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抑制与遮蔽——当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抑制论文,政治论文,关系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975(2003)04—0091—04
一
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是一个老话题了，但考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以至今天的文学状况，我们发现这一老话题出现了新问题。如果说在处理这一关系时曾经有过的失误，是过分强调政治标准第一、文学标准第二，过分强调文学必须为具体的政治任务服务，使文学丧失了必要的独立品格。那么新的失误是出现了另一个极端，追求所谓纯文学的乌托邦而全然不理睬社会政治。过分推崇所谓“纯文学”、过分关注“闲适”类作品，而将带有一定政治功利的文学给予抑制和遮蔽。一如刘再复在批评张爱玲的创作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论文里反思的那样：“大陆有些作家学人，刻意贬低鲁迅，把左翼文学和工农兵文学说得一钱不值，与此同时，又刻意制造另一些非左翼作家的神话，这在思维方式上又回到两极摆动的简单化评论。”[1]事实上，这种“两极摆动的简单化”不单单表现在“评论”上，它几乎涉及文学活动的各个层面。
在创作领域，1985年后的新潮小说的一个中心任务就是把政治从文学中“驱逐”出去，先锋作家完全离开“反思”、“改革”甚至“寻根”等的政治、文化“宏大”书写的思路，而沉入对“历史”的重构、沉入叙事和语言的迷宫；王朔对意识形态极尽调侃之能事，将一度极其严肃正统的政治术语予以滑稽模仿，形成与语境的极不合谐，构成言语的反讽；新写实小说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描写重大题材的“高度”降下来，去书写生活的“原生态”；新生代小说、女性写作刻意回避“大众”的“现实生活”，潜入对“私人生活”的个人化书写和“身体写作”；新生代诗歌明确标榜反传统反英雄，反对朦胧诗人的布道教诲；再往下延，所谓“70年AI写作作”更摆脱了“宏大”的社会政治书写，而进入对成长的烦恼和新新人类的独特生活场景的描摹当中。即便是一度以极大的热情介入社会政治的张承志、张炜、韩少功、王安忆等人也把笔触转而伸向民间、种族、部落等等。似乎相当一部分的作家普遍降低了对现实社会的政治热情，而表现一种“政治冷淡症”。
在接受领域，相当一部分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对茅盾、郭沫若甚至鲁迅及所有左翼作家和文学有很大隔膜感；对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工农兵文学”，对80、90年代一批“主旋律的文学”，如小说《抉择》、电影《焦裕禄》、《离开雷锋的日子》等，有先入为主的反感，从而先验地加以拒绝。而对一些非关政治的闲适作品表现了超常的兴趣，如林语堂、周作人、梁实秋等人的小品，张爱玲等人的小说，金庸的武侠，琼瑶的言情，等等。丰富的阅读取向完全是必要的正常的，这些作家的作品也确有很高的价值，但对他们的片面的过度的接受，造成了对茅盾甚至鲁迅等人作品的遮蔽。
造成这种接受状况，与文学的传播和评论有关系。学界一方面出于对以往政治压制文学的反拨，另一方面也是受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等的影响，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重写文学史”运动。但正如许多学人反思“重写文学史”时所指出的那样，这种“重写”既有“洞见”，又有“盲视”；既充分填补了一些空白之页，又走到了另一个遮蔽与压抑的极端。[1](P110)从文学史的重修到高校现当代文学教学，从出版到批评活动，都有这种极端化倾向。对张爱玲、钱钟书的发现，对沈从文、周作人、徐志摩等的重新评价或推崇，对金庸的关注，这些的确意义重大。但这不能成为看轻甚至否定左翼文学、工农兵文学、否定郭沫若、茅盾甚至鲁迅的理由。王一川等学者重排20世纪文学大师座次，可以给张爱玲、沈从文、金庸等以崇高地位，但将茅盾这样的重要作家筛选掉，将郭沫若这样的重要诗人名次排到老后，多少有点矫枉过正。上海市作协邀请百名全国批评家，选出“90年代最有影响的作品”，《长恨歌》、《心灵史》、《九月寓言》、《许三观卖血记》、《我与地坛》等，也明显存在重大的偏颇，一如青年评论家谢有顺所说，“《长恨歌》是一个没落的城市神话，《白鹿原》是家族和革命神话，《马桥词典》是语言神话，《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是苦难神话，《九月寓言》是大地神话，《心灵史》是部落神话，《文化苦旅》是文人理想和历史神话。”这些作品“都敌视和虚化日常生活，远离90年代的生存现实和日常细节，以集体主义的话语路径创造神话，在一种假想中完成自我感动。”而一些关注当下日常生活、与当下的生存劈面相迎的重要作家如朱文等没引起重视。[2]在我看来，那些关涉现实社会政治的作家作品，如刘醒龙、河北的“三驾马车”、写《抉择》的张平、写《人间正道》的周梅森等就更不被评论家们尤其是学院派批评家们看好。
二
这种过分推崇所谓“纯文学”、过分偏好“闲适类”作品，而将一定政治功利类的作品予以遮蔽和压抑，将关涉当下社会政治的作品置于“优秀”之外的做法，与长期以来对“政治”这一概念的偏狭理解、对“政治”的误读有关。“反右扩大化”、“文革”时期对“政治”误读了，而新时期以后的许多作家、学人也误读了。前者是过分的“亲和”、紧跟，后者是过分的“紧张”、逃避，都把“政治”这一本来很宽泛的概念狭隘地理解成了某一时期的具体政策，甚至把特定时期的某种失常的政治等同于整个政治。事实上政治本身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任何国家、党派、个人的言行都是一种特定政治观的反映。按照马克思理论，政治是指一切阶级和阶层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一切阶级和阶层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为：1.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定的政治反映的是一定社会中阶级的根本利益，表现的是一定阶级的意志的要求，维护的是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2.政治是在以国家政权为中心的形式中发展的。国家政权是政治的主要的根本的问题。随着国家的产生，一切阶级同国家政权的关系，一切阶级之间阶层之间的关系，即政治才得以发展起来。3.政治是以进行和处理国家事务为基本内容。具体而言，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3](P135)列宁也有明确地说：“政治应该是人民的事。”[4](P370)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5](P823)所有这些论述都表明政治是一种上层建筑，既具有阶级性，也具有群体性、全局性的特征。“反右扩大化”等时期文学和政治的过分“亲和”，新时期以后一段时间的过分“紧张”，显然都只注意到了“政治”的第一属性：阶级性，过分夸大了这一属性，而忽视了其它两个属性：群体性、全局性。没有弄清政治事实上跟每个公民个体具体生活都息息相关。政治的包容量原本是很大的，大到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划归政治范畴。但不幸的是，很多时候政治的本义被某些团体、党派、个人出于自身利益而歪曲了，或者又正因为这种歪曲而被另一些人出于反感而误读了。我们太习惯于顽固的二元对立模式了，雅与俗的对立，艺术与商业的对立，文学与政治的对立，要么完全为政治服务，丧失文学自身的品格，要么完全疏离、不问政治，滑向另一极端。
再者，“新潮小说家”以降的作家们对“文学反映生活”的理解也影响到了他们对政治的态度。余华说：“艺术家是为虚无而创作的，因为他们是这个世界上仅存的无知者，他们唯一可以真实感受的是来自精神的力量，就像是来自夜空和死亡的力量。”[6](290)“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而写作……长期以来，我的作品都是出自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我沉湎于想象之中……”[6](P292)苏童说：“也许一个好作家天生具有超常的魅力……不是来自哲学和经验，不是来自普遍的生活经历和疲惫的思考，它取决于作家自身的心态特质，取决于一种独特的痴迷，一种独特的白日梦的方式”“我确实什么东西都没有，全是自己想出来的……我的小说好多事情都没有影子。”孙甘露说：“我出没于内心的丛林和纯粹个人的经验世界……”韩东说：“对生活的现实性不感兴趣，而对生活的可能性感兴趣。”“生活的现实性是一种既成的事实，往往不是一种真实。”“‘生活的可能性’才是真实。”“文学不是反映现实，而是创造现实。”[7](P79—81)这些见解对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文学反映生活”的狭隘性作了很好的纠偏，那时候过分强调文艺只为工农兵服务，而将知识分子、手工业者、商人等排除在外；过分强调表现光明面，而不能暴露生活中实际存在的阴暗面；过分强调反映“现实”生活，而不能或限制表现作家的主观情感世界；过分强调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不允许写历史不提倡写平常的日常生活。把“生活”就限定在工农兵现实斗争的狭隘框架内，创作方法也相应地是“现实主义”一统天下，而不允许有现代主义、更不用说后现代成份，浪漫主义也是变相的“革命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又更局限于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广阔的“生活”等同于“革命”、“政治斗争”。在这一点上，余华等青年作家的见解就要明智得多了科学得多了，更为接近“生活”的真相。但余华等对“生活”的理解宽泛化的同时又一定程度地狭隘化了，他们似乎过分强化了生活的“虚幻性”，过分强化了作家的内心和主观想象世界，过分夸大了作家内心跟现实的紧张关系，过分渲染了生活的宿命性，而一定程度地忽视了生活的现实性，客观性，日常性，欠缺对当下社会现实的适当介入。
如果我们不带任何偏见，真正科学地宽泛地理解“生活”，那么我们就会达成这样一个共识：“既然承认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审美地反映的产物，那么，政治斗争生活，作为现今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必然也应该进入文学作品。”[8](P3)文学反映生活，也就完全可以也有必要反映政治生活。创作、评论、文学史的写作，方方面面，都没有理由以所谓纯文学来抑制具有一定政治功利性的文学，没有理由以另一个极端来反拨曾经有过的极端。
三
文学史上有许多作品就是直接对社会政治的书写，这些作品在艺术上显然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既有社会政治历史的认知价值甚至战斗意义，也有很大文学价值。像鲁迅那些深刻反映辛亥革命历史的小说、那些兼具战斗性、时代性、思想性、文学性的杂文，像艾青那些直接书写抗战的艺术性很强的诗歌，像七月派诗人积极介入现实斗争又颇讲究艺术锤炼的诗歌，像直接受毛泽东《讲话》影响而进行创作的赵树理，他的代表作品《小二黑结婚》等，甚至为许多人所不大欣赏的茅盾、郭沫若，他们的直接介入、书写社会现实、甚至政治斗争的作品《子夜》、《林家铺子》、《屈原》等，客观一点公允一点，你不能不说它们仍然是相当杰出的作品。显然，不管怎么说，在“五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战和解放战争这些关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完全沉入象牙塔进行“艺术至上”的创作虽然是完全允许的，但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文学在这一时期积极反映政治并且为政治服务理所当然，而且如上所说，也的确出现了不少将文学性与政治性结合得比较好的优秀作品。即如建国初那些唱给新中国、新中国的缔造者、新生活的建设者的“颂歌”范式的诗歌和小说，虽然有当一部分作品艺术上有些粗糙、思想上有些浮浅，但其一，对新生的极需呵护的共和国大唱赞歌客观上是必要的，作家们的主观情感上是完全真诚热情的；其二，也有文学价值很高的作品出现，如胡风的大型交响乐诗《时间开始了》，全诗直接书写的就是建国初的三个重大政治事件：49年政协会议，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开国大典。同时艺术上也很富探索性，很讲究锤炼：诗歌与音乐交融，成为一种较为完美的形式和表达；现实场景的描摹与浪漫的想象结合，拓宽了诗歌的境界；歌赞与缅怀结合，使诗歌在单纯的歌颂之外有更深沉的情感内涵。它是堪称这一时期“颂歌”的集大成之作。又如《林海雪原》、《红岩》等革命斗争题材的小说，也是直接介入政治斗争而艺术水准较高、为广大读者所看好的作品。新时期的“伤痕”、“反思”、“改革”文学也显然是文学与政治良性结合的可喜的延伸，这一时期文学的表达跟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了同步性，跟主流意识形态作着相同的政治反思和改革，可以说就是直接的主流话语“宏大叙事”的一部分，而同时也是文学性复归的时期。诸如《春之声》、《剪辑错了的故事》、《内奸》、《人到中年》、《美食家》、《芙蓉镇》、《乔厂长上任记》、《陈奂生上城》等都堪称文学与政治良性结合的典范之作。因此，问题不在于文学要不要反映政治，而是如何形象地而非概念化地、独到地而非公式化地、文学地而非行政地去反映，用金汉的话说，是“文学作品中的政治必须是经过充分艺术转化的，完全消融在艺术中的政治。”[8]非关社会政治的作家可以出好作品，如张爱玲的小说，徐志摩的诗歌，马原、格非等注重叙事圈套的小说，金庸、古龙等人的一些武侠小说(其实金庸的某些小说也触及了政治)，甚至琼瑶的某些言情小说，等等。而以很大的政治热情介入、书写社会政治的作家同样也能出一些优秀甚至传世之作。
当下也有一部分作家积极介入社会政治，反映体制改革、国企改革、反腐倡廉等，以极大的社会热情与大众“分享艰难”，这就是上文提到的“90年代有影响作品”根本没有提及的有关作家作品，刘醒龙《分享艰难》、谈歌《大厂》、何申《穷县》等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以及周梅森《人间正道》、张平《抉择》、陆天明《大雪无痕》等“反腐小说”。可能这些作品确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某些方面反映得并不深刻，对与工人、农民“分享艰难”的厂长、乡长们多少有些拔高甚至粉饰，类似的创作已经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某些作品艺术水准相对不高，等等。但其一，这批小说集中关注现实政治经济，最大限度地突入社会生活中心，对广大民众热切关注的、与他们的生活休戚相关的国企改革、乡镇改革、反腐败等予以重视和书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应该大力提倡的；其二，这些作品比较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改革的艰难进程、腐败势力的强大、反腐的艰巨性等，具有较大的认识价值和现实意义，文学上也是获得了成功的；其三，相对于某些作家盲目地将所谓“人文精神的失落”归罪于市场经济，以堂吉诃德式的道德自负敌视事实上很利于发展生产力和现代化建设的“市场”，刘醒龙等人以客观的开放的姿态突入对市场经济的书写，是更符合现代性精神的。列宁说过，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4]邓小平也说，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9]一个真正关注国家现代化建设、关注民众生活的作家怎么可能一味情绪化地敌视经济建设这“最主要的”“最大的”政治?其四，这类创作也许还没有获得多数评论家的好评，但它显然与更为“多数”的“大众”实现了共鸣，赢得了更为广大的读者群，从而使渐渐“边缘化”的文学再度返回“中心”。况且，他们有了“反右扩大化”、“文革”时期文学与政治恶性交融的前车之鉴，有了文学史上有过的文学与政治良性结合的成功经验，有了先锋文学等打下的叙事、语言等方面的良好基础，有了经王朔等人对“政治”的成功解构后对政治的科学、明智的认识，应该可以期待思想更为深切艺术上更为卓越的伟大作品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