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淮盐利个案两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个案论文,明清论文,两则论文,两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时代由自然经济朝商品经济变革的时期。该时期我国的盐政管理，也发生了相应的变革。且因我国情况特殊，盐业资本在当时的商品经济发展中占重要地位，其中又以淮盐为最。只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明清时盐利，一般仅限于简单的文字表述。汪士信先生《乾隆时期徽商在两淮盐业经营中应得、实得利润与流向试析》一文的发表（注：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把对该问题的讨论，提到专门详细的数字分析阶段，其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后笔者在其基础上，曾有新的尝试。（注：笔者拙稿《乾隆朝徽商在淮盐业经营中的获利估算》，见《盐业史研究》2000年第1期。）现为丰富这一尝试，再对笔者后来查获的两则明清时期两淮盐利个案，作如下分析。
个案一（明万历时期）
明清两代，淮盐大都销往江广。如明万历时期，两淮“每岁解太仓者（银）七十万（两），售边钞者（银）四十万（两），楚居六七矣”（注：袁世振《两淮盐政改编四·与白公祖》，见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四七七。）。万历四十五年，朝廷对两淮盐政予以疏理，其因是：“盐法大坏”（注：《两淮盐政改编四·复楚中论盐价公书》，见《明经世文编》卷四七七。）。而主持这次疏理的关键人物之一，便是袁世振。他留下丰富史料，并在时间上，把“盐法大坏”之前称为“往时”，把大坏之际称为“近年”，把疏理后称为“今日”。袁世振为强调疏理成效，曾于多处把上述三个阶段的盐利数据作罗列对比。据笔者所知，这在明代史料中是不多见的，故很宝贵。
万历时，淮盐销往汉岸的基本程序是：边商参与开中，售边钞给内商；内商守支，又卖盐给水商；水商运盐，销往汉岸。但因边商仓钞要守支约十年才能支盐，且当时规定正额盐和余盐同时运销（即相当于正额盐和余盐在掣运时合而为一），故边商到淮后，将仓钞以低价卖给囤户（即“内商之有力者”（注：《两淮盐政编一·盐法议二》，见《明经世文编》卷四七四。）。而一般内商则先向运司缴纳余盐课银（谓之预征），届时再以高价向囤户购买仓钞，并换得盐引，下场向灶户购买火盐。袁世振说：“及内商苦于套搭，十年之间纳银三次，而尚不得行盐一次”（注：《两淮盐政编四·疏理略说》，见《明经世文编》，卷四七七。）。由此也可见，内商经营成本是由火盐价格、正引价格、余盐课盐及各项杂费等所构成。
1.《两淮盐政编一·盐法议四》称：“往（火盐）一桶重一百五十斤者，为价仅七八分，近渐增至三钱。每一引须火盐五桶，则去价一两五钱”。并称；“又去正、余价，并包索、赈济、挑河，诸项杂费难以毛举。及卖与水商，仅得价三两二钱，必至亏本”（注：《两淮盐政编一·盐法议四》，见《明经世文编》卷四七四。）。
2.《两淮盐政编四·疏理略说》称：“（近年）盐法坏矣，……买火盐一两五钱，又船脚、掣挚诸费不下一两。凡费银共五六两，方得掣盐一引。而令遵定价三两二钱卖与水商，其可得乎？……以故江广连年盐价遂至二三钱一小包者，盖内商权子母而难于亏本耳。即乙卯（万历四十三年）之贱，曾至五六分（一小包），是强之也，而非通之也。是年水商遂散，反为征贵之囮”（注：《两淮盐政编四·疏理略说》，见《明经世文编》，卷四七七。）。
3.《两淮盐政编四·复楚中论盐价公书》称：“（近年）武汉卖至（每小包）一钱，别府卖至一钱二三分，……夫每盐一引，从来五百七十斤，此定则也。每盐五百七十斤卖与水商，取直三两二钱，此定价也。水商以五百七十斤之盐，解捆七十余小包，每包取直六七分，……此定例也。（今疏理后改为）四百五六十斤，每引遽少盐百余斤，即少捆小盐十四五包矣，余所捆只五十余包耳”。又称：“（往时）夫五百七十斤，开价三两二钱，水商改捆小盐七十余包，卖与地方，每小包取直六分，尚亦有利矣，况七分乎？嗟夫，此盐法未坏之时则然耳”。再称：“往时引价六钱五分，近年卖至九钱二分。往时余银七钱，近渐增至一两四钱五分。往时火盐颇贱，近卖至一两五钱。往时掣挚、征解诸费犹轻，近则所费不赀。盖内商每引成本常不下五六两矣，……卖与水商……不卖至六两以外不止。水商以六两外买盐一引，又加以盘剥诸费，虽解捆七十余小包，而令之六七分卖与地方，彼又肯甘心乎？故必闭店抬价，犯禁熬刑，不卖至一钱内外不止。加以京挚愆期，便有二三钱一小包之患”（注：《两淮盐政改编四·复楚中论盐价公书》，见《明经世文编》卷四七七。）。
4.关于疏理后的情况，《复楚中论盐价公书》称：“今嵩目苦思，设法筹筭，一切减之又减，故买新引则减九钱二分为五钱五分，纳余银则减一两四钱五分为八钱，买火盐则减一两五钱为六钱，其它掣挚、征解、盘剥诸浪费，一切洗涤殆尽，……而令之开价二两九钱卖与水商”。此个，疏理后淮盐在汉岸，“今自去年九月，以至今年己末（万历四十七年），果犹卖七分不上”（注：《两淮盐政改编四·复楚中论盐价公书》，见《明经世文编》卷四七七。）。另《两淮盐政编四·复龙盐台第三书》又称：“楚中盐价，迄今止卖七分三厘（一小包），尚卖不去”（注：《两淮盐政编四·复龙盐台第三书》，见《明经世文编》卷四七七。）。
5.《两淮盐政编四·与白公祖》称：“自戊午（万历四十六年）九月京掣以后，淮盐至楚（每小包）七分犹卖不上”。又称：“夫所谓贱者，盖自然而贱则可久。若强之使贱便为征贵之囮。如之卯（万历四十三年）不勒卖五分乎？水商亏本，裹足鱼散，至丙辰、丁已（万历四十四、四十五年）便卖至二三钱一小包”（注：袁世振《两淮盐政改编四·与白公祖》，见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四七七。）。
由上述史料，已可看出当时盐利的轮廓。但若仅至此，则对史料利用来说便很可惜，因就此无法再作更深层次的认识。现为明晰起见，尤其为便于分析对比，特在此基础上，作如下取舍处理，其中某些细节处，尚需有分析和设定：
（一）每引重量。疏理前，内商每引掣盐570斤，卖给水商后改为小包；每包重以8斤计，得71.25包。疏理后，改为引重450至460斤；本文取其平均值，为每引455斤，比原每引少掣115斤（相当于每引少掣14.375包），即每引掣56.875包（每包仍重8斤）。
（二）火盐价格。“往时”每桶银0.07至0.08两，现取其平均值，为每桶银0.075两；五桶为一引，故“往时”火盐价为每引银0.375两。“近年”火盐价为每引银1.5两。疏理后则为每引银0.6两。
（三）正引价格。“往时”为每引银0.65两。“近年”为每引银0.92两。疏理后为每引银0.55两。
（四）余盐课银。“往时”为每引银0.7两。“近年”为每引银1.45两。疏理后为每引银0.8两。
（五）内商杂费。史料对此叙述笼统而含糊。因火盐原为散装，用桶量，卖给内商后，须装包、捆扎、仓贮，然后过桥坝，运至仪征，经批验后卖给水商，故内商杂费应包括包索、仓贮、运输，还有挑河、赈济，以及场官和桥坝验所胥吏的勒索等。史料称“近年。诸费不下一两，又说“所费不赀”和“难以毛举”。由此，本文定为商“近年”诸杂费为每引银1.2两。史料又称“往时”诸费犹轻，本文取每引银低于1.0两，即每引银0.9两。疏理后，可能某些盘剥费用被清理，但不可能清除干净，尤其包扎、运输、仓贮诸费依然存在，但考虑到疏理后引重减轻，故取此时内商诸杂费为每引银0.6两（注：前述所定疏理后内商诸杂费为每引银0.6两，即相当于每百斤盐费银0.1319两（每引重455斤，在仪征交货，且盘剥诸费不可能清除干净）。乾隆时场商平均杂费，为每引银0.515两，即相当于每百斤盐费银0.1497两（每引重344斤，在场内交货；对朝廷及盐政机构的所有公私输纳另外统计）。两相比较，可知本文所定疏理后内商诸杂费并不算高。清代包括盐价在内，各项物价高于明代，故清代费用高于明代也是可理解的。）。
（六）内商对水商的卖盐价格。“往时”为每引银3.2两。史料称，“近年。内商成本为每引银五至六两。实际仅约五两。但史料又称，“不卖至六两以外不止”。综合这些因素，本文定“近年”内商对水商卖盐价格，为每引盐6.0两。疏理后则为每引银2.9两。
（七）汉岸盐价。史料称，“往时”汉岸盐价为每小包银六七分。本文取其平均值为每小包银0.065两。即每引银4.6313两。“近年”时盐法大坏，汉岸价每小包达银一钱。尤其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官方压价至每小包银五分，结果水商四散，市面缺盐，价格大涨，竟达每小包银二三钱程度。这是极不正常情况，不能作为整个阶段的代表。本文依据水商“不卖至一钱以外不止”，并考虑曾有更高价格的可能，取“近年”汉岸盐价为每小包银0.11两，即每引银7.8375两。但本文仅涉及淮盐在汉岸对当地商人的交货价格。至于淮盐离开汉岸，被运往它处销售，均不属淮商业务范围，故本文也不涉及。
关于疏理后的汉岸盐价，因与两淮相比，时间上有一滞后阶段，故史料中有称每小包银七分三厘，以及七分上下不等。本文取疏理后汉岸盐价为每小包银0.07两，即每引银3.981两（引重455斤）。
（八）水商费用。水商购盐后，要改为小包，然后水运至汉岸销售。故水商费用至少应包括改包及运输等费。但史料未提及这方面数据。水商买卖盐之差价，即其增值部分，一般可被称作“毛利”；而当扣除其费用后，则为“纯利”。现为能进一步粗略考察明万历时期水商的获利情况，特参照清乾隆年间数据，对该问题再作一些尝试性分析。
明万历时期的水商职能，与清乾隆年间的运商职能大体相似。但二者又有明显区别。首先，明代两淮盐商资本的主体是内商。水商是由内商职能分化而成，并为内商服务。清代恰相反，其资本主体已转为运商。场商是由运商的雇佣转化而成，并为运商服务（见《清盐法志》卷一○六《场产门七·垣收上》。其次，明代内商与水商的交货地点，是仪征批验所之后。而据乾隆五十三年运商成本单（见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二十四《课程八·成本下》），当时场商与运商的交货地点则在盐场。笔者曾估算得，清乾隆年间运商流通费用（即改包及贮运诸费，约相当于明代水商费用），约占其在汉岸销售收入的27%（注：笔者拙稿《乾隆朝徽商在淮盐业经营中的获利估算》，见《盐业史研究》2000年第1期。）。考虑到明清两代上述差异，以及各自的商品化程度，本文取明代万历年间水商费用，占其在汉岸销售收入（即以销售单价计）的20%，并由此求得，“往时”水商费用为每引银0.9263两，疏理后则为每引银0.7962两。
但“近年”阶段的水商费用，不能按上述比例估算。因该阶段盐法大坏，其价格关系也遭破坏。汉岸盐价大幅上涨（约涨69%），主要是因盐课和火盐价格大幅上涨所致（前者约占76%，后者约涨3倍）。但这时水商改包及运输诸费，不可能也与盐价同比例上涨。经分析，若水商费用以每百斤盐计，则“往时”为银0.1625两，疏理后为0.1750两。“近年”阶段的水商费用，虽不能与盐价同比例大幅上涨，但趁机小幅上涨是可能的。故本文设定“近年”阶段的水商费用为每百斤盐用银0.2两，即相当于每引银1.14两。该费用比疏理后稍高，比“往时”则上涨约23%。
经上述对史料数据的分析取舍及设定，现可分“往时”、“近年”及疏理后三个阶段，将这些数据经整理后汇于表1。又因疏理前后每引盐和重量不同，为便于对比，表中特增以每百斤盐为单位，对数据另作整理。
因史料限制，上述整理结果较为粗糙，但仍可借此粗略看出一些问题。表中所列“利润率”，是指平均每次运销过程中，内商或水商所获利润，与其销售收入（即经营金额）之比。此也即通常所称之商业利润率。当时两淮是每年分春秋两季向朝廷上纳余银。由此推知，盐商也是每年分两次向汉岸运销。至于资金，一年内可周转两次，从而使单位流动资金利润率（按现代说法，即相当于每百两银流动的资金，一年内所创利润），可提高一倍。从表内数据看，内商获利明显好于水商。这是由于内商为当时盐商资本的主体，加之他们长年守支，受预征、套搭之苦，有大量资本被朝廷预借。“朝廷预借商银四百余万今不言借而言征。惟征之一字，可以行法，故执敲朴以鞭笞之。预征于十年之前，又套搭于十年之后”（注：《两淮盐政编二·盐法议六》，见《明经世文编》卷四七五。）。由此可知，内商利润的一部份，首先是对其被占借资本的部份利息回报。此外，从上述三个阶段演变看，内商及水商的利润率，均呈下降趋势。其中水商利润率已低于10%。在此情况下，商人依然乐于行盐，其原因有二：
1.与其它商业相比，经营淮盐虽有风险，且有资金被占之苦，但必竟较为稳定。尤其对资金雄厚的商人而言，经营淮盐仍是其明智选择。
2.明中叶后，私盐盛行。不少盐商在经营官盐的同时，又经营私盐，并借此获得利益补偿。有人甚至以官盐为幌子，目的在于私盐。
为进一步对比，现将上表内一部份数据，再整理于表2。《两淮盐政编一·盐法议一》称：“两淮岁掣十二单，额行九十万引。……每岁行盐，终不敢越九十万之数，……两淮例掣有九十万引”（注：《两淮盐政编一·盐法议一》，见《明经世文编》卷四七四。）。由此可知，若淮盐每年运销数额以90万引计，在已知销售单价情况下，便能近似估出盐商一年的销售收入（即年度经营总金额），以及其年度盈利状况。表2仅以疏理后为例，估算当时淮盐的年度经营状况。
表2是将内商与水商合为一盐商整体。表中销售收入，是以汉岸盐价（即淮盐运销最终价格）有据，并在估算年度经营状况时，近似认为淮盐全部销往汉岸。如前所述，万历时期朝廷时商人的盐课征收，是正引在边仓开中，余盐在运司纳银。其中正引开中后，由边商持仓钞赴两淮卖给内商。但因要守支约十年，一般内商在纳完余银后，无力再收贮仓钞，故只有“内商之有力者”（囤户）先以贱价收下，以后再以高价卖给一般内商或留作自用。以往言论，是将此视为囤户的“囤积聚奇”、“牟取暴利”。这实际是误解。因所谓十年预征，是明朝后期严重经济危机所致。朝廷自然不可能又在两淮回收这些色钞。这时若无民间财力从中调剂，让边商尽早返回边地，以参与新一轮开中，则整个开中会停止（明中叶后，边地开中往往是强制性的（注：庞尚鹏《庞中丞摘稿一·清理盐法疏》，见《明经世文编》卷三五七。）。可以说，囤户收购仓钞，除受经济规律驱使外，主要是迫于朝廷压力。而任何商人资本被压十年，都会寻机谋求回报。故所谓正引价，本质上是由朝廷收益所引起。本文开头所引史料称“（朝廷售边钞者（银）四十万（两）”是一致的。即朝廷收益应是正引价与余银之和。
表2所列盐商其它支出，是指盐商总支出（即总成本）中，扣除朝廷收益后的剩余部分，即为火盐、内商杂费及水商费用之和。而内商卖给水商，是在盐商内部进行，且一收一支也恰好抵销，故可不计。
现由表2可知，朝廷收益率（即朝廷从两淮盐业所得经济利益，以银两计，与盐商口岸销售收入之比），明显高于盐商利润率（即内商及水商所获利润之和，与盐商在汉岸销售收入之比）。而且就上述三个阶段而言，朝廷收益率呈上升趋势，盐商利润率则下降。再若将朝廷收益率与盐商利润率相加，则又可知，它们合计约占盐商销售收入的一半，但略呈下降趋势（“往时”为52.47%，“近年”为51.01%，疏理后为49.86%）。故能看出，朝廷收益率的提高，基本是以降低盐商利润率为代价的。只是万历时期盐政机构的获利情况尚不明确。依清乾隆时情况，朝廷与盐政机构等公私收益合计，已占盐商在江广口岸销售收入的42.47%；盐商整体（场商与运商合计）的实得利润，占其在江广口岸销售收入的13.18%。此二项合计为55.65%。
个案二（清乾隆时期）
以下个案涉及乾隆时期两淮赫赫有名的徽商江春。江春，字颖长，号鹤亭，徽州歙县人，生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卒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江家世代于两淮理盐
，至江春之父江承瑜时，已跃居两淮总商之一。江春22岁弃儒为贾，到杨州协助父亲经营。后不久，其父去世，江春也崭露头角，因“练达明敏，熟悉盐法，司鹾政者咸引重推为总商”。此后四十余年间，江春一直担任总商职务。“才略雄骏，举重若轻，四十余年规画深远”，故而成为当时杨州商界一举足轻重人物。江春对朝廷忠心耿耿，急朝廷之所急。仅据《清盐法志》记载，由江春商业旗号“江广达”领衔的捐输款项，约达银1000万两。乾隆六次南巡，江春均尽心尽责。“扫除宿戒，懋著劳绩”，颇为乾隆欣赏。“自赐宴加级外，拜恩优渥，不可殚述”（注：民国《歙县志》卷九，《人物志·义行》）。尤其太监张凤窃宫内金册，逃至杨州江春处，被江春智捕。乾隆特赐他布政使衔，荐至一品。正因江春对朝廷及社会的捐输过巨，加之他广交天下名士，开销也过大，故自乾隆三十三年陷入盐引案后，其家产渐显消乏。后乾隆皇帝得知此事，倍加体恤，特赏借帑银三十万两以资营运，并令按一分付息。本案例即与此有关。
“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盐政李质颖奏：面奉上谕，赏借江广达银三十万两，钦此。臣回任后，据江广达以孑然一身，并无骨肉可托，请将所领帑本，烦通河众商代为筹运。所得余息，照一分缴库，其余给尹支用，以重帑本。据总商王履泰等，情愿公司代办。每年所获余利，除解交帑息外，尚可剩余二万五六千两以为该商用度。……按一分起息，每年共银三万六千两，按年交纳。
“奉硃批：该衙门知道，钦此。
“迨三十九年正月，盐政李质颖面奏：江广达一年所得利银二万六千两，为数过多，据禀每年愿缴利银一万两充公。”（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一，《转运十二·借帑》。）
以上史料表明，江广达借帑银30万两，由通河众商代为筹运（即往江广运销淮盐），每年得利银6.2万两。其中3.6万两作为帑息上缴，另2.6万两为江春本人所得。江春属大盐商，有自己的旗号和船队。既便以往，他也不必随船押运。故他只需支付船队的运销费用，而不必与其它商人分成利润。后他感到借帑30万两，“一年利银二万六千两为数过多，恐造化浅薄，不能承受，恳求转奏，每年愿缴银一万两充分”（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一，《转运十二·借帑》。）。这是因“赏借帑金三十万两，为盐商之冠”（注：民国《歙县志》卷九，《人物志·义行》），而上缴一万两则可处好人际关系，“俾代办之人营运从容，心亦悦服”（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一，《转运十二·借帑》。）。现本文要依此估算当时运商的商业利润率（即运商所得利润与其经营金额之比）。但此前尚须下列三项条件进行确定：
1.确定江广达借帑营运方式
依照清代两淮纲盐运销规则，“每一纲之首，盐院牌行运司，催商滚总。各商将自己根窝及拨行他商年窝花名引数，愿附某总商名下，听其自向总商取具保结，开报运司”（注：清盐法志》卷一一四，《运销门五·商运一·行盐规则》。）。而所谓总商，即按“两淮旧例，于商人之中，择家道殷实者，点三十人为总商。每年开征之前，将一年应征钱粮数目扶明。凡散商分隶三十总商名下，令其承受催追”（注：《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七八，《户部·盐法·两淮》。）。此外，王赠芳又称：“两淮有四大总商，十二小总商之目。众商行盐，必得总商具保，每年滚总纳课。一应盐费，均由摊派”（注：王赠芳《谨陈补救淮盐积弊疏》，见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五十一。）。由此可见，总商是众运商的首领。小总商是小首领。大总商是大首领。而所谓“家道殷实”者，心是“资重引多之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江春因恭办乾隆皇帝第二次南巡大差，踊跃急公，实心办事，受乾隆皇帝的赞赏，沛特恩赏赐他内务府‘奉宸苑卿’衔，以示奖励。”（注：朱宗宙《略论清代两淮盐商江春》，见《盐业史研究》1991年第3期。）查乾隆二十三年以后，至五十四年，上述各大项捐输的领衔者，除江广达外无第二家。且这些捐输，大多发生在江广达借帑的乾隆三十六年之后（注：《清盐法志》卷一五三至一五五，《捐输》。）。由此可见，江广达借帑营运之时，也依然是“资重引多”的大总商。另清代盐引，是商人“当始认时费不赀”所得，“故承为世业”（注：《清史稿》卷一二三，《食货四·盐法》。）。江广达即使在资金周转不灵之时，可暂将一部份盐引，租借给那些需“拨行他商年窝”的人，以获取租借费（即所谓引价）。而当奖金周转灵活后，又可将其收回。故综上所述，尽管运商的经营方式有多种可能，但本文认为，江广达这30万两帑银的营动方式，是以自己的盐引，请通河众商代为筹运。
2.确定乾隆朝运商的年度资金周转次数
人们在论及清道光年间的淮盐萧条时，均注意到盐商资金周转速度对其效益的影响。陶澍说：“向系两年三运，今乃一运两年，愈迟愈积，月利愈亏”（注：陶澍《再陈淮鹾积弊折子》，见《陶澍集》第159页，岳麓书社1998年版。）。包世臣称：“官船旧时受载，……一年受载两三次，……今船一载需年半，乃能回空”（注：包世臣《淮盐三策》，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九。）。周济也说：“近来两年一运……从前两年三运”。（注：周济《淮鹾问答》，见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五十一。）众所周知，两淮盐业自嘉庆时已开始微，待进入道光后，则疲敝已极。上述“向系”、“旧时”、“从前”，所指都是兴盛时期。而乾隆正是淮盐兴盛时期，故将当时运销形势定为“两年三运”，即运商年度资金周转1.5次，是不为过的。至于江广达当时资产的消乏，是其它原因所致，本文不再赘述。
3.确定江广口岸平均盐价
按一般情况，若须求取运商的商业利润率，则须先知道江广口岸的平均盐价，且这一数据是可近似求得的。但因本个案史料条件的特殊性，已使该数据变得可有可无（其详情可见本文稍后内容）。故现不妨先设运商在江广口岸的平均售盐价格为A（银两/引盐），并再设所要求取的该个案条件下的运商商业利润率为X(%)。
在完成上述确定后，可按下列步骤求取：
1.先求取运商单位运销成本（银两／引盐）
因销售收入即为利润与成本之和，故所求运商单位运销成本为：
A×(1-X)（银两／引盐）
2.求30万两帑银每年可运销淮盐数量（万引／年）
运商往江广达运销淮盐，只需具备运销成本资金即可。利润是在销售收入中获得。且当时运商的年度资金周转次数，是以1.5次计，故运商30万两资金，一年内可运销淮盐数量为：
3.求运商单位利润（银两引／盐）
江广达借帑30万两，每年利银6.2万两。其中3.6万两作为帑息上缴，另2.6万两为留成（后江广达又愿缴一万两，本文不作讨论）。现为使本案个例对当时不借帑本的广大运商，更有普遍意义，故将6.2万两作为30万两运销资本每年所产生的利润。即其单位利润为：
4.求运商商业利润率(%)
因已设定本案例条件下，运商在江广口岸的平均售盐价格为每引银A两，故运商的平均商业利润率为：
至此可看出，因本案例史料条件的特殊性，已使整个估算得以简化。即由估算第4步骤表明，运商的商业利润率，最终只能与年度资金投入数量（银30万两）、年度资金周转次数（1.5次），以及年度获利数额（银6.2万两）第三项指标有关。而口岸单位销售收入（即单价），则成为可消除的参数。上述三项指标中，有两项为本案例史料直接给定，另一项由其它史料给定。故尽管估算是粗糙的，但不妨碍用它对有关问题作探讨。
只是需要指出，因条件限制（当时尚处在商品经济的很不成熟阶段），不少史料关于利润的是笼统的，有的甚至相互矛盾。汪士信先生在研究乾隆徽商经营淮盐的获利问题时，是先依据“成本单”等条件，估算出盐商的“应得利润”。在此基础上，再扣除盐商的“应得利润”。在此基础上，再扣除盐商对朝廷及盐政机构的许多输纳，如捐输、帑息、余银、“扬匣费”、“江广匣费”等，最后得盐商的“实得利润”（注：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很显然，本文上述求得的12.11%，并非是运商的实得利润率。例如：
1.借帑问题。就江广达而言，其每年6.3万两利润中，有3.6万两需以帑息上缴。若扣除这些，其所剩部分仅占口岸销售收入的5.5%。乾隆时期，两淮借帑主要用于运商，“以资营运”（注：笔者拙稿《乾隆朝徽商在淮盐业经营中的获利估算》，见《盐业史研究》2000年第1期。），但不是人人都借30万两。据汪士信先生分析，以平均计，两淮运商年度共支付帑息银12.2万两，60年共计732万两（注：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这约占其口岸销售收入的0.78%（注：乾隆朝共计60年，每年两淮引盐销量按179.64万引计，乾隆朝平均口岸销售单价为每引银8.75两，则732÷(60×179.64×8.75)=0.0078,2850.5÷(60×179.64×8.75)=0.03。），且须在上述12.11%中扣除。
2.捐输问题。两淮盐商的大量输纳，有些已纳入日常成本，有些则没有。且商人内部成本与上报朝廷的成本并不一样。就本文所涉案例分析，其“江广匣费”、“扬匣费”等，已在成本中列入，可不必再考虑（注：乾隆时期，“江广匣费”、“扬匣费”等，已逐渐被列入盐商的正常性支出，而且在口岸销售收入中的比例超过10%，若在上述12.11%中再加除这些，则所得运商实际利润率太低。故由此推知，在本案例的成本中，已包括了这些输纳。）。但捐输问题必须讨论。乾隆时期，两淮盐商捐输约银2850.5万两（注：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占口岸销售收入的3%（注：乾隆朝共计60年，每年两淮引盐销量按179.64万引计，乾隆朝平均口岸销售单价为每引银8.75两，则732÷(60×179.64×8.75)=0.0078,2850.5÷(60×179.64×8.75)=0.03。）。这其中大部应为当时盐商资本的主体运商所捐，小部为场商所捐。若假设运商占三分之二，场商占三分之一，则他们的捐输分别为口岸销售收入的2%和1%。但据史料，这些捐输并非都已安排为盐商的每年正常性支出。其中大项捐输，是不定期地隔几年突然有一次，且金额不等。就江广达该案例看，捐输的小部份，可能已被列入正常性成本，而大部份尚须作为突发性捐输，在所得利润中扣除。其中最明显的，是乾隆五十三年九月，因荆州洪水，由江广达领衔捐银一百万两赈济。当时由“运库应解部内借支”，然后从乾隆五十四年起，“分作五纲归款”（注：《清盐法志》卷一五四，《捐款二·助赈》。）。
基于上述，本文认为，在发现有更确切史料数据之前，可以从上述12.11%中扣除2.11%，即定本案例条件下运商实得利润率为10%较合适。而本案例史料出自乾隆三十六年至三十九年间，属乾隆中期，依笔者以往对乾隆时期两淮盐利分析情况（注：笔者拙稿《乾隆朝徽商在淮盐业经营中的获利估算》，见《盐业史研究》2000年第1期。），在获得更确切史料数据之前，也可近似地将其中期数据，作为整个乾隆时期的平均值看待。若该设定能被接受，则可看出江广达借帑史料的宝贵性。因至今学术界，尚未公布其它关于乾隆朝两淮运商或场商各自的实得利润数据。汪士信先生曾分别求得大量输纳的记载，均系以全体盐商名义作出，故最终只能求得全体盐商的实得利润总额，即无法分别算出运商及场商的实得利润。后笔者的新尝试，也只求得当时全体盐商的实得利润率为13.18（注：笔者拙稿《乾隆朝徽商在淮盐业经营中的获利估算》，见《盐业史研究》2000年第1期。）。现若定出当时运商的实得利润为10%。而所谓引商，只是运商的一特殊成分，仍属运商核算范畴，故所剩3.18%，实际就是场商实得利润与盐商口岸销售收入之比。乾隆时期淮盐在江广口岸的平均售价为每引银8.75两，由此可得该时期两淮场商的平均实得利润，为每引银0.2783两。而乾隆朝两淮运商的平均实得利润，则为每引银0.875两。再因该时期场商对运商的卖盐价格（即场价），平均为每引银2.0两（注：笔者拙稿《乾隆朝徽商在淮盐业经营中的获利估算》，见《盐业史研究》2000年第1期。），故该时期场商平均实得利润率为13.92%。
在明清数百年间，两淮盐商曾是我国封建晚期最大的商业资本集团。对该时期淮盐经营状况（尤其是朝廷、盐政机构及盐商三者的获利状况），进行定量分析，是笔者的尝试。所幸本文所得数据尽管粗糙，但在一定程度上尚能自圆其说。其中一些设定数据，它们与历史真实情况之间的误差，则有待新的史料发现予以考核并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