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安大线”之争看中国石油外交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争论文,外交论文,石油论文,战略论文,安大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3年5月28日，正值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俄罗斯之际，作为中国三大石油公司之一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俄罗斯的第二大石油公司尤科斯(Yokus)公司签订了《关于中俄原油管道原油长期购销合同基本原则和共识的总协议》。至此，持续数年的中俄石油管道线路之争似乎就此宣告终结，一些人士对于中国此次的“石油外交”成效也欢欣鼓舞。然而，好景不长，就在中方正在为“安大线”的铺设而紧锣密鼓地进行准备的时候，突然传来了日本方面采取种种手段对俄罗斯进行利诱，从中作梗的消息，从而使得来之不易的中俄“安大线”方案被再次搁置，也使得中俄间的油气合作计划再次经受了一场晴转多云的转变，中国的“石油外交”战略也将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一、波谲云诡的“安大线”之争
1994年11月，为了给丰富的西伯利亚石油寻找稳定而广阔的国际市场，俄罗斯一些石油公司便提议修建一条将西伯利亚的石油输往中国东北的石油运输管道，这条运输管道的起点是伊尔库茨克州的安加尔斯克油田，绕过贝加尔湖，最后抵达大庆，因此，此条线路也被简称为“安大线”。1996年是中俄关系快速发展的一年，双方签署了《中俄关于共同开展能源领域合作的协议》，在此协议中，“安大线”方案被列入其中，从而使得这一方案具有了法律基础与保障。2001年9月，朱镕基基总理在访问俄罗斯期间，“安大线”方案得到了双方的进一步认可，整个方案也最终得以形成。按照计划，从2005年这一线路初步建成到2030年这一期间，预计“安大线”将会为中国提供总量达7亿吨，价值达1500亿美元的石油。届时，俄罗斯每年出口到中国的石油量将暴涨20倍，由150万吨扩大至3000万吨，并且彻底改变俄罗斯原油出口中国全靠火车运输的局面。（注：http://www.huaxia.com/HuaXiaZhouKan/ShiZhengJiaoDian/GBK/152311.html.）
就在中俄双方为了该项目的顺利实施而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工作的时候，“安大线”项目却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变化与反复，使得该方案面临着随时夭折的危险。原本对石油安全极度敏感的日本担心这条线路一旦建成将会对自己的能源安全战略产生不利的影响，于是向俄方提出了自己的线路方案，将线路终点设在俄远东港口纳霍德卡，而不是中国的大庆，即通常所称的“安纳线”或“远东方案”。2003年1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访问俄罗斯时与俄方签订了《俄日能源合作计划》。日本向俄罗斯保证，对于修建“安纳线”所需的50亿美元资金，日方将提供全部贷款，而且一旦线路建成，日本将保证每年购买5000万吨石油，大大高于中方的购买数额。更为重要的是，在访问俄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时，小泉不与俄方谈论日俄之间传统的领土纠纷问题，而是大谈“安纳线”的地缘战略意义与价值。日俄外交人士指出：“日俄两国都认为中国是潜在的经济和军事威胁，通过显示在远东地区的合作，将对牵制中国发出明确的信号。”（注：http：//news.tom.com/Archive/1003/2003/1/1157769.html.）在日方一系列“优厚”条件的利诱下，以及出于对中国战略上的提防，俄方在是否修建“安大线”问题上举棋不定，而就在此前不久，普京总统在访华期间，还明确表示俄方将与中方展开积极的能源合作。
然而，“安纳线”方案在俄国内并没有得到一致认同，许多有识人士对其可行性提出了质疑。“安纳线”全长达4000公里，是“安大线”全长的近1.7倍，所需资金更是后者的两倍，并全部由俄方自己承担，尽管日方宣称提供全部贷款，但也只是一句承诺而已，没有任何实际的保证，而且所提供的贷款还要得到俄方政府的担保。更为重要的是，俄远东地区的石油储量能否保证每年向日方提供5000万吨石油也受到了人们的质疑。
在对一系列相关因素进行权衡之后，俄罗斯于2003年2月制定出了一种折衷方案，试图达到“一箭双雕”之效。新方案将原来的两条线路合并为一条线路，在“安纳线”干线上修建一条通往大庆的支线，而且这条支线将会先行开工。3月份，俄政府总理卡西亚诺夫再次表达了对这一方案的肯定与支持，并称俄对这一方案的实施负有国际责任。（注：《世界新闻报》2003年7月11日。）5月底，胡锦涛主席访俄期间，中俄之间也签署了相关协议，为“安大线”的实施进一步提供了保证。然而，日本再一次展开了对俄外交攻势，小泉在参加圣彼得堡建城300周年期间，劝说俄方放弃折衷方案，随后，日本外相川口顺子在访俄期间也极力劝说俄方接受“安纳线”方案，并提出将追加对俄远东石油及其它产业的投资力度。在此背景下，俄方态度再一次出现摇摆，6月，卡西亚诺夫总理宣称远东石油的走向要到9月份才能确定，随后不久，普京总统也宣称远东输油管道走向还未最终确定，并认为俄远东石油的最终市场不应是中国。这样，曾一度起死回生的中俄“安大线”方案再一次被束之高阁，并面临着夭折的可能。
二、石油外交的主要模式
自从石油应用于工业领域以来，它便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休戚相关，尤其是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地位更加突出，石油也因此被人们称为“黑金”和现代工业社会的“血液”，石油也逐渐取代煤成为促进现代工业发展最为重要的能源，其在整个能源构成中所占的比例也一直超过1/3强，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一：各种能源占世界整个能源供应比例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机构(IEA)统计数字
然而，当今世界石油的生产与消费却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状态，石油的主要产区是在中东、北非地区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这些国家国内的需求量十分有限，而其年产量却占世界总产量的40%左右，如果再加上拉美地区，产量则占整个世界年产量的一半左右。（注：［美］丹尼斯·耶金：《全球能源安全》[J]，《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3期。）而对石油有着巨大消费需求的欧美及东亚地区的工业化国家每年则生产着不足整个世界产量1/3的石油。由于这种巨大的产需鸿沟的存在，石油主要消费国便形成了对主产油国强烈的石油依赖。目前，美国、西欧和日本对海外石油的依赖度分别为51%、60%和90%，其中，美国的1/4，欧洲的60%，日本80%以上的石油进口都来自中东。（注：《环球时报》2002年9月19日。）为了在石油利益的分配中取得有利于自己的结果，产油国与消费国、产油国之间以及消费国之间围绕着石油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由此便形成了一系列复杂的石油外交模式，大体可以归结为如下两种：
1.冲突、斗争型模式
正如前文所说，由于世界石油领域存在着严重的供需矛盾，对石油的争夺也就成为当今国际冲突的一种重要形式。美国全球安全和防御问题专家迈克尔·克莱尔(Michael T.Klare)曾说，“在所有的资源中，没有哪一个能比石油更可能在21世纪挑起国家之间的冲突。”（注：［美］迈克尔·T·克莱尔著，童新耕译：《资源战争》[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因为“如果失去大量的石油供给，没有任何一个高度工业化国家有望能够生存下来。”（注：［美］迈克尔·T·克莱尔著，童新耕译：《资源战争》[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从美日太平洋战争到四次中东战争，从两伊战争再到海湾战争，直至不久前结束的伊拉克战争，石油都是导致战争爆发、扩大与升级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在一些石油资源储量丰富、油区没有得到明确划分的地区，如中亚、里海盆地地区，围绕着石油资源的分配以及输油管道的铺设，一些国家之间也不时爆发冲突或争斗。
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种：第一，对于一些国家来说，石油是决定其国家安全生死攸关的因素之一，为了保证本国石油的安全供给，国家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包括采取武力措施达到这种目的。例如，二战期间美国对于日本所采取的石油禁运无疑是将后者逼上了绝路，迫使其不得不冒与美国开战的风险来保证石油供应的稳定；第二，一些霸权国家常常利用自己手中强大的军事力量攫取产油国的石油资源。例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海湾战争，以及美英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都是这种现象的生动写照；第三，目前，世界上许多产油区的界限没有得到明确的划分。例如，在中东、中亚地区以及那些油气储量丰富的海洋地区，一些国家间的边界划分存在着诸多争议，从而为未来的冲突埋下了种子与隐患。
2.合作型模式
这是一种与冲突、斗争型模式相对的石油外交，同时也是当今世界一种普遍存在的石油外交模式。与后者不同的是，其主要特点是石油资源不是通过武力或者激烈争夺的形式来获得的，而是通过合作的形式来实现有利于各方的分配，从而使得各方在石油资源的分配中达到彼此“共赢”的效果。一般而言，这种形式的石油外交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完成：
(1)双边形式的合作：它主要指两国之间或者某国与某一具体的国际组织就石油问题而展开的合作。而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合作则是其中较为普遍的一种形式。一些国家为了保证自己能够拥有稳定而充足的石油供应来源，它们往往与某些石油富国单独签订石油合作协议来保证这种需求的满足，近年来，这种石油外交模式则是屡见不鲜。例如，中俄、中哈之间所签订的石油双边合作协议，俄欧双方所签署的《能源合作声明》以及美俄石油合作协议等都是双边形式石油外交的典型范例。
这种合作一般是采取一一对应的形式来完成的，其主要特点是简单、便捷而灵活，合作的双方只要在利益的分配上达成一致即可，无需经过一系列的多边谈判与讨价还价，而一旦双方的目标实现，合作即可终止。同时，如果合作中的任何一方对于合作中的一些具体条件表示不满，则可以通过直接与对方进行谈判的途径来加以解决，可以说，这种简便的合作形式往往可以达到快速、高效的合作效果。然而，这种合作本身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比如，合作的进程往往受到双方内部因素的影响，使得合作常常不能顺利进行下去，甚至导致半途而废的结果。因此，可以说，这种合作在表现出它的灵活性的同时也暴露出其明显的脆弱性，而此次的“安大线”之争便是对这一特点的生动反映。
(2)多边形式的合作：它主要指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围绕着石油及其相关产品而展开的合作。这种合作形式最为成功的例子要数1960年成立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而由西方发达国家发起成立的国际能源机构(IEA)也是这种合作形式的一个成功范例。与此同时，一些国家为了彼此间的石油利益进行了另一种多边形式的合作，其合作方式也具有与欧佩克明显不同的特点，即它不是在一个严格的国际组织框架下进行的，缺乏明显的组织性。例如，外高加索地区一些国家在石油输出管线上所达成的协议即是一种典型的国家间多边合作模式。
与双边形式的石油外交相比，多边形式的石油外交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避免其脆弱性的弊端，因为合作各方可以形成一种有效的相互制衡状态，从而使得合作关系一般不会由于一方或少数几方的退出而轻易结束。然而，与前者相比，这种合作形式往往缺乏一定的灵活性，因为对于合作各方来说，任何具体细节的改变都必须要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否则，合作便无法得以顺利实施。
三、日益突出的中国石油安全环境
自从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中国的石油进口便逐年增长，石油的对外依存度也逐渐增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中国的石油安全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与威胁，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石油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石油进口量逐年增加，使得中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逐渐加大。据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石油缺口将达3亿吨，是2002年的四倍多，而到2010年前后，中国的石油产量将达到最高峰，随后产量便将逐渐减少，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也将相应地由目前的30%左右增加到62%。具体可参见表二：
表二 中国未来石油供需平衡表（单位：亿吨）
资料来源：单卫国：《中国石油：事关战略安全》，《世界知识》2002年第21期。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石油缺口的逐渐增大，石油及其相关产品在中国整个进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总体上也呈一种上升趋势，具体可参见表三：
今年6月中旬，根据英国石油(BP)首席经济分析员戴维斯(Davis)的研究，目前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仅次于美国。（注：《中国工商时报》2003年7月28日。）石油自产量的下降与需求量的上升将使得中国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国际石油市场，使得石油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升，从而对中国的石油安全产生不利影响，因为毕竟能源自给能力及其需求对外依存度，是一国能源安全环境好坏的两个关键标志。（注：张文木：《中国能源安全与政策选择》[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
第二，中国的石油供应来源相对集中于少数地区或国家，从而使得石油供应的风险扩大。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2001年，中国的石油进口中有56%来自中东，并将逐年增加，而根据美国《石油杂志》的预测，到2005年，中国从中东地区的石油进口将会占整个进口总量的92%。（注：Dingli Shen,"China's energy problem and alternative solution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01),10(29),p.722.）对中东地区石油的高度依赖将会使得中国石油安全的脆弱性更加明显，不利于中国石油风险的分散化。同时，中东地区更是一个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政局动荡不定的地区，如果这一地区的政局出现剧烈波动，或者被某个大国所控制，那将会使得中国的石油供应面临着严重威胁。此外，由于中国
海军缺乏强大的远洋作战能力，而过度依赖这一地区的海上运输线路也将会给中国的石油安全带来潜在的挑战与威胁。
第三，由于中国目前还未建立起有效的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及调控体系，中国石油价格经常由于国际石油市场的波动而出现上涨，不仅增加了国家的外汇支出，而且给石油及其它相关产业的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从而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据有关专家估计，国际石油价格每桶上升1美元，中国每年将会为此多支付400亿元用于购买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以2000年为例，当年国标石油市场就曾出现价格暴涨现象，中国也为此而多支付80亿美元用于7000多万吨原油的进口。
表三：近年来石油及其相关产品在中国进口商品中所占的比重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年鉴》(1998-2001)
四、对中国石油外交战略的几点探讨
显而易见，目前，中国石油安全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中国自身无法长期而稳定地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石油需求以及由此产生的日益增强的对外依存度。为了应对石油安全的挑战，中国的石油外交战略也必须相应地做出一系列的调整与改变，而此次的“安大线”之争则充分显示了中国石油外交在处理突发事件时缺乏有效的应对手段与措施。正如前文所述，目前世界上主要存在着两种形式的石油外交模式，毫无疑问，对于军事力量有限、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中国来说，斗争型的石油外交显然不是最佳选择，因此，合作型的模式理所当然应是中国石油外交的主要方式，而一种将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相结合的模式更是中国石油外交的最优选择。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石油外交方略，则是今后制订对外政策的重要课题。（注：王逸舟：《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页。）
(1)大力开展对中东地区的石油外交，积极参与中东地区事务。作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石油生产地区以及拥有世界石油探明储量的63%（注：Edward L.Morse and James Richard,"The battle for energy dominance",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02,p.18.），中东地区在可预期的将来仍然是中国石油最主要的进口市场，因此，加强对中东地区的石油外交应当是中国石油外交战略的重点所在，而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就开始建立其与中东产油国的密切联系，并处处以石油供应为重，终于幸免于1973年的石油冲击。（注：王逸舟：《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页。）因此，为了保证石油供应的稳定，中国应当改变传统的中东政策，变消极观望为积极参与。可喜的是，2002年11月，中国特使王世杰出访中东六国，终于使得中国的中东政策迈出了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步。
(2)实行石油来源多样化战略，逐步减少对单一地区石油的过度依赖。在这一点上，美国的一些经验似乎对于中国具有借鉴与参考价值。在石油进口方面，美国实行的是一种进口来源近邻化、分散化的战略，实际上，它的石油进口中只有25%的份额来自中东。（注：《环球时报》2002年9月19日。）2002年，美国石油进口来源的前五个国家中有三个来自西半球，排在前五位的依次为加拿大（2.07百万桶／日）、委内瑞拉（1.60百万桶／日）、尼日利亚（1.59百万桶／日）、墨西哥（1.53百万桶／日）和沙特阿拉伯（1.50百万桶／日）。（注：［美］丹尼斯·耶金：《全球能源安全》[J]，《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3期。）可以看出，美国不仅使石油进口来源多样化、分散化，而且使得进口数量平均化，这样不仅能够有效地避免由于产油国内部动荡或其它因素而导致的供应中断，而且也可以有效地防止某些国家可能出现的“石油讹诈”。事实证明，这种战略的有效性在去年的委内瑞拉国内政局变化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3)加强与俄罗斯、中亚里海等周边国家或地区的石油合作。实际上，中俄之间的石油合作有着许多天然的基础：首先，中俄两国的贸易额十分有限，双边贸易增长空间巨大。对于俄罗斯来说，油气资源是其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占全部出口的2/5强，（注：David G.Victor and Nadejda M.Victor,"Axis of Oil",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03,p.48.）而对于石油缺口日益扩大的中国来说，就近取材，获取俄罗斯、尤其是俄远东地区的石油无疑是填补这一缺口的有效措施；其次，中俄两国地理上彼此相邻，具有明显的地缘优势，这对于石油运输十分有利。毗邻中国东北地区的俄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拥有十分丰富的油气资源，而将这一地区的油气资源运往中国比将其运往俄欧洲地区所需的运输成本要低得多；最后，中俄石油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拥有巨大的石油消费潜在市场，而俄罗斯则拥有强大的石油生产能力。2002年，俄罗斯已经超过沙特成为全球第一大产油国，2003年，其日产油量更是高达800万桶，并且将会进一步增长。（注：David G.Victor and Nadejda M.Victor,"Axisof Oil",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03,p.48.）
与此同时，加强与中亚、尤其是里海地区主要产油国的合作也是中国未来石油外交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而这种合作本身也具有许多十分有利的条件：首先，中亚及里海地区拥有十分丰富的油气资源，石油开发前景十分广阔。据测算，被誉为“世界三大油区”之一的里海及其周边地区的石油探明储量至少达1150亿桶，是北海油田的数倍，并且随着勘探的进一步深入，这一数字还将会进一步扩大；（注：Jan H.Kalicki,"Caspian energy at the crossroads",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2001,p.121.）其次，中国与这一地区的一些国家已经拥有了一定的石油合作基础。以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之间的石油贸易为例，从1995年到2001年的短短六年时间里，哈方向中方的石油出口额由1995年占哈方向中方出口商品总额的0.12%上升到2001年的15.15%，六年之内上升了126倍；（注：徐海燕：《中哈贸易对中俄贸易的启示》[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第三，双方石油合作的互补性较强。中亚主要产油国国内石油需求十分有限，其石油产品主要面向国际市场，而对外石油需求日益增强的中国则可以为其提供更为广阔的石油消费空间，同时，加强与中国的石油合作也有利于其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降低其石油出口风险。
然而，在加强与俄罗斯及中亚里海国家石油合作的同时，中国应向对方明显传递这样的信息，即双方的石油合作将会是一种“双赢”的结果，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恩赐”。作为石油买方的中国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在二者之间搞一种均势战略。例如，此次“安大线”之争之所以悬而未决，主要是由于俄方对远东石油线路的走向仍然举棋不定，而导致这种局面的最主要因素就是俄方握有线路的主动权，以及作为“卖方市场”的俄罗斯所存在的“皇帝女儿不愁嫁”心理，因此，中国可以在与俄方继续进行谈判的同时加强与中亚产油国的合作，给俄方造成一定的压力，促使其更加理性地考虑这一问题。
(4)加强与主要石油消费国、主要石油国际组织的合作。自从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中国也与其它石油消费国一样，其石油外交战略的重点就是力求获取稳定而足够的石油供应来源。然而，与一些主要石油消费国不同的是，中国的石油外交通常采取的是一种“单打独斗”的方式，缺乏与有关国家及国际组织的有效协调与合作。这不仅使得中国在与产油国打交道时容易处于被动地位，而且也使得中国不能分享主要国际石油组织的石油信息与成果。而此次的“安大线”之争恰好反映了中国在此问题上的不足。事实上，在“安纳线”方案尚未出现甚至还在酝酿之时，中国完全可以与日本、甚至韩国就此问题事先进行沟通与协商，努力避免卖方趁机抬高要价的结果。与此同时，中国作为石油消费大国应在适当时候考虑加入IEA，参与石油供应中断后紧急分配系统，并接受其能源政策方面的指导，以提高抗石油冲击的能力。（注：王逸舟：《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7页。）
总之，对于石油自产能力有限、对外依存度日益增强的中国来说，确保一个稳定而充足的国际石油供应市场无疑是其新世纪对外战略的一项重点课题。只要中国石油外交战略继续围绕着以合作型为主要模式、以寻求国际石油供应为主要内容、以寻求石油进口多源化为重点，那么，中国石油外交的空间将会更加宽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