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不平等、金融自由化与经常项目调整——兼论中国经常项目失衡之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项目论文,之谜论文,中国论文,不平等论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伴随着许多国家内部日益恶化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经常账户失衡继续在全球蔓延，而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恶化与经常账户失衡现象之间的联系并非偶然，国外多数研究从收入分配不平等与国内金融违约关系的角度给出了解释。Broer（2010）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恶化导致了美国国内需求不足和巨额国际债务，收入增长的风险加深了人们对稳定金融市场的渴望；尽管在开放经济体中存在金融违约的风险，一国的外汇资产依然会在资产供给约束增加的情况下缩水。Fogli等（2006）则指出，在开放资本账户和国内金融保险行业发展不完备环境中，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会降低消费者对预防性储蓄的需求，进而造成国外净资产下降和经常项目逆差，Heathcote等（2008）以及Lane和Milesi-Ferretti（2007）的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论。
上述文献探讨了外汇资产储备下降以及经常项目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多针对发达国家，并没有阐述发展中家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常项目失衡之间的联系，而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发展中国家经常账户的影响如何？金融自由化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中国经常项目失衡与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恶化之间是否也存在联系？这些问题的解决对解释发展中国家内外部经济失衡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异质性消费者假定下，构建一个开放经济环境下的两国跨期一般均衡模型，分析金融自由化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常项目和进口需求的影响，揭示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国家进口需求及经常项目的影响机制；接着，利用1973～2002年72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检验了理论分析的基本结论并为解释我国经常项目结构性失衡提供了新的理论和实证支持。本文余下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理论模型分析；第四部分为计量方法及数据说明；第五部分为实证分析结果；第六部分为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较早的关注了收入分配不平等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Kugler（2000）在异质性消费者和非位似偏好的假定下，分析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奢侈品”和“必需品”消费的差异化影响。作者使用58个国家的截面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较高的国际间收入分配不平等会显著地抑制双边贸易流动，两国之间的进口贸易更倾向发生在收入水平相当或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之间。
Dalgin等（2004）认为，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越高，消费者越倾向于对高质量商品消费。作者利用1970～1997年7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并结合SITC-4位贸易品分类方法，使用引力模型验证了理论的分析。结论显示，收入分配不平等恶化会促使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进口高质量商品增加，而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低质量商品减少；Mitra和Vitor（2004）以及Katsimi和Moutos（2006）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影响的持续深入，人们开始关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行业对一国内外部经济失衡的影响，并以国内金融自由化为分析视角，探讨了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与一国经常账户失衡之间的联系。Hussami等（2012）分析了外生金融自由化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常项目的作用机制并使用世界高收入统计数据库（world top income database）1970～2007年主要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发达国家经常项目影响并不显著，而金融自由化程度会放大收入分配不公对经常项目的影响，金融自由化程度越高收入分配对经常项目的负面影响越大。
近年来，随着DSGE模型的运用和发展，也有学者通过构建理论模型，使用数值模拟的方式分析金融自由化媒介下，主要发达国家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与经常账户亏损的关系。Kumhof等（2012）在两类代表性消费者假设下，构建了两国开放经济环境下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理论分析显示，收入分配不平等对不同金融自由化发展程度国家经常账户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金融自由化水平越低的国家，国内低收入阶层更倾向增加储蓄以应对相对收入的下降，而在金融自由化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中，低收入者则倾向增加借贷以平滑高消费水平，于是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条件下出现经常账户顺差，而发达国家则正好相反。
上述文献为研究金融自由化、收入分配不平等对贸易模式及经常项目的影响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但这些文献也存在以下问题：第一，较多的研究针对的是发达国家的分析，主要从发达国家国内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扩大与经常账目的关系进行研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分析较少；第二，单独研究金融自由化或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常账户的分析较多，而将二者结合起来，并在同一的研究框架中进行分析的文献较少。我们认为，金融自由化程度越高，国内实际储蓄余额相对越少，从而对本国的经常项目造成负面影响，而国内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会降低有效需求，在非位似偏好的假定下，会降低高质量消费品消费，从而影响进口。本文在异质性消费者假定下，构建开放经济环境下的跨期模型，分析收入分配不平等以及金融自由化对经常项目和进口需求的影响，并结合实证数据对相关命题进行检验。
三、理论模型
（一）基本假定
不考虑中间产品生产，国内企业均为完全竞争厂商，生产函数为C-D函数：
要素价格决定方程为：
2.金融自由化
国内消费者主要消费两种差异化商品：一种是低质量商品，另一种是高质量商品，由于受收入水平的限制，经济中的低收入者更加倾向于通过向高收入者借贷的方式维持各期的消费水平，我们假定低收入者中有比重的居民可以通过金融市场的借贷维持与高收入者相同的消费水平，而剩余1-α比重的居民不能通过金融市场借贷维持高消费（Hussami等，2012），于是α可以反映国内金融自由化程度的大小，当α变大时，表示国内金融自由化程度增强，相反α变小时，国内金融自由化程度下降；各期的实际消费可以用固定替代弹性（CES）的消费函数
表示，于是有：
而高低质量差异化商品的需求可分别表示为：
3.异质性消费者
（二）最优化问题
1.国内低收入者的最优决策
考虑一个简单的劳动不可分经济，假定消费者对消费价格指数和劳动力供给具有相同的偏好，国内代表性消费者的CES效用偏好效用函数表示为：
由于国内低收入消费者不能参与国外债券市场投资，于是低收入居民的最优决策退化为拇指规则决策（rule of thumb consumers），其预算约束表示为：
于是，由最优化条件可得低收入居民的消费和劳动力供给：
2.国内高收入者的最优决策
定义国内高收入居民在t期的预算约束为：
在（15）式的约束下最大化（11）式可得高收入群体的最优化条件以及跨期欧拉方程：
（三）加总与均衡求解
1.消费者加总
加总高低收入者的消费和劳动力供给可得如下加总条件：
2.国内市场出清
国内市场出清时，总产出等于居民消费、总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之和：
3.国外市场出清
4.国外债券利率
（四）收入分配不平等、金融自由化对经常项目的影响
求解出稳态后，在稳态附近对数线性化可以厘清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金融自由化对经常账户的影响，使用Uhlig方法对模型系统中各个方程进行对数线性化处理，用
表示对数线性化处理后的变量①，可以进一步分析收入分配不平等、金融自由化对经常项目的影响。
1.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常项目的影响
由国内市场出清条件，可以定义t期国内经常项目为：
将总消费代入上式，有：
（25）式两边求偏导：
命题1：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常项目的影响方向不确定，其对经常项目的影响取决于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总消费的抑制和对净出口的提升两方面作用的综合，具体的作用方向及显著性有待实证分析的检验。
2.金融自由化对经常项目的影响
对（25）式两边求关于和的偏导：
于是，我们有：
命题2：金融自由化与经常项目存在负相关关系，金融自由化程度越深，经常项目趋于恶化；而金融自由化能够放大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常项目的影响，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在国内金融自由化的作用下会恶化经常项目。
3.南北贸易模式下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常项目的差异化影响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经常项目可能存在不同的影响，在上文模型框架内进一步构建两国一般均衡模型，假定世界存在两个国家：本国为发展中国家，另一个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出口高质量商品进口低质量商品，而发展中国家出口低质量商品进口高质量商品，用
分别表示t期南方和北方国家的进出口，于是，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的进口需求分别为：
于是，我们有：
命题3：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对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存在差异化的影响，具体而言，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会抑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需求；而发达国家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会促进进口需求。
对（31）和（32）两边求金融自由化的偏导：
对（31）和（32）两边求收入分配不平等和金融自由化乘积项的偏导：
于是，我们有：
命题4：国内金融自由化对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进口需求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而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在金融自由化的作用下同样会促进进口需求的增加。
四、计量方法及数据说明
（一）检验模型
理论部分分析了收入分配不平等、金融自由化对一国经常项目及贸易流动的影响，为了检验命题1至命题4，我们以经常项目和进口需求为被解释变量分别设定检验模型：
（二）指标选择及数据来源说明
1.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衡量
基尼系数（GINI）是衡量收入分配差异的重要指标，其基本构造为：
，其中，n是样本数量，u是收入均值，
表示任何一对样本收入差的绝对值，G值越大，表示收入越不平等。本文以基尼系数GINI作为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主要指标，各国基尼系数指标的数据来源分别来自UTIP-EHII数据库。
2.金融自由化程度的衡量
选取国内私人信贷总量作为衡量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指标。私人信贷（PC）用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提供的私人信贷衡量（Beck等，2000），具体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金融结构数据库（World Bank Financial Structure Database）及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WDI（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较多的文献采用私人信贷作为国内金融自由化程度的衡量指标（Hussami等，2012；Kumhof和Rancière，2010；Kumhof等，2012；Piketty和Saez，2006），由于前文理论部分以国内低收入者的信贷约束作为模型的主要变量，这里选择私人信贷总量作为衡量指标更加契合前文的分析，同时在WDI数据库中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私人信贷数据，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采用私人信贷作为衡量国内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指标。
3.经常项目及进口需求
经常项目指标使用各国经常项目
差额衡量，使用出口总额对数值和进口总额取对数之后的差表示；同时使用采用进口总额
反映进口需求，以上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4.其他控制变量
在进行估计时，需要引入相应的控制变量，以控制与被解释变量相关的其他变量对回归模型的影响。考虑到计量模型的建立及估计时各变量维度的一致性，我们采用的控制变量有：贸易开放度（OPEN），用进出口总额衡量；国外净资产（NFA），用各国国外净资产衡量；另外，考虑一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会对一国的经常项目产生影响，我们分别引入老年抚养比（OLD）和儿童抚养比（YOU）作为各国人口结构的衡量指标；此外，考虑到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及相对收入会对该国的进口需求产生影响，而进口商品价格也会影响进口需求，我们还引入相对收入水平（INC）和进口相对价格（RP）进行估计，本文使用的所有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见表1；我们在回归时各变量均取对数使其变为无量纲变量，下页表2给出了各变量取对数后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五、实证分析结果
（一）面板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出现虚假回归，首先需要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检验变量的平稳性。近年来，成熟的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的方法很多，有适用于空间上独立的同质面板数据的LLC检验；适用于在空间上独立的异质面板数据的Fisher型的组合p值检验统计量的IPS检验；以及适用于同期相关面板和空间相关面板的SUR-DF检验和SN检验和的组合p值检验等。而多数面板单位根检验只适合于平衡面板数据，本文选择适合非平衡面板数据的Fisher面板单位根检验，下页表3显示了序列单位根检验结果。
表3显示，在Fisher面板单位根检验下，所有序列均为平稳变量，不存在单位根，可以使用原始对数序列进行回归分析。对于面板数据回归，我们选择混合回归，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回归等不同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形式；在回归时，我们分别对每一个回归方程进行上述三种回归方法的检验，并提供Hausman检验结果以确定具体的面板回归模型设定形式，实证结果见表4。
（二）收入分配不平等、金融自由化与经常项目
由表4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核心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的显著性和符号均较稳健，表明计量模型较稳健。与预期相同，金融自由化与经常项目负相关，金融自由化程度的加深使得一国的经常项目有赤字趋势，从而验证了理论部分命题2的结论。
此外，收入分配不平等对一国经常项目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实证结果与Hussami等（2012）、Desdoigts和Jaramillo（2009）以及Hein和Tarassow（2010）的分析结果一致。可能的原因是，从一国的需求角度考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一方面会减少社会总收入水平；同时，由于高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小于低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会降低社会的总需求，但一国的经常项目同时受到国内出口和进口的共同影响，可能收入分配不平等对进口需求的影响会更大，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常项目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实证结论也验证了命题1的结论。
最后，金融自由化和基尼系数的交叉项在多数的回归结果中显著为负，说明在国内金融自由化程度不仅对经常项目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同样也会放大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常项目的负面影响，而国内金融自由化程度越高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常项目的负面影响越严重，这也论证了前文理论部分推论2的结论。
（三）收入分配不平等、金融自由化与进口需求
进一步检验命题3和命题4，将被解释变量设定为进口需求，考虑到进口需求受到进口相对价格水平的影响，我们在实证方程（38）式的估计中，同时引入进口相对价格指数，具体的实证结果见下页表5。实证结果表明，金融自由化与一国的进口需求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基尼系数与进口需求同样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模型中金融自由化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交乘项显著为正，说明收入分配不平等对进口需求的影响显著的依赖于国内金融自由化的水平，国内金融自由化水平越高，则收入分配不平等对进口需求的抑制作用越明显，从而验证了命题3和命题4中金融自由化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及其交叉项会促进进口需求的结论；从各个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和经济学含义看，包括本文考察的主要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的显著性和符号均较稳健，表明计量模型较稳健。
（四）收入分配不平等对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差异化影响
按照经济发展程度将72个国家的样本进一步划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样本，国家划分标准参考世界银行国家收入分类标准，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分样本回归以确定收入分配不平等以及金融自由化对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差异化影响，具体的实证回归结果见表6和下页表7。
从表6和表7的实证论看，金融自由化对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进口需求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也进一步论证了命题3中关于国内金融自由化提高进口需求的理论分析结论；实证分析还显示，收入分配不平等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进口需求存在差异化影响：其中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会提高发达国家的进口需求，但会降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需求；实证结果同样显示，金融自由化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交乘项在分样本回归时均显著为正，表明金融自由化会放大收入分配不平等对进口需求的促进效应。
笔者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会造成社会实际购买力下降，抑制低收入居民对高质量贸易品消费。在现实的国际贸易模式中，发达国家主要生产并出口高质量贸易品，而发展中国家主要生产并出口低质量贸易品，于是，收入分配不平等恶化会促使高收入国家中的低收入家庭居民的偏好由高质量贸易品转向国外低质量的差异化贸易品，因此，在高收入国家中，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会增加居民对低质量进口品的消费，促进进口；相反，在低收入国家中，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会减少低收入居民对国外高质量贸易品的进口需求，促使经常项目改善；而国内金融自由化程度则会同时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和进口需求的差异化影响。
六、结论与启示
如何在保持国内经济增长的同时维持国家的外部均衡，保证社会的公平与效率，是每个转型经济国家需要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建立了一个开放经济环境下的跨期模型，探讨了收入分配不平等与国内金融自由化对一国经常项目的影响，实证结果得出以下结论：（1）金融自由化与一国经常项目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常项目的影响并不明显；（2）收入分配不平等对一国进口的影响存在国别差异，高收入国家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会促进进口，而低收入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则会抑制进口需求；（3）金融自由化会放大收入分配不平等对进口和经常项目的影响；（4）在金融自由化作用下，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常项目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可以有效的促进进口需求，适度提高国内金融自由化水平同样有助于进口需求的提升。本文的研究为解释我国经常项目结构性失衡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传统国际收支理论吸收分析法认为，当国内收入大于国内吸收时，一国的国际收支差额会存在顺差，国内需求不足促使剩余产品转向出口无疑是我国经常账户持续顺差的重要原因；而收入分配不平等会显著抑制国内需求，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能够通过国内需求机制作用于我国的经常项目；同时，我国国内金融市场的效率低下，大量储蓄难以转化为有效的投资，不得不大量引进外资，从而引发了资本项目顺差。由于收入分配不平等会显著的抑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需求，而国内较低的金融自由化水平又进一步导致了我国资本项目的盈余，两股力量的结合共同促成了我国经常项目持续顺差的局面，因此，维持合理的收入分配以及适度的金融自由化水平有助于我国经常项目结构性失衡的调整。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以下措施从根本上改善我国经常项目结构性失衡的问题：
（1）改善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的现状
首先，规范规模性收入分配，降低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缩小垄断行业的垄断地位，逐步扩大要素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的非公有制企业比重，让更多的民众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其次，扩大城市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维持服务业及高附加值产业增长势头，加速大中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的经济辐射和拉动作用。再次，完善户籍制度，降低城乡间要素流动限制，提高农民收入比重，统筹城乡发展，尽早实现城乡“一元”经济发展体制，提升农民消费能力，形成持久稳定的国内需求规模。最后，制定合理有效的收入再分配政策调整，推进中国要素市场的改革，增加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中的比例；降低经济发展对资本的依赖程度，提高劳动力生产率，增加劳动力边际产出并提升劳动力对GDP增长的贡献，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依赖投资拉动的模式，促进经济由外生型向内生型增长嬗变。
（2）适当放开金融管制维持合理的金融自由化水平
首先，适当放松金融管制，促进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缓解小微企业融资困难，降低中小企业投融资规模；其次，适度放开私人投融资限制，建立合理规范的私人投融资平台，扩大中国居民的个人投资，使国内经济增长由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型经济转为主要依靠国内居民投资和消费拉动的内生型经济增长；再次，进一步扩大私人消费融资信贷规模，以规范合理的私人消费信贷市场推动国内居民消费提升，充分发挥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加速和推动作用；最后，加快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用金融市场改革“倒逼”国内要素市场变革，以引入国内外金融市场竞争的方式，推动国内金融自由化进程，为带动国内外商品和要素市场提供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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