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同盟与冷战后日本的军备扩张_武器装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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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府曾为实现“富国强兵”的国家发展目标,在“大陆政策”的牵引下大力扩充军备、不断对外侵略,直至1945年战败。战后,受国内“和平宪法”的限制,日本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遵循“专守防卫”原则,曾一直采取渐进式的军备发展路线。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日本政治军事大国化进程的加速,在日美同盟的拉动下,日本自卫队的军事装备正朝大型化、远程化、尖端化、攻击化的方向发展。1993年至2006年间,日本已连续10余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防卫费用支出大国。据统计,从1993年至2007年,日本的年度防卫预算案分别为46406、46835、47236、48455、49475、49397、49322、49358、49553、49560、49530、49030、48564、48139、47815亿日元。① 根据《2005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规定,日本将建设一支“多功能而灵活有效”的防卫力量,以提高应对新威胁和各种事态的能力。与战前及冷战时期相比,日美同盟的强化是冷战后日本军备扩张的主要平台与重要促因,并对东北亚地区安全造成了诸多消极影响。

一、日美军工合作与日本的质量建军

质量建军的思想是日本政府在20世纪60、70年代进行防卫力量扩充时提出来的,其核心内容就是在保持一定规模的自卫队人数的情况下,努力追求防卫力量质量的提高。不断更新武器装备,是日本政府推行质量建军的最主要措施。早在1995年11月,日本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会议共同决定的《防卫计划大纲》中明确提出,将进一步推进防卫力量的“合理化、效率化、精锐化”,谋求防卫力量“质的提高”。从1991年至2005年,日本政府先后制定并实施了3个五年度“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重点就是改进与更新自卫队的武器装备水平。

在此过程中,加强与同盟国美国之间的军工合作,是日本政府实现“质量建军”的有效途径。众所周知,美国作为世界上头号的武器生产与出口大国,其军事技术水平在诸多领域均领先于日本。因此,为了深化日美两国在武器装备与技术领域的合作关系,实际上,从1980年9月起,日美两国的军工部门一直连续举行“日美装备技术定期磋商”会议,至2006年9月已先后举办了25次。

目前,日本自卫队中装备的高技术武器装备,大多在不同程度上与美国相关联:它们或是完全依赖从美国订购及有偿援助(即FMS,Foreign Military Sales),或是根据美国的许可证进行生产,或是日美两国共同研制的。

首先,对于本国尚不具备技术研发能力、且自卫队需求量小的武器装备,日本基本上采取完全依赖从美国订购及有偿援助的方式,并主要体现在运输机、预警与控制飞机、火控雷达、监视雷达、多管火箭炮、舰对潜导弹系统、近防武器系统、舰空导弹系统、登陆艇等武器装备领域。

例如,在1990年代先后编入海上自卫队现役的四艘“金刚”级宙斯盾驱逐舰②,虽然舰体为日本国产,但其高速电子计算机系统完全从美国购入。该高速电子计算机系统可以综合处理有关敌方舰艇和飞机的信息,并对如何反应作出判断;从1998年3月至1999年3月先后编入现役的四架E-767型早期预警管制飞机,也是从美国整机购入或由美国有偿援助的。该飞机的活动半径为1850公里,高空目标探测距离达780公里,低空及水面目标探测距离达400公里,并可与日美两国的地面雷达站及先期获得的E-2C早期预警机(由美国有偿援助获得)联网,从而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大纵深的预警和空中指挥系统。

其次,对于本国自行研制周期长、且耗资多的武器装备,日本基本上采取经美国许可引进生产线或是与美国联合研制的方式,并主要体现在直升机、电子情报飞机、战斗/教练机、战斗机、预警机、海上巡逻机、运输机、空空导弹、反坦克导弹、地空导弹、舰炮等武器装备领域。

至1990年代初,日本已先后从美国引进的武器装备生产线主要有:F-4EJ战斗机生产线、F-15J战斗机生产线、P-3C反潜巡逻机生产线、AH-1S反坦克直升机生产线、CH-47J运输机生产线、UH-60J直升机生产线、SH-60J反潜直升机生产线、“爱国者”地对空导弹生产线,等等。其中,日本根据美国许可证生产的F-15J在21世纪初期仍是其航空自卫队的主力作战飞机(装备有200余架),它的最大速度为2.5马赫,战斗中可上升到20400米高空,最大航程为4600公里,主要用于高空和远程防空拦截作战,是世界顶尖级的全天候型战斗机。

从1991年度至2005年度,根据日本政府所制定的3个“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以经美国许可引进技术生产线方式获得的主要武器装备详情如下:③

并且,日美两国在武器装备领域的联合研制也取得了重要成果。例如,由日本三菱重工业公司负责设计和制造,美国通用动力公司和日本川崎重工公司、富士重工公司作为合作厂家参与研制的F-2支援战斗机,从2000年开始装备航空自卫队(计划最终装备130架),该机以美国F-16战斗机为基础,采用了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和“隐形”材料,具备极强的制空能力和对地对海作战能力,以及空中加油能力。

另外,日美两国还注重发挥民间企业的技术优势,于1996年4月签署了《日美民间企业联合研究军民两用技术协定》,并着手尝试以开发民用产品的方式来提升军用产品的技术水平。例如,2006年5月,据日本媒体报道,日美两国决定联合研制新型超音速飞机,预定设计飞行速度为2马赫(普通客机的飞行速度为0.9马赫左右)。④ 由于该飞机的生产技术与工艺可全面转用到军事领域的高速大型航空器上,必将提升日本的军事运输能力。

根据《2006—2010年度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未来5年日本防卫预算总额约为24.24万亿日元,其武器装备的具体整备也必将与美国之间展开密切的军工合作。这不仅大大缩短了日本自卫队主要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周期,而且提高了自卫队武器装备的质量水平,促使其相当一部分武器装备的作战性能处于世界前沿水平。

二、日美联合开发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日美联合开发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不仅是两国在军事高技术领域合作的典型代表,而且将大幅提高日本军事装备的整体攻防水平。

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开发,源于1983年3月美国总统里根提出的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但至1993年5月,美国政府终止了战略防御计划,并以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即TMD)的计划取而代之。稍后,1993年12月,设立了“美日TMD工作小组”;1996年2月,日美两国交换了关于美国无偿向日本提供战区导弹防御情报的公文;1998年2月,日美两国就联合进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技术研究问题达成了基本协议。

由于政治和经济原因,日本国内部分势力对建立日美联合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原本存有疑虑。恰在此时,1998年8月31日,朝鲜用其自行研制的三级运载火箭发射了人造卫星。但日本政府却坚持认为朝鲜发射的是“大浦洞1号”弹道导弹,并借此加快了与美国联合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步伐。1999年8月16日,日美两国在东京正式签署了“共同研究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协议换文和列有具体研究项目的备忘录”,标志着日美联合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正式启动。根据日美两国的协议,双方联合开发的是“海基弹道导弹拦截系统”(NTW),计划依靠美国早期预警卫星提供的情报,在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驱逐舰上配备“标准-3”导弹,以实现公海上空拦截。在技术研究领域,日美两国的合作范围主要体现在新型“标准-3”导弹的研发上,包括新型导弹头鼻锥、动力弹头、红外线跟踪传感器、3级火箭中第2节火箭推进装置等四部分。其中,日本方面主要负责开发第一和第四部分,剩余部分由美国负责开发。为此,日本政府在1999年度的防卫预算中追加了9.6亿日元,此后又分别于2000年度、2001年度、2002年度拨款20.5亿日元、37.1亿日元、69.4亿日元,用于实施上述四个导弹构成部分的设计及试验。

至2001年底,美国政府又将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合并为统一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尽管如此,日美两国的联合开发,仍促使日本政府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进程加速。2002年12月,在美国国防部宣布将从2004年开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之后,日本防卫厅长官石破茂也随即声称,日本将把日美两国正在研制中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推进到开发和部署阶段。2003年6月21日,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出资从美国购入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该套系统将由在大气层外截击导弹的宙斯盾舰载“标准-3”型(SM-3)导弹系统和在地面附近截击导弹的地对空“爱国者-3”型(PAC-3)导弹系统两部分组成,从而构筑起由海基中段防御系统和地基末段防御系统组成的双层防御体系,并计划于2008年3月前初具实战能力。

为落实上述决定,日本政府在2004年度的防卫预算4.96万亿日元中,专项拨款1068亿日元用于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以便改造宙斯盾舰和“爱国者”导弹系统,并购进舰载“标准-3”型导弹和“爱国者-3”型防空导弹。该项支出在2005年度的防卫预算中为1442亿日元,涨幅达35%;⑤ 在2006年度防卫预算中又增至1500亿日元。至2003年夏,即在日本开始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之前,日本自卫队已配备有120部“爱国者-2”型导弹发射装置和4艘装备“标准-2”型防空导弹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今后几年里,日本若要具备全面的反弹道导弹能力,至少新增4艘宙斯盾导弹驱逐舰、4架大型空中预警机、新型地对空监视雷达以及大量的“爱国者-3”型导弹与“标准-3”型导弹等。另据日本国内的保守估计,导弹防御系统从技术研究到实战部署完毕,费用将高达10000亿日元。⑥

在“爱国者-3”型导弹的部署方面,日本政府计划在2010年前部署124枚“爱国者-3”型导弹,其中,首批32枚将由美国制造,其余92枚将根据协议由日本三菱重工制造。⑦“爱国者-3”型导弹主要是对宙斯盾驱逐舰发射的拦截导弹未能击中的来犯导弹实施再次拦截,其拦截距离为40千米到50千米。与“爱国者-2”型导弹相比,它增加了多功能搜索雷达、增程导弹发动机、新型战斗部和垂直发射系统。日本将先在东京周边部署,随后扩展到其他主要城市。

在“标准-3”型导弹的部署方面,13本政府计划从2007年开始至2010年,将以每年9枚的速度从美国购买总共36枚“标准-3”型导弹,并在2007年末实现首舰配备“标准-3”型导弹的驱逐舰部署工作。与有效打击距离只有80公里的“标准-2”布洛克3B型导弹不同,“标准-3”布洛克1A型导弹的有效打击距离为450公里,并且增加了第3级脉冲发动机,其“大气层外射弹”动能拦截器(LEAP KKV)采用直接碰撞方式摧毁目标,最小拦截高度为80千米,最大拦截高度为150千米。

此外,日本在已经采购了“标准-3”型导弹的情况下,依旧购买了性能相对较低的“标准-2”型导弹。例如,2006年6月,美国国防部宣布将向日本出售44枚“标准-2”布洛克3B型导弹,合同总价值达7000万美元。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构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迫切心情,力求尽快具备初步的防御能力。

在新型预警雷达系统的部署计划方面,日本正在加紧研制和部署一种新型的“未来警戒管制雷达”(“FPS-XX”雷达)。至2006年末,日本全国有28部FPS-3型监测雷达,但其监测对象只限于来犯的军用飞机。为了应对“导弹威胁”,根据日本改造预警雷达网计划,从2008年开始,日本将每年部署一座“FPS-XX”雷达,部署地点分别是青森县的大凑、新潟县的佐渡、鹿儿岛县的下甑岛和冲绳县的与座岛,共计4部。这种雷达可以探测并跟踪速度为10马赫(约11000公里/小时)的弹道导弹,探测能力将是日本现有固定雷达站(共28个)所主要配备的“FPS-3”雷达的3倍。

2007年3月30日,日本航空自卫队在位于埼玉县的入间基地首次部署“爱国者-3”型导弹(共两座发射架,每座发射架最多可搭载16枚“爱国者-3”型导弹),这标志着日本正式开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2007年12月18日,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宙斯盾驱逐舰在美国夏威夷附近海域发射一枚美国“标准-3”导弹,成功地侦探并拦截了美方发射的一枚中程导弹。此次拦截试验获得成功,使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掌握海基导弹拦截技术的国家。对此,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言人指出:“从技术操作上,两国之间的海军对话已经从四星上将互动级别扩展到舰队对舰队级别。很多海员也可以共享战略战术、专业技术。”⑧

这样,随着日本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进入实质性阶段,日本通过从美国购入先进的导弹拦截及指挥系统,以及加强自身的早期预警、导弹技术方面的研发能力,导致自卫队对传统武器装备的依赖度进一步降低,其军事装备的数字化、信息化程度显著提高。

三、同盟战略需求与日美军事装备的“相互通用性”

在冷战后日美同盟强化的背景下,日本自卫队如何在海外向美军提供后勤支援以及保障日美联合作战的有效性,成为日美同盟拉动日本军备扩张的根本战略需求。为此,日本自卫队极力谋求日美军事装备的“相互通用性”。所谓“相互通用性”,是指日美两国军队“在遂行共同任务之际,部队及系统互相提供服务与支援,具备有效地联合作战的能力”,其关键在于后勤补给及兵器的互通、情报信息的共享。⑨

2000年12月,日本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会议共同决定的《2001年度—2005年度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提出,主要从改编自卫队体制、更新装备、提高自卫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及与美军联合作战的能力等三个方面来加强防卫力量的建设。对此,日本社会舆论认为,“新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以具体形式体现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和《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精神”。⑩ 从近年来日本防卫力量整备实践来看,日美军事装备的“相互通用性”主要表现在自卫队远洋运输能力的提高、信息作战能力的加强、美式武器装备的购入等方面。

首先,为了自卫队在海外向美军提供后勤支援,日本通过配备大型化、远程化武器装备来提高自卫队的远洋运输能力。

1998年3月,“大隅”级运输舰开始在海上自卫队服役,以满足自卫队向海外运兵支援美军行动的需求。该级运输舰标准排水量为8900吨,长178米,宽25.8米,一次可运载330名登陆兵、2艘LCAC气垫登陆艇、10辆90型坦克,或是装载1400吨货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级运输舰备有130×23米的飞行甲板,可同时作业6架CH-47J型直升机,可谓是“变相的轻型航母”。毫无疑问,自卫队计划配备的3艘“大隅”级运输舰,不仅具备将大量的人员与物资运至远方的能力,而且具备短时间登陆、形成桥头堡的能力。此外,作为现役运输机C-1的后续机种,在新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中航空自卫队计划采购8架新型运输机C-X。该运输机的续航距离为6500公里,最高巡航速度可达890公里/小时,最大净载重量约为26吨,可搭载大型战斗车辆。由于运输机C-130、C-1均无法搭载大型战斗车辆,因此,C-X的引进将彻底提高航空自卫队的投送能力。

2001年12月,日本安全保障会议又正式决定未来五年内采购4架由波音-767型客机改装的KC-767型加油运输机,装备一个航空团基地,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满足向美军“提供物资(武器弹药除外)及燃料、油脂、润滑油”的需求。随后,日本不仅租用驻冲绳美军基地的美空军KC-135空中加油机进行训练,而且派遣空中加油机的候补驾驶员到美国本土接受培训。2003年6月,在由美军太平洋空军司令部主持的“合作对抗”多国演习中,6架参演的日本航空自卫队主力战机F-15J就首次以空中加油的方式飞越太平洋(接受美军空中加油机的加油)。日本采购的第一架空中加油机从2006年起正式担负作战任务。据分析,航空自卫队现役的F-15J、F-4EJ、F-2型3种主战飞机在实施空中加油后,其作战半径可增加一倍以上,达1600公里,能覆盖整个朝鲜半岛、大部分亚太国家和地区;在得到空中加油的支援下,不仅C-130运输机可将部队和物资投送到全球任何地方,E-767预警机、E-2C预警机和RF-4EJ侦察机的预警及侦察巡逻等作战行动时间也将大幅延长。

其次,为了保障信息化战争条件下日美联合作战的有效性,日本以美军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为标准来加强自卫队的信息作战能力。

美军作为冷战后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引领者,其信息化作战的军事理念对日本自卫队的军备建设方向产生了诸多深刻影响,促使自卫队的武器装备以适应信息化战争需求为目标,不断加大改进力度。例如,P-3C反潜巡逻机是于1980年代装备海上自卫队的,后受美军新军事变革的影响,日本在1990年代对该机进行了新的技术改进,相继改装了新型的CP-2044型机载计算机、HLP-109型电子对抗设备、GPS卫星导航装置、APS-135型雷达等,进一步强化了反潜作战能力;日本航空自卫队也从1997年度开始对F-15J战斗机进行改装,主要项目包括换装新型火控雷达、中央计算机系统,配装综合电子战系统,加装红外搜索跟踪装置。另外,2003年8月,在日本防卫厅决定加紧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之际,其理由在于“若不统一日美军事技术水准的步调和确保互动性,安全保障的同盟关系将不被信赖”(11)。

在加强自卫队信息作战能力的过程中,日本尤其重视情报共享系统的建设。例如,1990年代末期美国海军提出名为“CEC”(12) 的情报共享扩大计划,日本海上自卫队随即表示关注,并探讨如何加以引进。进入21世纪后,日本为了实现舰艇间、舰艇和陆上司令部之间的情报共享,成立了装备有IP通信网的海上作战部队IP通信基地。

最后,满足同盟战略需求与实现日美军事装备的“相互通用性”,最为简单且有效的方式便是自卫队大量购进美式武器。关于此点,从前述日美军工合作中可以看出,日本自卫队所装备的美式武器种类多、质量高,这无疑为提高日美军事装备的“相互通用性”奠定了基础。

目前,在军事装备的“相互通用性”方面,日本海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结合得最为紧密。例如,海上自卫队的潜水艇所搭载的远程鱼雷虽为日本国产,但与美国海军潜水艇搭载的鱼雷直径相同;水面舰艇及直升机所搭载的短程鱼雷为国产型或美国制。同时,日美两国海军之间频繁的联合军事演习,更有利于提高“相互通用性”。

另外,即使是日本从第三国购进武器装备,前提条件之一也是该国的武器装备同样为美国军队所采用。例如,日本在90式主战坦克的研发过程中,原计划在该坦克上安装本国制造的120毫米滑膛炮,后来却决定采用联邦德国莱茵金属公司研制的120毫米滑膛炮,其原因就在于美国的M1A1主战坦克采用了该型火炮,这样,便可以保障日美两国主战坦克的火炮具有通用性。

值得指出的是,仅就军事战略而言,日、美两国之间仍存有较大距离。日本至少在形式上尚坚守“专守防卫”原则,而美国的军事战略则是全球性的,美军装备也必然要谋求保持世界最高水平。但是,以日美同盟的战略需求为借口,日本自卫队大量配备日美相互通用性军事装备,自然使得日本的军备水平不断提升、作战能力大幅增强。

四、日美同盟、日本军备扩张与东北亚地区安全

同盟框架下的日本军备扩张,既是日美同盟强化的结果,更是日本军事大国化的表现,并对东北亚地区安全造成诸多消极影响。

第一,在安全互信领域,日本扩张军备,必将导致东北亚地区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安全互信度进一步降低。

日美同盟的强化是日本军备扩张的拉动力之一。冷战后,东北亚地区的安全问题有两类:一是冷战遗留问题;二是未来秩序竞争问题。(13) 对此,日美两国依然基于“冷战思维”,采取了强化双边机制、提升盟友作用的方式,促使日美同盟在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中逐渐居于核心地位。为了应对所谓的“周边事态”,日美同盟对朝鲜半岛、台海局势等地区热点的介入程度也不断加深。此种“划分阵营、设定威胁”的做法,既是日美两国对地区安全关系极度不信任的表现,反过来又促使地区内其他国家对日美同盟的战略意图极为关注,对日本军备扩张所带来的安全压力更加敏感。

与此同时,由于冷战后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正处于转型之中,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趋势明显,且对侵略战争历史缺乏深刻认识,因此,亚洲各国出于对日本国家未来发展道路的高度关注,无疑会对日本的军备扩张持有疑虑与担心。

第二,在力量平衡领域,日本扩张军备,就是对东北亚地区安全力量平衡的直接挑战。毋庸置疑,经过多年的军备扩张,日本一旦由“军事大国化”转变为“军事大国”,这本身就是在打破东北亚地区固有的安全力量平衡。近年来,日本大力扩张军备对地区内其他国家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了“刺激”。例如,针对2003年3月日本向太空发射的两颗情报收集卫星,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就指出:“日本发射针对朝鲜的侦察卫星违反了《朝日平壤宣言》精神”,“日本必须对由此在东北亚地区导致的军备竞赛负全部责任”。(14) 另外,由于日本正在推进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是个攻防兼备的作战系统,它的机载激光拦截系统和拦截导弹均具有强大的攻击能力,因此,导弹防御技术的扩散,将诱发新一轮地区军备竞赛。

并且,在日美同盟内部,伴随着驻日美军整编的进行,日本的军备扩张与日美军事一体化是同向并行发展的。在战略态势上,以应对“朝鲜威胁”为借口,日本的防卫战略重点进一步转向“西南诸岛”,从而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更大压力。

第三,在机制构建领域,日本扩张军备,不利于多边合作安全机制的构建。冷战后,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代表,亚太地区一度出现构建多边合作安全机制的新动向。对此,日美两国虽然也积极推动东北亚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却都把同盟机制作为解决东北亚及亚太地区安全问题的首要选择。对于日美两国而言,多边合作安全机制仅仅是双边军事同盟机制的一个补充,旨在建立信任措施而已。结果,日本扩张军备,成为日美两国试图以双边机制来主导地区安全的强力支撑,多边合作安全观被淡化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军备扩张的进程中,日本的同盟机制却在某种程度上出现“外溢化”倾向。尤其是在日本安倍内阁执政期间,日美两国重视加强与东北亚地区外的澳大利亚、印度的安全合作关系,试图构建所谓的“四国同盟”,这反而进一步增加了东北亚地区多边合作安全机制构建的复杂性。

事实上,日美两国依靠同盟机制及军事力量并不能解决东北亚地区内的所有问题。在朝鲜核问题上,日美两国通过军事施压、经济制裁的办法未能迫使朝鲜放弃寻求核武器的努力,只有通过“六方会谈”的方式才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此外,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凸现,这为地区内各国展开多边安全合作奠定了新的基础。

为此,中国政府很早就提出“安全不能依靠增加军备,也不能依靠军事同盟。安全应当依靠相互之间的信任和共同的安全利益”(15) 的主张,希望通过建立信任措施、推进共同利益来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注释:

① http://www.mof.go.jp/seifuanl8/yosan0l4-3.pdf。

② 第一艘“金刚”号于1993年编入现役,第二艘“雾岛”号于1995年编入现役,第三艘“妙高”号于1996年编入现役,第四艘“鸟海”号于1997年编入现役。另外,2005年9月,最新型的宙斯盾驱逐舰——“爱拓号”已在长崎造船厂下水,它具备了更强的信息作战、海面作战与反潜能力。

③ 该表格根据[日]《防卫手册》(朝云新闻社2003年版)第112、124、135页整理而成。

④ [日]《日本经济新闻》2006年5月7日。

⑤ http://news.163.com/2004w09/12684/2004w09_1095911016068.html。

⑥ 于庭:《日本导弹防御计划解析》,《外国军事学术》2004年第2期,第40页。

⑦ [日]共同社2005年11月12日电。转引自《环球时报》2005年11月14日。

⑧ 《日美模拟拦截朝鲜导弹》,《环球时报》2007年12月18日。

⑨ [日]江畑谦介:《日本的军事体制——自卫队装备的问题点》,东京:讲谈社2001年版,第69页。

⑩ [日]《每日新闻》2000年12月16日。

(11) [日]《读卖新闻》2003年8月30日。

(12) 简单而言,某一海域的舰艇与飞机能够共享彼此的警戒情报,互相融合,并能采取非常有效的迎击行动。

(13) 金熙德:《东北亚安全结构与中国的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9期,第6页。

(14) 李殿仁主编:《世界军事形势分析(2003—2004)》,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15) 《钱其琛就亚太形势阐述我观点和立场》,《人民日报》1997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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