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间接流下”效应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全球化论文,过程中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02)06-0020-05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与国之间财富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历来是人们所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而对于财富的全球分配，人们大都有这样一种认识，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财富分配存在着“间接流下”效应。所谓“间接流下”，指的是只要社会上层（特别是那些从经济增长中直接受益的人们）有了足够的经济繁荣，就可以指望增加就业、重新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使经济趋于健全和稳定，从而使经济增长的好处流向下层阶层。然而，事情往往事与愿违，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所带来的却是日趋严重的相对贫困，资金财富也日益集中到发达国家的少数大财团手中。本文想就这一问题，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所谓“间接流下”效应进行切实的分析。
一、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间接流下”效应不可能的表现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与国之间财富分配不公平的现象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6年的资料显示，世界上358个亿万富翁控制的全球财富超过了世界总人口中45%的人全年收入的总和。世界上前十位巨富的资产已达1330亿美元，相当于所有不发达国家国民收入的1.5倍。而仅其中前3名巨富的财产，就已超过了48个不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另据世界银行1997年的年度报告：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消失或缩小，反而急剧地扩大。世界银行1997年的统计资料也表明，1980年，富裕国家和地区（其中绝大部分为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为77580亿美元，1995年其GNP则已增长到了224855亿美元，1995年是1980年的3倍。中等收入国家1980年的产值是24613亿美元，1995年增长为40333亿美元，增长还不到1倍。而低收入国家（中国和印度除外）1980年的GNP为3904.72亿美元，到1995年却只有3168.89亿美元，反倒下降了数百亿美元。至1998年，全世界GNP为28.86万亿美元，占世界人口约17%的24个发达国家拥有世界生产总值的79%，而占世界人口83%的发展中国家则仅占21%。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度的《人类发展报告》也进一步指出，占全球1/5人口的发达国家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0%，而占全球人口3/4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则仅占其中的14%～18%。与此相联系，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高收入国家掌握着全世界86%的国内生产总值和82%的出口市场，控制着68%的国外直接投资；而最贫困国家以上每项则仅占约1%。与此相应，人类20%的富有者消费着86%的各种商品和服务；而20%的最贫困居民只消费着世界财富的1.1%，几乎只有40年前2.3%的一半，比1991年的1.4%还要低0.3个百分点。另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也大得惊人。据世界银行的相关统计，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8.6%，收入却占了世界总收入的73.2%。1997年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是22770美元，低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才达到140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低收入国家的16倍多。而且，世界上目前还有13亿人口每天收入仅约1美元，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正好生活在东南亚和非洲撒哈拉以南那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种收入差距虽然过去就已存在，但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这种差距也日渐加剧和悬殊。统计表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人口中1/5的最富有者与1/5的最贫穷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已从1960年的30:1扩大到了1990年的60:1，到20世纪末则进一步拉大到了74:1。跨入新世纪后，这种状况仍未改观。世界银行2001年年度报告显示，照市场汇率换算，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20%的人类，集体所得大约只及全球总产值的0.3%。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两倍以下的人口达人类的46%，他们的集体所得却只占全球产值的1.25%。对比之下，住在“高所得经济体”里的人口，虽然只占人类数目的14.9%，却占有了全球所得总和的79.7%。
所有这些数据都表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与国之间财富分配不公平的现象已经达到一种令人吃惊的程度。而如果将这些数据以另外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则更能看出这种不公平的极致化表现的端倪。有材料显示，如果要保证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够享受最基本的教育只需要60亿美元，而美国人每年的化妆品消费就相当于这个数字。更令人吃惊的是，如果使最不发达国家的所有人都能够得到最基本的医疗保障只需要130亿美元，而美国与西欧国家每年在饲养宠物方面的花费就相当于这个数字[1]。正是基于这种现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就明确指出，全球化只对极少数人有利，使大多数人变得更加贫穷，造成了极端的不平等。极少数国家从经济全球化所获得的利益是以大多数国家利益的牺牲为代价的[2](P142)。同样地，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1997年贸易和发展年度报告》中也明确指出：世界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就是两极分化。对于这种国与国之间财富分配不公平的现状，连发达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家也清醒地认识到了。美国经济学家科顿就曾对此发表过一篇题为《全球化资本主义导致人类日益贫困》的文章，文中明确指出，当今经济的特点是生产过剩、大量失业、贫富差距扩大，而全球化资本主义把金钱和财富混同起来，只关注盈利和制造金钱，结果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政治经济权利日益被全球化所剥夺，民族国家的权利也正在向金融全球性体制转移。因此，全球化将使得穷人更加贫穷[1]。英国的罗伯特·亨特·韦德运用大量的经济学分析工具经过仔细研究后也指出，“8种度量方法没有一种能清晰地说明在过去20年里世界的收入分配正变得越来越平等”[3]。而对于此类状况，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普雷维什也曾经提出过一个十分著名的命题（即“普雷维什命题”），从一定程度上客观地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心”与“外围”在利益分配方面的不平等地位。他们的这些分析虽然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也给我们进一步分析国与国之间的财富流动提供了某些启示。
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间接流下”效应不可能的经济学分析
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资金财富不仅没有间接流下，使发展中国家逐步富裕起来；相反地，资金财富反倒间接流上，给发达国家带来巨额的利润，从而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急剧地扩大。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悖于“间接流下”理论的现象，笔者以为这与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全球经济“市场化”趋势大有关联。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现象只不过是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缺陷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国际表现而已。
我们都知道，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确有其优越性的一面，但它也有其自身固有的一些功能缺陷和不足。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在财富分配方面具有明显的不公平性，体现出“货币没有臭味”法则。对这一点，西方很多经济学家如里德、萨缪尔森、利特尔、巴特、米山、罗尔斯、瑟罗、沃尔夫、斯蒂格利茨等人都一再指出。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也更是无一例外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一国或一个相关的经济体内，如果我们单纯强调市场机制的所谓自发作用，其分配的结果就必然会呈现出一种两极分化趋势。与此相关联，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伴随着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全球经济“市场化”趋势，国与国之间的财富分配也自然会出现前文所描述的那种两极分化的不公平现象了。具体而言，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全球经济“市场化”趋势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导致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间接流下”效应的不可能实现：
首先，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历史遗留是导致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间接流下”效应不可能实现的深层原因。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全球化的根本驱动力是资本积累的内在冲动”[4]。所以“美国政府无论打什么旗号，谋求的向来只是它所认定的本国的利益”[5]。而旧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实际上正是一种有利于发达国家（自然首推美国）控制、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际经济格局和体制，它本身是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本质特征的。因此，当前“对全球化最热情的宣传来自旧的权力中心，尤其是美国”[6]。在这种旧秩序下，国际生产体系的社会分工极端不合理、国际贸易体系中存在着严重的不等价交换、国际金融体系则几乎完全由国际垄断资本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与之相联系的是少数发达国家控制着主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和机构。这种国际经济旧秩序极大程度地限制和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使得国际经济关系严重失衡，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分配格局全无公平可言，这就直接导致了国与国之间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无怪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要大发感叹：“全球化这个词不是被看成是客观实际的描述，而是一种掠夺性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7]。
其次，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所谓“自由化”原则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间接流下”效应不可能实现的基本原因。如果从利益格局的角度来考察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就表现为一个权利优劣序列的异动过程。在此过程中，排序靠前的发达国家毋庸置疑地会利用其各方面的强势地位来推行其所设想的全球利益分配格局，使经济全球化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往往会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强制性地推行贸易、投资和市场等等方面的自由化原则，为其取得最佳的原料供应地、生产场所和销售市场提供条件。客观地讲，“自由化”原则在经济领域内是无所谓好坏的，但如果脱离具体的情况而一味强求，却是有害无益的。在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历史遗留还远未消除的情况下，片面推行这种“自由化”原则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真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粗略地看，西方发达国家所推行的贸易、投资和市场等方面的自由化原则似乎仅仅只是为了“公允”地实现世界市场上各国、各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但是结合各国的具体情况，我们就能清醒地看到，如此的“自由”不可能是一种真正对等的自由，它仅仅只是发达国家及其大公司利用自身的绝对优势地位而单方面横行市场、追逐一己私利的便利条件。而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及其国内企业而言，这种所谓的“自由”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谎言”而已[8]。而“事实上，现在的金融体系及其自由化仅使那些已经享有特权并且主宰世界经济的国家受益。代价却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由他们当中最穷的国家承担”[9](P143)。在这种所谓的“自由原则”、“公平竞争”的条件下，西方发达国家以其雄厚的资本实力、完善的市场及其先得的国际经济地位横行于世界市场，瓜分了世界经济运行所带来的绝大部分财富，给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只留下一点儿用于笼络人心的残羹冷汁，使其沦落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边缘化”国家。有资料显示，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西方七国的平均增长率从1971～1982年的0.4%上升到1983～1994年的4.6%；而同时期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整个生产增长率则从1960～1973年的3.3%下降到了1973～1995年的0.8%。在贸易方面，目前占世界人口10%的最不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份额已下降到0.3%，比20年前减少了一半。由此可见，在推行这一“自由化”原则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是一方面以种种手段欺骗、利诱甚至威逼发展中国家放弃或减少政府对本国经济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干预，以减少发达国家的进入障碍，而另一方面则进一步加强本国政府对其业已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的影响力，以进一步强化“赢家通吃”的国际财富分配机制。因而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间接流下”效应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
再次，世界范围内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是致使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间接流下”效应不可能实现的直接原因。由于经济全球化是在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强制实行的，因此经济全球化本身就充满了事实上的不平等，而其最主要、最终的体现也正是利益分配方面的不平等。正如上文所提及的，市场经济具有其本身所固有的缺陷，它不具备对收入分配进行公平合理调整的调节机制。相反地，在一种显见的不公平利益分配格局条件下，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还会进一步加剧这种不公平。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这种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机理自然也是存在的，并且还会因为发达国家的有意为之而更趋严重。就这一点，西方一些学者的相关论述可谓是一语中的。他们指出，发展中国家“指望通过完全的市场实现富强奇迹是天真的幻想。一个欠发达国家如果不目标明确地促进工业发展并通过关税壁垒未保护自己，无论什么时候它试图与来自西方工业国的占压倒优势的竞争者较量，失败都是可以预见的：自由贸易仅仅意味着实现强者的权利”[5]。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未能充分认识到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固有缺陷而满怀希望地盲目听信西方发达国家所散布的种种“美丽的谎言”，天真幼稚又“无防护地融入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的自由贸易区，其遭受的损失大于得到的利益”[5]。由此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经济毕竟是一种实力经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作为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化过程，其利益分配的倾向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就这一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也明确地指出，市场竞争可能是效率的最大保证，但不一定是平等的最大保证。全球经济的市场化趋势必然会使富国更富而穷国更穷。在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经济的发展缺乏全球范围内有效的宏观调控，尤其是对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利益分配缺乏有效合理的调控机制（即便有那也仅只是为维护发达国家既得利益、强化既有分配格局的）。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很容易凭借其强势地位在世界市场上通过与发展中国家的“公平竞争”与“自由贸易”而进行经济盘剥，使得世界经济运行所带来的利益完全以一种“胜者全得”的方式为发达国家所独占。对于这种情况，众多的南方发展中国家及其研究相关问题的学者都已有了清醒的认识。2000年3月，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就专门召开了“南方国家非政府组织与全球化的挑战”论坛会议，会议指出：现在的全球化是发达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他们极力夸大市场的作用和强调没有节制的私有化以利于发达国家工业品的出口和资本的扩张，结果导致利润多数流向发达国家，出现北方财富集中而南方贫困积累的局面，致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两极分化现象的进一步加剧[10]。
三、“间接流下”效应不可能实现情况下我国相应采取的策略
正如我们前文所分析的，在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确实会由于种种原因的存在而致使“间接流下”效应之不可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财富分配出现了极为严重的不公平现象，世界经济在整体上也呈现出一种如罗伯特·克劳尔所说的“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尴尬局面。虽则如此，但这并不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都应该实行“闭关锁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极力抵制经济全球化的过程。相反地，发展中国家反倒应该实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因为经济全球化所反映的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逆转的客观历史趋势，“除非有天灾人祸，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不可逆转”[11]。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组织或任何个人而言“阻止全球化无异于想阻止地球自转”[12]。因此，发展中国家就应该在保持清醒头脑的前提下以积极的姿态迎接经济全球化，并在此过程中认真研究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尽量消解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努力创设一种能够公平分享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国际环境与国际经济新机制。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自然也概莫能外。具体来讲，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间接流下”不可能实现的情况下，要想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实施赶超战略，就应该相应采取以下对策。
第一，积极参与，据理力争。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在这种历史潮流的冲击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置身事外、袖手旁观。而面对这种冲击，如果畏首畏尾、裹足不前，则必然会被冲得七零八落、一败涂地；但若是勇往直前、沉着应对，却也能化险为夷、风光无限。因此，我国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趋利避害，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积极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去。另外，由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经济利益的不公平公配源自于世界经济旧秩序的历史遗留，它实际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人为造成的，因此，要改变这种显见不公平的国际收入分配现状，就需要我们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强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协调与合作，用一个声音说话，据理力争，争取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发言权和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充分表达自己合理的利益要求，并通过建立起有效的公平分享机制谋求自己利益的实现。
第二，立足国情，谨慎开放。由于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是在发达国家的主导下推行的，其根本的驱动力就是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谋求巨额利润的内在冲动。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在全球范围内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通过各种手段在多个领域推行他们可以任意诠释的“自由化”原则，为其垄断资本的全球流动扫清障碍，也为利润顺利流向西方铺平道路。为此，我们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抓住机遇，充分利用我国在多方面的比较优势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实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立足于本国的现实国情，以国家经济利益为重，降低整体经济的对外依存度，确保国家经济安全。这一点，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尤为重要。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尤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就更显得重要了。而且，我国目前还处在体制转轨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不完善，市场机制的作用也还不完全。在这种情况下，盲目接受西方发达国家所推行的“自由化”原则，无疑会给我国诸多领域的市场造成极大的冲击，危害我国的经济安全，损害我国的经济利益。
第三，通力合作，共同治理。前面曾经提到，现时的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全球经济“市场化”过程，由于市场机制本身所固有的功能缺陷，它不可能自发形成一种公平的分享机制来切分世界经济运行所带来的利益大蛋糕。相反，它还会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刻意操作下，进一步昭示“货币没有臭味”的法则。当然，西方发达国家也很明白，世界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如果长期是“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其经济循环就会恶化，整体经济的发展就会陷于停滞，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的经济利益就会受到极大的损失。这当然不是他们所要看到的。为此，针对一定的经济形势，他们也会谋求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通过加强彼此之间的协调，共同采取行动，以提高对世界经济的全球调控能力、加强对世界经济的全球调控力度，防止出现全球性的经济灾难。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在国际舞台上有着重大影响的重量级国家，也应该积极参与到对世界经济进行全球宏观调控的经济活动中来，并在此过程中加强对不公平的国际财富分配旧机制的治理，争取形成一种新的利益公平分享机制，确保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利益的实现。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为我国国内经济发展创设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收稿日期］2002-01-10
标签：经济全球化论文; 经济论文; 收入效应论文; 国际经济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世界经济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