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六朝文学精神的演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神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1)01-0101-06
人的觉醒是文学的自觉的前提，这是六朝文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同时，在六朝文学演变过程中，其人文精神也经历了从蹈厉奋发到世俗平庸的过程。研究这种文学精神的世俗化过程中的内在因素，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人文思潮演变的规律。
一
汉魏六朝文学中最有生气的时期是建安文学与正始文学两个时期，史称“建安风骨”与“正始之音”，它真实地反映了汉末建安年代与魏正始年间的社会现实与人生问题，形成了慷慨仗气和远大遥深的文学风格。这种文学内在精神，得力于汉末以来人文思潮的兴起，以及建安、正始文人对这种思潮的继承与发展。
东汉末年人文思潮的兴起，是同知识分子挽救当时全面政治危机的运动相关联的。当时，宦官专权，国事日非。许多正直的官僚与士人投入了这场政治改革运动，形成了知识分子议论时政，反思人生的人文思潮，最后遭到宦官与皇帝的残酷镇压，史称“党锢之祸”。但是，“党锢之祸”中被激励起来的人文精神，并没有被摧毁，相反，它在稍后的以曹操集团及其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弘扬，建安文学中慷慨仗气、忧患时政的主旋律同汉末党人精神实际上是相通的。建安文学最能打动后人的，就是这种情怀。建安文学的“慷慨仗气”，就是指曹氏父子和建安文人出于悲天悯人与建功立业的精神气慨。
到了正始年代，文学中的人文精神又面临新的人生课题。生长在司马氏秉权、黑暗恐怖年代中的正始文人，其思想性格明显地不同于先辈。正始年间风云变幻的政局，既打破了阮籍、嵇康类似建安文人那种建功立业的志向，同时也赋予他们更深刻的人生主题，使他们在关注自己生命的同时，放眼宇宙人生，探讨新的精神境界，没有堕入六朝后期士族“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的境地之中，就这一点来说，它是建安文学精神的深化与延续。魏正始年间盛行的“言不尽意”之说，是名士追求玄远之境生活方式的理论依据，他们在文学创作中也向往这种境界，从而使言外之意、象外之旨成为审美理想，唐代趋于成熟的意境诗学，其美学基础肇始于正始年间的玄学思想。然而，“正始之音”毕竟是在特殊时期形成的一种文学与哲学思潮。它虽然创造出了超妙的意蕴，但“高处不胜寒”，带有浓重的虚缈色彩。其实，就“竹林名士”来说，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的。除嵇康、吕安因反对司马氏集团而被杀外，阮籍则始终周旋于当时政争的各派之中，王戎是一个吝啬不堪的“俗物”，山涛任司马氏的要职，东晋名士孙绰曾讽刺他“吏非吏，隐非隐”，向秀则在嵇康被害后应辟入洛，他与嵇康曾就“养生”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论争，思想旨趣差异很大。嵇康倡导“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反对追逐功名利禄，向秀则强调人对富贵利禄的贪求是本性所决定的，“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得，若绝而外之，则与无生同，何贵于有生哉？”（《难养生论》）向秀认为嵇康的人生哲学是不近人情的，他后来入洛做官并不完全是迫于司马氏的压力，应该说在思想上早有所图。他的人生哲学后来被西晋的郭象看中，正是因为它顺应了一些士人随波逐流的想法。正始年间士人的人格理想实际上已经开始分裂。
这种人格裂变到了司马氏集团统一全国，随着士族地位的上升和社会暂时的安宁繁荣，便以时代精神的全面世俗化为特征。本来，文学精神的世俗化有其合理的一面。比如唐代文学便去掉了六朝文学中过于惨厉与沉重的一面，创造出昂扬充实的审美精神，其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是世俗化的。但西晋的文学精神由于主体的鄙俗化，导致“正始之音”中人文精神的被扭曲，实开六朝后期浮靡文风之先河。西晋太康年间一度出现全国繁华荣盛的局面。但统治者并没有励精图治，奋发有为，而是迅速发展士族阶层的利益。士族通过九品官人法和占田制度，轻而易举地获得各种既得利益，进而疯狂地追逐世俗的享乐。这种现状使得他们自然而然地把家族利益与身家性命置于国家命运和苍生社稷之上。士族中人丧失了建安文人遵慷慨进取的锐气和正始文人远大遥远的思致，汉魏风骨中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日渐萎缩。当时士族权贵们的精神世界是鄙俗不堪的。《晋书·何曾传》载何曾尝与儿子何遵私下说：“国家应天受禅，创业垂统。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唯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兆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尽管司马氏集团也想“综核名实”，弘扬礼教，整顿风衰俗弊的现状。但是他们政无准绳的治国方针，再加上本身的骄奢淫逸，使人感到他们的礼教只是门面招牌。在当时，对世俗利益的狂热追求已经变成一种自觉的意识。比较典型的是西晋官僚郭象对《庄子》的注解。郭象发挥了向秀的庸俗哲学，否认事物的因果关系与体用关系，取消了形而上的精神实体。他说：“凡物云云皆自尔耳，非相为使也，故任之而理自至矣。”（《〈庄子·齐物论〉注》）既然万物的存在是无待的，没有条件的，那么，它们之间就是没有差异的，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就是自足自得的，郭象据此取消了人们基于不平而产生的超越意识。郭象歪曲庄子的“逍遥游”思想，认为各安其分，自足其性就是逍遥：“苟足于其性，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地，而荣愿有余矣。”（《〈庄子·逍遥游〉注》）这种哲学迎合了当时士族文人的世俗化心态，成为一种社会心理。正始年间阮籍、嵇康超世独步的人格境界，被阉割成放纵欲望、随顺世俗的人生追求。《世说新语·任诞》载：“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这种人生哲学可以说典型地反映了从西晋开始，许多士族中人把人性的解放曲解成人欲的释放。其结果便是人文精神的消解与趣味的鄙俗化，也是对人性的亵渎。西晋末年一些贵族子弟“皆祖述于（阮）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世说新语·德行》）但这种放荡由于失去了正始名士的内在忧患意识，早已成了东施效颦。至于成书于晋代的《列子·杨朱篇》，更是西晋世族豪贵们纵欲观念的真实写照。它宣传：“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虽然它对于破坏虚伪的名教有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摧毁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对于文学中人文精神的消解，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西晋朝野奢靡成风，世族贪婪成性，同这种人生哲学的流行是有密切关联的。再从西晋太康文人的人格角度来说，汉末文人的风操已荡然无存。建安年代的祢衡、孔融、杨修因为个性孤傲而被杀，建安文人也驰骋个性为特征，所谓“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正始年代更有嵇康、吕安的恃才傲物，特立独行，而太康文人则大多趋炎附势。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文人都成为权臣贾谧的“二十四友”。陆机本与西晋有亡国之仇，但为功名所诱，入洛做官，后因卷入晋末“八王之乱”中而罹祸。潘岳为求升迁而投靠杨骏，但在贾氏集团翦灭杨骏集团的政变中险些送命。于是他痛感“匪择林以栖集，鲜林焚而鸟存”，意识到在政治斗争中所托非人，那就十分危险。于是改换门庭，投向贾氏集团，终于罹祸而亡。
当然，欲望的年代既消解了人的深度追求，同时也使人的情欲得到承认与解放。它对于文学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太康文学缘情绮靡的特征，同当时的重情风尚有直接的关系。名士裴頠云：“历观近世，不能慕远，溺于近情。”（《晋书·裴頠传》）东晋干宝抨击西晋风气时也指出当时人“任情而动”（《晋纪·总论》），书法家卫铄论当时的书法创作认为：“近代以来，殊不师古而缘情弃道。”（《笔陈图》）由于西晋文人世情炽烈而骨气孱弱，文思绮靡而风力萎缓，所以在创作中往往追求词采、声律和用典的妍丽自赏，形成了“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的特征。陆机《文赋》总结了当时文坛的状况，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观点。尽管太康文学的思想深度较之建安文学与正始文学要肤浅得多，所谓“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但它也克服了正始文学中某些作品“篇体轻澹”、意境超缈的缺点，在体验世俗，缘情绮靡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这也是不可抹杀的。尤其是陆机的《文赋》在文论史上首次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观点，较之曹丕的《典论·论文》的“文以气为主”和正始文学的“师心使气”，进一步突出了文学的抒情特征与形式美特征，这不能不说是文学思想上的进步。西晋太康文人的失误，并不在于创作上的缘情绮靡，而是由于其情感带有世族文人无法克服的鄙俗，它消解了汉魏以来文学精神中的忧思精神，格调趋于浅露。
二
六朝文学中人文精神世俗化的高峰是在齐梁时期。它与审美主体成分的变化直接有关。如果说两晋时期人文精神世俗化的主体是正式取得政权的士族群体，那么到了南朝时代，世俗化的主体便是悄然兴起的寒人武夫集团。这些寒人武夫集团以其自身素质的低下和趣味的市井化，对文学中的审美趣味作了进一步的改造，从而使六朝文学精神全面庸俗化。
从晋末开始，门阀士族的地位走向衰落，大批寒人崛起。宋齐梁陈的开国君主都出身低微，如宋武帝自称“布衣”。南朝政府中掌管重要机务与军务的都是寒门人士，门阀士族中人成了新贵的点缀。南朝的开国君臣大都起于寒素，有些人本身就是无赖。这些人一旦骤富，贪欲更甚于地位稳固的世族中人。如梁将鱼弘公开宣称：“我为郡有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人庶尽。丈夫如轻尘栖弱草，白驹之过隙。人生但欢乐，富贵在何时？’”（《南史·鱼弘传》）刘宋王朝的宫闺丑闻不绝如缕，宗室的残杀更是惊心动魄。这些都与以军功起家的寒素集团的秉赋有直接的关系。当时追求感官刺激、穷奢极欲的风气在齐梁君臣中十分流行。梁武帝父子史称不好声色，但整个梁宗室却是淫靡成风的。如梁武帝之弟萧弘“性好内乐酒，沉缅声色。侍女千人，皆极绮丽”（《南史·临川静惠王宏传》），甚至与武帝女永兴公主私通。萧弘之子萧正德，“夺人妻妾，略人子女”（《南史·临川静惠王宏伟》），竟然奸淫妹妹长乐公主。这种纵欲气息构成了齐梁文化的氛围，宫体诗正是缘此而形成的。
齐梁审美精神世俗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南朝商业文化气氛的影响。南朝商业至齐梁时十分繁盛，当时的城市成为政治军事、商业交通和文化的中心。城市人口除了王侯显贵外，还涌入了大批商贩、船工、妓女。随着这些商人与市民的兴起，市民文化也开始繁盛。“歌谣文理，与世推移”，处在这种庸俗化的文化氛围中，本来就素质不高的齐梁统治集团，当然对此一拍即合。在中国文学史上，民间文艺一直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并非像有些人相当然地认为统治者一贯轻视民间文艺。从西周开始的采诗制度到两汉设立的乐府机构，统治者将收集民间文艺作为“观风俗，知厚薄”的重要渠道。同时，文人拟作乐府诗也是古老的传统。汉魏以来，这种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曹氏父子和建安文人就大量用乐府旧题来感叹时事，抒发情怀。可以这么说，建安文学的兴盛与文人自觉地汲取民间文学的滋养是分不开的。不过齐梁君臣对吴歌西曲这一类来自市井的作品依据自己的口味作了选择与改造。桔淮则枳，他们由于趣味的低俗，对民间文学中的色情猥亵的东西自然十分感兴趣，而对其中的精华反而弃置不顾，这一点与曹氏父子及建安文人对汉乐府的选择成了鲜明的对照。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在论及梁代君臣拟作乐府诗的状况时指出：“至梁，一方因音乐力量，一方又因对民歌自身之爱好，模拟乃成为极普通之现象。形式内容，皆与民歌无大差别。
假而影响于当时之全诗坛，而有所谓‘宫体诗’之产生。”可见同样是对民间文学的爱好，萧梁政权中人与曹氏集团的趣味是大不一样的，并因此而影响到当时整个诗坛的状况。在受民间文学的浸染，文人创作世俗化的过程中，主体的先导作用可以说是起着关键的作用的。
就当时南朝文人来说，大多演变成统治集团的文学侍从。如果说，刘宋时的谢灵运在其山水诗中参悟玄道，透露出傲视新朝的孤独之气，到了稍后的谢脁、谢庄等人，则在皇室的倾轧中苦苦挣扎，丧失了人格尊严，最终亦不免罹祸。齐梁时的沈约、王融等人，尽管与最高统治者有矛盾的一面，骨子里是瞧不起这些新贵的，沈约为此得罪梁武帝忧惧而死。但世族的软弱性在他们身上越来越显示出来。如沈约：“昧于荣利，乘时籍势”，“用事十余年，未尝有所荐达。政之得失，唯唯而已。”（《梁书·沈约传》）由这些文人创作而成的“永明体”以讲究声律、词采、用典和抒发清怨为特征，虽不乏哀婉动人之处，但终究缺少建安文学中的那种黄钟大吕之声与正始之音的深沉邈远意境。它和萧梁宫廷文学一起，构成了当时文学的主要景观。
齐梁时代文艺和审美庸俗化又是在文化繁荣的表象下进行的。在中国文化史上，人文精神的消解既有来自行政力量的扼杀，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又有来自表面繁荣背后的庸俗化。南朝开国群臣起自寒族，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整顿魏晋以来世族的浮荡，大力弘扬儒学，推广佛教，敦厉教化。天监四年（公元505年），梁武帝下诏置五经博士，提出：“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附，抑此之由。”（《全梁文·卷2》）这是从南朝帝王的角度首次指斥“魏晋浮荡”，鼓吹儒教。梁武帝并且身体力行，“断酒肉”，“断房室”，用佛教来收拾人心，净化风俗，巩固自己的统治。但这些措施由于统治集团利益的偏狭和世风的颓靡，并未能振奋时代精神。如梁武帝受禅登基，齐和帝大臣颜见远服膺儒学，不食而死。这本是儒学的义烈之举，但梁武帝听到后也只是不以为然地说：“我自应天顺人，何豫天下士大夫事，而颜见远乃至于此也。”（《梁书·颜协传》）可见梁武帝对于儒学精神也就是那么回事，并未能像东汉光武帝那样做到旌扬儒学。相反，对那些残民以逞的世族，梁武帝可谓优宠有加。当时的梁代君臣，正如庾信在《哀江南赋》中所言：“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颜之推后来在北朝写的《颜氏家训》一书，更是对梁代士大夫阶层腐朽的精神状态有生动而传神的写照。至于梁武帝的佞佛，也只是得其皮毛而已。魏晋时期的佛学重在理想人格的追求与精神的超越，而齐梁佛学只是为了满足统治集团的世俗心态的需要。当时盛行的“神不灭论”，和梁武帝儒佛兼修的学说，其实并不是佛学的精华，而只是对佛学粗陋的实用主义的解释与运用。唐代高僧道宣论梁代佛学时，曾批评其浅露浮华，“于时佛化虽隆，多游慧辩，词锋所指，波涌相陵。至于征引，盖无所筹。可谓徒有扬举之名，终亏直心之举。”（《习禅篇论》）汤用彤先生在《魏晋南北朝佛教史》评价梁代佛教时指出：“当时风俗柔靡浮虚，不求实际。不但三玄复盛，佛学亦乏刚健朴质之精神，国势外象安定，内实微弱，梁武帝因此而亡国杀身。”有些论者认为梁代宫体诗并非梁室君臣低级趣味的反映，而是企图用佛经对女色“极写之，力破之”的手法来发乎情止乎礼义，这恐怕是倒果为因，抬高了梁代新贵们的文化品味。事实上，梁代统治者正是以其既得利益者的心态去解读儒佛，宣泄欲望的。崇儒、佞佛、好色这三者实际上有其内在的联系。简文帝萧纲所谓“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实质上是说为了保全萧梁江山，必须用儒学和佛教谨慎立身，以图长久地享乐人生，避免刘宋王朝那样的短命悲剧，而文章放荡则是将心中的色欲在文字中尽情地宣泄出来。
三
当然，六朝文学中的人文精神是在苦难中熔铸而成的，它继承了传统文学中的精粹，形成了不可移易的风范，因而不可能被轻易消解，相反，在浮靡世俗中，它更显出其不泯的光彩。晋末贵族子弟仿效阮籍、嵇康之举，虽有东施效颦之嫌，但也说明了正始之音的魅力。比较典型的是陶渊明，他的人格与文学精神是对汉魏风骨和正始之音中人文精神的继承与发扬。陶渊明自称“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他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对亲友的挚爱之情，都浸透着儒学中的人道精神，而《感士不遇赋》中的愤世嫉俗，《归园田诗》中的游放尘俗之外，又继承了从庄子到嵇康的傲世精神。而正始名士在浊世中耿介自立、诗文逍遥的文学精神更是成为陶渊明文学创作的榜样。尽管南朝的世俗文化并不承认他，但是他的魅力却是不可磨灭的。
六朝文学在后期的世俗化过程中，许多人由于时势的感召，超越了当时浮靡文风的影响，从建安文学与正始文学中汲取了滋养，创作出了有深度的作品。一种是出身寒素的文人对门阀统治的抗争。六朝文学的迅速世俗化是与世族势力的膨胀分不开的。门阀制度不但压制寒人，对士族中人也是一种腐蚀，正如西晋葛洪所言：“居乎热烈之势，率多不与骄期而骄自来矣。”（《抱朴子·刺骄》）森严的门阀制度成为对人性的严重压抑，造成寒士无由进取。从西晋左思开始，对这种现象的诅咒就成了文学中人文精神的弘扬。左思在他的《招隐》、《咏史》中表达了作者具有不凡的功业思想和遗弃荣华的情操，蔑视权贵的显赫，“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尘埃；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这些诗气调高昂，犹有建安风力之遗韵。其后东晋郭噗的《游仙诗》也借游仙的形式，表达了在“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东晋诗坛下，诗人犹有慷慨不平之心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刘宋时的鲍照进一步继承了建安风骨，表达了寒士被压抑后的义愤，控诉了高门甲族的腐朽统治。江淹早年出身孤寒，在刘宋诸王幕僚生涯中，坎坷不平，发为吟咏。江淹早期作品大都以悲为美，其中如《恨赋》中对嵇康慷慨就义的描写更是溶进了他的身世之感。但等到他仕履得意，宣传“人生当适性为乐，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后之名”，（《梁书·江淹传》）效法名士的逸乐生活时，便文思枯涸，后世遂有“江郎才尽”之说。
另一类文士早先过着安逸奢靡的生活，在浮华世风中点缀风雅。但是魏晋南北朝天崩地坼的动乱，使得他们陷于国破家亡，甚或死于非命。在这种严酷的环境刺激下，他们痛定思痛，在心灵上与汉魏风骨相沟通，以生命的呼唤写出了真正的诗篇，从而使作品由世俗的浮华走向深挚的人生慨叹，并对天道人事展开寻绎，大大拓展了文学的精神境界，在风力情采上都超越了过去的作品。这一类文士比较典型的是西晋的刘琨和由梁入北的庾信、王褒等人。刘琨出身望族，少年时好游权贵。晋末动乱时受命为并州刺史，抗击北来敌寇，安抚北地人民。在这一段时期，汉末建安年代那种尸横遍地的惨景再度出现，在环境的刺激下与斗争的磨炼中，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从“昔在少壮，未尝检括”到哀矜民生，拯危治乱。其诗风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浮华轻佻到壮怀激烈、风格凄凉。钟嵘《诗品》曾论他后期作品“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现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离乱，多感慨之词。”可谓道出了刘琨晚期作品的特征。庾信和徐陵早年是梁代宫廷文人，写了许多华艳诗文，被羁留北朝后，虽然位望通显，但国破家亡的身世刺激，使他晚年常有乡关之思，他将这种思念之情与遒劲的风力相融合，并吸取了北地文学苍凉质朴的风格，创作出卓越的文学作品，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殿军。庾信晚期的文学成就，与他自觉地继承汉末以来的文学中的人文精神直接相关。在汉末以来长达三百多年的动乱中，人们有着共同的遭遇和思想感情。而汉魏以来文学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为后来的文学家构铸自己的文学精神提供了滋养。在庾信晚期的诗文创作中，建安风骨和正始之音是他着意追求的文学传统。在《拟咏怀》、《枯树赋》、《小园赋》、《伤心赋》、《哀江南赋》、《思旧铭》、《拟连珠》等诗文中，苏武、李陵、曹丕、曹植、王粲、刘桢、阮籍、嵇康是庾信引征最多的文学典范。庾信在自己的创作中，以身世之感去叩求知音，从这些文人的经历与作品中求得精神慰藉，充实自己的文学境界，成为六朝文学向唐代文学转变的关捩。
《文心雕龙》这部体大思精文学理论专著产生于六朝末期不是偶然的，它与刘勰对汉魏以来优秀文学传统的继承是分不开的。汉魏以来的优秀文学传统，虽历经世俗化的冲激，但它的独特魅力，越到后期便越显出它的感召力，齐梁时代文学精神的世俗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人文精神的亵渎。因为人性之所以不同于动物性，乃在于它是生物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而作为人性的根本标志，是它的超生物性，它表现为人性的自由与社会责任感的统一，而不是情欲的简单实现。将人性理解为感官的宣泄，最后必不可免地会将人性蜕化为动物性，这样的美感失去了其普遍可传达性，其价值也难以实现。审美从感性出发，但最后的指归却是感性与理性的融合，是道德精神的升华。而齐梁宫廷文学的趣味却简单地将“吟咏情性”理解为情欲的释放与渲染，将文学中的人性之美图解成色相描写，消解了作品中的社会蕴涵。所以当时文学的表面繁荣，实际上是文学内在生命的窒息。钟嵘就批评当时“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刘勰对这种庸俗化的倾向十分反感。为了从根本上矫正这种时弊，刘勰融会儒道玄思想，认为文学是天地自然之道的显现，刘勰高度评价建安文学“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慨而多气也”，赞美正始文人的作品：“嵇志清峻，阮旨遥深”，也是因为他们的创作情真意切，溶进了深刻的思想内涵。与刘勰同时的钟嵘在其《诗品》中更是弘扬汉魏风骨，反对齐梁文学中过于雕琢的风气，强调文学要追求高远的意蕴，他推崇李陵、苏武、曹植、阮籍、嵇康等人的作品，是因为其怨深文绮，意悲而远。钟嵘以其独特的品评方式对汉魏以来的文学状况作了立场鲜明的褒贬，弘扬了文学的人文精神。六朝末期文学理论对于当时文学创作现状的批判态度是颇为发人深省的。它说明文学理论的作用不仅仅是诠释，更重要是一种匡正时弊，继往开来的作用。唐代文学精神的确立，就同六朝末期刘勰、钟嵘等人对文学理论的建树直接相关。
[收稿日期] 2000-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