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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065(2012)03-0003-08
今天咱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聘请我做客座教授，是对我的信任和鼓励，感到非常高兴！感谢学校、学院的领导、老师和同学们的信任。既然给了对我这个荣誉，我想今后多来学校走一走。因为我到广州来的时间一年大概有好多次，能在来了以后到咱们学校来，和大家多见见面，多聊一聊。我想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促进。今天下午，我借这个时间，跟大家讨论一下中国宏观经济和产业调整的问题。我想，讨论的中心，是想从最近的两会提出来的一些问题来讨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我想讲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讨论一下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来的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目标：一个就是GDP增长7.5%，一个就是CPI控制在4%。这是从总体上来讨论。第二个问题，就是想讨论一下中国的金融体制和货币政策的问题。第三个问题，讨论一下有关政府的财政政策和收入分配的问题。第四个问题，想讨论一下未来五年中国改革的问题。
一、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目标
在这次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今年经济发展的两个指标提得非常明显，而且与过去的提法也有所改变，也就是，把过去每年8%的经济增长目标降低为7.5%，我觉得这个目标的提出是合理的，而且也表明了政府的决心和政策方向。那就是，我们今年要淡化经济增长的目标，而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力度。从这一点来看，我觉得是符合当前国际与国内形势的明智选择。所以，对于今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提出这样一个目标能不能实现呢？或者说，我们经济增长的实际会不会偏离这样一个目标过远？我认为，这是现在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为什么说提出这样一个目标是符合当前的国际与国内的形势？从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来看，恐怕今年仍然不是太好的一年。国际上现在出现了一个新名词来描述目前的国际经济形势，“新常态”。这个新常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经济增长率比较低，失业率比较高，金融比较混乱，而财政比较困难，所以经济运行的风险很大。
我们先来看几个发达的经济体：美国、欧洲、日本。美国的情况现在还算比较好一点，但是美国的经济增长依然乏力，失业率仍然很高。美国的两大问题，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仍然很大。而调整的力度仍然不够。为什么说不够呢？因为美国靠着它是老大，想让别人来调整，然后它从中取利。美国经济的调整方向是，降低它的消费，提高它的储蓄，但是你可以看到，美国在这方面的动作并不大。它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不仅没有解决，有的还在继续增加。所以美国经济现在尽管开始复苏，但是复苏乏力，增长很慢。这是美国的情况。
而欧洲还不如美国。欧共体的债务危机从去年深化以来，大家可以看到，今年仍然是一个负增长的局面。而且，从欧洲现在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短期内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因为欧债危机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流动性危机；另外一种情况是偿债能力的问题。而偿债能力又同实体经济紧密相连。
从现在债务危机比较严重的几个国家来看，爱尔兰主要是流动性危机，问题不大，既然是流动性比较紧张，给其输入流动性就可以了；西班牙主要是偿债能力问题，因为实体经济不景气，所以创造不出来新的利润，还不了债；希腊既有偿债能力危机，又有流动性危机。欧共体现在援助希腊还可以，但是，如果意大利或西班牙出了问题，那恐怕欧共体想援助都援助不了。因为，意大利的债务规模相当于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爱尔兰的总和。可想而知，它能援助得起吗？你可以看到，这些国家的问题仍然很难解决。问题在于欧债危机，不光是债务问题，而且它本身内部的矛盾比较多。因为援助这些危机的国家，主要依靠像德国和法国这些相对较好的经济体。那实际上是拿德国纳税人的钱来援助其他国家。所以德国的老百姓对这个意见很大。
从这些国家内部的情况看，政府和政客与老百姓的矛盾也很大。因为福利已经上去了，现在要度过这个危机，就得做出牺牲，老百姓就起来罢工。不仅是希腊还有意大利、西班牙，经常发生罢工。本来事情就非常麻烦了，还出现这样一些社会问题。所以欧洲这种状况不是短期能解决的。欧洲这些问题也只能靠欧洲自己救自己。其他国家也需要援助，但是中国是救不了欧洲的。别看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还没有这个能力。当然，中国要参与援助，因为世界经济已经连到一起了，因此救欧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救自己。因为欧洲的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很大。
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方面的影响就是贸易。因为欧洲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国，中国对欧贸易从去年的第二季度就进入下行通道。第二个影响就是对汇率的影响。欧元贬值必然会增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第三个影响就是对中国的外汇资产的影响。此前中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是美元，现在中国在减持美元，而增持欧元资产。欧债危机发生，欧元贬值，中国的欧元资产也会缩水。而这种影响恐怕在今年还会更进一步地显现出来。
日本经济已经持续二十年的衰退，现在还在持续，再加上去年地震。由此可见，自然灾害对日本的打击，恐怕是相当大的。
所以，在国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可以看到，对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就是我们的出口下降。大家知道，这些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靠出口拉动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现在来看，出口已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中国出口的需求弹性大于价格弹性。也就是说，外部的需求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大于中国出口产品价格涨落的影响。现在，世界经济低迷，外部需求减少，所以今年一月份，中国出口大幅度下降。如果说，我们去年的出口有20%多的增长的话，今年如果有10%的增长，可能就不错了。如果有10%的增长的话，按照我们现在这种计算方法，出口对于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即其贡献度，去年是-5.6%，那么今年的负面影响比这个还要大。所以从国际的情况来看，中国现在将经济增长目标调整为7.5%是有道理的，是符合这种国际形势的。
从国内的情况来看，我们应该看到，经过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在下降。相反，我们过去那种低成本的扩张时代已经结束。很明显，劳动力成本在上升，现在的招工难就是一个问题。有些地方用提升工资的办法，仍然招不到工，这就说明这种情况。最近二十多年来，经过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中国确实可能开始进入劳动力减少的路易斯拐点。这个路易斯拐点，我觉得可能不是某一个年份，而是一个时间段。现在可能是开始进入阶段。当然，要到这个拐点的结束，中国劳动力完全下降还有一个过程。
从实践的情况来看，世界上大宗商品的价格也不会下降，最近石油还在上涨。当然，石油价格变动受美元波动的影响，前两天达到一桶106美元。中国的石油进口量不少，中国的石油依存度已经达到了55%。你想想，再加上环境成本，确实我们已经走过了低成本扩张的时期。那么，未来成本要增加，这也是我们未来经济增长要面对的一个大问题。
我们的经济增长，过去主要是靠出口，靠投资，现在来看，我们还得靠投资。尽管一方面我们要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结构，要增加消费，但是我们增长还得靠投资。这就是一个两难问题。为什么？因为，提升消费不是一个短期内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要有一定时间的。也不是仅仅靠调整宏观政策就能解决的问题，是需要有一系列结构上的改革的。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中国现在外需在减少，内需就不能减少。在内需里面，一是消费，二是投资。消费又不能一下子有太大的变化，那只好靠投资。投资不能减少，那么我们经济方式的转变就有可能受到阻碍。我觉得，现在的问题不是投资能不能减少，而是恐怕还要保持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投资增长率。去年投资增长23.9%，今年要达到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投资不能降到20%以下。
问题主要不在于投资的规模，而在于投资的结构和投资的效率。投资的结构和我们的体制联系在一起，投资的效率更和我们的体制联系在一起。今年提出来的7.5%的目标如何去实现？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预计今年的增长目标在8.5%以上。从两会的消息看，各个地方的劲头相当大，报纸形容是雄心勃勃。这就是说，投资不能下降，也不会下降。各个地方的官员刚换届或者正在换届，新官上任，要出政绩。辽宁计划今年的增长率是11%，山东打算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10亿元的大项目要搞40个。
有人说，7.5%的增长目标和各个地方的大干快上，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增强。我觉得这个说法值得讨论。什么是内在动力？是政府力量推动，还是市场力量推动？经济的内在动力主要不是政府的力量推动，而是市场的创新能力和提升效率的动力。我们现在的经济仍然是政府主导的、国有企业为基础的经济。现在政府主导投资的色彩也非常浓厚。比如去年的高铁热，今年的地铁热。不光是圈地热，还有填海热，沿海11个省市实际填海的规模都大大超过了控制指标。如果不改变现在的经济体制结构，不改变现行政绩考核的方式，各个地方唯GDP增长的态势能改变吗？去年的目标是8%，实际是9.1%，各个省市大部分超过9.1%，最高的重庆达16%。如果实际增长率继续超过潜在增长率，其后果可能是相当不妙的。所以，关键不在于目标，而是在于怎么实现这个目标。把经济增长放慢一点，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上花些力气，在转型升级上用更大的劲。这是需要有一套机制鼓励人们去做的。这是需要我们认真考虑的。
再看CPI的目标，恐怕也没有多大问题。去年是相对高的，7月份最高达到了6.5%，全年5.4%，今年1月份4.5%，二月份降到3.2%。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今年4%的目标是比较合理的。这样相对宽松一些，可以有调整的余地。但是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在目前的形势下，通货膨胀有长期化的趋势，国际国内的情况都有这样的问题。美国和欧洲都在实行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投放的货币很多，就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国内前年投放的4万亿还没有解决，现在的流通性，也许总量不是太大的问题，主要还是结构性问题。经济增长趋缓，货币政策就变得宽松。
另一个问题，既然中国面临着结构调整的问题，而这个调整的过程可能是一个价格上升的过程。因为30年的改革，产品市场是实现了市场化，而要素市场一直由政府控制着，国内要素市场的价格处于一个扭曲的状态。不管是石油、天然气、水或者是其他的资源，国内的价格长期偏低，很不合理。要进行经济调整，首先要调整价格，让价格信号能够引导资源的合理流向，这样，价格就会上涨。
还有一个问题，中国的价格指数结构里，食品权重比较大，因而农产品占的比重比较大。农产品有自然周期，过去的政策往往是顺周期调节，而不是逆周期调节。顺周期调节就会放大周期波动，比如猪肉价格，前年问题一出现，中央就加大刺激的力度，价格下降，去年又上来了。其他的产品也一样，去年紧缺的大蒜，生姜，价格很高，今年就过剩了，价格跌去了30%。明年会怎么样？我们的政策往往是放大价格的波动。而且农产品的问题不在于生产环节，而在于流通环节，而流通环节又和我们现在的体制有很大的关系。最后是生产者没有得到好处，消费者也没有得到好处，利润被中间环节剥夺掉了。这也是需要改革来解决的问题。这个4%的目标是合理的，达到也没有大问题，如果要加大调整的力度还是需要花力气。
二、货币政策和金融体制问题
在现代经济活动中，金融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特别是越来越市场化，货币政策也越来越重要。这些年的货币政策有成功之处，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去年货币供应量的目标是7.5万亿，实际上也达到了这个目标，总量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政策上的管制太多。央行既有数量管制，也有价格管制。去年7.5万亿，切块层层下达到商业银行，而且按月控制。数量控制的另一个手段就是存款准备金率，最高调到21.5%。价格管制就是利率管制，存款利率下限管理，贷款利率上限管理。这样的结果，商业银行不是价格竞争，而是规模竞争。规模竞争是争行业老大，价格竞争就要改进经营管理，降低费用和成本是要花力气的。去年温州高利贷的出现不是局部的，这跟现行体制和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今年的经济增长继续趋缓，货币政策相对宽松，其具体操作也要做调整。一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这是对的，下调之后，商业银行可以增加贷款的数量；现在的存款准备金率太高，有降的空间，需要降。存款准备金率之所以这么高，是由于我们的汇率政策失误，外汇占款过多，造成基础货币投放过多，流动性泛滥，央行用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来对冲的结果。
与此同时，有些人提出来要降息。这是值得讨论的。怎么降？还是和过去一样，贷款、存款一起降吗？我觉得是不应该的。现在降低贷款利率是可以的，因为存贷款的利差太大。一年期存款的利率是3.5%，而贷款的利率是6.56%，存贷款的利差是3.06个百分点。国外的利差大概在1个百分点左右。因此国内的商业银行的日子很好过，就靠吃利差过日子。这么高，为什么不能降？在这种情况下，存款利率不动，降低贷款利率是可以考虑的。但是现在不能降低存款利率。二月份的通货膨胀率是3.2%，一月份是4.5%，三月份有可能超过3.5%，实际利率是负的。这是对老百姓的剥夺，实际利率的负值是金融上的最大的扭曲。按照这个情况，谁能借到款，谁就有利。央行要考虑的是如何维持实际利率为正值。现在货币在扩张，经济在趋降，是利率市场化的有利时机。当然，利率市场化还需要其他条件，我们需要去创造。我们要借此把资金价格的扭曲矫正过来，让其能够比较灵活的变动。
从金融结构和金融体制来看，去年的温州贷款危机，说明了现有的金融结构和金融体制的失败。中国的现实是，一方面，民间有大量的资金，而没有投资渠道。据银监会的资料，民间资金大约有6万亿至7万亿。去年老百姓的银行存款余额达到了30万亿，最近3年增加了7万亿。另一方面，中小企业有大量的资金需求，但是没有融资渠道，中间缺了桥梁。说明现行的金融结构和金融体制是不适应的。我们现在的金融结构和金融体制基本上是国有大金融主导的，一方面大的国有金融满足不了社会的融资需求，另一方面，国家又不承认民间金融的合法性。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高利贷泛滥的原因皆在于此。
这个状况很难适应中国的发展。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规模虽然大，但是不强，金融有发展，但是相当落后。要想以大型金融为主，不太可能，要想以直接融资为主，也不可能。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已经有一、两百年的历史，中国的金融发展才30年，改革开放前可以说没有什么真正的金融，那时的银行是财政的出纳。所以，中国的金融结构不应该以国有大型金融为主，而应当以大型金融和中小型金融并重。现在是中小金融太差太弱，发展中小型金融恐怕是今后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这就需要彻底打破金融管制。
高利贷是金融管制的结果。由于市场有风险，利率是市场风险的贴水，不承认民间金融的合法性，就有政治风险，所以就要在市场风险贴水之上再上政治风险的贴水，这样利率就高了。中小企业有订单，但是没有资金，到银行也融不到资金，只好找民间借贷，再加上去年货币政策趋紧，中小企业的贷款只达到需求的15%左右，融资更难，利率更高。而中小企业的利润率一般在3%到5%，现在借不到钱，高利贷这么高，不出问题才怪。中国经济今后要保证有较好的发展，需要把眼光放在中小企业上。大企业的会计账目比较健全，信誉也比较高，有资产可以抵押，所以贷款不是问题。而中小企业在这些方面也有其缺陷。政府需要花力气去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打破金融垄断，放开金融管制。要把管制和监管分开，监管的前提是放开，放开准入，监管能力才能提高。管制的前提是不准进入。放松金融准入管制和利率管制是金融改革的主题。这需要改变，以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为主导的传统理念和思维，需要做很多扎实具体的工作。
三、财政政策、公共财政和收入分配的问题
这几年的财政收入增长得很快，每年都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政府收入增速是经济增长的两倍以上。但这只是政府收入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就是预算外收入和财政外的收入，这两个部分也是很大的。去年的财政收入是10万亿，预算外的收入有两个主要部分，一是土地出让金，二是社保。土地出让金前年是2.7万亿，去年减少了13%，还有2万多亿，社保资金前几天公布的数字是1.7万亿。财政外的收入，主要是各单位的小金库，据有关方面提供的资料，8000个单位小金库的收入是280亿。如果说预算收入占GDP的20%，也不算高，那么，把预算外收入和财政外收入加进来，2009年占GDP的比例就超过了32%。这就相当高了。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说，现在的财政赤字在减少，占GDP的比例在下降，但是绝对规模是没有减少的。
在财政支出方面，政府的行政事业费和国防支出占24%，实际上也是相当高的，我们的政府是相当贵的政府。而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服务有四大块，一是教育，二是医疗，三是社保和就业，四是环境保护。2010年这四大部分政府支出大概只占全部财政支出的32%，相对比例是低的。今年两会说教育要占GDP的4%。2009年，中国的教育支出在世界排名是128位，医疗在148位，可见，我们在这些方面的支出是很少的。
两会上还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收入。怎么增加？全部国民收入分为三块，一是政府收入，二是企业收入，三是居民收入。要增加居民收入就要减少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可是这很难。近一二十年来，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一直在降低。1995年，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比为67%左右，现在下降到57%。相应地，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在增加。政府的收入占比从13%上升到20%，企业的收入占比从15%上升到20%。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能不能减少？去年税务总局局长写的文章发在《中国改革》上，批评国外关于税负痛苦指数的评价。该评价说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世界第二。因为这个计算的指数是有问题的，它把最高税率相加得到税负痛苦指数，中国是157，只比一个国家稍低一点，但税率不等于税负，最高税率也不等于实际税率，因此局长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是与此同时，他说中国现在的政府收入还满足不了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需要，要随着经济的增长增加政府的收入。这就是说，政府的收入不能减少。
这些年，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减少，所以居民的消费在降低，从原来的50%、60%下降到35%，相反地，政府的储蓄在增加，企业的储蓄在增加。政府的储蓄率从原来的2-3%增加到现在的8-9%，比重出现了相当大的上升。政府的投资降不下来，一是储蓄在增加，二是国有企业的收入在上升，储蓄在增加。
政府的收入不能减少，那企业的收入能不能减少？企业的收入要减少，也有减少的途径。但问题在于能不能实施？现在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的利润很高，并不是企业经营得好，而是存在大量的利益侵占。中国的垄断和国外的垄断有一样的地方，都可以利用垄断地位，把产品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上。如，我们的电信资费比国外高得多，因为垄断可以定高价。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的资源要素价格是政府管制的，垄断部门占用的资源要素的价格又低于均衡价格，于是大量资源要素的租金就流到国有垄断企业手里，变成了国有垄断部门的超额利润。但是，资源要素是全体人民共有的，租金收入人人有份，大家共享。但是现在却为国有垄断部门所攫取。这不仅扭曲了国有垄断部门的业绩，也扭曲了股票期权激励。因为股票期权是按照市场价格来评价业绩的，也就是根据利润的多少来定价的。2004年以后，国有企业的老总行权的积极性相当的高，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把国有垄断部门攫取的租金收回来，分给老百姓，老百姓的收入就可以增加。当然，租金作为收入，政府也要拿一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减税，政府的收入也不会减少。但是，我们能不能这样做，恐怕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必须指出，这不是现在的暴利税所能解决的问题，它涉及我们30年改革的成绩和不足的问题。
在经济学上，租金、税收和利润是三个不同的经济范畴，反映不同的经济关系。30年的改革我们解决了利润和税收分开的问题。在改革前的传统体制下，租金、利润、税收是混在一起的，利润(包括租金和税收)全部上交，投资全部下拨，改革之后，通过利改税和分税制改革，利润和税收分开了，国有企业要向国家交税，结束了过去不交税的历史，但是利润和租金仍然在一起，没有分开。所以进一步的改革要通过资源要素价格改革，把租金和利润分开，先收租，再减税。这既可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又可以真正解决增加居民收入的问题。
其实，租金是老百姓的资产，通过建立公共信托基金，让老百姓分享资源要素租金收入，国内外都有这样的例子。例如，北京的温都水城所在的村庄(郑各庄)有4000亩地，周围村的地都卖了，但是它一亩地也没卖，现在把这些地租给企业经营，企业给村里一亩地一年6000元租金。这就成为全部村民的收入，它的福利比城里还好的多。国外如美国的阿拉斯加，在国有土地上发现了大油田，政府把它租赁给私人经营，所得租金收入建立了公共基金，基金收入给全州40万州民分红，最多时人均年分红近2000美元。可见，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真正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就是要想办法减少政府的收入和企业的收入。这是有路子可走的，但是从目前来看，都是比较困难的，这要看下一步的改革到底会怎么发展。
四、未来五年到十年的中国改革问题
现在非常热的一个问题是，大家都认为中国应该重启改革。今年小平南巡20周年，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都是要推进改革。可见，改革是人心所向。现在的改革有没有可能性？我觉得，未来5—10年可能是给执政党和政府留下的最后的改革时机。这有三个原因，第一，经过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在下降。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改革前30年，打江山坐江山，改革开放后的30年，靠经济增长取得执政的合法性。然而，既然经济增长的潜力在下降，经济增长在趋缓，那么执政合法性的经济基础在动摇。第二，社会状况令人不安，社会矛盾非常尖锐，一年的群体性事件大概10万多起，人们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很多事件并不知道，现在每年的维稳费用非常高，而且很多维稳的办法是火上浇油。可见执政的社会基础不稳。第三，现在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怨妇的社会，大家都在抱怨，说明了人心在变。发生了一件事情，大家都去指责政府，而政府的解释大家都不相信，王立军事件网上那么多东西，政府的解释谁信？人心在变是一个大事情。我们现在面临着一场危机，所以呼唤改革。
改革的方向是什么？这是需要讨论的。现行体制的问题是什么？恐怕还是政府太强，社会太弱。政府强，占有的资源很多，加上国有企业垄断，政府主导经济，政府卷入经济生活，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现在的政府是一个无限政府，政府无所不为，无所不能。政府的权力没有约束，这才是问题。与此相对的，社会太弱，社会没有发育起来，社会团体不能设立，独立活动。这是一个失衡的社会。有鉴于此，改革的方向我概括了3句话：约束政府，壮大社会，回归市场。
改革从哪里去突破？我认为从壮大社会突破。如何壮大社会？我觉得有方向有依据，就是落实宪法的第三十五条：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让各种各样的社会机构能够发展，让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能够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自由设立，独立活动。这样，就能够取代政府的很多社会职能，发展社会自治。没有这样的发展，我们很难摆脱现在无限政府的状况。
改革的具体内容很多。就拿财政来说，涉及很多问题。公共财政不是一个简单的行政过程，而是一个公共选择的政治过程，是一个纳税人参与、讨论和决策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变成了一个单纯的行政过程。比如4万亿投资，人大没有讨论，国务院就拍板了，各地搞到20万亿、30万亿，也没有经过人大讨论。所以我们的公共财政是有名无实。为什么不能把预算内、预算外和财政外这三部分政府收入都纳入预算？财政支出主要用于社会公共服务，这方面改革的余地很大。首先是公开化，让大家知道钱是怎么花的。去年国务院决定要在6月30号之前中央各部门都要公布三公费用，结果，到7月15日，98个部门中只有18个部门公布。再看公布的情况，有的部门只有一句话：三公经费多少。进一步看，各个部门的人员是多少，人均三公经费是多少，也不知道。回归市场的关键是解决国有部门的利益问题。怎么打破垄断，为什么民间资本进入不了？光发文件是不行的，得真正从理念和制度上解决问题。还有，推进汇率和利率改革，解决汇率政策和利率政策的长期呆滞问题。其实，现在的被动局面是我们的错误造成的。比如，汇率问题我们错过了很多好时机。1994年汇率并轨，从5.8贬到8.7，结果出现一个缓慢升值的过程，到1998年，升到8.27，亚洲金融危机暴发，盯住美元，一直到2005年不变，错过了7、8年。2005年汇改，升值2.1%，实行有管理的浮动，又出现一个缓慢升值过程，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又不动了，到2010年又汇改，又错过了3年，以至造成现在被动升值的局面。所以，推进汇率的市场化和自由化，让它能够真正活动起来，成为调节对外经济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当然，改革的具体内容很多，需要广泛地进行讨论。
最后讲一下改革的前景。现在的确存在着改革的可能性。大家知道，改革都是在出现危机的时候进行的，是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无法按照原来的方式生活下去的时候开始的。文革使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计划经济30年老百姓吃不饱肚子，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出现了动摇，出现了危机，因而进行改革，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前面讲的3个问题，也可以看出，现在也出现了危机，只是危机的情况与30年前不同，也说明了需要改革。
这里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决策者感受到危机，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这一届政府可以平稳落地，这是肯定的，不管怎么说，今年无论如何也要平稳地渡过，但下一届政府能不能平稳落地就很难说。如果不能平稳落地，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推进改革。第二种情况是，如果决策者不动，前面讲的3个问题可能都要动。一年10万多起的群众事件，说不定哪一个事件发生，都有可能打断现在运行的状况，使这个链条发生断裂。断裂了，就不得不改。这样的结果是很难预断的。到底会发生什么结果，好的坏的都很难说。现在的形势的确是严峻的，所以大家都十分关注。今年要换届，不会有什么行动。但推进改革是需要准备的，所以需要讨论，让各种各样的意见都能够发表，能够互相讨论。在思想多元化的今天，很难形成像80年代那样的共识，但是经过讨论还是能够寻求到比较大的共同意见。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充分讨论，让各种各样的意见都能够发表，各种意见能够发表，这是一个发泄的过程，发泄了就没有那么多事了，社会的稳定不是完全靠集中控制能够实现的。
总之，对于中国未来的状况，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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