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价值：今日社会建构之基础——关于后现代思潮的一次对话（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后现代论文,价值论文,今日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关于后现代思潮的评价
王岳川：当然，就其积极意义而言，可以认为，西方后现代文化美学时代是一个鼓励探索、允许创新和对可能性加以承诺的时代。它因取消终极答案而使个体不断发现世界和自身的新意义，使人不再盲目接受未经检验的美学信条，而是通过信息把握和行动去重新解释历史、本文与意义。后现代文化美学放弃了对同一性、确定性的追求，而追求差异和不确定性，使生活成为“泛艺术”，文化美学研究日益成为“文化批评”，文艺美学家变成了“文化批评家”。
后现代文化批评家以解构任何神话色彩的心境看待人类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反现代、反文化思潮，在思维向度上往往走极端：怀疑一切——怀疑历史、怀疑进步、怀疑终极之物、怀疑意义的本源性和确定性。这一悖论形成了后现代文化美学的悖论性格。
西方后现代的宽容多元性和怀疑否定性形成一种巨大的思想张力，使传统观念和僵化的意识话语出现了思维裂缝，这种思维层面的一元向多元的扩展，最终使后现代主义以消解中心价值体系而确定自己的“边缘文化批评”的角色。这种状况导致写作转型——由写国家话语到抒发个人话语；语言转型——语言不再负载沉重的意义，而变成一种不断超出游戏规则的“语言游戏”；阐释转型——对文本的不断再阐释和误读，发掘文本缝隙中的意识矛盾；最后，走向价值转型——极端相对主义使文中的价值判断和知识正义失去标准，消解人文精神尺度而走向以恶为美。对这种价值维度上的颠覆。是应该加以分析批判的。
章国锋：对于后现代文学现象，西方批评界反应不一。有人认为，无论如何，后现代主义奉行的是一种“文化破坏主义”，“将导致数百年来已被证明是成功的文学形式的取消”。后现代文学模糊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取消各种文学体裁和品种的分野，摧毁文学作品的整体形态和美的形式的做法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忧虑和不满。他们指出，后现代主义提倡的“怎样写都行”的原则，对西方文学的萧条与衰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另一些人则作出了肯定的评价，认为后现代文学是对已经失去活力的西方传统文学模式的叛逆，其核心精神是否定与社会批判，包括对现行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否定，对传统艺术形式、结构、语言的摧毁，以及对现存艺术常规和审美模式的颠覆。它“提供了一种新的参照文本，一种新的文学范式和可供选择的观照世界的方式”。这种文学“标志着一个多元化世界文学多元化进程的开始”，因而不应对它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
徐友渔：后现代主义是反对所谓再现论和镜喻观的，它不承认有一个客观的对象，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人的思想、理论不能像镜子一样反映它，像图画一样描绘它。然而，要为自己找到现实的基础或根据，就必须概括和描述现实的本质或特征。后现代主义坚持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这就造成了自相矛盾。据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以及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是后现代主义的科学根据。然而我们知道，后现代主义是坚决反对把科学的结论和方法引入哲理性思维的，他们把科学思维模式贬称为“科学霸权主义”或“科学沙文主义”，因此没有权力诉诸科学精神，此外，后现代主义者揭露主流意识的种种弊端，证明自己的主张更优越，比如以多元取代一元，以对话代替真理，等等。但后现代主义的宗旨是反对合理化，反对理性证明的，按照他们极端的多元论和相对主义，他们的主张根本谈不上优越性。
后现代主义反对标准、反对规则，这就失去了替自己辩护的依据；它要解构一切，就使自己逃脱不了被解构的命运。显然，它在反对科学思维方式，反对理性的力量和作用，反对人类认识世界和自我的努力方面，做得太过头了。勇于怀疑、批判和否定的精神在某个限度内是可贵的，但这不等于可以怀疑一切、否定一切。
记者：后现代思潮70和80年代盛行一时，反映了西方发达社会的各种深层矛盾和危机，是对于西方社会制度合法性的“逆反心理”的一种集中体现。从这个角度说，它是带着一定的积极意义出现的。然而，由于它自身的根本弱点和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它最终未能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文化。
冷战结束以后，和平与发展，提高自己国家的综合国力，解决社会面临的种种难题，已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希望。近年来，一个文化批评的新浪潮席卷了整个西方世界。欧美各国正在经受一次新的“价值观”的变革，出现了一股重新提倡基本伦理准则、文化价值和人文精神的社会思潮，主张家庭、群体及社会的利益与稳定要优先于个人自由的所谓“亚洲价值”，也日益得到普遍肯定。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由纵欲所导致的价值危机、精神危机和社会危机，已使西方社会遭受到长时期的痛楚。一些有识之士惊呼，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化最终会自己毁了自己。
可以说，后现代思潮在这方面虽然未能给出积极、肯定的答案，但其对于西方社会种种危机和堕落的“扭曲变形”的表现，却起到了一种促使人们认清这一社会制度的根本弊端的积极作用。据我个人的接触与了解，后现代思潮是导致美国政坛保守主义复兴的原因之一。我们不难从美国1994年11月中期选举的结果中看出这一点。在新的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人类对于自身文明的前景，对于“应当怎样生活才更有意义”这类文化价值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心了。把握住这一总的趋势，我们对90年代在西方已经凋零的后现代思潮，便可以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评价。
应当指出的是，后现代主义确实有一些值得借鉴的东西，如它的解构手段和批判精神等。然而，对于这一纯粹西方文化的“强势话语”，我们应当结合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具体国情，予以冷静的分析，而不应完全“依附”。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体现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三个有利于”标准中的价值观，以及积极向上的生活意义和价值委身，等等，是我们的共同利益所在，是我国今日社会建构的基础，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的。
四、后现代思潮在中国的命运
陶东风：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在近几年的中国学术界颇为热闹。它已跨越译介阶段而入主中国问题研究，也已超出开始时的文学界而成为当代文化研究的支配性范畴之一。这本身大约就是后现代的一大景观，它表明了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第三世界文化的边缘化处境和被引导的命运。
后现代主义作为产生于西方的文化分析范畴，与中国的现实文化状况存在着不可避免的错位。中国文化在当代呈现出空前的混杂性、拼贴性，后现代主义文化只是其中之一。对于这种杂交的文化，后现代这一分析范畴的适用性是有限度的。夸大这种适用性无疑是对后现代主义概念与中国文化现状的双重误读。但后现代又的确是当今中国文化中的一支，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的分析范畴又有一定的适用性。从价值取向上看，我以为后现代主义具有两面性，它是一种消解手段和批判武器，怀疑一切原则与中心；同时也可能滑向一种嬉皮士式的游戏一切的“潇洒”，在无限度自由的背后是真正自由的丧失。
在分析中国的后现代时，还必须看到它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可能发生的变形。实际上，在许多使用后现代主义的范畴与学理构架分析中国文化的文本中，所谓的“后现代”已经蜕变为另一种专制主义权力话语。表现出与后现代精神背道而驰的“霸气”和唯我独尊的一元主义排他性。在有些批评家那里，后现代主义成了争夺话语权的工具。他们捧出“后现代”这一武器，只是因为它新鲜时髦。而在一个唯新是从的商业化时代，新鲜时髦就是一种权力。现在的中国批评界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只有后现代主义话语才是最先锋的话语，而只有最先锋的话语才是最有权力的话语。在当前学术界颇为时髦的反思现代性的思潮中，后现代主义的这种话语＼权力运作机制表现得相当突出。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必须是开放的、多元的、宽容的，或者说这种反思与批判本身也应是经得起再反思与再批判的，而决不能是独断的、专制的、排他的、唯我是从的。遗憾的是，当前许多以后现代为武器对现代性文化启蒙的激烈排斥，正好是建立在另一种新的独断论、一元论和新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基础之上。后现代主义崇尚多元，这本身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对现代主义采取势不两立的态度。许多西方后现代主义者都一致认为，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不存在截然的鸿沟，后现代主义保持并发展了现代主义兴盛时期的批判精神和先锋姿态。
同时，从中国当前的文化战略着眼，现代主义所具有的文化精神在当今中国依然应当加以发扬。从“五四”到八十年代的以现代性为核心的文化批判、文化启蒙，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绝不能因此否定它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不能把后现代主义中心化、霸权化、神圣化，然后再用这种权力话语来取代现代主义的权力话语。这样做既违背了后现代主义的真精神，也有悖于中国从前现代走向现代的总体历史进程，以及与这一历史进程相适应的文化发展战略。
徐友渔：应当说，在西方后工业社会，后现代思潮作为一种非主流意识能起到挑战性和批判性作用，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合理性。但将它盲目移植到中国，就有发生错位的危险，因为中国正处于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转型期。当代表现代性的意识和思维方式力图克服前现代的意识和习惯时，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可能会使现代性意识腹背受敌。混淆新与旧、新生与陈腐的界限。按照后现代的说法，西方社会在以科技为主导的现代化、工业化的道路上走得太久了，太盲目了，需要重新审视，考虑改弦更张。然而，中国的未来在何方呢？我们还没有完成现代化和工业化。除了走回头路，除了虚构的乌托邦，后现代主义能给我们指出一条捷径吗？中国大地上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必然会反映到社会文化、人的意识中，许多人会心理失衡、无所适从，甚至与现实疏离和对立，这和西方社会精神、文化、心理的失衡与混乱有相似之处，但原因和出路恐怕根本不同。显然，中国目前不是滋生后现代主义的沃土，更不是践行后现代主义的实验场。
王岳川：后现代文化批评主体的多层性，使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研究呈现出复杂的状态。这种复杂性一方面是因为后现代主义这一现象本身的复杂多元而不易评价，另一方面又因研究者各自的价值归宿、精神支点和学术取向不同。批评对象的模糊难定也使批评出现零散状况。在这种先锋批评红极一时之时，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并成为主流，使坚持前卫立场的批评家面临失去批评对象的尴尬。于是，批评出现了对象的缺席，只能以“后”的标签取代思想本身，在“语言来自水”中满足词缓欲。这无疑是在制造文化的废墟和批评的黄昏。
在批评的缺席中，出现了无序的批评境况。批评者标谤“怎样都行”的言说方式，任意界定和误读文本，出现了“后现代派小说”、“哲写实主义”、“先锋小说”、“后新潮小说”、“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诗群”、“第六代导演”、“新状态小说”、“新体验小说”、“新形态批评”等等。批评家主体精神和学养的双重不足，使其在学术规范不健全下不断制造“主义”和炒热点，而无视“问题”本身。这使批评家有可能在话语操作中误读后现代批评的历史语境和当代意义。
总体上看，后现代文化批评只能保持一种“边缘性批评”的位势，永远成不了中国文化批评的主流。后现代主义终将成为过去，但“后现代性”——宽容、怀疑、否定、批判精神——将作为一种新的素质植入人类的肌体。后现代之“后”，人类不会生存于精神和价值的废墟。相反，人类将重新面临人文精神和道德理想重建的跨世纪选择。
（全文完）
责任编辑注：徐友渔同志的《关于后现代思潮的一种哲学评论》一文，请见本专题1995年第4期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