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的分化特征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制改革论文,中国金融论文,特征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与概念的界定
中国既有的渐进改革在一定意义上取得了较大成功，中国经济持续20年高速增长，被称为“中国的奇迹”。其中，中国金融增长的速度之迅猛令人惊叹，在短短的20年里，从形式上几乎走完了西方国家近百年的历程，呈现出一种面貌全新的金融状态。（王晓芳，1999），成为中国金融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顺理成章地，这段时期的金融发展和金融制度的变迁成为广为关注的焦点。
但人们对中国金融发展的研究和判断的结论不尽一致，大致以1997年为界。1997年前的研究认为我国明显处于金融抑制状态，主张金融自由化的观点占据主导；而1997年后，反思金融自由化认为过早过快的金融改革开放可能带来灾难性危害的观点又占据上风。原因是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金融自由化的认识。这里涉及到对金融发展程度的判断问题。何谓早何谓快，要害就在于判断标准的差异。
对中国金融发展的评价也存在同样的问题。金融相关比率(FIR)作为衡量一国金融发展程度的最重要指标被普遍使用，但这一指标并不是令人十分满意的，比如1996年韩国FIR为122.2，印度为155.1，印尼为194.1与马来西亚为260，泰国338.4相比，并不能发现金融危机与金融发展过早过快的内在联系。而且FIR还经常处于频繁波动，也影响判断的准确性。中国的FIR在改革期间单调递增，已接近美国的水平（易纲，1996），依此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中国金融发展程度很高，不再算是“金融抑制”型经济了；但另一方面，中国金融改革滞后于经济发展已成为普遍共识。王晓芳(1999)对中国金融发展作了深入研究表明，中国的FIR中包含着大量金融虚化成分使中国金融发展带有明显的数量型特征。张杰(1995)在一项研究中曾经指出“中国既有的金融改革是显著的，但不是深刻的”。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金融发展的判断以什么为标准，怎样才为“深刻”？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论述经济发展的第一个规律即社会分工，“分工极大地推进了经济的发展，而劳动分工的程度和市场规模成正比。”受之启发，本文提出金融分化的概念。分化是生物学中的一个术语，它是指在生物个体发育过程中，细胞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在构造和机能上由一般变为特殊的现象，组织形成不仅需要为细胞分裂数量的扩张而且更重要的是细胞功能的分化。金融分化是指金融体系中金融组织分工多样化，在结构和功能上由一般演变为具体特殊的过程。本文认为金融发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金融增长，即金融总量的扩张，一般表现为FIR的上升；二是金融分化，即金融功能的细化和金融结构的优化。并从这个角度对中国金融发展进行尝试性分析。
表1 中国金融工具总量比较 （单位：亿元）
项目1978 1997
1.现金 212 10177.6
2.国有银行吸收的各项存款1134.551905.6
3.其他银行及非银行机构的各项存款0
25429.2
4.金融债券
0
2541.8
5.对金融机构的总债权(1～4)
1346.591054.1
6.国有银行提供的各项贷款1850.054374.6
7.其他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的各
40
22518.8
8.政府债券
0
5472.29
9.企业债券
0
245
10.对非金融部门的总全债权(6～9)1890.0
82610.69
11.政府向银行借款
0
1582.06
12.股票
0
2662.11
13.金融资产总量3251.5
86854.86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中国金融展望》转引自王晓芳(1999)
二、我国金融发展的基本判断：增长有余，分化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获得了迅速的金融增长。如表1，改革20年中，金融工具增加了26倍以上，种类显著增多。金融机构也显著增加。1978年后，中国人民银行一分为四，此后新的金融机构不断出现，包括3家政策性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5000家城市信用社，9000家租赁公司、金融信托投资公司。仅储蓄所在1990～1996的6年里就增加了12719个。
从总体上看，在所有金融资产中，97.9%是债权形式，只有2.1%是股权形式，而美国1963年和1998年股权占金融总资产的比重为27.%和46.7%。在对金融机构的总债权中，金融机构债权仅占0.4%，保险准备金约占1%，1963年美国这两个比例分别为1.38%和34.83%。在存款中，国有银行存款占73.85%，其他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占总债权的27%。从非金融部门的总债权分析，银行体系的各类贷款占对非金融部门总债权的91.7%，国债约占5.4%，企业债券的数量微不足道，仅占0.29%，而1963年美国政府债券达26.4%，占GDP的14.4%，而我国债权占GDP的4.4%。在贷款中，80%的贷给了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贷款比重不足15%，而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达75%以上，大部分银行贷款形成了坏账。
金融中介机构分化分析。金融中介是为满足金融工具的生产和交易而存在的机构，可分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按所有制又可划分为国有金融中介和非国有金融中介。1996年底，金融机构总资产为76971.2亿元，占金融资产总额的52.27%，其中国有银行占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重为72.28%，其他商业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比重较小。从表2可以看出，在资产总额、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国有银行仍占垄断地位，非国有金融机构在利润方面具有一定的竞争力，相对于国有银行得以较快的上升。在存款方面，近两年呈现向国有商业银行回流，非国有银行的存款总额在1997年出现下降趋势，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存款大比例上升。这从另一方面反映出适合居民投资的金融资产的缺乏。在发达国家，民间金融比较发达，而我国民间金融由于金融秩序混乱，几次治理整顿后发展几乎停滞。国有商业银行的低效以及它在金融体系中的垄断地位，也就决定了中国整体金融效率较低。
金融市场分化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市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股票市场的规模扩张方面，其他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而股票市场的活跃，并没有同时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上市公司中工业行业占发行股本的76%，作为支柱产业的上市公司仅占15%，非国有企业仅占3%。而且，沪市上市公司亏损面1997年上升为4.18%，深市由1.67%上升到6.91%（贾春新，2000）。股市成为国有企业圈钱的工具，改制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无从谈起。从金融市场发展的国际经验来看，一般先是货币市场得以较快的发展，在此基础上，资本市场得以发展，出现“强货币市场、强资本市场”局面。而我国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发展是割裂的。近些年资本市场一片繁荣，热闹非凡，而货币市场相对处于萎缩，门庭冷落。即使这样，1998年我国股市市值占当年GDP的比重为23.4%，远远低于香港(209.6)、台湾(87.4)、日本(61.2)、英国(179.7)、美国(159.6)的水平。至于票据市场、企业债券市场的规模更是小的可怜。
再从金融相关比率(FIR)和货币化指数(M2/GNP)作些分析。与M2/GNP相比，FIR指标既包含了金融负债又包含了金融资产，因此它更能反映一国的金融增长水平。它不仅包含了M2，也包含了L和S。L为各类贷款（包括向政府提供的贷款），S为有价证券（包括政府债券、企业债券、金融债券、保险费以及股票市值等）。如表3所示，在中国的FIR中，主要是M2和L，如1996年这两项之和为198.78，超出许多发达国家，其中M2/GNP为108.58，超过美国的水平(106.5)。S所占比重较小，1978年只有0.04，1996年达28.02，但仍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50)，和印度的水平差不多(27)。我们由此可以得出判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金融增长主要是依靠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金融资产单方面的扩张，市场因素和金融分化的作用十分微弱。这一时期的金融发展，主要体现在金融的超常增长，而这个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资产总量在原有的金融结构和金融制度框架上的简单扩张（张杰，1998）
表2 国有银行市场集中率
1996 1997
资产总额 88.92 93.13
利润总额 58.93 41.92
存款总额 73.09 73.38
贷款总额 72.13 70.0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金融年鉴1998》整理计算。
表3 中国金融增长比较（%）
年M2/GNP L/GNP S/GNP
FIR
份 1978 31.98
52.16 0.04
84.18
1992 95.31
98.77 14.60 208.68
1996 108.58 90.20 28.02 226.80
资料来源：张杰，1998。
三、为什么说金融分化是重要的
1.金融分化与金融风险扩散：一个例子
理论研究表明金融危机可能与金融制度有关。黄海洲、许成钢(1999)的研究中举出了韩国和台湾的例子。韩国和台湾处于相似的发展阶段，它们在技术、劳动力投入以及在高储蓄方面也是相近的。然而当韩国在金融危机的旋涡中苦苦挣扎时，台湾受到的影响却小的多。本文从金融分化的角度对此问题作一简要分析。
韩国的发展特征是政府协调银行贷款建立了大企业集团，而台湾占主导地位的是由分散的金融机构提供融资的中小企业。在韩国，政府所用的手段是直接或间接的补贴贷款、低利率的政策贷款。补贴贷款使企业集团持有更多的金融资产和房地产投资，而不是实际的生产投资。从70年代开始，企业出现过度负债，平均的债务—股本比例高达4.5，居世界前列。而台湾更多地依靠多样化融资渠道，1985-1992年，所有台湾企业的平均债务—股本比率大约是1.4，大企业的比率甚至更低为1.2。银行贷款支持的项目失败，给韩国各家银行带来严重问题，信贷总量中很大一部分未能得到很好的利用。台湾100家最大企业的市场分额大约为22%，而韩国该指标为45%左右。如果一个项目由多家金融机构提供融资，则信息不对称和金融机构间的利益冲突将导致差项目的融资代价过于高昂，因而该项目只能被淘汰。在以多样化的金融制度为主的经济中，企业面临着硬预算约束（银行承诺中止差项目的贷款），他们定期向银行和金融市场披露商业信息，因而可以防止银行破产，控制危机扩散风险并防止危机的爆发。在金融分化的条件下，分散化的金融体系是解决承诺问题并降低危机扩散风险的必要条件。一项主要的改革措施是将银行体系从单一银行制（至少在概念上可以认为，所有的国有银行都是国家银行的分支机构）变为多重银行制，许多银行体系的自由化就是按照这一思路进行的（黄海洲，许成钢，1999）。
2、金融分化对中国的特殊意义
金融分化不仅可以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金融体系的多样化和完善，更为重要的是，金融分化对中国转轨经济具有特殊意义。首先是保持增长衔接。改革开放以来，国有经济产出比重呈下降趋势，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原因在于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崛起填补了由此带来的增长缺口。但是这种增长格局转换并没有金融支持结构的转换作为支撑，出现了“双重困境”，即国有经济的增长困境和非国有经济的金融困境，这种困境源于国有金融体制对国有经济的金融支持偏好和国有经济对这种支持的刚性依赖（张杰，2000）。虽然，现在出现国有商业银行不愿给国有经济贷款的积极态势，但同样它不愿贷款给民营经济。股票市场也被作为国有企业筹资圈钱的工具，企业转制无从谈起。非国有经济增长的金融支持只能靠金融分化，通过发展针对性的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完成增长衔接与金融支持格局转换。其次是使国家风险社会化，使国家摆脱“信用套牢”的局面。最初国家实行金融控制，是为了实施赶超战略的需要，以效率损失换取了国有经济的增长。目前，国有经济对国家的强烈刚性依赖，使国家想撒手也撒不了，保持稳定的重压将国家高位“套牢”，欲罢不能。对国家的“信用依赖”已成为改革的困境。这种状况的出现与金融分化发育迟缓有一定的关系。丰富多样的金融工具可以吸引一部分资金由安全性追求赢利性而分流，丰富有效的多种筹资渠道使一部分企业由依赖国家转向依赖市场，减轻国家负担，使之有更多的精力着眼于经济增长和质量的提高。另外，金融分化支持非国有经济的壮大，社会福利的改善也会减小国家退出的外部成本，降低解决问题的难度。
3、金融分化还可增强金融体系的自生能力
金融分化产生两种内在激励，一是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可增强其在市场经济下抵抗风险的能力，对于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也是至关重要的。二是形成金融机构之间的风险互助机制。比如，当一家银行面临流动性挤兑冲击时，依靠银行之间的借贷市场和同业拆借以减轻流动性短缺的压力。当银行体系出现风险时，可以借助其它金融市场主体的支持得以化解。即使银行系统出现危机后，只要其它金融主体照常运行，就不会危及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例如美国80年代经历了一次大的银行危机，银行纷纷破产倒闭，但整个金融体系保持稳定，很快克服了银行危机，金融体系蓬勃发展。原因就是金融分化的结果。而韩国、泰国的金融体系集中在银行机构，银行坏帐一出问题，就如多米诺骨牌效应，整个金融体系处于瘫痪状态。我国虽未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内在的隐患很多，国有银行一出问题，系统性全局性的金融风险就难以避免。金融体系好比一棵树，金融分化的程度高，则枝繁叶茂，即使其中一枝出现问题，也无妨大碍；但如果金融分化滞后，金融结构单一，主干出现问题，整棵树就难活了。推进我国金融发展，不能只靠金融增长，数量的扩张，最重要的是内容充实，金融大树根深叶茂，需要金融分化的推动。
四、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分工的发展的另一结果是交易次数的增加，而交易是有费用的，所以分工不会无穷地细分。而当新的经济制度出现并降低了交易费用时，分工将进一步细化。金融分化与金融分工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分工是经济的专业化，分化着重指一个组织功能的分离和专门化。金融分化以金融分工为基础，金融分工又不断以金融分化来推动，这是一个“螺旋式”发展成长的过程。分工的水平、程度制约决定金融分化的程度。
从整体上判断，中国金融分化的程度和金融交易的效率是较低的。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借助国家信用纽带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金融压抑”下的关系性融资格局，这样降低了银企之间的交易费用，所以国有银行占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与国有企业产出的绝大比重相对应。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分化非常缓慢，在1978年以前，几乎是国有金融一统天下的局面。随着经济的发展，非国有经济的活动与谈判能力增强，需要多层次的金融服务，而国有金融的“所有制偏好”使非国有经济融资受到抑制。在改革过程中，非国有经济的产出增长主要依赖于内源融资和民间信贷支持。据调查统计，在非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中，继承家业、劳动积累以及合伙集资即所谓内源融资的比重占65.2%，银行与信用社贷款等外源融资仅占10.7%（张其仔，1997）。无疑，非国有经济在正规信贷市场上的交易成本是巨大的，硬预算约束下只会选择交易费用低的筹资方式，金融分化同样受到抑制。国有金融增长的根源在于国有经济对金融的刚性依赖和这种依赖在预算软约束下的自增强机制。改革后的金融增长实际上是为了维持低效率的产出和社会稳定必须支付的“代价”。超常规增长的背后是国有经济边际产出效率的下降，在非国有经济发展的绝对量（绝对量比相对量对政府更有意义）一时还难以弥补国有经济效率下降带来的“增长缺口”时，国家只能依赖金融超常增长来维持国有经济，使之下降的慢一点，不致于出现大的回落和波动，保持社会稳定。在一定条件下，稳定比经济增长对地方政府更有吸引力，特别是选票基本还在工人手里时（开始，非国有经济的所有者在政治上地位是微弱的）。
然而，这种金融增长换取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只能是过渡的暂时的。对于处于发展中的中国，赶超发达国家始终是民族由来已久的一个夙愿，这个任务完成很大程度上寄托在更快的经济增长。在中国，资本是短缺的，在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初始时期，交易费用最低的内源融资当然是最佳选择，但一旦成长起来，内源融资远远不能满足其发展的需要，必须依靠金融市场的外源融资。在金融分化滞缓的情况下，稀缺的资本又通过国有金融强大的储蓄动员功能源源不断输入到国有经济，资源配置严重扭曲。近年出现经济增长趋缓恐怕与非国有经济的金融支持不足有一定的联系。道理很简单，在以支持国有经济为基础的金融安排的框架中，金融分化的局面难以出现。即使国家不再强迫银行贷款给国有经济，它也不会主动将金融资源投向非国有经济，国有银行的“惜贷”现象就是现实生动的例子。而且，部分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偏爱于将贷款发放给国有企业特别是效益好的国有企业，原因是国有企业一般不会轻易破产，政府总是千方百计地保护，予以优惠政策，一些效益好的企业更是受到政府无尽的宠爱；而非国有经济虽一时效益好，但市场瞬息万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破产，贷款又是对未来预期。国家效用的偏好很自然地起到“马首是瞻”的诱导作用，影响到金融机构的决策，金融分化受到国家效用函数的外在限制，其化空间和可能很大程度上被挤出了。总而言之，在金融增长的内因致使的“路径依赖”机制未打破之前，企图让国有金融支持非国有经济的产出增长（实质是在国有金融中分割出一部分资源投向非国有经济）是不现实的。改革以来，人们一直存在着一种金融幻觉，这些虚假成分集中反映了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制度“郁结”状态与金融资源配置过程的低效率，其中最为要害的是国家垄断产权形式的支配影响，消减虚假成分的关键在于多元化产权形式的出现和产权交易的推行。（张杰，1998）。无庸质疑，金融分化必然伴随着国家产权和国家阴影在金融领域的退让，而国家退让又是推进金融分化的一个关键因素。国家退让的动力有二：一是国家控制成本（实际成本和机会成本）的上升使之感到力不从心的内在激励。二是外部竞争（非国有经济、国际因素等）的推动。
这样，我们依稀可以描绘出中国金融发展的路径轨迹。在1978年以前，国家以强大的金融控制支持国有经济的成长和快速发展；1978年后，经济增长的金融支持边际效率下降，金融增长出现超常规膨胀态势，与此同时，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孕育着市场化金融交易的萌芽并逐步成长，金融分化的特征凸现；经济的多元化要求金融分化的支持，同时也推动着金融分化的发展。可以判断，中国经济增长逐步由金融增长支持型向金融分化推动型过渡。
五、结语
金融发展不仅包括金融增长，表现为金融工具、金融机构规模数量的扩张，而且还包括金融分化，即金融功能的细化和金融结构优化。在金融发展的初期，金融增长的特征明显，表现为金融相关比率的快速上升；当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金融增长缓慢，金融分化的特征明显，金融相关比率基本保持稳定。因而单纯依靠金融相关比率(FIR)很难衡量出一国金融发展的真实水平，特别是金融创新和经济虚拟化很可能使FIR的急剧增长并不代表金融发展的实际水平，这也是金融相关比率受到责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金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数量型的金融增长，与此相对应的却是金融分化的严重滞后，金融发展水平远远低于从金融相关比率得出的判断。推进金融分化，对我国金融发展及金融制度变迁具有特殊意义。
国家垄断产权和国有经济的刚性依赖形成的制度性郁结成为金融发展的一大难题。国家退让的内在成本激励和外部推力的引入无疑是推动金融分化的最主要动力源。反过来，金融分化又为国家平稳退让和金融结构转型创造必要条件，这是一个交互推进、螺旋上升的动态过程，金融分化也推动着金融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所以弱化国家金融控制，减少政府对金融活动的干预，放松管制，走出金融抑制是金融分化的必要前提；发展非国有金融（非国有银行、非国有企业上市、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渗透），提高金融市场的交易效率，推进金融创新，培育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也是金融分化的内在应有之意。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是初步的，粗浅的，很多问题如金融分化程度的判断、衡量指标、金融结构优化的标准、金融增长与金融分化的内在联系等等，都需要作更进一步深入细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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