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魏后期令的班行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魏论文,后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魏书·孙绍传》（以下凡引《魏书》仅出纪、传、志名）：“延昌中，绍表曰：‘……先帝时律、令并议，律寻施行，令独不出，十余年矣……’”《常景传》又载正始时，“太常刘芳与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程树德《九朝律考·后魏律考》据以为北魏高祖以来“所定诸令，经葛荣、尔朱之乱，迄未行用也”。（注：其下文引《高祖纪》所载太和十七年施行“职员令”及十九年宣示“品令”二事，又述“《魏书》及《通典》尚引魏令数条，此或征引当时书奏”；既然如此，其所谓“迄未行用”实颇费解。）
程说之所据先有问题。案《刑罚志》及诸帝纪，高祖以来“律、令并议”凡有三次：一是太和元年九月起，“诏群臣定律、令”，至五年冬成律八百三十一章。二是太和十五年五月起，“议改律、令”，十六年四月丁亥（初一），“班新律、令，大赦天下”。三是世宗正始元年十二月，“诏群臣议定律、令”。（注：《魏书》帝纪凡载“议定律令”者，其律、令皆已班行而不另书。《高祖纪》所以书太和十六年“班新律、令”，盖因十五年惟书“议改律、令”之故。）故孙绍延昌中表称“先帝时律、令并议，律寻施行，令独不出”，若指二三十年前高祖太和初或太和中事，则不符“十余年矣”；若指世宗正始以来之事，则不得称“先帝”；可见今《孙绍传》文必有所误。从表文内容来看，孙绍上表的延昌“中”，或乃“末”之讹。即其实际上是在肃宗即位之初年号未改时奏称正始元年以来令未班行。但即便如此，其仍与世宗以来令多施用的一系列记载相悖。故《孙绍传》之语，非但无法证明太和以来，亦不足以证正始所定诸令皆未班行。
再者，《常景传》所谓“朝令”，其实并非令篇名而是诸仪制的一种泛称。案《常景传》述“太常刘芳与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别撰仪注”；《刘芳传》载为“世宗以朝仪多阙，其一切诸议，悉委芳修正”。则“朝令”亦即“朝仪”，一也。《礼志一》载太和十三年高祖与群臣议祀典时曰：“详定朝令，祀为事首，疑以从疑，何所取正？”《献文六王传·咸阳王禧传》载后来高祖谓诸王公曰：“皇太后平日以朝仪阙然，遂命百官更欲撰辑。今将毕修遗志，卿等谓可行不？当各尽对，无以面从。”禧对曰：“仪制之事，取舍各随其时……”是“详定朝令”亦即撰辑“朝仪”，所涉乃“仪制之事”。又《刘昶传》载太和十三年“改革朝仪，诏昶与蒋少游专主其事”。据《术艺·蒋少游传》，昶与少游所主，实冠服之制，是高祖所谓“详定朝令”亦即“改革朝仪”，其事包括冠服仪制。二也。另高祖太和十三年所谓“祀为事首”，乃指厘正祭祀之制为“详定朝令”的首要之务。据《礼志一》后文，其具体是指“祀令”的修订，则“朝令”之名涵盖了“祀令”。参以《礼志二》载肃宗神龟初，清河王怿奏议灵太后父胡国珍薨后庙制，先引世宗时所定“祀堂令”文，继又称之为“朝令”。是“朝令”之名又涵盖了“祀堂令”。三也。要之，“朝令”既非特定的令篇名而为诸仪制（包括有关仪制的令在内）的泛称；则《常景传》所载“撰朝令，未及班行”，也就只能说明刘芳、常景诸人所撰仪制并未班行，是无法用以说明世宗正始年间所定诸令皆未行用的。
北魏诸制至太和而发生重大转折，令作为各项制度的主要法律形式之一，其班行与否也就直接关系着对太和以来各项改革和有关立法过程及制度形态的认识。况后魏令篇帙久亡，其内容与体例残存于《魏书》等处，几全属太和以来所修之物；而今人得言北朝至隋唐法律演变脉络者，又无不以北魏后期为关键时期，亦甚有赖于此一鳞半爪而立其说。但笔者寡闻，迄今未见史界于北魏后期修令、班令的种种问题有所申说，遂草此文，以为引玉之砖。
二、太和至正始年间有关令篇的修订与班行
高祖太和初年所定之令，虽记载尤少，难知其详，然其施行，殆无问题。《高祖纪》太和二年五月，诏婚丧越轨及皇族贵戚士民之家与非类婚偶，“先帝亲发明诏，为之科禁，而百姓习常，仍不肃改。朕今宪章旧典，祗按先制，著之律、令，永为定准。犯者以违制论”。既“永为定准”，且明确“犯者以违制论”，则其所著之“令”，必当施行。（注：高祖此诏“著之律、令”的先帝“科禁”，当即《高宗纪》和平四年十二月壬寅诏：“今制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其中著之于相应的令的，应为贵族不得与非类婚偶的规定；而犯者加罪包括新定“犯者以违制论”的内容则进入了有关律条。）《礼志一》载太和十三年五月，高祖定禘祫之制，“便即施行，著之于令，永为世法”；旋又诏定六宗祀制，“便可依此附令，永为定法”。两处提到的“令”，显即太和初年至十五年议改律、令前正在行用的有关令篇。（注：《太祖纪》载天兴元年十一月诏定律、令，“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二年八月又“诏礼官备撰众仪，著于新令”。可见北魏自天兴元年始有律、令以来，便已存在着关于各种仪制的令篇。）又《裴骏传》附《裴宣传》载其高祖初为尚书主客郎，后转都官郎，迁员外散骑侍郎，“旧令与吏部郎同班”。此处“旧令”，显即《官氏志》载“太和中，高祖诏群僚议定百官，著于令”以前的令，具体当指太和初年所定官品位序之令。（注：《官氏志》载太和中所定官品，吏部郎中从四品上，员外散骑侍郎从四品下，两者品虽同而班已异。当改于《高祖纪》载太和十五年十一月“大定官品”之时。）虽今《裴宣传》“旧令与吏部郎同班”下阙若干字句，然其文意当谓宣由第五品上的尚书郎中迁从四品上的员外散骑侍郎为超擢。可推此令必行于当时，而所谓“旧”，盖相对于太和十六年所班之“新律、令”而言。尤其是《韩麒麟传》：太和十二年春卒于齐州刺史任上，“立性恭慎，恒置律、令于座旁”。此最足说明太和初年所定律、令的班行之况。
至于太和十六年及正始元年以来所定诸令，其大部已班亦可断言。这一点在《孙绍传》上举表文中即有反映。其云“臣以令之为体，即帝王之身也。分处百揆之仪，安置九服之节，经纬三才之伦，包罗六卿之职，处置风化之门，作用赏罚之要，乃是有为之枢机，世法之大本也”。孙绍既把令的重要性提到这样的高度，当非凭空而论，而是反映着北魏高祖以来对令的作用和地位的普遍认识；这样的认识，当然不可能是“令独不出”或令多不班的产物。（注：孙绍此表又云今“法分清浊而清浊不平”，其所述“分清浊”的法，具体即指《高祖纪》载太和十九年十二月大选前夕宣示的《品令》。仅此亦可见孙绍所云“令独不出”，不可能指全部高祖以来所修之令。）在《魏书》中，明确记载施用于太和十六年以后，以及显然仍行用于魏末，故可推定其必班行于太和十六年或正始元年以来的令，至少有下列十一篇：
《高祖纪》太和十七年六月，诏《职员令》“权可付外施行”。可与佐证者，《高闾传》载其为相州刺史时，“以诸州罢从事，依府置参军，于治体不便，表宜复旧。高祖不悦”。事在太和十九年九、十月间。所载“诸州罢参军，依府置参军”，当即反映了太和十七年《职员令》的内容。（注：《官氏志》载太和中及太和末所定官品俱有“司州从事”之官。是诸州从事在太和中尚未罢撤，至太和十七年《职员令》改置参军而太和末又复从事之制。）《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传·高凉王孤传》附《元子思传》载其孝庄帝时论奏尚书应朝名帐须送御史台监察之制，引“职令”之文以证其说，其内容则系御史中尉“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以《职员令》必明确规定官吏职事员额的性质来判断，此“职令”，所指或即《职员令》。又《前废帝纪》普泰元年三月诏：“顷官方失序，仍令沙汰定员，简剩已有……”四月又诏员外谏议大夫等十一官“老合外选者，依常格；其未老欲外选者，听解。其七品以上朔望入朝，若正员有阙，随才进补”。二诏所言“定员”、“正员”，似亦可为《职员令》其时尚行之证。
《高祖纪》太和十九年十二月，“引见群臣于光极堂，宣示《品令》，为大选之始”。此《品令》性质及其与其他令篇的关系，由于记载错综而问题多多，这里不能详述。要之其为“班镜九流、清一朝轨”而修，（注：《刘昶传》。）在太和十九年十二月大选群臣前夕“宣示”，其内容则为百官的清浊流别及其选举所需的资品，亦即《良吏·明亮传》、《辛雄传》所述某官为“第一清”、“第三清”之类。此令施行之证在《魏书》中尚有多处：《景穆十二王传·任城王云传》附《元顺传》载其肃宗时曰：“高祖迁宅中土，创定九流，官方清浊，轨仪万古。”《礼志二》载肃宗时江阳王继表曰：“伏见高祖孝文皇帝著令铨衡，取曾祖之服以为资荫。至今行之，相传不绝。”《通典·选举四·杂议论上》载肃宗时清河王怿上表：（注：《魏书·孝文五王传》北宋已佚，《通典》录此表文当采自原传。）“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以门品，高下有恒……自此或身非三事之子，解褐公府之佐……斯皆仰失先准，有违明令。”凡此皆表明太和十九年所班《品令》经正始定令后，其内容虽有所调整而大体仍行用不绝。
《礼志二》载肃宗神龟初议灵太后父胡国珍之庙制，清河王怿议曰：“古者七庙，庙堂皆别。光武以来，异室同堂。故先朝‘祀堂令’云：‘庙皆四栿五架，北厢设坐，东昭西穆。’是以相国构庙，唯制一室，同祭祖考。比来诸王立庙者，自任私造，不依公令，或五或一，参差无准。要须议行新令，然后定其法制。相国之庙，已造一室，实合朝令。宜即依此，展其享祀。”按《魏书》文例，隔代称庙号，先帝称“先朝”。怿议所称“先朝”，文例同于《刑罚志》载熙平神龟之际尚书令任城王澄奏诸州中正，“先朝以来，皆得当刑”；又载神龟中三公郎中崔纂执奏，引“永平四年先朝旧格”为据；当指世宗时。而“祀堂令”在怿议中又与“公令”、“朝令”等泛称相混，则其究竟是一个法定的令篇名；还是像《献文六王传·广陵王羽传》载其称《考察令》中的外考部分为“外考令”那样，是某个令篇中有关祀堂营构的部分？亦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断定，世宗时确实继高祖的有关改革而修撰过一个有关祀堂营构的令篇，且其既为清河王怿奏所引，又为胡国珍已构之庙所依从，自应是已班之令（注：《郑羲传》附《郑道昭传》载其世宗正始时参定“学令”，“事讫封呈，未蒙报判”。是未班之令实乃臣下封呈之奏案，禁密之机要，又岂能在议事时引以为据。由此亦可见怿奏“要须议行新令，然后定其法制”一语所述“新令”，不当指正始所定之令。倘以为“新令”即“先朝祀堂令”，而此令又早已明确了“唯制一室”的规定，则怿奏议行此令“然后定其法制”一语为不通。）。细玩此次议胡国珍庙制之事，以及怿议“比来诸王立庙者，自任私造……要须议行新令，然后定其法制”云云，可知胡国珍薨后庙制本已依此“祀堂令”文而建为一室，但由于高祖以来有关制度常多反复，（注：《高祖纪》载太和十七年十月“诏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李冲传》载其时高祖诏曰：宫室之度，“太祖初基，虽粗有经式，自兹厥后，复多营改……朕以寡德，猥承洪绪，运属休期，事钟昌运，宜遵远度，式兹宫宇。指训规模，事昭于平日；明堂、太庙，已成于昔年……尚书冲器怀渊博，经度明远，可领将作大匠；司空长乐公亮，可与大匠共监兴缮。其去故崇新之宜，修复太极之制，朕当别加指授”。《礼志一》又载太和十九年六月相州刺史高闾表称当时“七庙惟新，明堂初制”。则高祖迁洛前后，必已命李冲等人对太祖以来的营构规制有所厘定。然《袁翻传》载其世宗时表论明堂辟雍之制曰：“迁都之始，日不遑给，先朝规度，每事循古，是以数年之中，悛换非一，良以永法为难，数改为易。”《礼志二》则载“世宗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议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频属年饥，遂寝。”则高祖虽定其制而仍多反复，世宗时亦然，这应当是“祀堂令”几成具文的重要原因。）当时又法制弛紊，诸王多有自任“私造”不从此令建为五庙者，隆胡国珍薨后庙制以取媚于灵太后之议遂起，这才使之成了一个存疑的问题。而清河王怿所持的立场，是除非议行新的令篇来重新规定祀堂规制，胡国珍庙制还是依“先朝祀堂令”唯制一室展其享祀为妥。因而世宗正始以来，显然是存在着这样一个内容关乎祀堂规制的现行令篇的。至于其实际上并未发挥有力的约束作用，则为另一问题。
《官氏志》：“太和中，高祖诏群僚议定百官，著于令，今列于左……二十三年，高祖复次职令，及帝崩，世宗初班行之，以为永制。”这里太和中议定著令而列于《官氏志》的官品，应即是《高祖纪》载太和十五年十一月“大定官品”的产物。其所著之令的班行时间，据高祖太和十七年六月施用《职员令》诏云：“比百秩虽陈，事典未叙”，可推知“百秩”之“陈”，必在其前，盖即太和十六年四月班新律、令时。此令至太和二十三年再加修订，世宗初班行以为永制，则当在景明之初。至于其篇名，《官氏志》述为“职令”，《魏书》它处述有关官吏品阶之令又有“官令”、“品令”等称，后世如《唐六典》、《太平御览》、《职官分纪》等书又引有后魏“职品令”等名目及其佚文。是《官氏志》所称“职令”或非法定令篇名，其究竟如何另当别论；（注：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已草《对几条北魏官制材料的考绎》一文加以考订，此处不赘。）但此令内容必包括官品位序且两次修订后皆已班行，则无可疑。《刑罚志》载世宗延昌时议爵级当刑之制时引《法例律》文：“五等列爵及在《官品令》从第五，以阶当刑二岁……”此《法例律》必正始所定律篇，则至迟自正始以来，《官品令》已是官品位序之令的法定篇名。《新唐书·艺文志》史部职官类著录《魏官品令》一卷，可与参证。《礼志四》载世宗永平时，太常刘芳议员外将军兼尚书都令史陈终德为祖母服丧之事曰：“……案晋《官品令》所制九品，皆正无从，故以第八品准在下士。今皇朝官令皆有正从，（注：此句亦可于“官”下点断。且官令二字间或脱一“品”字，或“官令”为《官品令》之约称，亦未可知。）若以其员外之资，为第十六品也，岂得为正八品之士哉？”《礼志二》载肃宗时太学博士王延业议灵太后父胡国珍薨后庙制云：“……又武始侯本无采地，于皇朝制令，名准大夫。”《刑罚志》载肃宗时任城王澄奏比视官当刑之制云：“案诸州中正，亦非品令所载，又无禄恤，先朝以来，皆得当刑。”此三处之“官令”、“令”、“品令”，或皆《官品令》之约称，俱可与《官氏志》载太和二十三年所定官品序列相证，（注：其载员外将军从八品下，故刘芳言陈终德本官“第十六品”；无采地之诸侯即“散侯”，位次金紫光禄大夫而皆从第二品，故王延业云胡国珍“名准大夫”；另直阁、队主等比视官与中正确皆不载于《官氏志》所列官品序列。又正始以来官品位序之令既已正名《官品令》，群臣奏事且或约称之为“品令”、“官令”之类，则内容关于官职清浊之次的太和十九年《品令》，必不当再循旧名而应于正始元年定令时加以厘改。）且足见世宗以来《官品令》行用之态。
《食货志》：太和九年，“下诏均给天下民田”。研究者或以其载均田之制为“均田令”文，误。因为其禁止露田植树，“种者以违令论”一条，殊与令体不符。同理，《九朝律考·后魏律考》据当时所定均田制有卖公田者“坐如律”之文，以为“魏以均田入律”，亦颇可议。因为正是《食货志》载均田制公田更相代付，“卖者坐如律”一条，殊非律体。岂有律文而述“犯者坐如律”之理？正如令文决不可能加上一条“不从者以违令论”的赘尾一样；而把均田制各项内容列为律条，于当时法理似亦难通，更何况惩处出卖公田者显非均田制的主要内容。（注：《魏书》载司法处分，凡其事所涉律有正条者径曰“以某某论”；而律有多条者则曰“坐如律”或“论如律”。具体如《食货志》所载太和九年均田制规定露田不得种树，“种者以违令论”，意谓律有违令之条，种者以此条论处；又规定公田更相代付，“卖者坐如律”，亦即律有惩处监守者出卖公产之条若干，卖者视其情节以有关律条论处。两者皆无法证明太和九年均田制是令或律文。）故《食货志》所载太和九年均田制，当时盖仅为“条制”而未入律、令。（注：“条制”在北魏指律、令之外的补充性法规，实即包含了若干事条的制诏，其涵义与“条旨”、“科制”、“格制”、“条格”之类相通。《魏书》中其例不胜枚举。）然其后来当已入令，或称“地令”。《源贺传》附《源怀传》载其世宗景明时巡行北边，奏诸镇将佐所占水田，“请依地令，分给细民，先贫后富”。《通典·食货二·田制下》：“北齐给授田令仍依魏朝。”由于距景明最近一次统一定令即太和十五年议改律、令，故据《源怀传》及《通典》上引文，可推均田制入令即在其时，且其自太和十六年四月班新律、令后，历正始律、令的修订而一直行用了下来。
《食货志》：太和十年李冲奏立三长制，“高祖从之，于是遣使者行其事”。可见此制在当时实与上年所定均田制相仿，仅以条制行下，既不属统一定令之举，亦不见“著令”、“附令”之文。《高祖纪》载太和十四年十二月，诏“依准丘井之式，遣使与州郡宣行条制，隐口漏丁，即听附实”。其“丘井之式”，显即户籍邻党之制的别称，是当时三长制仍为条制之类而未入令。（注：《高闾传》载太和十一二年：“淮南王他奏依旧断禄。文明太后令召群臣议之。闾表曰：‘……置立邻党，班宣俸禄，事设令行，于今已久。’”或以之为邻党及俸禄之制此前业已入令之证。然当时并无统一修令之举，三长制、俸制如上述是以条制形式宣用的，再考虑三长、俸禄等制皆由文明太后主持筹行之况，此“令”，在法律形式上盖非律、令之“令”，而当是文明太后下旨之“令”，亦即《高闾传》后文载闾奏对“臣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条之令”云云的“令”。太后听政其旨称“令”，肃宗时灵太后听政时亦一度用之。俱参《皇后传》。）其后来入令，似不得早于太和十五年议改律、令时。《太武五王传·临淮王谭传》附《元孝友传》载其孝静帝时表曰：“令制百家为族党，二十家为闾，五家为比邻。百家之内，有帅二十五，征发皆免。苦乐不均，羊少狼多，复有蚕食，此之为弊久矣。”其所引“令”以四邻为一闾，已与《食货志》载太和十年定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不同。当系太和十六年或正始元年定令时所改。从其内容及晋至隋唐有关令篇的沿革来判断，其所属之令，盖即《户令》。此令显亦一直在施用，故元孝友言其“为弊久矣”。
《食货志》又载民调之制与三长制偕行于太和十年，其内容：“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云云，与《通典·食货五·赋税中》载“魏令：每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大同而小异。由《食货志》所载参以《李冲传》，可知民调之制亦当与均田、三长制类，其初仅以条制行下而未入令；由《通典》所载参以《张普惠传》述其肃宗神龟时上疏论及的调制，又可知其亦应于太和十六年或正始元年入令，且一直沿用了下来。至于其是与户籍邻党之令同属一篇，还是像晋以来《户令》与《户调令》、隋唐《户令》与《赋役令》那样分为两篇？据《食货志》载太和十年其内容，有“民年八十以上，听一子不从役；孤独癃老笃疾贫穷不能自存者，三长内迭养之”一条，是其当时显然与三长制连为一体，两者很可能属同一份条制所定。而《通典》载“魏令”此条，已作“人（民）年八十以上，听一子不从役；孤独老病笃贫不能自存者，亦一人不从役”。似其制入令时，内容固稍有改动，且已与户籍邻党之令相分，恐其正当属于《户调令》（《赋役令》）。
《刑罚志》载世宗永平元年七月，诏尚书检枷杖大小，违制之由，科其罪失。尚书令高肇等奏曰：“……谨案《狱官令》：诸察狱先备五听之理，尽求情之意，又验诸证言，事多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加以拷掠。诸祀□年刑已上枷锁，流、徒以上，增以扭械，迭用不俱。非大逆外叛之罪，皆不大枷、高扭、重械，又无用石之文。而法官州郡，因缘增加，遂为恒法。进乖五听，退违令文……检杖之大小，鞭之长短，令有定式；但枷之轻重，先天成制。臣等参量……从今断狱，皆依令尽听讯之理，量人强弱，加之拷掠，不听非法拷人，兼之拷石。”案晋及南朝，《狱官令》、《鞭杖令》仍为两篇，据此则北魏世宗永平时，《狱官令》已兼括鞭杖之制。《辛雄传》载其肃宗时为三公郎中议狱事曰：“经拷不引，傍无三证，比以狱案既成，因即除削。或有据令复奏者，与夺不同……”这里的“令”，显亦指《狱官令》。二例表明此令正始以来必行无疑。又《狱官令》与律关系尤为密切，揆诸情理，律之施用，自应与《狱官令》相辅翼。《刑罚志》载世宗正始元年诏定律、令云：“议狱定律，有国攸慎，轻重损益，世或不同。先朝垂心典宪，刊革令轨，但时属征役，未之详究。施于时用，犹之疑舛……”可见虽有所“疑舛”，然高祖太和十六年班新律、令时，必当有《狱官令》一篇；其至正始再定与律并行，遂为高肇、辛雄奏事所引。
《李冲传》载其太和二十一年奏事曰：“前彭城镇将元拔与穆泰同逆，养子降寿，宜从拔罪。而太尉咸阳王禧等以为：律文养子而为罪，父及兄弟不知情者不坐。谨审律意……又令文云：‘诸有封爵，若无亲子，及其身卒，虽有养继，国除不袭。’是为有福不及己，有罪便预坐。均事等情，律、令之意便相矛盾……”此其所引，显然是关于封爵的现行令文。又《张普惠传》载肃宗时诏访冤屈，普惠疏奏自来爵制乖舛曰：“……又律罪例减，及先帝之缌麻；令给亲恤，止当世之有服。律、令相违，威泽异品……”亦此令之踪迹。案晋及南朝皆有《王公侯令》，隋开皇则有《封爵俸廪令》，从张普惠所述“令给亲恤”的有关内容来看，此“令”既关乎封爵又兼及禄恤，则李冲、张普惠所据之“令”，篇名或近于《封爵俸廪令》。此令之行既可溯至太和二十一年以前，遂可推在太和十六年班新律、令之时，正如定律、令后一直在行用。
《献文六王传·广陵王羽传》载其太和十八年奏：“外考令文：每岁终州镇列牧守治状，及至再考，随其品第以彰黜陟。去十五年中，在京百僚，尽已经考为三等，此年便是三载。虽外有成令而内令未班，内外考察，理应同等。臣辄推准外考，以定京官治行”。诏曰：“虽内考未宣，绩已久著……论考之事，理在不轻……辄尔轻发，殊为躁也……”由此可断太和十六年班新律、令时，考课之令只宣用了外考部分。《郭祚传》载其世宗延昌时奏曰：“《考察令》：‘公清独著、德绩超伦而无负殿者，为上上；一殿为上中；二殿为上下。累计八殿，品降至九。’未审今诸曹府寺，凡考在事公清，然才非独著，绩行称务而德非超伦，干能粗可而守平堪任，或用人小劣处官济事并全无负殿之徒，为依何第……”诏曰：“独著、超伦及才备寡咎，皆谓文武兼上上之极言耳。自此以降，犹有八等，随才为次，令文已具。其积负累殿及守平得济，皆含在其中。何容别疑也！”《崔光传》附《崔鸿传》亦载其当时“以考令于体例不通”，建言改之而“世宗不从”。是延昌三年以前，很可能是正始以来，《考察令》无论内考还是外考部分，皆已施用。无非是其在实施过程中尚有滞碍罢了。
《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传·高凉王孤传》附《元子思传》载其孝庄帝时为御史中尉，论奏尚书应朝名帐须送御史台之制曰：“案御史令云：‘中尉督司百僚，治书侍御史纠察禁内。’又云：‘中尉出行，车辐前驱，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路。’时经四帝，前后中尉二十许人奉以周旋，未曾暂废，府、寺、台、省，并从此令。”下文又引职令文以证其说。这里子思奏引的“御史令”及“职令”内容似有所叠合，两者关系不详。“御史令”究竟是一个专门规定御史中尉以下职事仪制的令篇，还是指某个令篇中关于御史制度的部分？亦已难考。（注：晋及南朝俱有《三台秘书令》，按汉以来，或以秘书为内台，兰台为外台；或以尚书为中台，谒者为外台，兰台为宪台；要之其“三台”，必当包括御史台（兰台）在内。则子思奏引的“御史令”，亦有可能像广陵王羽奏称《考察令》中的外考部分为“外考令”那样，乃指高祖仿晋设《三台秘书令》中有关御史台的部分。又《职官分纪》卷一四《治书侍御史》、《侍御史》两引郭演《魏职品令》文：“乘舆临朝堂及诸处视事，则治书侍御史协律、令于阶侧以备顾问。”“侍御史无曹别，所主唯参署台内文案，与殿中侍御史昼则分台视事，夜则番直在台。”孙逢吉以之为曹魏掌故，误。考其侍御史“无曹别”及帝临朝堂则治书侍御史“协律、令于阶侧以备顾问”两事，皆非曹魏之制；而侍御史“昼则分台视事，夜则番直在台”，又与《通典·职官六·侍御史》述后魏之制相合。是其应属后魏史实，而内容正可与元子思所引“御史令”文相参。又郭演史传无考，而《隋书·经籍志》录有郭演《职令古今百官注》十卷，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疑郭演为后魏太原郭祚之后。）然其既凿凿言“御史令”时经四帝，府寺台省“并从此令”，已足证有关令篇太和十六年及正始元年以来皆在行用。
事实上，太和中或正始初业已班行的令并非只有以上这些。《肃宗纪》正光四年七月诏：“……或戴白在朝，未当外任，或停私历纪，甫受考级，如此之徒，虽满七十……方求更叙者，吏部可依令不奏。其有高名俊德，老成髦士，灼然显达，为时所知者，不拘斯例。若才非秀异，见在朝官，依令合解者，可给本官半禄以终其身。”此诏两处提及的“令”，自属内容关于七十致仕的现行令篇。又《张普惠传》载其世宗初为任城王澄安西府录事参军，澄功衷在身，欲于七月七日集会文武北园马射，普惠奏记于澄曰：“……七日之戏，令制无之。”这里又反映了一个包括了节庆假宁类内容的令的存在。又《释老志》载太和十六年诏：“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听大州度一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为常准，著于令。”此诏或下于太和十六年四月班新律、令前，然《释老志》又载肃宗熙平二年灵太后令曰：“年常度僧，依限大州应百人者……”是太和十六年各州度僧尼限额所著之“令”魏末尚行。另《北齐书·文苑·樊逊传》载其孝静帝武定七年被梁州举为秀才，“尚书案旧令：下州三载一举秀才”。这个“旧令”，显即正始以来所行之令而内容关乎举贡者。凡此，虽不知其当时归属何篇，具体定于何时，仍足见太和十六年及正始元年以来所班之令，必不止前述十一篇之数。
三、太和以来未班之令的两种情况
从上举十一个令篇的有关记载中，可以看出太和以来修令班令的三种情况：一是相当一部分令在太和十六年及正始元年以来皆已班行，明确可断者，有官品位序之令（正始以来正名《官品令》）；而《地令》、《户令》、《户调令》（《赋役令》）、《狱官令》、关于御史职事仪制之令（“御史令”）、有关封爵之令，大约亦属此类。二是太和十六年并未修成亦谈不上班行，后来陆续修成而随即行用的，有《职员令》、《品令》。三是有的令太和十六年仅行用了其中一部分，至正始元年后方以完帙施行的，有《考察令》，关于祀堂营构之令（“祀堂令”）或亦应归入此类。
那么当时有没有不班之令呢？有的，具体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世宗正始以来确有部分令篇修成而不班，《学令》即属此类。《郑羲传》附《郑道昭传》载其正始初为国子祭酒上表：“……臣学陋全经，识蔽篆素，然往年删定律、令，谬预议筵。谨依准前修，寻访旧事，参定《学令》，事讫封呈，自尔及今，未蒙报判。但废学历年，经术淹滞，请《学令》并制，早敕施行，使选授有依，生徒可准。”诏答：“具卿崇儒敦学之意，良不可言。新令寻班，施行无远，可谓职思其忧，无旷官矣。”道昭又表曰：“窃惟迁鼎中县，年将一纪，缙绅褫业，俎豆阙闻……臣自往年以来，频请《学令》，并置生员，前后累上，未蒙一报。故当以臣识浅滥官，无能有所感悟者也。馆宇既修，生房粗构，博士见员，足可讲习，虽新令未班，请依旧权置国子学生，渐开训业，使播教有章，儒风不坠……至若孔庙既成，释奠告始，揖让之容，请俟令出。”世宗“不报”。案晋及南朝、隋开皇俱有《学令》。北魏前期则因“旧令亡失”而其况难知，然世宗景明年间已有《学令》，事见《景穆十二王传》下《南安王桢传》附《中山王英传》，当即高祖太和十五年以来修成而班行者。（注：传载英为吏部尚书，奏曰：“谨案《学令》：诸州郡学生，三年一校所通经数，因正使列之，然后遣使就郡练考。臣伏惟圣明，崇道显成均之风，蕴义光胶序之美，是以太学之馆久置于下国，四门之教方构于京廛……今外宰京官，铨考向讫，求遣四门博士明通五经者，道别校练，依令黜陟。”诏曰：“学业堕废，为日已久，非一使能劝，比当别敕。”以其前后文与《世宗纪》相参，英奏约上于景明三年。是当时已有《学令》，并为有关行政部门所依准，然其在实施过程中则如上引郑道昭表文所述，往往因高祖迁都以来的有关事态而成具文。）但自太和十七年迁都以来，国学固修造未遑而馆宇多阙，学政尤因军国务繁而“堕废”，这就使《学令》虽班而无从落实。大约主要是由于这种缺乏起码实施条件的原因，到正始元年议定律、令时，《学令》虽已由郑道昭诸人修成封呈，其班行却一直被世宗搁置下来了。又据《世宗纪》载正始四年六月诏“有司准防旧式，置国子、立太学、树小学于四门”；《儒林传》载：“神龟中，将立国学，诏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选。未及简置，仍复停寝。正光二年，乃释奠于国学，命祭酒崔光讲《孝经》，始置国子生三十六人。”可见北魏后期不仅国学建置磋跎，就连郑道昭所请“虽新令未班，请依旧权置国子学生，渐开训业”的建议，也要近二十年后才被落实。由之可推：正始新《学令》，讫至魏末而未班。
第二种情况是其令始终修而未成，也就谈不上班行。因为高祖太和十六年四月班新律、令时，就已有若干令篇尚未修成或未修及。如《职员令》、《品令》，便是后来陆续修定而班行的；而有的令则因种种原因，历世宗、肃宗仍修成无期，即有关制度续有所定，亦仅以条制施用，不得以为其令已班之证。
如关于祭祀之令：前述太和十三年高祖与群臣议祀典，并将禘祫之制及六宗祀制“著令”、“附令”之事，表明当时已开始厘正有关祭祀的令。《礼志一》后文又载太和十六年二月高祖诏：崇圣祀德之制，“比于祀令，已为决之。其孟春应祀者，顷以事殷，遂及今日，可令仍以仲月而飨祀焉。凡在祀令者，其数有五……”案祭祀之令，晋及南朝、隋、唐皆作《祠令》，此处的“祀令”，或为当时的法定令篇名，或仅泛指有关祀制之令。无论如何，从太和十三年“详定朝令，祀为事首”；到《高祖纪》载太和十五年四月“经始明堂，改太庙”，五月“议改律、令”，八月“议肆类上帝禋于六宗之礼……亲定禘祫之礼”，又“议律、令事，仍省杂祀”；再到太和十六年二月诏称圣德之祀已决于“祀令”；足证祭祀制度的厘订，乃是太和十三年以来改革诸仪制的头等大事，且其自太和十五年起已纳入了统一议改律、令的轨道。至于“祀令”的内容，至太和十六年二月似亦完成了相当一部分。那么其是否也已于当年四月初一随其他令一起班行了呢？观《礼志一》载太和十六年十月诏改旧白登宗庙祀制曰：“今授衣之旦，享祭明堂；立冬之始，奉
太庙。若复致斋白登，便为一月再驾，事成亵渎。回详二理，谓宜省一……”既云“回详二理，谓宜省一”，是此前享祭明堂、奉太庙之制应当还是拟议中的东西，而非已班“祀令”的内容。然则“祀令”的修订至此仍在进行。又太和十六年后屡议祀制之事，多可表明“祀令”之修久而未成。如《礼志一》载太和十九年十一月帝幸委粟山议定圆丘，诏曰：“朝集公卿，欲论圆丘之礼……两汉礼有参差，魏晋犹亦不一，我魏氏虽上参三皇，下考叔世近代都祭圆丘之礼，复未考《周官》，为不刊之法令……”又诏：“夕牲之礼，无可依准，近在代都，已立其议……”案圆丘祀天，实与禘祫之制密切相关，皆为祀制之要者。《礼志一》载高祖太和十三年诏定禘祫之制即曰：“……今互取郑、王二义，禘祫并为一名，从王；禘是圆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从郑。”可证。故“祀令”若修成而班行，圆丘祀制必当与禘祫之礼一起于太和十六年四月班新律、令前定讫；而高祖太和十九年十二月仍在议定圆丘，且曰以往所议“非不刊之法令”，又称祀天夕牲之制代都“仅立其议”而仍“无可依准”，显见“祀令”的基本内容此时仍未确定下来。再如《礼志二》载延昌四年正月世宗崩，肃宗即位。三月，尚书令任城王澄奏曰：“太常卿崔亮上言：‘秋七月，应祫祭于太祖，今世宗宣武皇帝主虽入庙，然尝时祭，犹别寝室，至于殿祭，宜存古典……谨准古礼及晋魏之议并景明故事，愚谓来秋七月，祫祭应停，宜待三年终乃后禘祫。’”诏曰：“太常援引古今，并有证据，可依请。”作为主管祭祀的太常卿，崔光上言祀世宗宣武皇帝之制，所引据的全无“祀令”关于祫祭先帝的规定，而仅是“古礼”、“晋魏之仪”以及祀高祖孝文皇帝的“景明故事”，由之亦可推太和十六年及正始元年以来“祀令”皆未修成施用。
除“祀令”外，高祖太和十三年起详定朝仪，至十五年议改律、令，也涉及了舆服等多种仪制。这些制度晋及南朝、隋、唐多有其令，北魏自太祖以来亦或有令，（注：《太祖纪》天兴二年八月：“诏礼官备撰众仪，著于新令。”又《高宗纪》和平四年十二月诏以婚丧规制“著之于令”。可见太祖以来关于诸礼仪制度的令，是续有修订的。）却多粗略，且其有违典籍“古式”处不一，故高祖亟欲厘正之。其既详定朝仪而以“祀令”的修撰为要务，参以《李冲传》载当时“议礼仪律令，润饰词旨，刊正轻重，高祖虽自下笔，无不访决焉”；可推高祖当时必有意将有关仪制厘为新令。但就像“祀令”的修订所反映的，事关礼仪的各项制度，正是高祖以来改革和立法的难点所在，故其撰作亦皆如“祀令”之困难重重。《李宝传》附《李彦传》载其太和十八年因考课降为元士，（注：彦降元士，详见《献文六王传·广陵王羽传》，据《高祖纪》，事在太和十八年九月。）寻行主客曹事，后徙郊庙下大夫，“时朝仪国典，咸未周备，彦留心考定，号为称职”。是诸仪制至太和十六年班新律、令后，仍“咸未周备”而待考定。高祖以后，《刘芳传》载正始“议定律、令，芳斟酌古今，为大议之主，其中损益，多芳意也。世宗以朝仪多阙，其一切诸议，悉委芳修正。于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谘访焉”。此处议定律、令与修正朝仪关系不明。案《李宝传》附《李韶传》：正始初，“参定朝仪律令”（注：《袁翻传》载：“正始初，诏尚书、门下于金墉中书外省考论律、令，翻与门下录事常景、孙绍、廷尉监张虎、律博士侯坚固、治书侍御史高绰、前军将军邢苗、奉车都尉程灵虬、羽林监王元龟、尚书郎祖莹、宋世景、员外郎李琰之、太乐令公孙崇等并在议限。又诏太师彭城王勰、司州牧高阳王雍、中书监京兆王愉、前青州刺史刘芳、左卫将军元丽、兼将作大匠李韶、国子祭酒郑道昭、廷尉少卿王显等入预其事。”是李韶亦在正始定律、令三十人之列。）。《文苑·卢观传》载其当时与李神俊、王诵等“在尚书上省撰定朝仪”。而当时议律、令亦在尚书上省。（注：《献文六王传·彭城王勰传》载正始议定律、令，“勰与高阳王雍、八座、朝士有才学者五日一集，参论轨制应否之宜”。而《崔光传》附《崔鸿传》则载其时世宗“诏太师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学才明者三十人，议定律令于尚书上省”。然《袁翻传》及《刑罚志》俱载正始定律、令在“中书外省”，实情盖为袁翻、常景等人先受诏在金墉中书外省考论律、令，稍后彭城王勰及刘芳诸人参预时，方移至尚书上省。）可见正始元年亦如太和十五年之律、令与朝仪同修而互相关联，世宗当时似亦有意续成高祖未竟之业，将有关仪制厘为新令。前举肃宗神龟初清河王怿奏议所引之“先朝祀堂令”，盖仅其一端而已。然其结果，“祀堂令”之类被修成班行的令，恐只是少数。从诸帝纪和《礼志》所载看，世宗以来在仪制领域的改革和调整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法规，仍是那些随事施用的条制，其态当与太和十六年前均田有其制而无令文的状况相同。（注：至于世宗以后诸仪制的续撰，据《常景传》，其重点似已转至《朝仪》和《仪注》的修辑，肃宗时敕撰太和以后陆续施行的《朝仪》五十余卷，显然已暂时放弃了高祖以来欲把有关仪制厘之为令的意图。）
具体如舆服之制的修订过程：《礼志四》载：“高祖太和中，始考旧典，以制冠服，百僚六宫，各有差次。早世升遐，犹未周洽。肃宗时，又诏侍中崔光、安丰王延明及在朝名学更议之，条章粗备焉。”案《刘昶传》载太和十三年高祖“改革朝仪，诏昶与蒋少游专主其事”。《术艺·蒋少游传》：“及诏尚书李冲与冯诞、游明根、高闾等议定衣冠于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访于刘昶。二意相乖，时致诤竞，积六载乃成，始班赐百官。”《高祖纪》太和十九年十二月，“引见群臣于光极堂，班赐冠服”。可见厘正冠服，其始正在太和十三年改革朝仪之时，因有争竞而未能速成，延至太和十九年底方行新制。从《礼志四》述其“犹未周洽”，《高祖纪》仅载赐冠服而语不及令，可断其当时必仅以条制行下。肃宗时虽更议其制而仍不过“粗备”，恐亦未著定为令，故《隋书·礼仪志六》载其“著令定制”，乃在北齐河清三年。车辇之制的修订与冠服相类。《礼志四》：“高祖太和中，诏仪曹令李韶监造车辂，一遵古式焉。”后文又详载肃宗熙平元年议修辇制之事。据《高祖纪》，太和十五年五月“诏造车辂”，事在“议改律、令”稍后，则《李宝传附李韶传》载其为仪曹令，“时修改车服及羽仪制度，皆令韶典焉”，说明车服羽仪制度的厘改，当时或皆从属于修订有关令的过程。《隋书·礼仪志五》载：“孝文帝时，仪曹令李韶更奏详定，讨论经籍，议改正之。惟备五辂，各依方色，其余车辇，犹未能具。至熙平九年，（注：参以《魏书》的有关记载，此“九”当为“元”之讹。）明帝又诏侍中崔光与安丰王延明、博士崔瓒采其议，大造车服……自斯以后，条章粗备，北齐咸取用焉。其后因而著令，并无损益。”是高祖时，舆制唯备五辂而已，至肃宗时方增益之；而所谓“条章粗备”，已表明有关制度前后皆当以条制形式施用，其著之为令，亦在北齐河清三年。
四、结论
综上所述，关于北魏后期令的班行问题，大致可以得到三点结论：
其一，北魏后期三次律、令并议，其令凡修成者多已班行。由于此期改革频繁，立法多变，前令方行，或复又修，故修令、班令也就呈现了各种不同的情况。但无论如何，《九朝律考·后魏律考》谓“高祖律、令并仪，律寻施行，令独不出……高祖以后所定诸令，经葛荣、尔朱之乱，迄未行用”这一判断是不能成立的。因此，太和以来各项措施的法律形式，是据其具体时期和领域而变化的，这种变化，亦应折射着北魏后期改革与立法、司法的经验和教训。
其二，今《孙绍传》文必有讹误。其所述“律寻施行，令独不出”，应是世宗正始以来之事，且不应指全部令篇。传载其延昌中（末？）上表的节文：“修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体可观，比之前令，精粗有在。但主议之家，太用古制，若全依古，高祖之法，复须升降，谁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争故，久废不理。然律、令相须，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于事甚滞。若令不班，是无典法，臣下执事，何依而行？”所谓“太用古制”“久废不理”，显然不能兼括《田令》、《户令》、《狱官令》、《官品令》等所有正始以来行用之令，（注：《刘芳传》载正始议定律、令，“芳斟酌古今，为大议之主，其中损益，多芳意也”。是孙绍所说“主议之家”，即是刘芳。然据《袁翻传》，翻与常景等人先已奉诏修议律、令，稍后又诏彭城王勰及刘芳等参预其事。案芳实精于礼制而拙于为政，且其当时仅为一解任之青州刺史，以位望才地论，似皆不当在太师彭城王勰上通盘主持刑律和各种令篇的修议过程；《献文六王传·彭城王勰传》则载其时勰“凡所裁决，时彦归仰”，其“裁决”二字，足见其正是正始定律、令的主持者。是可推知刘芳所“主”，盖仅在事涉礼制典故而开大议之时，而孙绍所述因主议者“太用古制”而“久废不理”的令，要亦仅为事关礼仪之令。）再考虑高祖以来令凡事关仪制者常久修而不成的事实，似可断其主要当指有关礼仪制度的令篇。（注：笔者亦曾设想正始定令所涉仅为礼仪诸令，而其余则皆循用高祖以来之令。然其虽亦有可通处而与诸记载扞格处甚多，存疑可也。）
其三，此期未班之令亦有两种情况，修成而未班的令，记载中唯世宗正始时所撰《学令》一例；其余则大都如“祀令”之修而未成，班行无期。《学令》成而未班，看来主要是高祖迁都以来军国务繁，未遑学政，缺乏实施此令的起码条件的缘故。而“祀令”之类修而不成的原因则甚值吟味。在这里，前引《术艺·蒋少游传》述高祖时衣冠之制因多争竞而致延搁；《袁翻传》载其言高祖朝定制“每事循古，是以数年之中，悛换非一”；《孙绍传》曰正始定令“主议之家，太用古制”；《礼志二》记“宗配之礼”因明堂九室五室议者不一而“迄无所设”；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大抵诸仪制所涉皆社会深层风习，本就头绪甚繁事涉夷夏而为当时改革的难点所在。而高祖以来又锐意以诸仪制改革来阐扬礼教，标榜正统，故其撰作过程首先就隐隐确立了依本经传，兼采汉晋，不惜撇开太祖以来成例而另起炉灶的原则。这就大大增加了修撰的难度。又尤其因为经传古制的众说纷纭而难于决断，（注：《礼志二》载清河王怿议胡国珍薨后庙制曰：“……去圣久远，经礼残缺，诸儒注记，典制无因。虽稽考异闻，引证古谊，然用舍从世，通塞有时，折衷取正，固难详矣。”可谓知言。）遂致有关令篇久修而不成亦谈不上班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