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铁三角”逻辑结构及其支撑力和拱推力
——从十月革命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研究
俞良早
摘要： 回顾十月革命胜利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共产党的领导力、人民群众投身事业的行动力、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进取力，相互之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严密的“铁三角”逻辑结构。共产党的领导力起着指明和规划发展道路的作用，人民群众投身事业的行动力起着推进事业、创立新制度主体力量的作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进取力起着以辉煌成就和丰富经验鞭策人、鼓舞人、激励人奋勇前进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这种“铁三角”逻辑结构展示出巨大的支撑力，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够克服困难，战胜风险，继续向前。同时，这种“铁三角”逻辑结构又展示出巨大的拱推力，将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包括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由一个历史阶段向下一个历史阶段过渡，推动同一历史阶段内社会主义建设由一个步骤向下一个步骤转进。
关键词： 社会主义建设；“铁三角”；领导力；行动力；进取力；支撑力；拱推力
十月革命胜利以来10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是俄国、中国等一些国家无产阶级不怕困难、奋力进取、铸就辉煌、探索创新的历史。当前，总结其成功经验，揭示其内在逻辑，即检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前进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也是发展世界社会主义的需要。
人们在研究事物的进程时，往往用“铁三角”来比喻某种事物合理的逻辑结构以及它所具有的坚实的作用力。从10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横截面看，可以发现一个“铁三角”逻辑结构及其所拥有的坚实的力量。这个“铁三角”由共产党的领导力、人民群众投身事业的行动力、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进取力所构成，它凝结的支撑力可以排除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扰，它汇聚的拱推力足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向新的阶段和步骤迈进。
其菜系在我国餐饮市场的流行度被业界公开认为位居早期形成的四大菜系，稍后形成的八大菜系，以及如今已定格的十大菜系之首，已毋容置疑。如今海内外经营川菜的饭店是遍地开花，其经典菜肴也多被其它菜系的各大饭店借鉴使用。
一、“铁三角”逻辑结构的构成要素
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铁三角”逻辑结构，由三种要素或者说三种力所构成。
（一）共产党的领导力。 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夺取和巩固了政权，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实践中显示了无穷的力量。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领导俄共（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实践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党的领导作用，要求发挥党对各项事业的领导力。1919年11月，处于国内战争中的苏俄面临严重的燃料困难。党中央举行会议，讨论了燃料问题。会后，列宁代表党中央向党的各级组织发出公开信。他在信中写道：“同志们！我们的党是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它的任务是统一和领导工人阶级争取工农苏维埃政权胜利的斗争。”①他的意思是，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具有坚强的领导作用和领导力，它能够统一无产阶级的力量，领导他们顽强斗争，争取苏维埃政权新的胜利。他还说，共产党之所以有强大的领导力量，在于“我们党和苏维埃政权把当前一切困难和任务直接告诉劳动群众”，“发挥群众的热情、积极性和英勇精神”，把鼓起的革命干劲“集中用于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上。同一时期，列宁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还说：“这个党在1905年领导了工人群众，从那时起，在1905年以后的反动时期内，即当工人运动在斯托雷平杜马的条件下历尽艰辛恢复起来的时候，它一直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因而只有这个党才能领导工人阶级去深刻地根本地改变旧社会。”②这里他告诉人们，共产党在长期以来的革命斗争中领导无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建立起血肉相连的关系，形成了领导的地位和凝聚起领导的力量，在革命胜利后必然地具有强大的力量，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完成改变旧社会和建立新社会的任务。1920年12月，俄共（布）内就工会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很大的意见分歧。列宁在当时的文章和讲话中反复地强调，工会是组织工人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党联系工人群众的纽带；党是无产阶级以及全体劳动群众的领导者。他说：“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非党的工人群众，启发、训练、教育、培养这些群众（共产主义的‘学校’），先是工人，然后是农民，以便使他们能够做到并且确实做到把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集中在自己手中。”③意思是说，共产党作为领导者，有力量领导和组织工人、农民学习管理，参与管理，努力地发展国民经济。总之，在列宁看来，必须由共产党领导苏维埃国家的各项事业，共产党是“铁一般”的党，拥有钢铁一般的力量。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阐述了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力和坚持共产党对各项事业领导的必要性。1962年1月，毛泽东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挥共产党的领导力和坚持共产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如，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⑤他还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⑥上述论断，是对几十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基本经验的揭示：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领导力，必须坚持它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和对各方面事业的领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
通过以上史料互证可知，“群臣”、“六卿”、“二三子”，在某些情况下是名异质同的同义语。此外，从史料的同一性看，其逻辑结果亦复如是。春秋卿大夫属于“国人”范畴。此证一。
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化为党的领导力，引导人民群众做好各方面的工作。1917年布尔什维克只有20万党员，但是党员们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使党能够领导工农群众夺取十月革命的胜利。1941年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爆发时，联共（布）已有150万党员。联共（布） 中央号召共产党员参军参战，至1941年12月下旬，有110多万党员参加红军。联共（布）中央、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各边疆区委、州委和其他党的领导机关的许多成员，参军参战，在红军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进程中涌现出许多模范的、先进的共产党员群体。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石油战线涌现出以“铁人”王进喜为带头人的共产党员先进模范群体，他们以“宁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精神，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党中央作出决定：对贾立群等100名共产党员、傅企平等100名党务工作者、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党委等300个基层党组织予以表彰，分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中央决定中指出，上述获奖者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作出了重大贡献，起到了表率的作用。可以看出，共产党员的先进模范作用可以化为共产党的领导力，促进建设与改革各项事业的发展，促进各条战线上的人们做好工作。
（二）人民群众投身事业的行动力。 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主体。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朝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目标攀登的进程，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焕发了人民群众无穷的行动力。
1917年十月武装起义的第二天，列宁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在我们看来，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⑦意思是说，国家的力量来源于工农群众，而工农群众只有在觉悟的时候才会迸发出巨大的力量。布尔什维克能够让群众知道一切和让他们觉悟起来，所以苏维埃制度下的工农群众拥有巨大的力量，苏维埃国家也因此拥有巨大的力量。同年12月，列宁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毫无疑问，摆在人民面前的任务是无比艰巨的。但是，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应该使人民中一切觉醒了的和能够创造的力量，参加到我们现有的和今后由劳动人民群众建立的组织中来。如果群众是分散的，他们就会软弱无力；如果他们是团结的，他们就会强大无比。”⑧这里的意思是，党必须使工农群众团结起来，让他们参加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这样，工农群众的力量会无比强大。列宁相信布尔什维克党能够做好团结工农群众的工作，能够使他们中间蕴藏的力量迸发出来。同一时期，列宁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还指出：“胜利是属于被剥削者的，因为生活是属于他们的，数量的优势、群众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一切奋不顾身的、有思想的、真诚的、勇往直前的、正在觉醒过来建设新事物的、蕴藏着无穷的精力和才能的所谓‘老百姓’，即工人和农民的那种取之不尽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胜利一定是他们的。”⑨他在这里反复地强调，胜利属于工农群众，生活属于工农群众，力量属于工农群众。因为这些群众有思想、有勇往直前的精神、有无穷的精力和才能，并且正在努力建设新事物。上述列宁的论断，强调工农群众拥有巨大的力量，并且这种力量是苏维埃政权力量的源泉，是苏维埃建设事业走向胜利的保证。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高度评价人民群众的力量和充分重视运用人民群众的力量。如，他指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⑩他还说：“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⑪上述论断指明，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限的，可以而且必须运用于发展生产和创造财富。党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进一步论述了此问题。如，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⑫这里，他把人民力量的作用以及依靠人民力量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来认识。
建设新制度的进程走向高潮时，人民群众投身事业的行动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十月革命胜利初期，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对旧制度进行改造的第一个设想是建立工人监督制度，即在资本主义企业建立工人团体或组织，由工人团体或组织对企业的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进行监督，对资本家的活动进行一定的制约。苏维埃政权关于实施工人监督的条例宣布以后，各城市、各企业的工人纷纷响应，建立自己的团体或组织，对企业展开监督活动。在此项活动中，人民群众投身事业的行动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列宁当时高兴地说，由此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的生长和成长；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1928年10月，苏联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人民被五年计划的宏伟蓝图所激励，焕发出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和劳动积极性。1929年3月，列宁格勒“红色维堡工厂”的工人们在《真理报》上发表倡议书，向全国所有企业的职工倡议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工人的响应。于是工厂与工厂之间、车间与车间之间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劳动竞赛热潮。到1935年，这场劳动竞赛运动发展为著名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即学习和运用新技术，不断创造生产新记录的运动。上述运动是人民群众的行动力得以充分发挥的结果。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人民群众投身事业的行动力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尝试实行“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0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于是全国各地的农民纷纷行动起来，参与到包产到户的改革之中。1980年8月，中央政府决定成立深圳经济特区。深圳人、广东人行动起来，抢时间，争效率，为特区建设贡献力量。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也积极行动起来，支持深圳特区建设。许多优秀人才云集深圳，为特区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在上述改革实践中，人民群众投身建设事业的行动力是显而易见的。
在无产阶级事业陷入困境时，人民群众投身事业的行动力也有重要的发挥。1919年，苏俄处于国内战争过程中。国外帝国主义派遣军队到苏俄，以武力干涉俄国革命。国内的各种反动势力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发动军事叛乱，力图颠覆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除面对敌人猖狂的军事攻击外，还受到粮荒的威胁和其他各种生活物资匮乏的困扰。在此形势下，1919年5月10日，莫斯科—喀山铁路职工为支援前线，保卫苏维埃政权，在星期六晚上从事6小时义务劳动。此活动很快得到全国工人的响应，并且持续地开展了下去。列宁高度地赞扬这个活动，认为它是工人们共产主义精神的体现。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行动起来，参与到抗震救灾的工作中。当晚7时半，成都市区上千辆出租车自发地奔赴都江堰灾区，参与救灾工作。接着，除了政府机关、军队派遣的救灾队伍赶赴灾区外，无数支民营企业组织的救灾队伍赶赴灾区，无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劳动者，以各种方式支援灾区，抢救生命，并且帮助灾区重建。上述事实证明，在无产阶级国家遭遇困难时，或者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受到意外灾害的打击时，人民群众表现出巨大的主动性、自觉性和积极性，投身于事业之中，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所谓人民群众投身事业的行动力。
（三）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进取力。 所谓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进取力，指由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成就和经验所激发的一种自觉的继续前进的动力。
注释：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由于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进取力的作用，社会主义的航船往往能够冲破险阻，驶向正确的、胜利的航道。列宁逝世后不久，苏联执政的共产党内就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形成了几个持不同政见的政治派别。党的上层领导集体以及党的组织面临被分裂的危险，苏联社会主义事业面临挫折甚至失败的危险。然而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取力，即列宁时期苏维埃制度建设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所形成的自觉的继续前进的动力，苏联执政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终于摆脱了困境，进入了胜利的航程。此后，苏联顺利地实施了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企图消灭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这场战争中，苏联遭受了惨重的损失。据统计，苏联伤亡人员达2700万，几乎每个家庭都有成员伤亡。苏联共有1710座城市、7万多个村镇和31850个工业企业全部被毀或部分被毁。二战后，苏联在斯大林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很快恢复了国民经济。1948年，工业生产达到了战前的总体水平。到1950年，苏联工业总产值比1940年增加了73%，国民收入比1940年实际增长了64%，重工业比1940年增长了107%，轻工业比1940年增长了24%。苏联之所以能够粉碎德国法西斯消灭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之所以能够在战后很快地恢复国民经济，在于社会主义建设进取力的重大作用。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过程中，也能看到因为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进取力而使事业永续向前的事例。1989年，东欧原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向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低潮，给各国共产党尤其是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政治压力和思想压力。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发生了“政治动乱”。一时间，危险和困难出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面前。然而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克服了危险和困难，走向了稳定、健康和不断取得伟大成就的大道。由这里，也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进取力的重大作用。
二、“铁三角”逻辑结构各要素的作用
上述三种要素即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三种力——共产党的领导力、人民群众投身事业的行动力、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进取力，由于发生作用的性质相同而相互之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严密的“铁三角”逻辑结构。人们在认识这个逻辑结构时，可以把它看成是三种力混合在一起的力的体系，也可将其看成为三种力各自独立而又紧密相连的力的体系。无论怎样来认识，都需要而且能够看到三种力或者说三种要素在这一逻辑结构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完全相同的。
（一）共产党的领导力起着指明和规划发展道 路的作用。 作为20世纪新事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一个发展道路的问题。发展道路正确则事业进展顺利，可以取得重大成就。发展道路不正确则事业发展受挫，陷入曲折之中。而指明和规划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正是共产党的任务之所在。
1918年初即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不久，俄共（布）内部就苏维埃政权要不要同德国签订和约和退出战争发生了意见分歧和争论。列宁和党中央的领导人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目的出发，主张接受德国提出的条件，签订和约，退出战争。可是党内的一些人组成所谓“左派共产主义集团”，反对签订和约，主张继续进行战争，认为苏俄无产阶级处于新社会制度下，一定能战胜德国帝国主义。列宁在一系列文章和讲话中批评了“左派共产主义集团”的错误言论。如，他在《论革命空谈》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立新社会制度，但革命刚刚胜利，党和无产阶级面临的困难很大，新的社会制度尚未建立起来。他还说：“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走，我们已经踏上了这条道路，但是很明显，新的经济上更高的制度还不存在。”⑰他的意思是，党规划了无产阶级事业的发展道路，无产阶级刚刚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但尚未建立起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能离开实际，空谈战胜帝国主义。1921年10月，他在有关文章中论及十月革命的意义时说：“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事业。至于哪一个国家的无产者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期间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⑱这里的意思是，俄共（布） 规划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新社会制度的道路，苏俄无产阶级已经在这条道路上前进，向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展示了这条道路。也许苏俄无产阶级在以后的前进过程中会遇到重大的困难，也许会有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来继续发展苏俄无产阶级的事业，由于道路已经指明，它会永久延续和得到发展。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以后，苏俄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这意味着俄共（布）对苏俄的发展道路作了重大的调整，由对资本主义进击的道路转向利用资本主义作用的道路。列宁在有关文章中就此指出：“我们的敌人把我们叫作‘硬骨头’和‘碰硬政策’的代表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学会了——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革命所必需的另一种艺术：灵活机动，善于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而迅速急剧地改变自己的策略，如果原先的道路在当前这个时期证明不合适，走不通，就选择另一条道路来达到我们的目的。”⑲这里的意思是，共产党人的目标是坚定的，即奔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但可以根据当下的形势灵活地选择和规划发展道路。新经济政策就是共产党为无产阶级选择和规划的新发展道路。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特别是在1921年10月，俄共（布）决定发展商业，要求国家政权积极地调整好国内的商业活动。党内有的人对此不理解。在他们看来，商业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与共产主义无关系，苏维埃国家不应发展商业。列宁就此指出：“不管我们怎样觉得商业领域距离共产主义很遥远，但正是在这个领域我们面临着一项特殊任务。只有完成了这一任务，我们才能着手解决极其迫切的经济需要问题。也只有这样，通过一条比较漫长然而比较可靠的、也是目前我们唯一走得通的道路，我们才能保证大工业有恢复的可能。”⑳他的意思是，商业是党为无产阶级规划的一条迂回前进的道路，是一条可行的、正确的道路，只有通过这条道路才有可能恢复大工业以及各项事业，并逐步地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习近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实践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规划前进道路的思想。2014年10月，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一个政党执政，最怕的是在重大问题上态度不坚定，结果社会上对有关问题沸沸扬扬、莫衷一是，别有用心的人趁机煽风点火、蛊惑搅和，最终没有不出事的！所以，道路问题不能含糊，必须向全社会释放正确而又明确的信号。”㉑这里，他指明了道路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认为执政的共产党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正确的道路，并且要向全社会作公开的宣示。2016年7月1日，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提出：“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㉒他还指出：“我们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㉓习近平的上述论断，指明了中国发展道路的内容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他的思想上，规划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使现代化建设事业得以顺利前进，是共产党的任务之所在。能够完成这个任务，是共产党的作用之所在。他的这一思想，既是对几十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共产党人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演进规律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创新。
（二）“铁三角”逻辑结构的拱推力推动同一历史阶段内社会主义建设由一个步骤向下一个步骤转进。 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某一历史阶段内，往往是一个步骤接着一个步骤地向前转进的。如，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个步骤，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也是一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和第二个步骤之间是紧密连接的。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进程中，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提出分三步走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三个步骤之间也是前后紧密连接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党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然后再奋斗三十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58]这是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科学阐释。第一个“一百年”和第二个“一百年”是紧密联系的两个发展步骤。
列宁在当时的实践中阐述了人民群众的行动力作为创立新制度主体力量的作用。十月革命爆发的前提是工农群众革命力量的空前增强。当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性影响，俄国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城市的工人群众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要求进行革命。农村的广大农民群众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也要求进行革命。在农村的许多地方，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夺取地主的粮仓和土地，同地主的反动武装进行战争。在俄国，已经形成工人革命与农民战争相结合的态势。布尔什维克党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发动了十月革命并取得了胜利。列宁逝世前夕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说，马克思1856年在给友人的信中曾指出，如果德国革命出现一种特殊的局面，即农民战争和工人革命相结合的局面，则无产阶级应该勇敢地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为这时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大地增强了。1917年10月，俄国正是出现了这样的特殊局面。他指出：“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吗？”㉔“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㉕他的意思是，俄国的工人和农民都已投身于革命，革命的力量已空前增强。布尔什维克党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夺取政权的。在列宁的思想上，工农群众的力量即改造旧世界、建立新制度主体力量的增强，是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的前提。在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政权面临十分严峻的政治形势。国内的资本主义经济依然存在，而且由于实施新经济政策而有所增强，国外的资产阶级以各种途径支持俄国资产阶级同苏维埃政权进行较量。针对此形势，列宁说：“现在，反对我们的力量仍然比我们强大。要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还必须依靠最终的力量源泉。而最终的力量源泉就是工农群众，就是他们的自觉性，他们的组织性。”㉖这里可以看出，工农力量作为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和建立新制度的主体力量在列宁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之高。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列宁反复强调工农群众是事业发展的主力军，无产阶级政党只有保持同工农群众的密切联系，依靠它们的力量，才能取得事业的成功。如，他在有关文章中写道：“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一个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在暂时没有得到较先进国家的直接援助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就是先锋队往前跑得太远，没有‘保持排面整齐’，没有同全体劳动大军即同大多数工农群众保持牢固的联系。”㉗这里他明确指出，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而工农群众无疑是建立新制度的力量主体。
习近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反复地强调共产党在推进事业时必须依靠人民的力量。2012年11月15日，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深深知道，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㉘这些论断，既正确地表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过程中的新鲜经验。这些思想集中到一点，即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无限力量。2013年11月12日，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说道：“骏马急速奔跑，不是靠一只脚的力量。中国要飞得高、跑得快，就得依靠 13亿人民的力量。”㉙这里再次强调了人民的力量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作用和意义。在习近平的思想上，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他们的力量是推动事业发展的主体力量。
（三）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进取力起着以辉煌成就和丰富经验鞭策人、鼓舞人、激励人奋勇前进的作用。 十月革命的胜利、苏俄国内战争的胜利、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及其成效、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以及建成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走向新的胜利，都向世人展示出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向世人提供了发展和推进社会主义的丰富经验。辉煌成就和丰富经验对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进行改革开放的人们来说，将起到鞭策、鼓舞和激励的作用，使他们信心百倍地向前迈进。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即超越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新型民主制度。这对于俄国人民以及世界各国人民都具有重大的鼓舞和激励作用。苏俄人民受到鼓舞和激励，在以后的国内战争过程中英勇战斗，誓死保卫苏维埃政权。其他国家的人民如德国人民、匈牙利人民以俄国人民为榜样，先后在革命过程中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列宁就这个事实说道：“单是‘苏维埃政权’即劳动者政权这几个字就已经使全世界无产者感到欢欣鼓舞。”㉚他还说：“苏维埃共和国被敌人包围了。但是，它一定会战胜国内外的敌人。我们看到，工人群众的热情已经高涨起来，这是胜利的保证。”㉛他的意思是，苏俄工人热情高涨，是因为他们懂得苏维埃政权的地位和性质，懂得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意义，所以焕发出热情和积极性，决心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战斗。其他国家的人民懂得苏维埃政权的地位和性质，因此决心在本国为建立这个新政权而斗争。1919年12月，苏俄国内战争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红军在东线已经取得对高尔察白卫军战争的胜利，在南线已经取得对邓尼金白卫军战争的胜利。但是，白卫军并未完全被消灭，战争并未结束，而且随着国外资产阶级对俄国白卫军支持和援助的增强，敌军有可能卷土重来。这时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同志们，我们都为我们的胜利所鼓舞，清楚地看到了苏维埃建设的远景，我们只要认识到，今后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是一段极其紧张的时期，需要我们加倍努力从事军事的以及同军事有关的工作，那我们在这一冬季战局中就一定能够在最短期间彻底消灭敌人，结束国内战争，这样，我们就能够赢得一段很长的时期来进行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㉜他的意思是，红军和人民群众看到苏维埃制度建设的成就，看到前一段时间对敌战争的胜利，可以想象到国家发展的远景，由此可以受到鼓舞和激励，产生巨大的力量，继续对敌作战，从而达到结束战争和进行和平建设的目的。在他的思想上，红军和人民群众的激情和力量来源于以前时期苏维埃制度建设成就的激励和前一阶段对敌作战已有胜利的鼓舞。1920年11月，苏俄国内战争已经结束，和平建设时期已经到来。列宁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向党和人民提出，为了彻底战胜资本主义，一是必须以革命的力量打败剥削者和推翻他们的政权，建立和捍卫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政权；二是要担负起建设的任务，建立新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并且向世界各国人民树立如何开展建设的榜样。他说：“俄国的工人和农民一定会在和平战线上树立光辉的胜利榜样，正像他们在军事战线上屡次做过的那样。”㉝在列宁的思想上，苏俄人民的榜样作用至关重要，它是推进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强大精神力量。同一时期，俄共（布）和苏维埃政府已经完成全俄电气化计划的制定。按照这一计划，苏俄将新建几十座电站，修复和启用若干个旧电站，逐步将电力输送到每个城市和村庄。列宁此时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必须使每一个工厂、每一座电站都变成教育的据点，如果俄国布满了由电站和强大的技术设备组成的密网，那么，我们的共产主义经济建设就会成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的欧洲和亚洲的榜样。”㉞这里所说的，是苏俄必须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成为榜样，即为未来欧洲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进行新建设树立榜样。在他看来，如果俄国实现了全国电气化，各个工业企业和农业组织都用电力和机器进行生产，它就能起到榜样的作用，能够为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建立政权后如何发展生产力提供借鉴。
对于日本核电重启，乐观的预期是，最终有20台机组实现重启。这意味着实现20%的核电份额目标不可能实现，除非启动核电建设项目。鉴于日本公众当前对于核电发展的态度，这在近期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本组70例病患CT检查明确诊断的有59例，占总比例的84.29%；磁共振检查明确诊断的有66例，占总比例的94.29%。同CT诊断相比，磁共振诊断的准确率更高，组间差异显著（P＜0.05）。如表。
习近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实践中，也阐述了上述思想。2016年10月21日，他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㉟他所说的长征，既是指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也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的新的长征。精神与事业成就是密切联系和相辅相成的。在习近平的思想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和新的长征，以及长征过程中取得的辉煌成就，可以演化为中国人民以后前进的力量，鼓舞人民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习近平在有关会议上讲到劳模精神的鼓舞作用时还说：“荣誉是继续前行的动力。广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要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爱岗敬业、争创一流，用工人阶级的优秀品格、模范行动引导和鼓舞全体人民，再立新功、再创佳绩。”㊱在他的思想上，劳模的精神与他们的事业成就是并存的。他们的事业成就和荣誉可以演化为精神力量，鼓舞后来的人们继续前进，创造更辉煌的事业成就。
三、“铁三角”逻辑结构的支撑力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其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困难和风险，然而它总能够克服困难和化解风险，这是“铁三角”逻辑结构支撑力发生作用的结果。所谓“铁三角”逻辑结构的支撑力，是指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遇到困难和风险时这一逻辑结构展示出来的巨大力量。由于这种力量的支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够走出困境、化险为夷。
学校率先在全省成立了广雅学生发展指导中心，形成了生涯指导、生活指导、学习指导等8个项目小组，通过策划活动，尝试把专家请进广雅，把名企引进校园，把面试官邀来广雅，为学生提供系统科学的发展指导。同时，为学生创设各种体验、施展才华的良好平台，例如，由学生组团竞标、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咖啡屋，由学生自主管理、体验劳作的生态“躬耕园”，由学生自主策划的广雅学生电视台，由以创意项目推动学科融合、让学生实现自己梦想的创客中心……
（一）“铁三角”逻辑结构的支撑力使社会主义建设能够克服经济困难，继续向前。 如，在苏维埃政权摆脱1921年春遭遇的严重经济困难的过程中，在中国成功地避免亚洲金融风暴冲击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社会主义建设“铁三角”逻辑结构的支撑力。
由于“铁三角”逻辑结构的支撑力，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摆脱了1921年春遭遇的严重经济困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陷入战争中的沙皇俄国渐渐地出现了粮食危机和饥荒。1917年以来，俄国大城市面临着饥饿的严重威胁，城市居民喊出了“要面包”的口号。沙皇政府由于不能解决面包问题，引发了二月革命并被革命的力量所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上台后，实行由政府垄断粮食买卖的政策，迫使农民以固定的、很低的价格出售粮食，遭到农民的反对，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粮食紧张的状况。这也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人民抛弃的原因之一。在十月武装起义胜利的当天，列宁在《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中宣布，新政权将设法将农村的粮食运到城市（将农民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运到农村），以解决城市人民的饥饿问题。可是粮食问题或饥饿问题是多年帝国主义战争以及旧政权不适当政策的结果，非一朝一夕可以克服。苏维埃政权建立一段时间后，这一问题仍没有有效地得以解决。特别是由于在国内战争期间苏维埃政权实施粮食征集制，强制性地收取农民的粮食，削减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20年同1913年相比，苏俄的粮食播种面积从10500万公顷减少到9730万公顷，收成从每俄亩50.3普特降为35.8普特，粮食的总产量从385000.2万普特降为221300.9万普特，减少将近一半。㊲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生活十分困苦。根据有关机构的计算，农民每人每年需要16.3普特粮食，而1921年2月至1922年2月只有8.2普特。㊳农民由于生活困苦而对苏维埃政权产生了不满情绪。城市工人也有不满情绪。由于粮食供应极为紧张，人们都吃不饱。由于燃料严重不足，冬天城市没有暖气。许多城里的人，不能忍受困苦，纷纷离开城市，跑到农村去。农村虽然也困难，但克服困苦的办法多一些。彼得格勒战前有230万人，战后只剩下70万人。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在同一时期由17000人减少到只有4000人㊴，其中许多人是因为不能忍受困苦而跑到农村去了。由于农民和工人的不满情绪，1921年3月苏俄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其具体的表现就是3月中旬发生的喀琅施塔得叛乱。由于社会主义建设“铁三角”结构的支撑力，苏维埃政权很快摆脱了上述经济困难。1925年苏俄谷物的总收成超过1909—1913年年均产量的21%。一年后畜牧业也超出以上时期的年均产量。工业也缓慢恢复，1926—1927年产品的基本品种达到战前的指标。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㊵
由于社会主义建设“铁三角”逻辑结构的支撑力，中国成功地避免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1997年7月，亚洲金融风暴由泰国发生并席卷泰国。不久波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中国等等。金融风暴破坏了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各国纷纷采取提高利率和其他紧缩政策，使东南亚和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显著放慢。据统计，泰国的经济增长率从1996年的6.7%剧降至1997年的1.6%左右，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则从1996年的7.4%降至1997年的4.9%，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也从1996年的7.5%降至1997年的6.1%和1998年的5.3%。金融风暴使一些国家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泰国的情况最为突出。1997年10月危机严重激化时，泰国民众上街游行示威，10月21日财长他蓬被迫递交辞呈。不到一个月，差瓦立内阁宣告倒台。金融风暴加速了韩国金泳三总统的下野，俄罗斯政局也突发变数，印尼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骚乱。这场金融风暴对中国也有影响。一是中国外贸出口增长幅度明显下降。据海关统计，1998年1—6月，中国外贸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其中向日本、韩国、东盟的出口额分别下降了4.3%、30.2%和12.9%。㊶二是引进外资形势严峻。中国的外资结构中，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外资占有较大比重。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东亚国家和地区对我国的投资严重萎缩。三是涉外旅游业受到较大的冲击。四是海外融资工作受到影响。五是人民币承受贬值的压力。由于社会主义建设“铁三角”逻辑结构的支撑力，中国很快摆脱了亚洲金融风暴的不利影响，走向了经济健康发展的轨道。199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7.8%，1999年为7.1%。㊷在此期间，中国还向泰国等提供了总额超过40亿美元的援助，向印尼等国提供了出口信贷和紧急无偿药品的援助。中国政府作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决定。人民币不贬值，避免了货币危机进一步增强，特别是保护了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减轻了东南亚已实行货币贬值国家的经济压力，对于恢复东南亚的经济秩序发生了积极的作用。
㉘㉙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5、98页。
这种支撑力的表现之二，是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已有成就所产生的巨大力量。在1921年以前，苏俄新制度建设取得了让世人瞩目的成就。如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政权，对旧的经济制度先采取了工人监督的措施、继而采取了工人管理企业的制度，通过国内战争打败了外国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军事叛乱，进一步巩固了苏维埃政权。这些事业成就必将对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形成驱动力，或者说必将在苏俄人民心目中产生鼓舞和激励的力量，促进事业的进一步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袭扰中国以前，改革开放事业已经取得辉煌的成就。如先后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岛等经济特区，对外开放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国内各项事业发展迅速，市场繁荣，物资充足，人民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改革开放的事业成就也能够产生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驱动力，即给人民以鼓舞和激励的力量，推动事业不断前进。习近平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㊹他还说，中国共产党全面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指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擘画了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发展的宏伟蓝图，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些成绩，同党和人民长期奋斗的成就一起，像涓涓细流汇成江海，推动‘中国号’巨轮驶入新的水域。”㊺这是他对已有事业成就和未来事业发展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的科学阐述，生动地说明中国改革过程中的已有事业成就可以产生事业继续前进的推动力。
支撑力只有找准和对准支撑点，才能发挥最佳的效能。在1921年的苏俄，支撑力找到和对准的支撑点是濒临崩溃的工农联盟。由于生活困苦，特别是苏维埃政权在国内战争时期强制性地收取农民的余粮，导致农民对无产阶级及其政权严重的不满情绪。在农村的许多地方，发生了农民骚动事件。当时发生的喀琅施塔得叛乱，也打出了为农民请命的旗帜。这表明，苏俄的工农联盟濒临崩溃。由党的政策、方针产生的支撑力和由已有新制度建设的成就所产生的支撑力，必须将此作为支撑点，在这个点上发力。当时的实践正是这样。俄共（布）十大关于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的决议提出，必须将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放在首要地位。具体办法是改余粮征集制为粮食税制。粮食税制要求农民上交国家的粮食只是原来余粮征集制时的1/2，农民可以占有纳税以后自己的劳动成果即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他们可以到市场上去出售自己的劳动成果，并购回自己生活和生产所需要的商品。苏维埃国家允许并支持城市小型工业企业的发展，让其尽快生产出产品，供应农村，满足农民商品交换的需要。苏维埃国家还动用国家的黄金储备，从国外购买粮食和种子，发放到农村，支持农业生产的发展。在1997年中国应对亚洲金融风暴的过程中，支撑力找到和对准的支撑点是拉动内需。金融风暴对中国产生不利影响的领域主要是外贸出口领域，引进外资领域，涉外旅游领域，人民币汇率领域等。这些涉外领域较易受到金融风暴的消极影响，所以应该弱化这些领域，把工作重点放在国内的某些领域里，以国内领域的强力发展抵消涉外领域的损失。中国在拉动内需这个点上也有充分的作为。如，在对内投资方面，1998年增发长期国债1000亿元，用于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999年长期国债发行规模在原定500亿元的基础上，增发600亿元。两年增发长期国债2100亿元，安排了5000多个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22000多亿元，投入力度之大史无前例。在货币政策上，从1997年底到1999年6月，贷款一年期利率由8.64%降至5.85%，存款利率从5.67%降至2.25%，法定准备金存款利率从7.56%降至2.07%。利率这一经济杠杆在1998年以来被频繁使用，在此前是罕见的。1998年中国金融机构贷款增加11520亿元，增长14%，支撑了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㊻
（二）“铁三角”逻辑结构的支撑力还可使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战胜政治风险，走上健康前进的轨道。 在苏维埃俄国，1918年5月下旬，作为战俘的“捷克军团”（5万余人）在西伯利亚地区发动叛乱，颠覆当地的苏维埃政权，屠杀共产党员和苏维埃工作人员。1919年春，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前沙皇的将军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地区网罗白卫军发动军事叛乱，由东向西推进，矛头指向莫斯科。1919年夏，前沙皇将军邓尼金在苏俄南部地区集结反动武装，占领察里津等地，进犯莫斯科。上述这些事件，构成苏维埃政权极大的政治风险，或者说使苏维埃政权面临被颠覆的危险。1921年2月下旬，苏俄发生喀琅施塔得叛乱。叛乱者打出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口号，要求建立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制度。这也是苏维埃政权遭遇到的一次政治风险。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过程中，也有各种政治风险出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当地少数上层反动分子一再制造事端，组织一些地区进行武装叛乱。1959年3月10日，叛乱头目宣布“西藏独立”，公然撕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全面发动武装叛乱。3月19日叛乱武装向西藏党政机关发动攻击，企图建立反动政权。1989年，中国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2009年7月5日晚上，新疆乌鲁木齐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在此次事件中，197人死亡，1700人受伤，被毁车辆260部。这是境内外反动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一场反国家、反民族、反人类的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上述这些事件，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过程中遭遇到的政治风险。苏俄苏维埃制度建设过程中遭遇到的政治风险，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过程中遭遇到的政治风险，都被执政的共产党和人民政权成功地化解。
①②㉜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1、129、414页。
在上述支撑力发生作用的时候，它找到和对准的支撑点是社会稳定。在苏俄新制度建设时期，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时期，需要社会稳定。稳定是发展的前提。苏俄通过平息反动势力的叛乱，实现了社会稳定，为新制度建设提供了前提和保证。中国平息了西藏叛乱，打击和平息了新疆的暴力恐怖活动，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和保证。事实证明，把社会稳定作为支撑力的支撑点是正确的。习近平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推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前提都是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㊼据此来审视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来评价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和现实中着眼于社会稳定所作的努力，是十分有意义的。
四、“铁三角”逻辑结构的拱推力
所谓“铁三角”逻辑结构的拱推力，是指由这一逻辑结构所产生的将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力，包括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由一个历史阶段向下一个历史阶段前进的力，以及推动同一历史阶段内社会主义建设由一个步骤向下一个步骤前进的力。
（一）“铁三角”逻辑结构的拱推力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由一个历史阶段向下一个历史阶段发展和过渡。 在10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实践是一个历史阶段，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历史阶段，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历史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是一个历史阶段。显然上述几个历史阶段之间呈现出由前向后的发展关系或过渡关系，实现这种发展或过渡的力就是社会主义建设史上“铁三角”逻辑结构的拱推力。
党的十八大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纲领。这些战略部署和行动纲领，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全国水库移民工作的形势、目标与任务。
拱推力在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由一个历史阶段向下一个历史阶段发展和过渡时，其表现之一是共产党的纲领和理论所昭示的必须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并向着共产主义社会前进的引导力量和驱动力量。1919年3月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纲领》提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以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将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从而解放全体被压迫的人类，因为它将消灭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一切形式的剥削。”㊽这既是对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明确阐述，也是对苏俄无产阶级事业发展方向的明确规定。上述党纲还提出：“这个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由无产阶级夺取可以用来镇压剥削者的一切反抗的政权。”㊾这里既指明了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性，也提出了他们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上述俄共（布）纲领要求苏俄无产阶级继续推进事业的发展，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直至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从当时的实践看，苏维埃政权建立强大的红军，动员国内一切积极力量同国内反动势力和外国武装干涉军作战，目的在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并使自己的事业向着共产主义方向发展。战争结束以后，苏俄实施新经济政策，从现象上看国内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得到了增强，但是其目的在于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作用，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并为向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准备条件。可见，当时的实践体现了俄共（布）纲领的精神。共产党的纲领是党组织的行动准则，它规划了苏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前进的轨道和方向，鞭策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努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向着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标而奋斗。历史充分地说明，共产党的纲领所昭示的必须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并向着共产主义社会前进的引导力量和驱动力量，使列宁领导的苏俄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阶段过渡到了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在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联共（布）未及修改党纲或制定新的党纲。这说明，列宁时期修改通过的党纲继续发挥着作用，继续规划和指引着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方向。然而理论与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斯大林以“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理论推进了理论的发展。他提出：“建成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在斗争进程中用本身的力量战胜苏联本国的资产阶级。所以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苏联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苏联本国的资产阶级。”㊿那么苏联能不能实现这一任务呢？他回答说：“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党所持的出发点是：苏联无产阶级、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有可能用本身的力量战胜苏联的资产阶级。”[51]同时他指出，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不仅是从政治上战胜他们，而且是从经济上战胜他们，即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消灭资本主义。斯大林的这一理论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上一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内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理论。[52]斯大林还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53]他的这个论断，指明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即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指明了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即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完善。这一论断对于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和创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理论意义。从实践上看，在斯大林和联共（布）的领导下，苏联完成了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建成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苏联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为先进的工业化国家。斯大林时期所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和经验，汇聚成巨大的驱动力和影响力。这种力量同上述列宁时期共产党的纲领所昭示的必须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并向着共产主义社会前进的引导力量和驱动力量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其作用也是相同的。由于这种力量的驱动和影响，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于20世纪50年代进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讲话中发出号召：“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54]这一时期，毛泽东还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民主革命时期实现了第一次结合），“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要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而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要“以苏为戒”，不要再走苏联“走过的弯路”，要重视农业和轻工业。[55]毛泽东的这些思想适应了当时实践的需要，有力地指导了当时的实践。
在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共产党正确的纲领、路线、政策和方针化为党的领导力，领导无产阶级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1917年俄国七月事变以后，布尔什维克党立即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制定了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路线和方针，并领导无产阶级以及广大人民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1921年春，苏俄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危机。俄共（布）举行第十次代表大会，反思了国内战争时期工作上的经验和教训，制定了新经济政策，并且作出决定，把苏维埃国家的发展由战时共产主义轨道转向新经济政策的轨道，从此苏维埃俄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全会作出决定，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次全会制定的路线和方针，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事业蓬勃发展，社会发生深刻变化。鉴于此，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上郑重宣告：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现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此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走向了夺取更大胜利的新征程。上述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及其伟大成就，是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政策和方针及其作用力的结果，是共产党领导力的证明。
拱推力在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由一个历史阶段向下一个历史阶段发展和过渡时，其表现之二是人民群众希望建立优越的新制度所产生的上进力量和求新力量。在列宁领导的苏俄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阶段，由于国内敌人军事叛乱和国外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干扰，党和国家政权的主要精力和大部分时间用于革命战争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许多方面甚至尚未开端。这说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目的没有实现。因为革命的目的是让劳动人民在经济上翻身解放，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使劳动人民真正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由于列宁时期这个任务并未完成，所以全体劳动人民以及领导他们前进的共产党都感到需要继续前进，把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在这样的背景和条件下，能够产生一种建立新制度的上进力量和求新力量，使得事业得以继续前进。这种力量的作用，是社会主义建设历史进到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历史阶段的原因之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并且逐步地完成了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的民主改革。这时人民向往具有优越性的社会制度，希望建立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由人民群众的心底产生出来的这种愿望和期盼转化成一股力量，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上进力量和求新力量。这种力量与共产党的领导力量相辅相成，相互呼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建成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入到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人民希望全心全意地搞经济建设，增加社会财富，不断地改善生活条件。并且人民认识到，只有不断地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因素，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更多的财富，进而改善自己的生活。人民的这种愿望转化为实践中的力量，也就是上述人民群众希望建立优越的新制度所产生的上进力量和求新力量。由于这种力量的作用，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航程，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入到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关于人民群众向往过好日子和向往社会主义制度，列宁1918年7月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现在俄国的铁路无产阶级处境十分困难，他们有权要求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河运业的无产阶级同样会提出改善生活条件的要求，农民特别是中农也会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当四面八方都向我们提出新的要求时，我们说：每个人都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大家都想过好日子，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正是社会主义。”[56]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57]上述列宁的论断和习近平的论断，为人们认识社会主义建设史上“铁三角”逻辑结构的拱推力——人民群众希望建立优越的新制度所产生的上进力量和求新力量提供了思想指南。
在Java程序设计里，线程的产生和运行都是通过Thread类来实现的。产生Thread类的对象是产生线程的唯一方法。Thread类定义了许多方法，帮助运行和处理线程，常用的方法如表1所示。
（二）人民群众投身事业的行动力起着推进事业、创立新制度主体力量的作用。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事业，需要由实践主体来进行。不言而喻，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人民群众的行动力就是推进事业、创立新制度的主体力量。
拱推力推动同一历史阶段内社会主义建设由一个步骤向下一个步骤转进的力，一是表现为科学的计划或规划所产生的指导力量和鞭策力量。计划或规划的作用在于指导和鞭策工作顺利而有序地展开。可是，只有正确的、科学的计划或规划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规定苏联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得到快速发展，使苏联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化国家。总体来看，这个规划是正确的和科学的。之所以说它是正确的和科学的，在于它是同苏联当时的发展能力和发展条件相适应的，同苏联人民的期望和要求是相适应的。它的正确性和科学性，使它产生出强有力的指导力量和鞭策力量，推进了计划的实施和实现。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成了1500多个现代化技术装备的大型工业企业。在苏联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拖拉机制造、飞机制造、汽车制造、重型机械制造、机床制造、精密仪器制造、化学合成工业等新兴的工业部门。苏联的石油、联合收割机产量位居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农业机器增加了4.5倍。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使苏联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的比重由1928年的48%上涨为1932年的70.7%。苏联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年）规定，完成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技术改造，以新技术装备苏联的工农业；同时完成工业、农业、商业等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计划总体而言也是正确的和科学的，即同苏联的发展能力和人民群众的期望是相适应的，由此也能产生出指导和鞭策工作的强大力量。在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总共有4500个大企业建成并投入生产，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0%。到1937年，苏联钢的年产量为1770万吨，钢材的年产量为1300万吨，生铁的年产量为1450万吨，煤的年产量为1.28亿吨，发电量的年产量为365亿度。苏联的生产能力及其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其内容是：第一步目标，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目标，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目标，到21世纪中叶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该发展战略规定的三步发展目标同当时中国的发展能力和条件以及人民的期望是相适应、相吻合的。到2000年，中国已成功地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一、第二步目标。这时中国人均GDP达到848美元，人民的生活总体上已经达到了小康水平。邓小平曾说：“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59]显然，“日子好过”是中国人民当时的愿望和追求。上世纪末中国的发展已经达到这一目标，证明上述发展战略第一、第二步目标的规定是正确的，是科学的，或者说它是适当的，是符合人民心愿的。它规定的第三步目标的时限大体相同于当前党中央一再强调的新中国成立“一百年”发展目标的时限。从发展目标的内容看，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发展目标是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规定和要求大大高于原来第三步发展的目标。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态势看，2017年中国的人均GDP已达9481.8美元，GDP总量居世界第二位。可以预料，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发展目标一定可以实现。这说明，不仅原来“三步走”发展目标的规定是现实的和正确的，而且关于新中国成立“一百年”发展目标的规定也是正确的和科学的。正确的、科学的发展战略必然产生巨大的做好工作的指导力量和鞭策力量，促进前一个发展步骤有序地向后一个发展步骤转进。2018年9月20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时强调指出：“要加强党的领导，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快统一规划体系建设，理顺规划关系，完善规划管理，提高规划质量，强化政策协同，健全实施机制，加快建立制度健全、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规划体制，构建发展规划与财政、金融等政策协调机制，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60]习近平的这个论断深刻地指明了科学规划的重要性及其对做好工作的作用力，用它来说明苏联过去的计划和中国改革过程中对发展步骤的规划的作用力，是合理的和恰当的。
拱推力推动同一历史阶段内社会主义建设由一个步骤向下一个步骤转进的力，二是表现为发展过程中重视人民利益的社会生活趋向与人民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聚合而成的事业转进力量。重视人民的利益，是一种健康的、良好的社会生活状态。愈益重视人民的利益，是无产阶级国家或者社会主义国家健康的、良好的社会生活趋向。苏联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重视改善人民的生活。在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斯大林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赶走资本家，赶走地主，赶走沙皇的爪牙，夺得政权，取得自由，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情。这是很好的。但是，单靠一个自由，可惜还远远不够。如果粮食不够，油类不够，布匹不够，住宅不好，那么单靠一个自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同志们，单靠一个自由是很难生活的。”“我国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它不仅给了人民自由，而且给了人民物质福利，给了人民享受富裕的、有文化的生活的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生活得愉快了，而斯达汉诺夫运动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的。”[61]他的意思是，当时的苏联不仅给人民以自由，而且还重视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让人民过富裕的生活。人民群众由此焕发出高度的积极性，投身于斯达汉诺夫运动中。从实践过程看，到1935年，苏联基本实现了不用凭票证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和粮食。1933、1934、1935年苏联连续大幅度调整职工的工资。工人的平均收入比“一五”时期实际增长45.5%。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工人区里，三至六层高的楼房林立，暖气、自来水、电力、排水设施十分齐备。“二五”期间苏联一共建成2730家电影院和工人文化宫，大大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事实证明，党和国家政权重视人民的利益，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同时努力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在当时形成为一种社会生活趋向。由此人民群众焕发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积极性。前者与后者的聚合形成一种事业发展的转进力量，使得苏联由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转进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党中央也十分注意维护人民的利益和改善人民的生活。邓小平曾经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内容之一是看某项政策或措施是否是正确的和合理的，要看它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62]他在报告中还列举了十八大以来五年内人民群众生活得到改善的情况。如，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6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以下。教育事业全面发展，中西部和农村教育明显加强。就业状况持续改善，城镇新增就业年均1300万人以上。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民健康和医疗卫生水平大幅提高，保障性住房建设稳步推进。可以看出，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及实施分步骤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形成重视人民群众利益的社会生活趋向。从改革实践上看，40多年以来，特别是通过实施“三步走”战略部署和“两个一百年”战略安排，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增长，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已经大大地提高，这是人人深有感受的。正是由于人民群众感受到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感受到已经分享到改革带来的物质成果，所以激情满怀地投身于改革开放事业。在上述发展过程中，重视人民利益的社会生活趋向与人民群众的激情和热情聚合成巨大的事业转进力量，使得改革开放的进程由一个战略步骤转进到下一个战略步骤。
在共产党领导力、人民群众投身事业的行动力的作用下，无产阶级国家的建设事业或者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然不断前进，取得一个个辉煌的成就。在建设事业的成就面前，执政的共产党必然总结经验，制定新的纲领、路线、政策和方针，以推进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人民群众受到建设事业辉煌成就的鼓舞，充满了继续前进的豪情和干劲。由此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进取力。这是一种由共产党的纲领、路线等所产生的力量与人民群众的豪情和干劲所产生的力量合成的一种自觉的、不可阻挡的前进力量。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实践中，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向前的进取力。1921年10月，他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指出：“我们有权自豪，而且我们确实很自豪，因为我们有幸能够开始建设苏维埃国家，从而开创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由一个新阶级实行统治的时代。这个阶级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受压迫的，如今却到处都在走向新的生活，去战胜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使人类摆脱资本的桎梏和帝国主义战争。”⑬意思是说，俄共（布）领导的无产阶级事业或者说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在国内和国际上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即它标志着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时代，不仅苏俄的无产阶级已经当家作主，而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也在奋力斗争，前进在建立苏维埃制度的道路上。从上述列宁的论断里，人们可以看到苏俄的无产阶级事业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往无前的趋势，可以看到它自觉的、不可阻挡的进取力。1922年11月，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苏俄无产阶级在前进道路上有重重困难，可是，“不管这个任务是多么困难，不管它和我们从前的任务比起来是多么生疏，不管它会给我们带来多少困难，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几年之中，无论如何会解决这个任务，这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⑭当时的苏俄，处于利用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中间环节”发展生产力、准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的过程中，还不是社会主义或者说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但是列宁认为，经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奋斗，在几年之后，俄国将变为社会主义国家。这里也揭示出社会主义一往无前的趋势和不可阻挡的进取力。习近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不断地强调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往无前的趋势和进取力。如，他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坚信历史潮流奔腾向前，只要人民成为自己的主人、社会的主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人，共产主义理想就一定能够在不断改变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中一步一步实现。”⑮显然，人成为自己的主人、社会的主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人，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相辅相成的，是一定可以实现的。因为历史潮流奔腾向前，必然产生这样的结果。习近平的这一论断揭示了人类社会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断前进的趋势和进取力。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还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⑯这里他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弘扬了科学社会主义，给科学社会主义注入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显示出一往无前的趋势和不可阻挡的进取力。从国际上看，它为别的国家和民族解决自己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案，有助于它们解决本国的问题。这样世界上的正能量将一天天地增强，这将有利于世界朝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向前进。显然，上述习近平的论断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事业永续前行的进取态势和进取力。
在化解上述政治风险的过程中，构成“铁三角”逻辑结构的几种力都有所表现。其中，共产党的领导力不仅表现为党的正确政策、方针所产生的力量，还表现为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所产生的力量。在平息喀琅施塔得叛乱的过程中，俄共（布）正在举行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主席团鉴于叛乱所造成的危害，决定停止会议，指示出席会议的代表拿起武器，参加战斗。代表们端着冲锋枪，踩着薄冰，冒着炮火，冲锋在前。由于他们的模范作用，红军很快平息了这场叛乱。在平息高尔察克、邓尼金白卫军叛乱的过程中，俄共（布）号召共产党员上前线，加强红军建设。后方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的大多数共产党员都奔赴前线，率领红军战士英勇战斗。同时他们作为红军中的政治思想工作者，认真地开展政治思想工作，保证了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就人民群众投身事业的行动力而言，在上述苏俄平息反动势力叛乱的过程中，苏维埃政权建立了拥有500万士兵的红军部队。工农群众充分地理解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危险，纷纷送自己的亲人参加红军，鼓励他们上战场杀敌。人民群众投身事业的行动力，还表现为人民群众对于边疆地区建设事业的大力支援。1950—1954年间，中国修建了东起青海西宁市、西止西藏拉萨市的青藏公路。该公路全长1937公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在修建此公路的过程中，几十万、上百万工农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战士风餐露宿，艰苦奋战，甚至献出了鲜血和生命。1958—2006年，中国建成了被称为“天路”的青藏铁路，又有成千上万名人民群众和解放军战士为此英勇奋战和流血牺牲。此外，人民群众对西藏建设还有多方面的支援。如每年内地有许许多多大学毕业生选择到西藏去工作，支援那里的教育事业。同时，内地人民也支援了新疆的建设事业。1951年，上海益华钢铁厂迁入新疆，这就是后来的新疆八一钢铁厂。1958—1965年期间，又有一大批企业相继迁入新疆。这些企业的入疆，不仅是机器设备的迁入，而且有大批的职工随行。上述事实充分地展示了人民群众投身事业的行动力，或者说充分显示人民群众对于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稳定，对于建设事业与改革摆脱政治风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进取力，既表现为已经取得的成就对于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鼓舞力量和激励力量，也表现为整个国家事业发展的成就对于某个地区发展的榜样力量和直接的支援力量。如十月革命时即建立了全俄苏维埃政权，随后各州、各省、各市、各县以及各乡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就是十月革命后一段时间苏维埃制度建设取得的成就，这个成就引导和支撑着事业朝着既定的方向继续前行。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过程中，已经取得的成就为西藏和新疆的发展树立了榜样，引导着这些地区的发展，并且国家的建设成就使得国家有力量对西藏和新疆进行直接的援助，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
③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9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50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3页。
⑤⑥⑫⑯[58][6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 20、19—20、21、10、27、44—45 页。
⑦⑧⑨⑰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10、199、356页。
高安市位于江西省中部偏西北，大约东经115°、北纬28.5°，市政府所在地筠阳街道距省会南昌市仅52千米，历代为赣西北重镇[1](P548-589)。
⑩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7页。
⑪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页。
⑬⑱⑲⑳㉖㉗ 《列宁全集》 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3、175、176、233、188、372页。
⑭㉔㉕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370—371、371页。
⑮[57]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6、20—21页。
㉑㉒㉓㉟㊼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2 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13、39、36、48、222页。
这种支撑力的表现之一，是共产党的政策、方针所产生的巨大力量。在1921年春苏俄的经济困难达到极致的时候，俄共（布）举行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认真地分析了国内的形势，认为只有改变国内战争时期实行的经济政策，调整国家的发展轨道，才能改善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生活，使苏维埃政权摆脱经济困境。会议通过了《关于改善工人和贫苦农民的生活状况的决议》，指示各级党组织迅速采取有效措施改善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生活。会议通过了《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提出新经济政策是苏俄长时期内需要实行的政策，全党必须对实施新经济政策形成正确的认识；要求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这一时期，列宁就粮食税问题、自由贸易问题、租让制问题、燃料问题作了一系列报告和发言，并且还写作和出版了重要著作《论粮食税》。上述俄共（布）会议所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以及列宁作为党的领导人所作的一系列报告和出版的著作，形成了巨大的力量，支撑苏维埃政权扛住经济困难的压力，有力地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后，中共中央积极地采取应对措施。1998年2月，中共十五届二中全会举行。会议指出：面对亚洲一些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最根本的是要做好国内的经济工作，增强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我们有比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有适合我国国情的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有能够驾驭各种复杂局势的中央领导集体。只要全党同志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认真解决前进中的突出问题，就一定能够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1998年10月14日，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指出：面对当前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进一步加强农业，繁荣农村经济，提高农民购买力，有利于扩大内需，保持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增加我国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的回旋余地。在充分利用国外市场的同时，努力开拓国内市场特别是农村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㊸1998年中央3号文件明确提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指导方针和若干重大政策措施。如通过综合运用预算、税收、贴息、减费、增支、投资等手段，短期内迅速刺激经济增长；1998年连续三次降低存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率；实行稳健连续的汇率政策，保持人民币不贬值。上述中共中央有关会议作出的重要决定以及按照党的决定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形成了巨大的力量，支撑着中国扛住金融风暴的袭扰，稳步地推进改革开放。
㉚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页。
㉛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㉝㉞ 《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158页。
㊱ 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㊲㊳ 参见郑异凡：《苏俄的大饥荒与没收教会珍宝运动》，《历史教学问题》2009年第4期。
零备件数字化制造业务过程以及支撑业务过程的信息平台中，作为技术依据的工艺基础数据以及服务订单执行的生产基础数据，均以业务流为核心、以输入输出的角色应用于业务流的流程步骤。
[16] 陈拯：《建构主义国际规范演进研究述评》，《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1期，第135-152页；郑先武：《区域间治理模式论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1期，第116-118页。
㊴ 参见许俊基、周尚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长编》第3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页。
㊵ 参见郑异凡：《苏维埃政权的危机和列宁的应对之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2期。
㊶ 参见姜玉姿、李云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与我国的防范对策》，《胜利论坛》1999年第5期。
㊷ 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2）货运量及配送距离。2018年9月1日各站点配送量及运输距离如下：A站点货运量0.9T，配送距离4.7KM；B站点货运量0.8T，配送距离7.6KM；C站点货运量1.3T，配送距离12KM；D站点货运量2.2T，配送距离28KM；E站点货运量2T，配送距离36KM；F站点货运量12T，配送距离49KM。
㊸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 （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979页。
㊹ 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1页。
1.5 随访方法 针对HPV16阳性及HPV8阳性的女性，我们直接转诊电子阴道镜；其它12种高危HPV阳性的女性，我们进一步补充宫颈液基细胞学检查，宫颈细胞≥ASCUS的女性则补充电子阴道镜检查。针对病理报告宫颈低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及慢性宫颈炎患者，我们给予一年一次的随访，直至患者的宫颈细胞检查及HPV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回归正常筛查流程；对于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患者或宫颈腺上皮病变患者，根据临床指南进行治疗。
就全国范围而言，较之人均转移支付额，人均GDP对中国教育水平提高的贡献率要更高，为2.7%；而人均转移支付额对中国教育水平提高的贡献率为0.96%，仅为人均GDP贡献率的35.6%。可见较之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支持，地方经济实力的提升更能有效地推动中国地区间教育水平的趋同。
㊺ 习近平：《在2018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2月15日。
㊻ 参见王德蓉：《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功实践和经验》，《党的文献》2011年第6期。
㊽㊾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2、402页。
㊿[51] 《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0、20页。
[52] 俞良早：《对社会主义史上一个迷案的透视——关于所谓一国或数国社会主义首先胜利的理论》，《江汉论坛》2018年第4期。
[53][61]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9、381页。
[5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24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9页。
[55] 参见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9—10页。或者参见肖枫：《要全面冷静地分析和看待“斯大林热”——警惕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转向“全盘肯定”》，《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4期。
[56]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8页。
[59]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页。
[60] 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参见《人民日报》2018年9月21日。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从十月革命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及当代启示”（18AZD0039）
中图分类号： D1；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54X（2019）07-0057－16
作者简介： 俞良早，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0023。
（责任编辑 刘龙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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