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四运动评价中的八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北京市历史学会和国家教委社科中心联合在京召开了“五四运动与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学术研讨会。会上，学者们对当前一些争论较大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如何评价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五四运动从一开始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近年来，这种反对之声颇有日益高涨之势。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理由，其一是断言五四运动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干扰，中断了新文化运动，即所谓“救亡压倒了启蒙”；其二是指责五四运动在政治上引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造成社会长期的动荡和不宁。与会学者认为，这种观点不正确，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首先，对于把救亡与启蒙相对立、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相割裂的观点，学者们提出了质疑。学者们认为，在近代中国，救亡和启蒙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中国近代最重要的主题是争取民族独立，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为爱国的政治运动，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人民奋起救亡，正是启蒙之后的觉醒。启蒙不能仅仅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启蒙为唯一标准。从五四时期起，中国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性质的思想启蒙，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是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的。就五四运动而言，它不仅是一场爱国的政治运动，而且是一场文化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新文化运动取得了更为深刻、广泛的社会影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也赋予了新文化运动新的内容和特点。它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民族独立的美好前景；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也由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在救亡斗争中，人民又进一步受到革命思想的教育，这一切都是更高层次的启蒙，是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继续。
诚然，简单化、绝对化等不良倾向的干扰，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的效果受到了影响。但不应该据此倡导资本主义的思想启蒙，否定、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学者们认为，既要防止封建主义借反资本主义之名复活，也要防止资本主义借反封建主义之名复活。
其次，学者们强调，五四运动为中国革命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其历史功绩不容否定。现在有人从否定革命的角度出发，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也大张挞伐。所以，评价五四运动势必要涉及对整个中国革命的看法。
学者们指出，中国近代的革命，不是革命者任意制造出来的，而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残酷压迫下，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化的产物。不革命，中国便无法取得进步。近代各种改良道路的失败也说明了这一点。针对有人以革命中的牺牲为口实来攻击革命，学者们指出：如果不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那么中国人民将遭受长期的痛苦并付出更大的牺牲。中国人民正是以革命中的牺牲换来了历史的进步，这已为历史所证明。学者们认为，对历史进行反思是正常的，也是有益的。但有的人不是从历史本身出发，而是出于某种需要，用似是而非的概念和不真实的材料来另建一个体系，就难免引起混乱。还有的学者指出：如何评价革命，不仅涉及以往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而且关系中国的发展道路。对革命本身的否定，势必导致对革命成果——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否定。
学者们深入探讨了五四运动对当时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影响，认为这场运动是我国历史的转折点，它有力地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我们不仅要肯定其历史价值，而且要充分估计它的现实意义。五四精神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它所具有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以及在此后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精神，都是值得后人继承和发扬的，不能抛弃和否定。我们是沿着五四运动的道路走过来，才取得了今天的进步。我们还将沿着它所开辟的道路走下去，迈向新的世纪。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近年来，随着对传统文化颂扬之声的日益高涨，一些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非议、批评也日趋强烈。它被指责为“激进主义”的产物，是“破坏主义”，“全盘反传统”，造成中国文化的断裂。还有人对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感到不满，指责它是“外来的异族文化”，与我们的民族精神格格不入。学者们认为，这些责难是出于对历史的误解、曲解或偏见。
首先，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激进主义的产物，而是社会现实的需要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新文化运动是针对尊孔复古和政治复辟逆流而发起的。它所宣传的民主、科学，提倡白话文，批判纲常名教等等，也不是突然出现的，它实际上是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追求、探索救国真理的表现，是对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来就始终存在着的反对封建思想文化这一历史潮流的继承和发展。
其次，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全盘反传统”，传统文化没有断裂，也不可能断裂。新文化运动主要是反对将孔教定为国教、编入宪法，批判封建的纲常名教，反对旧文学；而对孔子的历史地位和贡献都给予了肯定。此外，对于传统文化中一些被压抑、被轻视，但可以为后人利用的文化资源，也进行了挖掘和提倡。所谓断裂，断掉的只是孔子和儒学的正统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粉碎了恢复孔子和儒学正统地位的企图，这是历史的进步。
第三，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有对旧传统的破坏，更有对新文化的建设，它并不是所谓的“破坏主义”。如新道德的提倡，白话文的推行，新教育、新文学的诞生，新学术范式的建立，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的宣传，等等，这些关系到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的诸多方面的进步，皆应归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真理，是人类思想的精华，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中国人民是为了拯救民族危亡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并非是出于对“异族文化”的崇拜。马克思主义扎根于中国大地，给民族文化充实了新的时代内容，使优秀的传统被有效地批判地继承，并在更高层次上得到阐扬。学者们认为，扼杀民族精神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人民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赢得民族解放的，把罪名加于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是非的颠倒。
现在有一些人把传统文化等同于儒家文化，把孔子所创立的儒学与汉儒、宋儒的学说等量齐观，而且对于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优秀的文化传统视而不见。他们正是从这种狭隘、凝固的传统观出发来非议、贬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在文化分析上固然有形而上学和绝对化的倾向，但这不是本质和主流。综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就、意义和偏向，功绩是主要的。它对于近代文化建设和中国文化复兴有着重大贡献。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三、对于近代史研究现状的认识。学者们认为当前史学界思想解放、研究深入，取得许多可喜的成果。但是，研究中出现的一些倾向也值得关注。如在近代史研究中，有人肯定殖民侵略，否定反侵略斗争；美化封建主义统治，拔高封建统治者，贬斥反封建的革命，苛责革命者和改革家。已被历史发展所证明的基本论断相继遭到否定，史学界经过数十年研究而得出的主要观点均面临挑战。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与往日对近代国情认识相对立的“新体系”。当前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各种责难，就是这一“新体系”在一个局部问题上的反映。所以，应该超出五四运动的范围来研究这一“新体系”，并对它所提出的种种问题，给予严肃认真的回答。学者们强调，应该继续坚持并完整地贯彻“双百”方针，积极开展健康有益的理论争鸣、学术批评，以明辨是非，澄清谬误，促进史学研究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