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分工为代表的中间需求因素审视迈向服务经济的结构转型过程——研究视角的转变及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因素论文,需求论文,过程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8）01—0028—09
一、从“制造经济”到“服务经济”的产业结构转型
1.“服务经济”阶段的必然性与合理性。随着柯林·克拉克在上个世纪40年代引证了配第在1691年所发现的相关规律、并形成了描述伴随着经济进步而产生的产业结构演进规律的配第——克拉克定理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开始逐渐从结构变动的视角来研究经济增长的过程。在包括钱纳里、库兹涅兹（1986）以及罗斯托（1960）等人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富克斯（1968）等人的服务经济理论、贝尔（1974）等人的“后工业化”社会理论以及后来的新工业化理论中，都指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动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在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社会经济会逐渐呈现出“服务经济”① 的特征。
但至今为止仍有很多人对这种“服务化”的转型提出了很多顾虑。如“制造业衰退”、“产业空心化”、“非工业化”，但未能从更宏观的层面上去考量这种变化。因为大多数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都有着高度发达的服务经济，但他们的制造业仍未对整体经济失去强劲的增长动力，而且服务业的发展客观上还促进了制造业在更高水平上的复苏。② 这已说明了服务经济的结构并不值得焦虑，它之所以在降低制造业比重的同时，还能保证国家经济发展，是因为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它是和社会生产中的其他各个产业部门紧密联系互动的，它和整个产业生活的广泛“黏连”和互动关系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各种生产型服务业活动促成了制造业产业链的扩展、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以及附加增值能力的提高。虽然有一些服务主要直接面向消费者并消耗大量社会资源，但如果从其保证产业发展必需的人力资本的角度出发，它们仍然是与社会物质生产过程有内在紧密联系的经济活动，早期那些从最终需求的单一角度出发从而认为服务活动是“纯粹消耗”性活动、“非生产性劳动”的观点不再适用于现代经济增长的现实。
2.从“制造经济”迈向“服务经济”阶段的现实性问题。世界经济迅速发展并日益呈现出“服务化”趋势，西方发达国家正享受着高度发达的服务经济所带来的繁荣富足。但是中国的工业化高速发展却伴随着服务业的相对滞后，这与发达国家发展经验有较大的差异，也使得中国增长机制呈现粗放特征并在整个国际产业价值链中处于低端的地位。而另一方面，中国的一些城市正逐渐出现某些即将进入“后工业化”社会阶段的特征，但在发展过程中却总是事与愿违。这些都促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发展服务经济的重要意义，意识到应尽快从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从而也更加急迫地去寻找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和机制。
从发展阶段的具体现实来看，虽然中国以人均GDP为主要代表的整体经济水平按名义价格来看离发达的“服务经济阶段”仍有较大差距，但是我们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也已达到较高的水平，③ 因此中国也正处于从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在此情况下，落后的服务业发展使得那种从最终需求因素出发解释服务业发展机制的理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且这一转型过程还要求我们从制造经济内部去寻找发展服务经济的内在动力与机制。因此，我们应从更深刻的视角出发重新去探寻可能的解释机制。
二、以往研究视角的局限与不足
现代社会经济增长和结构的变迁呈现出比以往更为丰富和多样的形态，其反映出的内在原因和机制也变得更为复杂。虽然结构增长的主要因素体现在三大方面：最终需求、中间需求和技术进步（后两者又属于广义供给因素），但是在以往许多研究者看来，产业结构变迁是随着经济增长而自然形成的，或主要是由于代表经济增长水平的产出收入水平所推动和决定的，如贝尔（1974）的后工业化社会理论、鲍莫尔（1967）的成本病模型，以及富克斯（1968）的服务经济理论，其归根结底是建立在服务业活动的最终需求性质之上的，只是研究的侧重点不同。目前国内已有的许多结构研究也还存在这类偏差，较多地强调人均GDP所代表的最终需求因素，将产业结构变动看成简单的线形结构，但是这样的视角已经越来越显现出它的局限性。像中国这样人均收入水平增长较快的国家，服务业发展水平并没有随着如恩格尔定律所主宰的最终需求力量所快速地提高，它的发展速度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这也对传统的认为最终需求因素理论提出了挑战。
其实早在钱纳里等人的研究时代，就有不少学者从除了产出和收入水平增长之外的供给型因素去探究结构变动问题，认为其是解释结构变动差异的更重要因素。但是这些观点并未受到普遍重视。即使有所关注，也仍然偏重于从更为广泛意义上的最终需求因素出发去解释，而且大多较为零散化和片断化。
“新工业主义”者等人试图从新的概念体系去定义“服务经济”的增长机制。他们认为劳动力从工业向服务业的转移只是说明了工业生产过程和方式出现了新的变化。如Sayer和Walker（1992）就认为服务活动是生产过程的一部分，是现代社会“扩展的劳动过程”的一部分；Beyers和Lindahl（1996）指出现代经济中那些服务活动的独立和发展只是工业生产组织方式发生改变的一种表现。他们关注“分工”这一中间需求因素对“服务经济”现象形成的重要推动作用，但是这些“新”的研究角度还是经常为人们所忽视，从而不能继续得到更为完整和系统的解释。而且，“新工业主义”者的立足点始终是工业经济，认为经济服务化仅仅是新工业经济的一种外在表象和附属，服务经济形态缺乏独立存在的基础；且研究较多地停留在表象描述上，并未系统地分析这种机制得以确立的原因。我们认为，服务经济是一种独立存在的经济形态，服务业并不完全只是简单地附属于工业生产，从服务业通过工业分工体系拓展所实现的内生发展过程就可以看出，两者之间是具有深度关联和互动的；服务经济实质上是一种在外在结构上实现服务业比重对工业的超越、而在内涵上由服务活动的介入、引导、衔接、协调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紧密黏合的社会生产网络，从而促进工业和整个社会生产生活发展和经济财富快速增长的经济形态，因此产业关联互动效应和网络成为服务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它促使我们从最终需求的角度之外去理解这种机制。
三、从制造经济到服务经济发展机制的研究视角——从最终需求到中间需求
1.从需求性因素到供给性因素。钱纳里早期认为结构变化来源于供给和需求的变化，其中以恩格尔定理为基础的最终需求因素是最重要的，但在后来的研究中钱纳里开始更加重视如中间需求这样的供给性因素的影响作用。库兹涅茨也强调供给性因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认为完全用需求因素来解释产业结构变动是受到一定条件限制的。在他们看来，需求是一致性因素，供给条件和政策差异却是发展模式差异性的重要原因。此外，如上文所述的“新工业主义”理论也侧重从分工的新视角去理解这种结构的转变。
从经济实践的角度来看，服务活动早在农业社会时期就普遍存在，在工业化发展之前，往往会出现一个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虽然那时候限于技术发展和劳动分工的不足，服务活动主要作为居民生活中的一部分消费需求而存在，特别是家庭服务，但商业活动也已经承担起社会经济网络流通的重要职能了。这一方面是源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但更多的是因为市场规模总量的扩张——城市商业的出现更多地源自于分工和专业化的进程，是专业化水平和市场交易效率演进的结果体现（杨小凯，黄有光，1999）。而在现代经济中，社会劳动分工体系异常庞杂宏大，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最显著特征，服务种类与规模也呈现出飞速增长，光光是收入水平的增长显然已不足以说明为何会有如此名目繁多、发展迅猛的各种服务业类别；而且即使是那些与最终消费活动直接相关因而受人均收入水平影响更为直接的服务行业（不包括社会公共服务）都不再占据从制造经济到服务经济转型阶段发展的最主体地位（可见后面的数据分析），那么又怎能单纯以经济收入所产生的最终需求因素来衡量服务经济的增长呢？在制造经济到服务经济的转型阶段中这个视角显得尤其单薄。
因此我们认为，除了最终需求因素之外的供给性因素将成为更值得关注的结构影响因素，而不仅仅只能成为经常可以被忽视的辅助性因素。
2.视角转变的实证支持。在实证方面，黄少军（2000）对1960年代以后的世界各类国家进行了研究，由于这个时期是一些国家开始逐渐向服务经济转变的高峰时期，因此实证结果就更加有其经验价值。他运用1995年114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服务业比重的上升集中在人均5000—6000美元以前完成，人均6000—40000美元之间服务业与人均收入已经没有确定关系。而按照标准产业结构模型拓展形式，④ 此时人均收入基本还属于工业化后期阶段，即从工业化后期阶段中，服务业与人均收入之间已显现不出确定的关系了。此外，在人均收入1000—1500美元以前服务业发展最迅速，服务业占GDP比重为40％—50％，1000—1500美元到5000—6000美元之间，服务业比重基本稳定不变或略有下降即保持在40％—50％左右的水平，5000美元以上服务业重新加速增长上升到60％—70％的水平。首先，这已说明服务业发展与人均收入之间并不存在确定的线性关系，人均收入仅在较宽泛的经济阶段中起到推动作用；其次，服务业除了在1000—1500美元到5000—6000美元这个阶段（通常是工业比重飞速增长的阶段）之外，都一直保持着很快的增长速度和很高的比重水平，但其中人均收入的弹性系数都低于1，甚至低于0.5，说明人均收入还不能完整地说明经济结构转变为服务经济形态的整个过程。此外，当区分实际量和名义量时，情况会出现更大的不同。Falvey和Germmell（1996）用1986年57个国家的数据对服务业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表1 1986年57个国家名义和实际服务业比重与收入水平的关系
服务行业 名义比重 实际比重
住房
0.152
0.280
医疗
0.609
0.456
交通
-0.047(不显著) -0.064(不显著)
通讯
0.424
0.596
娱乐
0.419
0.136(不显著)
教育
0.210
-0.344
政府
-0.001(不显著)
-0.198
全部服务
0.090
-0.113
资料来源：Rodney E.Falvey and Norman Gemmell:Are services income-elastic?Some new evidence;The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No.3.1996.转引自黄少军，《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p251。
由上可见，即使是名义比重，其全部服务业比重与收入水平的关系也是很微弱的，而且其中一些行业的相关系数甚至为负；其他显著正相关的行业的系数也并不大。在实际比重的相关系数中，全部服务与收入水平的相关系数显著为负，其中部分行业的系数要么不显著，要么显著为负。因此，在样本分析的时期内（大多数发达国家先后进入服务经济阶段），实际人均GDP甚至不能很好地解释消费性服务支出的增长，那么它怎能较为全面地解释转型过程中其他类型服务业的增长呢?而且我们在这里还未考虑这些消费性服务是否在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占据最主导的地位。
再来看更新的实证，江小涓、李辉（2004）根据世界银行2001年的数据对全部国家样本进行国别分析，发现在考察全部国家时，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就业人员比重都与人均GNI有明显正相关关系，但是在分为低收入国家、下中等收入国家、上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的各个组别⑤ 进行组内分析时，这种显著性大多都消失了，有的甚至呈现出负效应。由此他们得出结论：当一个国家人均GNI增长幅度较小时，收入增长与服务业发展对应关系不明显，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增长，人均GNI从一个收入组别迈入另一个收入组别，则服务业的发展会实现一个台阶式跨越，比重会显著上升。⑥ 从以上分析看出：第一，服务业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因为在上中等收入国家中收入跨度大达6000美元以上，高收入国家中的区别就更加大，而这些组别中所显示出的关系都非常不显著，甚至为负。这同时说明，人均收入并不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服务业发展的变化。第二，截面数据分析会忽略掉一些不同国家个体之间的特质因素所可能产生的长期影响，利用截面之间的不同收入下的服务业增长情况不足以全面地说明随着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均GNI或人均GDP的变化所导致的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变化。这同时提醒我们还要考虑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在影响着产业结构的形态和变化。再来看中国的情况，江小涓、李辉（2004）在对2002年各省的截面分析中，包括三个直辖市在内的样本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就业比重与人均GDP有显著关系，而不包括它们在内的样本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与人均GDP关系不显著。在对全国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截面数据的分析中，人均GDP对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呈现负效应，对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影响在统计上可视为零。即使在排除了如大庆、克拉玛依、东营、玉溪等几个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后，人均GDP对城市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影响也可视为零。这一结果与许多预期相反，部分原因可能是服务业水平长期被低估，但是使用2002年的截面数据削弱了这个缺陷所带来的影响。
此外，我们利用2004年中国经济普查调整后的数据，对1978—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人均GDP对服务业增加值不存在显著的影响作用。⑦ 而在分省市截面数据的分析中发现只有在添加了其他解释变量后人均GDP才显现出微弱的作用。这说明人均GDP或其所代表的最终需求因素并不足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产业结构和服务业的发展。
3.从最终需求到中间需求。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特征之一是高度发达的分工水平和庞大的分工网络，现代服务经济的发展也与此密不可分。如“新工业主义”所述，工业体系的分工深化和拓展所导致的中间需求变化是促进服务活动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Beyers和Lindahl（1996）认为服务活动的外部化主要是由于企业对专业化技术服务的中间需求上升；Shelp（1984）和Riddle（1986）认为产业生产的中间需求是推动服务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这些中间服务包括：直接作为工业企业的中间投入、作为商品交换过程中的流通和金融服务、与新生产结构相适应的人力资本的形成所需要的服务、对整个生产体系进行空间上协调和规制所需要的服务，这四点构成与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方式变化相联系的“新服务经济学”的核心；⑧ 沃克（1985）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促成了劳动分工的拓展，生产者服务就是来源于这种生产方式改变之后的劳动分工发展，从而促成了社会生产结构的改变。无论他们是否质疑“服务经济”，他们都指出了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分工深化和拓展。
如前文所述我们研究的是当工业化经济与收入水平都到达一定高度从而向服务经济过渡的这一特定阶段，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个阶段经济发展的根本特征是庞大复杂的社会分工网络。而且我们希望寻找和解释从制造经济内部发展出服务经济的过程和机制，因此以分工为代表的中间需求因素由于其对产业间互动关联本质更为契合的体现，从而日益显现出在这个过程中超越最终需求因素的更高的重要性。⑨ 我们可以尝试从工业化分工的角度出发去研究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型发展过程。
4.“分工”这一中间需求因素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深层理论基础。斯密早在《国富论》（1776）中就系统地说明了分工这一现象，而且在其论述中已经蕴含有着“迂回式”生产的意义。杨格在《递增报酬与经济进步》一文中就肯定了斯密关于分工的核心观点，但也指出了斯密的不足——其所隐含的分工所具有的外部性经济并非仅仅与单一产业的发展相关，而更多的是一种迂回生产方法的经济。迂回生产经济其实质上就是一种分工环节不断细化深化、中间产品不断复杂化的过程。而正如杨格所认为的，经济发展过程本身就是在初始生产要素与最终产品消费者之间插入越来越多的生产工具、中间产品、知识的专门化等生产部门，使分工变得越来越细；反过来，分工的作用也就在于为了造成越来越迂回、越来越间接的生产方式，从而不断把先进的生产方法引入到生产过程中来，导致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⑩
在这种分工演变过程中，分工及其伴随的“迂回生产”引致了对其他行业分工的诱导性需求，导致了行业和部门的新兴发展和扩张，从而也导致了产业结构形态的变化。这就是产业结构演变的基本过程。因此，基于产业生产基础之上的分工拓展，构成了产业结构形态变动的根源和关键因素。
5.从制造经济到服务经济阶段的根本结构特征——中间需求服务的高速增长。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许多西方工业化国家逐渐进入“服务经济”阶段，它们的人均GDP水平大多已经达到或将要达到钱纳里模型中的发达经济阶段水平，(11) 但仅仅是收入水平的上升还不足以解释如此显著的服务化特征，因为服务业增长速度已远远超过了它们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的增长速度：如OECD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从60年代的45％—55％上升到1995年的65％—75％，就业比重则从35％—50％上升到了50％—75％，特别是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比利时、丹麦和挪威等国家，比重都快速上升到了70％以上。而且这些服务经济都显现出一个共同特征，即生产型服务或中间需求型服务及其生产效率的迅猛增长超过了其他行业。
表2 OECD国家转型阶段服务业增加值结构及变化（％）
总计 零售、旅交通、仓储 金融保险房 社区、社会 政府服 其他
馆酒店 通讯业 地产及经营 及个人服务业
业 服务业 务业
占总体GDP 197154.6 15.87.6 12.36.810.71.2
比重
198057.5↑
14.9↓ 6.9↓
14.3↑ 7.3↑ 12.6↑ 1.2→
198560.3↑
15.1↑ 6.9→
16.2↑ 8.0↑ 12.7↑ 1.2→
199063.7↑
15.0↓ 7.1↑
18.6↑ 8.8↑ 12.7→ 1.2→
199265.4↑
14.9↓ 7.3↑
19.0↑ 9.5↑ 13.2↑ 1.3↑
199564.8↓
14.8↓ 7.8↑
21.6↑ 14.1↑ 9.4↓
-
占服务业内 1971101.429.514.122.912.6
20.02.3
部比重 198097.2 25.0↓ 11.5↓ 23.6↑ 14.4↑ 20.6↑ 2.1↓
198595.5 23.6↓ 10.7→ 25.0↑ 14.8↑ 19.4↓ 2.0↓
199096.8 22.6↓ 10.7→ 28.0↑ 15.6↑ 18.9↓ 2.0→
199297.9 21.8↓ 10.6↓ 27.9↓ 16.3↑ 19.2↑ 2.1↑
1995-22.8↑ 12.1↑ 33.2↑ 21.8↑ 14.5↓ -
表3 OECD国家转型阶段服务业就业结构及变化（％）
总计
零售、旅馆 交通、仓储 金融保险房 社区、社会及 政府服务
酒店业 通讯业 地产及经营 个人服务业业
服务业
占全部就业197452.4 17.5
6.5 5.68.4
14.4
比重 198057.4↑
18.1↑ 6.5→
6.7↑ 9.6↑ 16.5↑
198560.9↑
18.8↑ 6.4↓
8.0↑ 10.2↑17.5↑
199063.8↑
19.1↑ 6.4→
9.1↑ 11.2↑18.0↑
199265.1↑
19.1→ 6.4→
9.2↑ 11.9↑18.5↑
199567.5↑
19.2↑ 6.3↓
11.1↑ 19.8↑12.7↓
占服务业内197497.3 32.6
12.110.4
15.3 26.9
部比重198097.8 31.0↓ 11.1↓ 11.4↑ 16.1↑28.2↑
198597.9 30.2↓ 10.3↓ 12.8↑ 16.3↑28.3↑
199098.0 29.4↓ 9.9↓
13.9↑ 17.2↑27.6↓
199297.9 28.8↓ 9.6↓
13.7↓ 18.0↑27.8↑
1995-28.7↓ 9.5↓
16.4↑ 29.9↑18.4↓
资料来源：1992年以前数据出自OECD：Services:Statistics on Value Added and Employment,1996。1995年数据出自OECD:Services:Statistics on Value Added and Employment,2000.所包括的国家为比利时、法国、日本、新西兰、挪威、美国、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丹麦、芬兰、德国、意大利。1995年数据中一些国家统计口径有所变化，某些行业个别国家存在数据缺失。在服务业分类方面，社区社会和个人服务主要包括各种社区服务、娱乐休闲与文化服务、个人与家庭服务。经营服务主要包括法律、会计、工程和广告等服务。
表4 OECD部分国家各类服务业增加值及变化情况（％）
19701975198019851992
中间需求服务 40.741.141.342.845
经济网络 24.825.726.126.427.2
最终需求服务 17.718.320.420.622.8
医疗 2.9 3.53.7 4.3 5.3
总计 57.958.261.561.966
资料来源：OECD:Services:Statistics on Value Added and Employment,1996,1997.部分转引自黄少军，《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p281。样本包括OECD的9个国家。这里将最终需求之外的服务称为中间需求服务，也可称为生产型的服务。其中各类服务业的具体分类详见《服务业与经济增长》，p153。
由表4可见，在转型阶段中，中间需求型服务或生产型服务一直都较大地超越最终需求服务，其增长速度是这个时期所有产业增长中最快的一类，(12) 而且其中经济网络型服务、金融保险地产及经营服务业的增长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生产者服务”(13) 成为中间需求型服务中增长最为显著的行业，如美国早在整个1950到1960年代，生产者服务业就业的增长就超越了非农产业就业的总增长，在1947到1977的20年间，生产者服务业在GNP中的份额的增长也超越了其他部门，这反映了社会生产方式和体系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14) Logan和Molotch（1987）指出：“美国经济中所令人欣喜的向服务经济的转型其实质上是向生产服务经济转型，它们促进了经济发展，促进了制造业以及产品贸易营销的大发展”。(15) 从各产业绝对量的增长的比较上来看，从1970年到1986年间，美国经济总产出增长了53.7％，总就业增长了39.3％；其中服务业产出增长了91％，就业增长了85.3％，其中生产者服务产出增长了173.3％，就业增长了200.8％。(16) 生产者服务的增长大大超过了经济的平均增长和服务业的增长幅度。
表5 美国各产业经济年均增长率（％）
产值(十亿)年均增长年均增长
产业1986 1972—1982 1982—1986
总经济 3713
2.0 4.1
服务业 2495
2.5 4.2
生产者服务 2204.9 7.2
表6 美国各产业就业年均增长率（％）
产业1952—1972
1972—19821982—1986
非农产业2.5 2.0
2.7
服务业 3.3 2.8
3.3
生产者服务 6.2 6.2
8.5
资料来源：John Tsthetter,Producer service industries:why are they growing so rapidly?Monthly Labor Review,December 1987,p31—33.
由此可见中间需求服务的增长构成了转型阶段的重要特征，而“生产者服务业”自身的特性就说明了产业之间的分工深化和拓展的重要作用。因此从产业分工的视角去探寻从制造经济到服务经济的转型阶段的结构演变机制，是符合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事实的。
6.“新”研究视角合理性的确立。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确立“新”的研究视角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我们最后将研究的视角定位在了供给性因素之一——以分工为代表的中间需求因素上，之所以最终达成这样的结果是通过以下三个途径的分析形成的：
第一，通过层层深入推进的方法确立我们的研究视角。在前面理论和实证综述分析后，我们已经可以确定从收入和消费的角度去探求产业结构转型和服务业增长是不足够的（我们并不否认人均GDP或收入是影响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是在寻找除此之外能够影响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其他更值得关注的重要因素，从而为服务经济的发展提供更深刻的解释和建议）。而且，在从制造经济到服务经济的转型阶段中，工业化水平都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许多国家的服务业特别是生活服务业早已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但它们并非主导着服务业内部的增长，考虑到收入增长主要对直接消费型的最终需求服务作用显著，因此收入增长的因素在解释这个时期服务业加速增长的机制时就显得尤为不足。这样我们对产业结构发展的机制研究自然转向了供给性因素。而在前文所提到的三大因素中，技术和生产率因素某种程度上也是劳动分工深化发展的结果。其他供给性因素还包括人口规模、城市化、资源要素、贸易结构等等，但后两者实质上也可包括在分工体系状态中，而城市化本身就是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变的产物。这样，通过对主要因素体系和其他供给性因素的逐一分析考虑，我们可以最终将视角定位在分工为代表的中间需求性因素上。
第二，这一视角本身也是契合我们将面临的经济实践问题的。因为我们希望从工业制造经济自身内部寻找服务经济发展的力量和途径，并且体现出产业之间相互深度关联和作用的机制、新的经济形态下社会生产方式的新机制；这样，充分体现和影响产业之间结构互为变动作用的、从而导致经济结构形态发生转变的供给性因素之一——以分工为代表的中间需求因素，就成为最好的切入点。
第三，转型阶段过程中代表中间需求力量的生产型服务行业增长占据了最主导的地位，从而从支持这类服务业背后的根本动力出发去探讨这个阶段转型的机制和影响因素就更加具有合理性了。
因此，系统地从分工及其产生的中间需求力量这一视角出发，去探寻它在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和造成的影响，对了解并推进迈向服务经济的道路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进一步研究的导引——以分工为视角的研究框架
有鉴于以上论述，今后我们可以从以分工为代表的中间需求因素出发建立研究的分析框架。
首先，工业产业分工深化及其所伴随的中间需求力量扩张变化是引起产业相对结构变动发展的最本质因素，服务活动的迅速发展和相对于制造业的超越，也正是来自于此种力量，它构成了从制造经济内部内生地推动服务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此外，结构变动的外在表现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影响和促进分工拓展和中间需求力量的扩张变化，这样周而复始的过程最终促成服务经济的形成。
其次，企业内部生产链分工环节的深化细化会通过中间需求力量推动网络控制性生产服务活动的迅速扩张，从而在企业内部形成中间性服务活动对制造生产活动的超越，这构成了外部服务业超越制造业更快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样的如果将产业链看作是一个中观层面上宽泛意义上的“企业”，产业链内部的分工深化细化也会通过中间需求力量的扩张而对影响整个产业链发展的网络控制性生产服务活动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体现了生产服务业作为整个社会经济网络的控制性和黏合性作用，也是服务经济时代增长的根本特征和机制。
再次，企业组织结构性的外在分工现实地推动了服务经济的发展。其最典型地就表现在服务活动的“外部化”过程中。企业通过组织结构的分工分置，使得以上那些中间需求推动所扩张的服务活动以外在现实的形象表现为社会经济服务活动的扩张。广义的市场交易效率演进是使这一分工得以实现并推动服务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最后，我们可以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区域之间，从工业产业区域间的分工演进去解释区域间服务经济发展进程的差异。第一，企业内部生产环节或组织结构根据区域间要素禀赋的差异和区域间市场交易效率的演进，在区域间形成分工分置，这不仅直接导致区域间产业功能的差异，而且会通过不同环节的不同的中问需求力量、在动态均衡发展中最终导致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和服务经济发展进程的差异。第二，相类似的，在产业链层面上，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根据要素禀赋和交易效率水平而进行的多区段跨区域分工分置，也会通过不同环节所产生的不同中间需求推动力对不同地区的服务经济发展造成不同的影响，如低端环节的分工对服务的中间需求较弱，可能导致当地服务业滞后发展等等。这些机制可以解释部分国家和地区相对于另一些国家或地区更快速地进入服务经济发展阶段的现象，也可以部分地解释诸如中国这样快速工业化的国家，服务业未能呈现出相应发展速度的现象，从而指明发展服务经济道路中所存在的问题和障碍。
总而言之，从以分工为代表的中间需求因素出发，我们可以建立一系列系统地分析框架，对产业结构从制造经济形态演变到服务经济形态提供更加深刻的解释，也可以为中国服务经济发展道路的障碍和内部机制做出更深刻的分析。
注释：
① 这里表示西方许多发达国家无论在产值结构、就业结构还是社会文化结构上都呈现出服务活动相对于物质生产制造活动而言占据主导地位的状态，而与此同时经济增长水平和效率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② Thijs ten Raa and Edward N.Wolff,Outsourcing of services and the productivity recovery in U.S.manufacturing in the 1980s and 1990s,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March,No.2000—32,2000 march:p149—165.
③ 根据世界银行2004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已达到5879美元。来自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World Bank,2006.4.18。
④ 参见郑凯捷：《分工与产业结构发展——从制造经济到服务经济》，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12,p24。
⑤ 联合国根据人均GNI对收入的分组为：低收入s：小于765美元，下中等收入：766—2935美元，上中等收入：2936—9265美元，高收入：9266—4万美元。
⑥ 详见江小涓、李辉：《服务业与中国经济：相关性和加快增长的潜力》，《经济研究》，2004.1,p9—10。
⑦ 这一段落中结论的具体实证分析过程详见郑凯捷，《分工与产业结构发展——从制造经济到服务经济》，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九章。
⑧ 转引自黄少军：《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
⑨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并非否认最终需求因素，只是希望在此之外找到契合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更值得关注的因素。
⑩ 贾根良：《劳动分工、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11) 详见UN Data:Per Capita GDP at current prices in US Dollars(all countries)。http://unstats.un.org/unsd/snaama/dnllist.asp。2005—9。本文这里不再一一列出。
(12) 在1995年后，社会服务增长加快，而此时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已进入了高度发达服务经济阶段，而非转型阶段。
(13) 是狭义概念上的生产服务，称“生产者服务（producer services）”，有时又称“企业服务”或“经营服务（Business services）”或“商务服务”，是一种企业对企业的服务，例如咨询、法律和会计服务等等。
(14) W.R.Goe,Producer services,trade and th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Regional Studies,Vol.24.4,p327—342.
(15) Logan,John and Harvey Molotch,Urban Fortun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转引自W.Richard Goe,Theproducer Services Sector and Development within the Deindustrializing Urban Community,Social Forces,Vol.72,No.4(Jun.,1994),p977。
(16) 参看Hansen Niles:Do producer services induc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1990,30(4),November,p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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