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评刘放桐的马克思、恩格斯进步—退步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退步论文,再评刘放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2010）04－0033－07 ［收稿日期］2010－02－10
刘放桐先生的《再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导模式》和《正确认识还是否定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两篇文章，对我的《对流行的“重新理解马克思”理论解释框架的评析》① 一文作了回应。笔者认为，他对我的指责及对其个人观点的表述多不符合事实。因此，笔者有必要对刘放桐的商榷作出回应。
一、刘放桐的研究必然得出马克思哲学进步到现代西方哲学，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倒退到近代西方哲学的结论
刘放桐认为，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发生了一场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和转型，即从近代西方哲学的“主客分离”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发展到主客统一的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前者是西方哲学发展中的认识论转向，后者则发展为存在论（生存论）哲学；马克思哲学是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革命的实现者，与孔德的实证主义、叔本华和尼采的非理性主义、皮尔士的实用主义、胡塞尔的现象学共同实现了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与进步。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之所以具有这种哲学上“同质”② 的关系，一方面是他们有着共同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和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型与进步都是近代西方哲学内在矛盾演变的必然结果。其中，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由于仍然坚持近代西方哲学的“心物、主客、灵肉、思有”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在哲学思维方式上与马克思哲学存在质的差异，从而是从马克思的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向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倒退。这是刘放桐的理论逻辑主线推演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结论。
综观近年国内围绕马克思、恩格斯差异论的争鸣，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差异论的核心都是从马克思哲学革命是存在论哲学革命与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以及普列汉诺夫等所坚持的认识论哲学的区别而展开的，即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与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区别展开的；马克思被认为是存在论（生存论或者实践本体论）哲学哲学家即现代哲学家，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以及普列汉诺夫等则被认为坚持“一般唯物主义”，是认识论哲学家，即近代哲学家。“重新理解马克思”理论框架的主张者几乎毫无例外地套用了这一理论逻辑。同样，作为源头的刘放桐的观点也是在这一理论平台上谈论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之间的差异的③，只是其论述策略采取了一方面说马克思与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在基本观点上相一致，另一方面在其理论逻辑表述主线上又实际否定的二元论表述手法，从而具有很强的迷惑性。
刘放桐认为：“毋庸讳言，恩格斯和列宁在他们的几部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论著中更加关注的是维护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而不是作为确立这一原则的前提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论述的哲学基本问题和对不可知论的分析，以及“《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论著中所着重关注的同样是哲学家们是否肯定物质第一性、自然界本身存在和发展的辩证法规律的客观实在性。列宁在《唯批》等论著中所强调的也是如此。”“恩格斯在此所谈的实践显然只是出于认识论视角，而且限定在‘实验和工业’这个范围。”“在恩格斯和列宁的上述论著中都有大量这类论述。它们的主旨都是证明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因此，恩格斯、列宁的哲学的重心是“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是认识论哲学。虽然刘放桐肯定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同样曾经强调了“一般唯物主义”，但同时说明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所在，而是与马克思之间的“差异”。马克思主义“经典”在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是整个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它不仅因强调人的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而具有认识论意义，而且还因强调人的实践使物质、自然的存在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存在而具有存在论（生存论）意义。”这样，他把这种马克思哲学是存在论哲学的理解指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之所在。而且我们注意到，刘放桐所说的恩格斯、列宁哲学著作，是恩格斯、列宁的主要哲学著作，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著作，“它们的主旨都是证明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2]。显然，在刘放桐的理论逻辑主线的基础上，恩格斯、列宁坚持的并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所在。另一方面，恩格斯、列宁强调的观点正是他在文章和专著中反复批判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例如，他在界定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时说：“他们大都自觉地把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与作为认识对象（客体）的世界（也就是把心灵和肉体、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区分开来，并由此来探讨主体如何认识和作用于客体，客体如何作用和呈现于主体。哲学基本问题突出地表现为主客、灵肉、心物、思有之间的关系问题。”[1]这被刘放桐定义为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认识论转向”。这里的“主客、灵肉、心物、思有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论述的哲学基本问题：“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3](P223、224)需要说明的是，有些中国学者正是在断言马克思哲学是存在论（生存论）哲学，恩格斯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认识论哲学的理论逻辑基础上批判恩格斯这一思想的④。
与这些学者不同，刘放桐强调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在根本观点上是一致的，但同时却把恩格斯、列宁主要哲学代表著作的“主旨”认定为“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并在批判“按照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下展开分析：“按照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突出表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作的解释有时也的确超越了黑格尔、费尔巴哈等近代哲学家的学说，但未能超越这些学说由以建立的哲学思维方式和基本理论框架，也就是仍然按照追求万物本源、本质，并成为人的一切行动和认识的基础这种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来理解和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结果必然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所实现的超越和变革，使它倒退到传统形而上学的水平。”[4]这里虽然没有提到恩格斯、列宁，但是联系前面刘放桐认为恩格斯、列宁与马克思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恩格斯、列宁强调的是“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而马克思则是存在论哲学，于是就出现了在刘放桐研究的理论逻辑主线推演下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在存在论哲学与认识论哲学上的对立。需要说明的是，恩格斯、列宁的哲学与17、18世纪的哲学并不在同一个理论层面上，而是批判传统西方哲学的结果，但是，刘放桐却把恩格斯、列宁“他们的几部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论著”，视为与这些传统西方哲学在持有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上是一致的。
我们知道，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不仅在于他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位阐释者；如果恩格斯的阐释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展开的，那么，刘放桐所说的“按照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成了无源之水，他的批判就是无的放矢，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统理解的批判就没有了根据。因为按照西方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某些中国学者所批判的恩格斯是后来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源头的观点，恩格斯在哲学上背离马克思主要表现在他回归到近代哲学的立场即认识论哲学立场。而按照刘放桐所理解的马克思哲学革命：“马克思在扬弃一切旧哲学之后所建立的哲学不只是在具体的理论观点上与以往哲学不同，更重要的是它彻底打破了一切旧哲学由以出发的前提。它所关注的不是去揭示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原，不是去建立描绘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直接面向人的实践和现实生活。”[4]刘放桐告诉我们“直接面向人的实践和现实生活”，这是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核心，是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和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型与进步具有“同质”性的根据，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之所在。这样，刘放桐通过论证实际告诉我们，恩格斯、列宁主要哲学著作的中心思想坚持的并不是马克思哲学的“经典”，而是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是与马克思哲学具有异质差异的。
刘放桐的这种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之间关系上的差异论，凸显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之间在两种哲学基本理念上的差异。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刘放桐所说的“我个人认为，这并不由于他们在根本哲学观点上与马克思有原则性的区别，而只是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他们在哲学理论上关注的问题与马克思有所不同，阐释的方面和方式上与马克思也存在差异。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他们写这些论著的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受到了工人运动内外的唯心主义思潮的攻击，而这些唯心主义思潮中有的流派（例如尼采哲学和各种类型的生命哲学以及在工人运动中发生过重要影响的新康德主义与马赫主义）还具有强调生活和实践的特征。因此，不是强调现实生活和实践、而是强调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成了维护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项最为迫切的任务”[2]。这是一种具有遮蔽其论证逻辑实质意义的说法，且自相矛盾。既然刘放桐认为马克思与“这些唯心主义思潮中有的流派”共同开创了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是同质性的哲学，批判了坚持“主客、思有、灵肉、心物”二元论的近代西方哲学，在哲学上共同进步到了存在论（生存论）哲学，马克思（这里似乎也包括恩格斯、列宁）与“这些唯心主义思潮中有的流派”是一致的；同时，恩格斯、列宁为了“维护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又着重阐述了作为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认识论哲学，批判了“这些唯心主义思潮中有的流派”。这样，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共同持有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又共同批判了“这些唯心主义思潮中有的流派”，在理论逻辑上就不可理解。恩格斯、列宁既坚持了“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亦即坚持了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同时又与马克思一致（也与“这些唯心主义思潮中有的流派”一致），从而达到了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居然奇特地存在于刘放桐的研究中。
刘放桐认为，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核心是反对唯物主义，取消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阐述的哲学基本问题。他说，现代西方哲学“它们不仅明确地反对各种唯物主义，而且，还企图通过反对二元分立来根本取消作为划分唯物唯心的标准意义上的主客、心物、思有等的关系问题，这就否定了唯物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4]。刘放桐这是在告诉我们，反对唯物主义，或者说超越哲学基本问题，是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但他同时又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既坚持了“一般唯物主义”，而且还达到了现代哲学思维方式。这似乎又是一个“方的圆”的悖论。这种一方面认为恩格斯、列宁坚持的是认识论哲学，另一方面似乎又与马克思一致，恩格斯、列宁因而达到了刘放桐所提倡的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高度。从刘放桐确立的理论框架的理论逻辑主线以及这种认识论哲学与存在论哲学的对立是近代两方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立观点来看，从刘放桐确立的这种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差异论的论证方法所引导的某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坚持的异质差异论来看，刘放桐观点的真实内涵在于，恩格斯、列宁所坚持的“认识论中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背离，是退步到了近代西方哲学。因此，我们只能从中得出他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在哲学上存在异质差异的结论。
在刘放桐的这种论证手法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特点：第一，他批判的所谓的17—18世纪的近代西方哲学主张“主客、思有、灵肉、心物”的二元论，指的是所有对世界的本质进行追问的哲学；他主张的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核心之一就是否定唯物主义，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此，刘放桐直言不讳[4]。刘放桐在其论著中对所谓“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实体本体论等”的批判，正是对唯物主义的批判。他也承认在坚持唯物主义原则上，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共同点。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与唯心主义相对立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否定，与恩格斯的观点完全不同。恩格斯说：“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在这里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发生的。这就是说，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义并没有别的意义。不过在这里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3](P242)可见，反对和超越恩格斯所说的哲学基本问题，“超越和排斥以主客、心物、思有二分为特征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而在哲学基本理念上的这种区别，自称是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怎么可能与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型与进步相统一呢？怎么可能得出“我们既应当明确地承认恩格斯和列宁由于较多强调维护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而显示出他们与马克思有所不同，但同时又要看到他们的根本哲学立场与马克思并无原则性区别，在整体上是一致的”[2]结论呢？
第二，刘放桐说，恩格斯、列宁与马克思是一致的，都强调过“现实生活与实践”的观点，因此他们都坚持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可是，他又着重告诉我们：“恩格斯和列宁在他们的几部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论著中更加关注的是维护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而不是作为确立这一原则的前提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这种在主要著作中“维护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在其他著作中才“与马克思并无原则性区别，在整体上是一致的”的说法，除了遮蔽其理论逻辑主线推论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异质差异论的作用外，也表现了作者思维逻辑的混乱。在其解释框架的基础上，实际上出现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在哲学上存在本质差异。对此，刘放桐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挫折，其中最严重的，从国际上说当是20世纪80—90年代之交发生的苏东剧变，从中国国内说是60—70年代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两者在外表上有右和极左之别，但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从哲学根源说，都背离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本来意义。……上述两种背离却都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倒退到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上去，即使之近代化。”然后以此为出发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史展开全面的批判：“上述扭曲情况在第二国际理论家和普列汉诺夫那里就有表现。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这种把马克思哲学近代化、体系哲学化的倾向有了更大发展，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8年）4章2节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概括长期以来被认为具有权威性。”这就出现了“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近代化”。而“这种以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倾向在中国同样存在。”毛泽东“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发表的《最伟大的友谊》这篇纪念文章中，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当作最有权威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把其中的4章2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有权威性的概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本来已受斯大林时代苏联模式的影响，经过毛泽东的肯定和提倡，更进一步促使这种模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法定’模式。”[5]作者该文虽然是在批判国际共运史上“左”和右的危害，但其“革命和转型与进步”解释框架，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实际。首先，为何国际共运史上“左”与右的错误的哲学基础必然是这种“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而不是诸如新康德主义之类的现代西方哲学，事实上，伯恩斯坦主义的哲学基础就是新康德主义，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人本主义。其次，刘放桐否定的是从第二国际开始到毛泽东一百多年历史中对辩证唯物主义理解的主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过片面化、僵化、过度意识形态化等问题，但刘放桐的这种批判，具有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史的效果。难道第二国际理论家和普列汉诺夫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理论就是右的政治倾向的哲学基础，1953年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肯定也是后来发生的“左”的影响的哲学基础？恩格斯曾是第二国际的首席理论家，虽然后来出现了以列宁为代表的左派，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和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右派，但第二国际时期总体上是国际共运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右派并不在于其坚持“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而是政治上转向了社会民主主义。1953年正是新中国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毛泽东这时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肯定怎么也与所谓的极左挂上了钩？
二、刘放桐的马克思、恩格斯进步—退步论的影响
在刘放桐确立上述论证逻辑以后，国内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将马克思与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毛泽东以及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所谓差异，论证为一种基本哲学理念上的异质差异。而在理论逻辑上都应用了“革命和转型与进步的”理论框架。
俞吾金运用现代西方哲学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的论证逻辑，认为马克思哲学是“存在论（生存论）”哲学，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来源于康德的哲学革命[6]；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经典作家是“认识论”哲学，在哲学基本理念上与马克思存在差异和对立。他批判从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到列宁、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路线，把这一条解释路线称为“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解释路线”，与“蕴涵在马克思手稿中的潜在的解释路线”相区别[7](P33、37)。他在另一部书中说“马哲史上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解释路线。”“第一条是以恩格斯和列宁为代表，至今仍然拥有广泛的影响。”“这条解释路线在基本立场上是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回归”。“第二条解释路线是马克思本人的解释路线。”它“不会像第一条解释路线那样，得到一个抽象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或物质世界）而是人类社会和现实的人”。“按照马克思的解释路线，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应该颠倒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般唯物主义。”[8](P141、142)这里的历史唯物主义即俞吾金所说的存在论（生存论）哲学。
对于毛泽东哲学，俞吾金运用了同样的理论解释框架。他曾批评“人们把马克思的实践观完全理解为认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时说：“列宁已经为马克思的实践观划定了一个理解的范围，那就是认识论的范围。从此以后，当人们谈论马克思的实践观时，总是把它置于抽象认识论的范围之内。毛泽东甚至认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致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显而易见，在这种理解方式中，马克思实践观的本体论维度完全被遮蔽起来”。“乍看起来，这种实践观似乎完全撇开了本体论维度，但实际上，本体论维度是撇不开的，于是只能偷偷地借助旧唯物主义的抽象的物质本体论作为自己的基础。然而，持有这一见解的人显然忘记了马克思对抽象物质观的批判。”[9]这样一来，从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到列宁、毛泽东，他们的哲学都不是来源于马克思，而是异质于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成为从恩格斯开始到毛泽东的倒退的历史。而这一时期正是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得到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张的无产阶级革命真正得到实施的时期。
在另一位学者那里，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进步—退步论的理论解释框架。他认为，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代表着一条非常确切的理解阐释路线。这条路线是退行性的：正像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的本质性被还原为费尔巴哈一样，费尔巴哈的立场又被归并到18世纪中去了；而这一退行性理解的现代源头乃是斯宾诺莎……”正是依循这样一条阐释路线，普列汉诺夫乃被称为“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最新的唯物主义”。“第二国际最重要的理论家在阐释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时……并且通过费尔巴哈而大踏步地退却至18世纪的唯物主义基地上去……”“因此而不可避免地从属于近代哲学的统摄性框架，亦即从属于现代形而上学的主导原则和基本建制。”[10]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这个任务就是重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性质与意义”[11]。
还有一位著名学者依照同样的思路，以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和现象学创立者胡塞尔的观点为标准，称恩格斯、列宁的哲学观点为“意识哲学”、“理论哲学”，马克思的哲学观则是与现代西方哲学家一致的“实践哲学”、“文化哲学”（这种区别在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进步论的理论框架下，也是认识论哲学与存在论哲学的区别），同样是马克思进步到“实践哲学”、“文化哲学”，恩格斯、列宁则退步到“意识哲学”、“理论哲学”[12]。
这位学者也是从西方哲学的历史演进即近代西方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区别来展开他的观点的，只不过将之称为两种哲学范式的演进。他说：“如果从哲学衍化的内在机制来看，我们可以说，在西方哲学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哲学范式，一种是追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另一种是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范式。”西方哲学的演进则是后一种哲学范式代替前一种哲学范式的过程。而他描述这种近代西方哲学范式到现代西方哲学范式演进的目的，“是要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衍化提供一种重要的坐标”，那就是“恩格斯在进行马克思哲学的体系化过程中，逐步推动哲学范式从实践哲学向意识哲学或理论哲学转变，他的兴奋点逐步从马克思视野中与现存社会历史条件密切关联的人的实践活动和社会运动的内在机制，转向不受具体历史条件局限的普遍规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身后，经过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过程中的纯粹意识哲学或思辨理论哲学的范式逐步取代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范式”。“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衍化的范式变化轨迹：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通过彻底的批判精神明确无误地展示出实践哲学或社会哲学的范式；尔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体系化和科学化过程中明显转向了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的范式；20世纪在中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探讨中，发生了多次回归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回归生活世界的尝试，但是，由于没有完全超越纯粹的意识哲学范式，这些可贵的哲学尝试并没有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在文化精神上达成真正的‘视界融合’；新时期富有创造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建构从根本上将依赖于马克思实践哲学范式的真正回归。”[12]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进步”与“倒退”的理论框架。
必须指出，这位学者的评价非常奇特：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领导者的恩格斯、列宁，指导他们行动的哲学理论是抽象的思辨哲学，并且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正相反对，而这个秘密又是通过现代西方哲学家所设立的哲学衍化标准来实现的。在象牙塔的大学中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则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张行动及实践的哲学精髓，而且还出现了马克思与马克思生前批判的新康德主义以及主张“先验唯心主义”的胡塞尔现象学在哲学理论上的同质性。可见，用这种“革命和进步与转型说”来重新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史，必然会出现全盘否定恩格斯及其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的结论，这显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思潮。
对于这种思潮，中国已经过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孙伯鍨生前曾作过极为深刻的批评，并认为“这是我国哲学界继真理标准问题、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主体性问题以及社会主义本质等问题的讨论之后，又一场内容更深刻、意义更深远，时日也更持久的基本理论问题大讨论”。他还指出：“有的人按照现代西方哲学的思路和见解，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超越和排斥以主客、心物、思有二分为特征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主张无立场的哲学；还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与现代西方哲学对话，就应当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并把这种当代性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有机融合，似乎它们因共同拒斥传统哲学而走到一起去了。这些说法和主张，是我们不能认同和接受的。”他强调：“有的人讲马克思和尼采都是开创现代存在论哲学的思想家……上述这些说法，把马克思和尼采以及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本质差别和对立几乎是完全抹杀了。在有些人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和几十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都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倒是现代西方哲学轰动一时却并不为群众所接受的那些哲学精英们，更多地继承了真正属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所以他们更愿意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去寻找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他们更愿意用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理论观点和方法来改造和补充马克思主义，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不跟进现代西方哲学它就会落伍而退出哲学领域，主张把马克思主义融合到现代西方哲学的潮流中去。这种说法，也是完全错误的。”[13]此外，张汝伦也持有与刘放桐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哲学革命观的理解，认为：“把马克思说成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不是‘抬举’了马克思，而恰恰是矮化了马克思。”[14]
三、关于所谓“现代哲学思维方式”与“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异同
刘放桐在回应我的文章中反复申辩，他从未使用过“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这一概念。确实，刘放桐在文章中未明确使用“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而是大量使用了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概念，大量使用了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型和进步的提法。那么，这能改变问题的实质吗？
第一，刘放桐把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型与进步限定在西方哲学的范围内。如他提出：“如果说由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化是一种具有根本性变更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即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那么不管人们对这一转型的性质作怎样的估计和评价，都应当肯定它正是由19世纪中期以来的那些现代哲学的先驱们最早推动的。”[15]同理，这里讲的“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即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确立。
第二，在刘放桐的论著中大量地使用了“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概念，因而表明了所对应的“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概念含义的实际使用。例如，他说：“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走向终结为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即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形成开辟了道路。”此处开辟道路的具体内涵当然是所对应的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所以，他说：“近代西方哲学之走向终结既是一种根本性的变更，又是一种自然的发展。从笛卡儿……到黑格尔的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其基本特点是从主客、心物、思有等二元分立出发运用理性来构建形而上学的体系——已完成了它的发展历程，在某些方面成了哲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现在需要从整体上对它重新加以反思甚至扬弃了。”[16](P13、10－11)而这正是刘放桐转型和进步论的核心：终结和超越“主客、心物、思有等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进步到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为此，在预测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时，他才会说：“至于当代西方哲学，近期内也许不会发生重大变更。正像它所处的西方资本主义还有一定活力一样，西方哲学的现代思维方式还没有全面彻底地展现出来，它的各种思潮和流派还会通过探索和论争自觉不自觉地进一步朝着展现，甚至完善这种思维方式的方向发展。”[1]这里的“西方哲学的现代思维方式”其实就是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另一种表达。
第三，刘放桐不仅在其论著中都是在“西方近现代哲学转型的进步和革命意义”的范围内论述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与进步，而且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和整个转型与进步的过程都视为西方哲学演变的过程。他说：“正是在这一时期，在西方哲学发展中出现了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一个事件是马克思在西方哲学的土壤上实现了哲学发展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变更”。“另一个事件是在西方出现了一批反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哲学家（例如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孔德、斯宾塞等人）。……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正是由19世纪中期以来的那些现代哲学的先驱们最早推动的。”按照刘放桐的观点，19世纪中期仅仅是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转型和进步的开始，这些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激烈批判的“反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哲学家”只是与马克思共同开始了这一过程。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是由20世纪初另一些哲学家们完成的：“20世纪初，西方哲学发展中出现了两个当时未引起人们高度注意、后来却影响深远的事件。一个是英国哲学家罗素和摩尔发动了对他们原来深受其影响的新黑格尔派唯心主义的反叛，一个是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提出了以意向性原理为核心的现象学方法。……这两个事件由此被许多哲学家认为是西方哲学近现代过渡期基本结束、现代哲学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1]按照刘放桐的论证，这里的“现代哲学正式形成”的核心就是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形成，而这时马克思早已去世。按这里的表述，在马克思去世时现代哲学还没有正式形成。那么，刘放桐如何不断地在文章和专著中宣布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比那些现代西方哲学家“更彻底”地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家，“已正式宣告近代哲学的终结和现代哲学的来临”呢？
第四，刘放桐认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在广义上也属于现代西方哲学。他说：“尽管从西方哲学本身来说，它们之由近代正式转向现代，或者说实现现代转型是以上述20世纪初的两个事件为标志。但是，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属于广义的西方哲学之内，那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所实现的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就已正式宣告近代哲学的终结和现代哲学的来临。”[15]可见，他对西方哲学也有广义和狭义的理解。
当然，刘放桐可能会认为这曲解了他的本意。而我的回应是，在这种混乱的多种说法并存的情况下，在他的理论逻辑和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之间，我们只能认为他所说的“近代哲学的终结和现代哲学的来临”的内涵就是实现了从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向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变化。进一步说，刘放桐能否告诉我们，现代哲学包含的“东方哲学等其他形式的现代哲学”，是如何与西方现代哲学共同实现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和进步？他的现代哲学思维方式概念与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概念有什么区别吗？
注释：
① 分别刊载于《河北学刊》2009年第5期、《湖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和《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2期。
② 刘放桐说：“总的说来，从批判和超越以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特征、并已陷入困境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说，从建立一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以及人的自主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特征、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的要求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说，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类似之处，可谓殊途同归。二者均属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具有某种程度的同质关系。”[1]但刘放桐回应我时却声称：“因为中国哲学界在对现代西方哲学作出某些肯定时，大都同时指出了其局限性，从未有人将其看作与马克思主义是同质的。”于此，我们不知该相信哪一个说法。
③ 马克思、恩格斯差异论起源于西方马克思学，但以近代西方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区别来论证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差异则起源于刘放桐。
④ 俞吾金认为，恩格斯在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观点与马克思的哲学基本观点是有“差异”的。见《从思维与存在的同质性到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哲学研究》200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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