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少数民族家庭文化传播研究
孙丽群 （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550000）
摘要：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更迭与普及，少数民族存在的离散化各类以凝聚家庭团结、传播家庭民族文化、维系家庭关系等目的微信群纷纷建立。基于各大新媒体平台所建立的网络传播方式成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本文通过对少数民族家庭微信群内的文化传播内容进行网络民族志观察，发现新媒体时代少数民族家庭内的文化传播具有重民族语言传播、多媒体传播载体与新兴文化传递方式相结合的特点。
关键词： 新媒体；少数民族；微信；文化
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以及延续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一直具有其特殊的地位。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也从其最原始的“口传心授”方式逐渐转变成为通过最新的传播媒介进行传播的方式。在这一历史变迁过程中，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一部分逐渐消解，而有一部分却进行现代化重构，在新的传播场域中生生不息。1
本文紧密联系时代背景，通过网络民族志的方式对几个贵州少数民族微信家庭群进行观察，以家庭作为重要沟通情境，从民族文化传递现象出发，探析家庭微信群内的文化传播状况，希望发现家庭传播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影响与作用。
一、问题缘起：家庭群的建立与网络民族志的发展
面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现代化进程步伐的加快所带来的社会变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变迁与发展，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是我们国家文化复兴的重要内容。其次，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家庭文化传播的重要场域，但随着新媒体技术在乡村的普及与少数民族存在的离散化，留守与外出、城市与乡村成为家庭成员间的重要沟通距离，因此新媒体各大平台特别是微信、QQ等社交软件成为家庭成员间的重要沟通平台，各类以凝聚家庭团结、传播家庭民族文化、维系家庭关系等目的微信群纷纷建立。
② 方案实施：总经理领导绩效考核小组，以业绩考核为重点，各部门领导在每月的月初提交月度考核报告，分析问题和及时纠正。在年末责任部门将报告汇总，明确各部门全年绩效指标实施结果，将其作为各种管理决策的依据。
1992年Rheingold首度提出“虚拟社会群体”是“一群足够数量的人，透过充足而长久的公开讨论，具备充分的感情，在网络空间形成一个基于私人关系网络的社会聚集……”。2相比较传统报刊书籍等大众媒介，互联网具有多元互动超文本的特点，是一种传统媒介的升级与弥补，同时为我们人类学提供新的研究方法。我们利用网络这一平台隔空与调查对象建立联系参与到研究对象所处的虚拟空间，借此获得数据资料，这就是所谓“民族网络志”。虚拟社区里的人员打破了时间与空间上的隔阂，虽然“虚拟”却拥有更为强大的凝聚力。
粥品如人品，吃粥意味着一种守得住清贫的淡定，一种“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从容。盛传的典故就是欧阳修以粥养廉。出身贫寒但勤奋好学的欧阳修，一日三餐都食粥。后来做官后，生活境况改善了，但他仍每日吃粥。有人看不下去，就送了一些好吃的东西给他。他虽然把东西接受了，但每日照样吃粥。有人问他何以如此，他说：“多年吃粥，已经习惯了，艰苦的环境能够磨炼人，如果现在改吃好东西，以后没好东西吃了又吃不了苦该怎么办？”
二、少数民族家庭微信群内的文化传递形式
（一）传统：民族语言的声音传递
此外，关于民族传统节日、民族传统婚嫁、祭祀祭祖等传统民族文化的图片、视频、语音皆成为少数民族家庭微信群内聊天重要主题内容。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递的工具保罗莱文森提出了“补偿性媒介理论”；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都是一种补偿措施，都是对过去的某一种媒介或某一种先天不足的功能的补救和补偿。3少数民族的文化传递经历口传身授——简单记录——技术记录——网络记录——手机记录传播等形式的更迭，每一项传递中介都对前一项记录方式进行了弥补与升级，今天手机的使用与家庭内文化传播的多媒体形式，它为少数民族文化进步的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障碍，它加深了群内家庭成员与民族的凝聚力并在潜移默化间传播着少数民族文化，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积极发展。
通过对少数民族家庭微信群网络民族志的观察发现，以少数民族语言的沟通方式以语音与短视频为主，发布者利用微信使用的便利性潜移默化间传播着本民族的语言文化。相比较文字拼写的复杂性，语音沟通显得十分轻松声音是一种更具感染性的沟通方式。例如家庭成员们喜爱用民族语言发布语音与家庭成员进行互动。此外，少数民族地区喜爱歌舞或者拥有自身特色文化风貌，家庭成员以随手拍的形式分享着身边的生活风貌、奇闻异事与家庭内的成员进行互动。新媒体的赋权使得每一位家庭成员成为信息的发布者，信息的发布与接收间家庭之中的沟通模式建立，少数民族文化也获得传播。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山区省份，苗族、布依族、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时代居住在贵州省内，大众媒介的风靡扩展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形态。在少数民族地区沟通以汉语与民族语言为主，其主要原因是：1.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以汉语教学为主。2.广播、电视、新媒体等大众媒介的普及以汉语为主。3.中老年人的话语习惯以民族语言、汉语（方言）为主。4.地区、村落、家庭内的沟通习惯以汉语（方言）、民族语言为主。
（二）传统：多媒体的文化传递
贵州少数民族人民在长期的山区生活、劳动过程中创造与积累了无数的文化宝藏，民族文化硕果累累，它存在于民族风俗、民族服饰、民族舞蹈、民族歌曲等之中。例如苗族人民热爱唱歌苗歌被称为流淌于苗族身体内的血液；同样的，布依族人民同样热爱着歌唱，生活之中造就了丰富的民歌曲调、多样的歌唱方式，是布依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与生活方式。在过去苗歌、布依歌曲的传承主要以祖祖辈辈口传身授为主，虽然政府及时开展了民族歌曲保护政策但不免存在失传的遗憾，而今天我们却在少数民族家庭群内出现了民族歌曲的分享视频，在火塘边在田间在盛大的节日上，各民族居民以最生活最原生态的方式为我们传播着其民族的歌谣，大大的提升了民族歌曲民族文化的传播效率。
设有限集合V={1,2,…n}，V是风险资产k组成的集合，k=1,2,…n，设ρ为风险资产的非系统性风险集函数，ρ:2V→R，若对∀S,T⊆V，T⊆S时有ρ(S)≤ρ(T)，并且有ρ(S)+ρ(T)≥ρ(S∪T)+ρ(S∩T)，则称ρ为投资组合中风险资产的非系统性风险的单调非增次模集函数，这里V及其任意子集均可视作一个由风险资产构成的投资组合.根据定义可知，对任意风险资产i,j∈V，不等式ρ({i})+ρ({j})≥ρ({i}∪{j})+ρ({i}∩{j})成立，即：
吴飞老师在其著作《火塘•教堂•电视》中提出，“在一个民族的文化里，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记录和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工具”。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是我国文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语言的组成丰富中华文化形成多样性的特点，更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强大提供了重要力量，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更是我们不可懈怠的重要工作。虽然目前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与传承面临着许多挑战，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少数民族家庭这个传播场域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播的重要作用。
（三）新时代：新兴的文化传播形式
身处互联网+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于不知不觉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给人们带来了全新的社会体验。4在2019微信公开课上，腾讯公布了《2018年度数据报告》。报告显示，超10亿人每日登录微信，其中，55岁以上用户就有6000多万。每天发送消息450亿次，同比增长18%。每日音视频通话4.1亿次，同比增长100%。社交方面，2018年相比2015年，人均加好友数量增长110%。5根据数据可感受到近几年来微信与我们生活联系的不断加深，微信聊天、微信朋友圈等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方式。
如果在A中∀q∈Q,∀B∈2AP都有|δ(q,B)|=1，那么A是一个完全的DFA.一个完全的DFA对于每个输入字σ∈(2AP)ω都存在一个唯一的运行与之对应.
而我们同时发现，在日常的家庭微信群中，除去常见的文字、音频、图片、视频聊天形式外，各种类型的超链接、公众号短文分享、朋友圈投票、微信小游戏、微店等微信衍生下的聊天分享形式出现在人们的日常聊天之中。例如朋友圈是我们分享生活的重要场域，发布的内容形式也多种多样。其中微信投票活动的低成本及与易操作性，加之此种方式吸引粉丝增加迅速宣传效果广泛及营销效益好6，受到许多商家广告、各类机构或是政府宣传的青睐，例如“最萌萌娃”“人气选手”“最佳歌曲”等投票活动。在此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政府举办的“最美村落”“山歌比赛”等有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活动投票，同样成为少数民族文化传递的重要形式，线下的参赛活动与线上的微信互动拉票相结合，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主动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者。
三、结语
民族文化传递即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与生活紧密联系的现实问题。人口流动加剧是中国家庭现代变迁的一个突出特点，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改变了家庭的结构和功能，也深刻地影响着家庭成员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情感体验，我们应及时关注到少数民族家庭在少数民族文化传递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与所面临的风险。少数民族家庭群内的文化传递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也带来多元的文化冲突与交融，从而影响家庭成员的关系与民族文化传递。
虽然我们发现新媒体时代下少数民族家庭内的微信群沟通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具有积极的作用，新媒体时代各大新媒介的普及加速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效率，但面对社会需求的扩大与文化的复杂性我们应该弥补与规避新媒体时代少数民族家庭文化传播中所存在的不足与风险。例如无效信息对注意力的浪费、家庭成员数字鸿沟的加深产生代际隔膜、少数民族文化意见领袖的培养困境等等。
注释：
今天，手机媒介的普及为少数民族村落带来了新鲜的血液，拓展了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的社交范围与民族文化传播形式。传统的民族文化形式与新兴的媒体媒介相辅相成，将虚拟与现实拉近与扩大，逐渐形成一种新型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形态。相比已有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措施，我希望家庭内的文化传递能够成为我们值得考虑的一种新型方式。
1．宋泉．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媒介的演变-以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为例[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141-146+155．
2．转引自姜胜洪、殷俊（2014）．《微信公众平台传播特点及对网络舆论场的影响》．《新闻与写作》， （4），41-44．
式(1)中：G(t)表示含噪标记荧光蛋白信号，X(t)代表纯净的标记荧光蛋白信号，噪声信号用N(t)表示.
3．田宏园． 手机媒介与少数民族村落日常生活[D]．华中师范大学，2016．
4．陈相雨．社会转型矛盾多发期的流言传播及其治理[J]．当代传播，2013（2）：21-23．
5．https：//www．chinaz．com/news/2019/0109/980170．shtml．
6．王灿发，杨小雅．传播学视域下微信投票的观察与剖析——以第四届全国大学生新闻评论大赛微信投票为样本[J]．新闻爱好者，2017（09）：31-34．
作者简介：
孙丽群，单位：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年级：2017级新闻学研究生。
将图11中斜拱在基坑不同开挖深度加载围护桩桩身不同深度处的水平位移减去对应深度处基坑单独开挖最终产生的围护桩桩身水平位移，得到不同开挖深度斜拱加载引起的围护桩桩身水平位移增量。图13是基坑开挖至不同深度斜拱加载引起的围护桩桩身水平位移增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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