经济正逐步进入高成本与高流动性并存的时代，过去依靠低成本发展的增长模式将难以为继。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耗殆尽，劳动力成本持续提高，依靠通过压低劳动力成本而实现的低价模式已面临转型的巨大压力。二是国内外流动性在一段时期内会持续处于较为宽松状态，不可避免会出现输入性通胀和物价结构性上涨。从国际看，美国连续实施的定量宽松政策以及欧盟的债务危机等为国际注入了过量的流动性；从国内看，调控初期投入的天量信贷需要较长时期才能化解，而短期内也不存在实施货币紧缩政策的经济环境，这都为通胀创造了流动性基础。三是由于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资源性价格上涨，也会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四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逐年增加，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低碳、环保标准会逐步趋于严格，进而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五是企业的社会成本将不断提高，在国家日益重视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背景下，企业经营的社会成本也会随着提高。
在通胀压力持续的经济背景下，货币政策应对被审慎使用，保持一个相对稳健的货币政策是维持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而在这种高通胀的环境下，将政策调控通胀目标定为高于4%也是一个相机的抉择。因为高通胀背景下，抑制通胀的成本较高，过度强调抑制通胀会阻碍经济增长。但提高通胀容忍度同时，政策必须照顾到低收入群体的利益，低收入者对价格上涨的反应最为敏感，因此政府应当对低收入者给予食品等生活必需品方面的补贴，缓解通胀对经济实体和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
2.结构性调整与国际经济低迷决定经济增速会相对放缓
长期以来，中国已经习惯于高于10%的经济增速，但危机过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适度放缓，这是由国内外两方面因素共同决定的。从国际方面看，欧美经济体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欧洲主权债务问题愈演愈烈，使得欧美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的风险越来越高，因此中国经济在未来面临的外部环境将愈发恶劣。此外，在国际主要经济体经济前景暗淡背景下，人民币升值压力依然较大，中国依靠出口订单的企业将受到较大冲击，中国经济的外需拉动引擎将在相当程度上失去推进动力，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将更多依靠内需来拉动。从国内方面看，结构调整问题已迫在眉睫，投资需求增速会相对放缓，低端落后产业面临淘汰而消费需求在短期内难以支撑经济高速增长，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此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必然放缓。事实上，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之间始终存在一个悖论。较高的增长速度可以掩盖诸多结构性问题带来的潜在社会矛盾，但原有依靠投资和出口维系的高速增长模式却加剧了经济结构性失衡。而为了实现经济持续增长而进行结构性改革，则会在短期内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暴露经济社会失衡中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成为进行结构调整必须要承担的改革成本。因此结构性调整的巨大压力，也会一定程度放缓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
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我们需要重点关注两方面问题：一是中小企业的倒闭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就业问题。中小企业产业层次低、经济效益差、缺乏核心技术，在国际订单下降和国内结构转型的双重压力下，其生存将面临严峻考验。中小企业倒闭潮一旦出现，有可能再次出现类似2008年底的农民工返乡潮，对此政策调控要提前有所应对。二是要妥善处理经济增速下滑与通胀预期提高的双重压力，防止“滞涨”出现。在应对可能出现的“滞涨”危机时，再次要求慎用货币政策工具，可以适度选择积极的财政政策予以应对。
3.产能与资本双过剩状态需要逐步化解
中国经济将在一定时期内处于产能和资本的双过剩时代。产能过剩来源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原有外销产能在危机过后需要转为内销，导致国内产能过剩。二是投资率长期高于消费率导致的新增过剩产能又在不断累积，导致产能过剩加剧。资本过剩也同样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调控政策释放的大量流动性需要在一段时期内逐步消化。二是民间资本雄厚，国内投资渠道和领域相对较少，从而形成过剩的游资。产能与资本双过剩状态出现的根源在于高投资、低消费的发展模式，使得中国经济总体处于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消费需求不足的现状短期内得不到根本改变，过剩产能难以通过内部消费加以消化，而过剩的资本催生的投资需求，又源源不断地创造新的过剩产能。
从政策层面看，产能与资本的双过剩可能带来的问题是，企业利润率和资本回报率低，影响私人投资积极性，进而降低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因此如何引导投资方向和化解产能过剩，也将成为下一阶段政策调控的重点。一是要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等方式努力扩大消费需求。二是拓宽民间投资渠道，放松民间资本投资限制，消化民间过剩资本。三是实施审慎货币政策以控制流动性。
4.土地收入下降可能加剧地方债务风险
此次宏观调控最为显著的后续影响是导致了地方债务的迅速膨胀，这已成为中国经济平稳发展的一大隐患，必须加以重视。而如何防止地方债务出现风险是此轮调控过后，需要我们密切关注的政策问题。目前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主要来自两个层面：一是由财政部代发的地方政府债券。二是地方政府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行的地方债。在此次应对危机过程中，地方债务得到了空前的快速增长，审计署2010年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报告显示，2009年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较上年增长61.92%，其增速为历年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增长速度之最。
地方债务问题形势严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对地方债务的确切数量掌握不完全。二是地方债务多以地方政府收入作为担保，但在未来房地产市场调控，土地出让收入可能下降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债务出现违约的风险在不断加大。因此控制地方发债规模，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已势在必行。
五、前瞻性思考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两件大事：一是如何破解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体制障碍。二是寻找能够推进中国经济较快增长的新动力。前者是改革的问题，后者是发展的问题。从体制改革的方面看，本文认为应当遵循以下几个大的方向：一是藏富于民。要通过收入分配体制、财税体制和民生体制等基础性体制变革，使居民收入水平能够快速增长，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进而引导产业投资方向，提高产业层次和竞争力。二是坚持市场化改革道路。中国经济绝大多数问题的根源在于市场化改革的不到位，而非市场化本身的问题，因此应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化体制改革，推进资本市场、要素市场改革进程。三是规范政府行为。降低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及发债冲动，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和城市建设职能。
在未来经济增长动力方面，此次危机爆发与调控政策实践表明，依靠外部需求和政府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需要新的引擎。长期以来，消费需求被视作中国未来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也离不开消费需求的持续扩大。但客观上讲，在当前体制环境和经济背景下，指望消费需求能够迅速扩张并取代投资和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不现实。原因是我们并不具备持续扩大消费的体制基础，首先中国收入分配格局不支持消费需求的扩大，一方面低收入群体的规模还很庞大，且没有支撑其收入迅速增长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包括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行业差距等等一系列收入分配不平等制约中国消费需求的增长。其次民生保障体系建设的道路还很漫长，居民在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的支出仍然巨大，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因此居民消费短期内难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表示，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情：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市化。站在经济危机过后的世界经济中，我们认为能够推动世界经济实现新一轮增长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新技术与中国的城镇化。就中国而言，这两点同样重要。从发展新技术产业角度看，中国政府已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但至今仍没有形成堪称技术改革的技术创新出现，且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在技术层面、资金层面和制度层面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虽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合理方向，但短期内成为推进中国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可能性仍较小。
笔者认为，短期内城镇化最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理由有以下几点：一是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联已被国内外的许多学术研究所证实[10]，城镇化带来的人口集聚可以从经济的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推动经济增长。二是中国城镇化进程还远未完成，潜力巨大，即使按照常住人口统计，中国仍有53%，超过7亿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三是城镇化建设有助于扩大消费需求，促进产业升级，推动技术进步，对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当然城镇化建设要尊重城市发展规律，要尽力避免重开发建设、轻民生保障现象的出现，真正让城镇化进程成为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民生逐步改善的历史进程。
注释：
①“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消费刺激政策，在短期刺激消费需求的同时，也一定程度透支了未来的消费潜能。而关键问题在于，由于收入分配改革与民生保障建设的举步维艰，使得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没有得到有效提高。
②从此次调控初期的政府投资方向看，获准投资的许多项目是投资规模大的“铁公鸡”以及各地地铁项目，而实质上中国对于此类项目的需求已远没有10年前那么强烈，其投资效益远不能与10年前投资的基础设施相比，因此并不能称之为有效需求。
③腾讯网http://finance.qq.com/a/20110727/0012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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