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变与突变--京剧音乐创作的前景与展望_音乐论文

渐变与突变--京剧音乐创作的前景与展望_音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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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现代科学技术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对世界各国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领域都将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现代科学技术与人类的各种文化、艺术现象的关系日益密切,尤其对艺术的渗透和影响更加明显。产生于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的艺术现象,一开始就是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而出现的。任何艺术现象种类和形式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其艺术高深的玄妙,更为重要的在于能否适应现代人类的需要及时代的呼唤。京剧音乐属传统音乐范畴,但是,它始终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在社会发生转折性变化时,各时代的京剧艺术家都能顺应时代潮流,及时调整、纠正旧有程式的束缚,努力拓展新路,探索和创造新的程式,以求与时代同步前进。

21世纪的京剧音乐创作,不仅以自身的内容、结构、体系以至音乐形态随时代发展,而且必须自觉地把自身纳入到宏观文化背景之中,并以其参照系来观照和发展自身。这里至关重要的是要在多种创作方法的辩证统一的基础上,系统地加以把握。京剧音乐创作的各种方法、风格、观念、流派的相互撞击、互补、交叉及相互渗透和影响,集中表现为渐变与突变两种创作方式,在面向21世纪的京剧音乐创作中,将推动京剧音乐向前发展。

一、渐变与突变的辩证统一关系

在面向21世纪的京剧音乐创作中,渐变与突变两种方式是可以相互并存和相互结合的,我们必须看到渐变与突变的对立是相对的,两者之间还有相适应、相促进的一面。渐变与突变两种形式,在两种质的转化和系统有序化的过程中,总有两种基本因素,即维护旧的稳定性的因素和建立新的稳定因素。突变时新质因素与旧质因素冲突增大;渐变时新质因素与旧质因素的冲突趋于缓和。京剧音乐200年(从1790 年徽班进京,京剧孕育时期算起)的发展史,就是一个渐变与突变交织进行和发展变化、创造出新的历史。

谭鑫培、王瑶卿两位京剧大师,在继承前辈艺术家艺术成果的基础上,对京剧进行了全面大胆的革新,促使其由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转变,京剧得到空前的发展。因此,无论我们对以谭鑫培、王瑶卿两位京剧大师的艺术进行全方位的或是从不同艺术的侧面分析和研究,还是思考他们以突变方式创造成果所揭示的质变过程中的新质、旧质因素增减和渐变与突变之间发生的常规联系,都可以从中发现它们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本世纪末这50年,是京剧音乐创作探索和发展时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有别于传统京剧音乐的一个新传统。它既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又有持续的理性关系,为京剧音乐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建国初期戏改运动整理的传统剧目和创作的新编历史剧至50年代中后期的现代戏创作和“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十几年里,在音乐创作上,基本是以渐变的方式为主。如,现代题材的《黛婼》、《六号门》、《箭杆河边》、《革命自有后来人》、《雪岭苍松》等;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杨门女将》、《林则徐》、《野猪林》和《望江亭》、《诗文会》、《秋瑾》等,在唱腔音乐和伴奏音乐创作上,新质的因素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京剧音乐系统内部有了显著的变化。

京剧“样板戏”的音乐创作采取的则主要是“突变”方式,即是在建国后17年以“渐变”方式积累成果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人类文化发展史证明,文化积累越多,基础越深厚,文化发展得就越快。京剧音乐也不例外,没有200年的积累,就不会创造出高水平的京剧音乐作品, 更不会有京剧音乐的大发展。“对于京剧‘样板戏’来说,它的经验和教训是值得我们借鉴的。那几个戏都是综合的创作,剧本、导演、音乐、舞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曲润海:《与京剧音乐创作相关的几个问题》,发表于《中国京剧》1995第一期)《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杜鹃山》、《磐石湾》等现代戏,在音乐创作上以“突变”方式所积累的成功经验、方法、技巧,已被当代京剧音乐创作者们广泛地借鉴与运用。我们从80年代至90年代的一些新剧目音乐创作上,即可寻觅到这些踪迹。以“昨天就是历史”的观点来看“样板戏”的“突变”创作方式,那些当时被看作是新方法、新技巧的一些音乐元素、要素已在京剧音乐创作系统中稳定地生存下来,成为京剧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同京剧传统音乐其它元素一样的相对稳定性。因而,再用这些元素进行创作,就是以“渐变”的方式进行创作了。

渐变与突变的创作方式,在21世纪的京剧音乐创作中,将是一种交相呼应的辩证关系。京剧的作曲家可以在不同剧目中和同一剧目中运用“渐变”和“突变”两种创作方式,以使音乐产生不同的戏剧情绪和色彩。

“渐变”与“突变”是辩证的统一。一般说来,“渐变”是基础,“突变”是其发展与升华,没有“渐变”中一定量的变化,就不可能发生“突变”式的质变;反之,光有“渐变”量的变化,而没有“突变”,就不可能产生质的飞跃,亦不可能有本质上的创新。

二、21世纪京剧音乐创作的渐变方式

在面向21世纪的京剧音乐创作中,渐变仍是其主要的创作方式之一。渐变虽然是逐渐的、不显著的、数量的而非根本性质的变化,但它们仍是事物衍变、发展和事物质量互变规律的主要环节。京剧音乐创作的“渐变”方式,可以将各种微量、局部的、空间关系上的量变积淀成为各种基因,汇入到京剧音乐创作大体系之中,成为京剧音乐创作素材。

21世纪京剧音乐的“渐变”方式,也应是京剧传统音乐(包括新传统)为京剧音乐创作的基础、前提、立足点和出发点。因此,继承传统、研究传统和发扬传统等三个方面,便是京剧音乐创作“渐变”方式的几个主要方面。

1.继承传统。艺术发展中的历史继承性,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任何形式的艺术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直接在继承艺术遗产和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页)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是这样, 艺术发展的规律也是如此。 意大利歌剧产生于16—17世纪之交,这并不是突然而来的偶然现象,而是在继承欧洲文艺复兴时代音乐艺术在各个领域发展成果基础上,产生的新的艺术形式——歌剧艺术。

京剧是集我国地方戏曲之大成的全国性大剧种。从剧本文学、表演、音乐、舞美、服化道等方面,都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戏的影子。这决不是简单地抄袭和拼凑,而是艺术上一种微妙的继承现象。21世纪京剧音乐创作也必须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作。应该看到,京剧传统音乐的合理内核能促进现代化的过程,其中既有反映时代特征的内容,也有反映民族性和人类性的内容,后者代表了这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艺术的发展方向,它们虽然存在于传统当中,但却不属旧质文化,相反,它们能在现代化潮流的冲刷下焕发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2.研究传统。京剧的不同声腔和曲调,源远流长,经过200 年不断积累和发展,形成了一个具有丰厚遗产的传统。深入地研究这些传统,是新创作的源泉和根据。一切认识论的出发点,都应该承认知识是非常具体的东西,而不是模棱两可或处于朦胧状态的。研究传统本身在连续性的发展中的进化,能够合理地说明京剧音乐发展千姿百态的形式和内容。研究传统应当包含与此相始终的基本理论和定律,也就是传统中那些神圣不可侵犯的成分和“精髓”,就能使我们更准确地把握传统这一概念的方式。21世纪的京剧音乐创作,必须研究历代京剧艺术家在音乐创作中所积累、创造,而被实践证实了的优秀传统和经验概括。事实证明,凡是得到公认的优秀作品和传统经典之作,无一不是在传统基础上创作而成的。舍弃了京剧的优秀传统,进行所谓的改革和创新,只能表明自身的创造已失去了作为独立的剧种的音乐属性。

3.发扬传统。在21世纪的京剧音乐创作中,发扬京剧优秀传统,将是“渐变”方式中的重要环节。

第一,包容性。所谓包容性,就是吸收各种音乐素材并使之有机地与京剧音乐相结合。从京剧的音乐体制来看,它是由17种声腔和曲调组成的。它们经过近百年的融合、变化,逐渐融为一体,成为京剧音乐不可缺少的部分。从唱腔音乐和伴奏音乐创作来看,各种地方戏音乐、曲艺音乐、舞蹈音乐等,都是吸收、借鉴的对象。这些素材经过作曲家与传统音乐融合,使京剧音乐的面貌有所改观。我们从传统的唱段中,可见这些变化。

第二,连继性。所谓连续性,就是在京剧传统音乐中保留了京剧音乐大多数的、决定性的传统和方法。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创作的连继性又是相对的连继性。要部分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承认,在任何既定时期,继承这些创作方法比其它任何成分都处于更主要、更牢固的地位。在21世纪的京剧音乐创作中,这些传统中最独特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成分,都是不可抛弃的。抛弃它们,则意味着背叛了京剧音乐传统。传统成分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化着,它以潜能发动不息的渐变方式,为新的创作提供了基础。

在面向21世纪的京剧音乐创作中,要使京剧音乐在渐变中取得更大的成绩和进展,自我保持和自我完善其系统,维持着一种统一、相持、平衡的关系,而又以动态的方式使其在数量和幅度等方面,有较大的变化,为质变做准备。

三、21世纪京剧音乐创作的突变方式

伴随人类跨入新的世纪,未来京剧音乐创作又如何发展呢?这个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如果“渐变”是21世纪京剧音乐创作的一种主要方式,那么,“突变”方式又是促进京剧音乐发展的一个强劲的动力。“样板戏”的音乐创作就是“突变”的主要例证。对于“样板戏”在政治上的评价早有定论,勿须再议。但对“样板戏”音乐创作方法、技巧、京剧乐队与管弦乐队的结合、配器手法、织体写作、表现手段等方面的评价,在戏曲界、音乐界和广大观众中,持肯定态度的还居多数。“样板戏”音乐创作的“突变”方式不可否认,确实推动了京剧音乐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在80年代至90年代的剧目中,我们发现很多剧目中的音乐创作,运用和借鉴了不少“样板戏”音乐的经验和方法,不乏有许多成功之作流传于世。

在当代京剧音乐创作中,人们已不是用单一观念、单一方法去进行创作,而是一种动态的,用多元互补的观念去进行创作。然而,任何时代的任何一种新艺术形式,都不可能突然发生,它必然要以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遗产作为自己创作和发展的前提,这些既定遗产本身又是从前辈艺术家手中继承过来的,突然发生的艺术是不存在的。

21世纪的京剧音乐创作,不但有“渐变”的创作方式,也将出现以“突变”进行创作的方式,这种“突变”既不是天马行空的主体论式的,也不是简单机械的本体论式的,而是在渐变基础上的新发展、新创造的突变方式。其主要的方式有以下两种:

1.冲突与融合。冲突是指京剧音乐诸元素性质、特征、功能,在新创作过程中的差异和由差异而相互冲撞、牴牾状态。冲突包括差异,是差异的激化,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发展,京剧剧目的题材、体裁将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局面。京剧音乐作品的实际过程真切地体现着作品内容对形式的决定作用。社会生活的变化,意味着审美对象的变化,审美对象及审美关系自然会产生相应的新的审美意识。那么,随着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共同变异而来的审美意识,自然就包含着质变性的发展和突破性的变革。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京剧音乐形式已不足以表现新的生动活泼的思想内容,便带来了京剧音乐形式上突破性的变化。内容与形式上的冲突既有原结构方式的突破、变化,又有秩序结构的冲击、打散,而重建新的结构、秩序、方式,这便是融合的过程。现代戏《杜鹃山》、《磐石湾》的唱腔,在结构上都有突破性的发展,新的建构使京剧唱腔有了质的变化。“融”有溶化、流通、和谐的意思。融合是指任何京剧音乐的诸要素在其继存过程中,各自的要素潜能、特质、方式均有赖于另一方的聚会、渗透、补充和支援。融合在冲突中实现,它标志着京剧音乐新结构方式与方式结构的化生。冲突是融合的前提,融合是冲突的理势。冲突需要融合来肯定和认可,融合的正面价值,亦需要冲突来肯定和定位。作为冲突融合的集合体,它是对京剧音乐创作上的一种提升,使之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2.裂变与整合。京剧音乐在发展的200多年中, 从唱腔音乐到伴奏音乐,从创作原则到创作方法被全面地定型为一套系统程式。这种强调京剧音乐创作的秩序性与整体性的原则方法,在整个京剧音乐发展过程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在未来的京剧音乐创作中,一些作曲家将采取裂变与整合的方法,来加快京剧音乐向前发展的步伐。虽然这种方法不是整个京剧音乐创作的主要方式,不具有持久性,但它是一种动力和生力,使创作者能够在创作中领悟到裂变方法的价值和意义,爆发出对于音乐创作的活力和对于构成新方法、新技巧、新的生命力潜能的极大热情,将京剧音乐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裂变”,是将京剧音乐整体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和诸多元素等,都作为重新创作的要素之一。例如:京歌《故乡是北京》、《十五的月亮》、《中华汉字》、《雪燕》、《送福歌》等运用了高拨子、西皮、二黄、娃娃调的曲调,而这种曲调又是在京剧唱腔系统中裂变出来的某些素材加以发展变化的,这是经过重新创作而成的,它保留的是京剧唱腔的核心元素和要素,是发展、变化的新的京调歌曲。但是,从曲式来看,它属于分节歌曲的结构,而非京剧唱腔的某种板式。那么,这种京歌的创作方法能否运用到京剧音乐创作中去呢?笔者认为,是可行的。这些京歌不仅为青年观众喜欢、传唱,而且还得到京剧老观众的认可和欢迎。从音乐学的角度来看,将一个人们熟悉和热爱的东西改头换面,一经唱出,即可达到“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艺术效果,人们在这“似与不似”的审美状态中,感动和理解,使意向活动得到兑现。

有“裂变”就意味着重新“整合”,亦意味着否定。经过某种转换,又出现新的统一、和谐。“整合”对“裂变”以后产生的新方法、新技巧、新形式、新要素具有汰劣择优的重要作用。择优符合京剧音乐创作规律、原则、方法,具有当代音乐创作的先进性,应予以保留;劣汰是对于不符合上述原则的扬弃,从而构成了新的和合体。

结语

21世纪将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实践、大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在这一世界性的历史大合唱中,促进经济发展,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主旋律。在这种世界潮流的冲击下,文化、艺术无疑也将得到大的发展。21世纪的京剧音乐家必须具有一种广阔而又深邃的当代视野,具有一种自觉的时间意识、时代意识和超越意识,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社会的大发展的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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