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事人口研究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中国军事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E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492(2004)03-0050-08
军事人口学是由军事学和人口学相互交叉渗透而形成的一门学科。它是以人口学的一般原理和方法为指导，结合相关军事学原理和方法，阐释军事人口现象的历史、现状、发展规律及其与国防和军队建设、社会人口、经济、政治、文化等相互关系的科学。军事人口学以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担任相应军事任务的武装人口群体为研究对象，涉及军事人口规模、军事人口结构、军事人口素质、军事人口迁移、后备军事人口、女性军事人口、军事人口婚恋、军队计划生育以及军事人口历史、军事人口思想、军事人口政策等研究内容。构建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军事人口学，对于繁荣发展马克思主义人口科学，拓展军事科学研究的新领域，以及为优化军事人口过程与机制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军事人口思想的历史传统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追求富国强兵的过程中，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思考国防与军事问题，形成了内容丰富、论述精辟的军事人口思想。如：耕战为先、以民为本、兵民一体、养兵适度、教戒为先，等等。
耕战为先，这是中国传统军事人口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早在中国古代的商朝时期，就把国人分为士、农、工、商四民，服兵役的主要是武士和贫民。到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管仲又明确提出了“四民”社会分工说，倡导“四民”分业定居，以利各司其职和世代相袭，并力主“贵士农、轻工商”，以利于“振兴耕战”（注：《国语·齐语》。）。管仲的“四民”分业、“以士为先”的主张，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大力倡导以耕战强国，强调治理国家必须褒奖重用耕战有功之士。中国古代耕战为先的军事人口思想，对我们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仍具有启示意义。
以民为本，兵民一体，这是中国传统军事人口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受“民为邦本”思想的影响，中国历代的政治家认识到：“民为兵之源，兵无民不坚；兵为民之卫，民无兵不固。”（注：《将略要论》。）主张凡是发动战争都要反映民众的利益，“令民与上同意”（注：《孙子兵法·形篇》。），使民众的意志与统治者的愿望相一致；认为“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注：《尉缭子·战威》。），要求依托民众组建军队，发动民众支持、参与战争。同时还强调：“蓄兵所以为民，劳民所以养兵，兵民相资彼此相利。”（注：《明太祖实录》卷十。）在“以民为本，兵民相济”的军事人口思想指导下，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兵民一体”的历史传统。无论是夏商和西周时期普遍实行的兵农合一、平时为民、战时为兵的民军制，还是自秦汉时期开始兴起且此后历代相袭的亦兵亦农的军屯实边制；无论是隋唐时期盛行的府兵均田制，还是在辽、夏、金、元和前清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中盛行的举族皆兵制，都在军事人口制度方面表现出了显著的“以民为本，兵民一体”的特色。
养兵之道，贵在适度，这是中国传统军事人口思想中的又一重要观点。早在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孙武就指出：“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注：《孙子·作战篇》。）在这里，孙武不仅阐明了穷兵黩武的极大危害，而且揭示了军事人口多寡及其征伐之举与国计民生的息息相关。墨子也一再谴责和反对滥用武力的掠夺性战争，认为掠夺性战争会减少人口，降低出生率。“兴师以攻伐邻国，久者终年，速者数月。男女久不想见，此所以寡人之道也。”（注：《墨子闲诂·节用上》。）战国时期的《尉缭子》一书，提出了轻徭薄赋，让民众休养生息进而富国强兵的政治主张，并提出了国土、城邑、人口、粮食等应当均衡相称的辩证思想，指出：“量土地肥硕而立邑。建城称地，从城称人，以人称粟。三者相称，则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注：《尉缭子·武议》。）即只有城地、城人、人粟三者协调适度，才能攻守自如，稳操胜券。中国古代养兵适度的思想，已在某种程度上触及到了军事人口规模结构应适度合理的本质要求。
用兵之道，教戒为先，这也是中国传统军事人口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战国初期的著名军事家吴起指出：“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注：《吴子·治兵篇》。）荀子更是强调对官兵教育训练的重要性，认为：“不教诲，不调一，则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教诲之，调一之，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注：《荀子·议兵》。）当年的“岳家军”和“戚家军”之所以战斗力那么强，是与岳飞和戚继光高度重视严格要求和严格训练分不开的。例如，戚继光不仅以类似于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优良风纪来教诫部下，而且要求部属在军事训练中，“一一都是临阵一般，件件都是对大敌实用之物”（注：《练兵实记·练营阵》。）。
二、中国军事人口研究的前沿问题
军事人口是社会人口的一个特殊阶层，其规模、结构、质量及其迁移变动，事关战争的胜负和国防的兴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军地相关职能部门和许多人口学者对当代中国军事人口问题给予了热切的关注，并有不少研究成果面世。当代中国军事人口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主要集中在对现役军事人口的基本现状、主要矛盾和政策导向等的认知与探讨上。
1.当代中国现役军事人口的规模问题
军事人口规模又称军事人口数量，属于军事人口总体数量规定性的范畴，反映的是军事人口员额多少和增减速度等数量特征。从总体上看，我国新时期的现役军事人口规模变化与当今世界范围内不断压缩军队员额的基本趋势是相一致的。尤其是经过1985～1987年裁减军队员额100万、1997～2000年裁减军队员额50万之后，据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中国现役军人总员额已从1982年的423.8万人，压缩到了2000年的249.9万人。2003年9月初，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庆祝国防科技大学建校50周年大会上对外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员额将在2005年前进一步裁减20万人。据此，中国现役军事人口总规模将控制在230万左右。
目前，理论界对适应世界军事变革需要而裁减军队总员额的必要性是有共识的。但对我国230万的现役军事人口总规模是否适度问题上，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例如，有的学者就从军事人口数量同国家总人口数量比例关系的角度提出，“可以考虑将我们的军队总量控制在200万左右”。认为：“我国常备军人口与国家总人口的比例关系最好保持在万分之十五范围以内，无疑显得更合适一些。”（注：陈代兴等：《军事人力经济学》，51页，海潮出版社，1998。）对于这一观点，我不赞成。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960多万平方公里陆地国土，4万多公里长海防和边境线，300多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的大国，国家防务需要相应的军事人口规模作保证。在当前国际形势相对缓和，世界大战若干年内还打不起来的情况下，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固然没有必要继续实行“全民皆兵”的国防战略，但也决不能低估国内外反动势力互相勾结，利用“和平演变”乃至战争挑衅手段对我国安全和社会稳定所造成的威胁。尤其是当前我们面临着“台独”、“藏独”等民族分裂势力和恐怖分子的挑衅，要维护祖国的和平统一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必须维持适度的现役军事人口规模。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俄国、英国、法国、德国的现役军事人口占本国人口总量的比例分别为12.4‰、14‰、8‰、8.1‰、6‰（注：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年鉴》，1992。）；而我国现役军事人口占全国人口总量的比例在1985年部队精简整编前为4.1‰，2000年为1.97‰，目前为1.77‰。这几年的国防实践已经证明，保持1.7‰左右的现役军事人口率既是根据国际局势和我国防务及经济承受能力来确定的，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军事人口率的较优选择，因而既不能像有些人主张的那样再次扩大现役军事人口规模，也不能像另一些人所主张的那样继续大量裁减军队员额。如果我国不能维持现有230万左右的现役军事人口规模，将难以应付今后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的国际政治、军事局势变化和国内各种突发事件。
2.当代中国现役军事人口的结构问题
军事人口结构，又称军事人口构成，它属于军事人口内部比例关系的范畴。当代中国现役军事人口的年（役）龄结构主要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当今我国现役军事人口的平均年龄构成更趋年轻化。根据1998年12月修改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我国义务兵的服役年限已由原来的3～4年调整到2年，取消了超期服役，从而使得我国现役军事人口群体的平均年龄进一步年轻化。二是我国现役军事人口的年（役）龄梯次结构更趋合理化。按照新兵役法的规定，我军绝大多数义务兵服役期间的年龄处于18周岁到23周岁之间，其年（役）龄结构大体成梯形状。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服役条例》关于士官实行分期服役制度的规定，我军士官大多数属于20周岁到30周岁之间的一、二、三级士官，其年（役）龄结构大体也成小于义务兵规模的梯形状。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法》关于现役军官平时最高服役年龄的规定，对应军队现役军官职务设置体系，我军现役军官年龄结构则大体呈“宝塔”形状。如果再把义务兵、士官、军官三个层面的年（役）龄结构状对接起来，当今我国现役军事人口群体的年（役）龄结构层次就大体呈现为一个较为完整的大“宝塔”形状。就当代中国现役军事人口中的军兵种结构、职能部门结构、岗位结构和官兵结构的变化而言，我军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精简整编以来，不仅加大了海军、空军和二炮部队的兵员比重，而且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陆军集团军专业技术兵种的编制比例已达到60%以上；我军的官兵比例结构已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1:2.45上升到1987年的1:3.3（注：《新中国军事大事记要》，43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经过一系列的军队干部制度改革，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包括技术军官和文职干部在内，全军担任专业技术职务的干部已占干部总数的50%左右。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军科技含量高的军兵种所占比重仍然较低，在决策指挥系统、作战系统、专业保障系统、院校和科研系统四者之间的兵员比例结构，尤其是官兵比例结构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不够协调之处。正如军委江泽民主席所指出的那样，我军的官兵比例、机关与部队比例、作战部队和非作战部队比例方面，还存在不合理的问题。因此，积极应对世界军事变革趋势，继续加大调整力度，优化我军兵员结构，以利提高部队战斗力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系统集成效能，仍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军编制体制调整改革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当务之急，就是要通过精简机关和干部，增加士官比例等方式，减少我军军官的数量，提高和优化我军的官兵比例。
3.当代中国现役军事人口的质量问题
军事人口质量，又称军事人口素质，是反映军事人口质的规定性的范畴。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军在大力压缩兵员规模的同时，还注重提高军事人口的群体质量。一方面通过健全完善征兵机制，如依托国民教育体系，提高兵员征集文化标准等，较好地改善了增量兵员的质量。另一方面通过深入贯彻江泽民主席“两个武装”的指示，广泛开展学习、普及军事高科技知识和科技练兵活动，强化和提高了全体官兵的科技素养，为提高存量兵员素质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是，我国目前的军事人口质量建设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军事人口质量建设仍面临若干现实矛盾：一是我国巨大的人口资源与高质量军事人口资源贫乏的矛盾。虽然目前我国人口总数多达13亿，但据2000年底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初中、小学文化程度以及文盲人口仍占我国大陆总人口的76.42%。在整个国民科学文化素质较低的大环境下，可利用的高质量军事人口资源处于贫乏状态。特别是目前我国兵源的70%以上都分布在文化教育相对落后的农村，农村巨大的兵源供给能量与高素质兵源稀缺两者之间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二是军队现代化建设对高质量兵员的需求量大与我军所能吸引到的高素质军事人才资源量小的矛盾。这些年，随着我军现代化建设对高素质军事人才需求量的增大，军队开始注重直接从地方招收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素养的大学毕业生到部队任职。但我军现行的人才政策对于许多地方大学生来说缺乏吸引力，尤其是对名牌大学优秀毕业生的吸引力不大。许多军事单位高素质专业人才招不来、留不住的问题较为严重。这种军队对高素质兵员的大量需求与吸收量小的矛盾，造成了现役军事人口质量建设的迟滞，并直接影响到部队战斗力的提高。三是质量兴军、科技强军对军事人口群体的高质量要求与我军官兵科学文化基础较为薄弱的矛盾。与国民整体科学文化素质偏低相联系，目前我军士兵队伍中多数人只具有初中文化水平，有将近1/3的干部为中专以下学历。在70%左右的大专以上干部学历中，文科居多，理工科偏少，致使干部在今后的继续教育和学习军事高科技知识中缺乏必需的科学文化基础。从我军目前的人才构成和分布来看，宏观配置也不尽合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专业技术人员比例较小。我军目前的专业技术干部约占全军干部总数的50%左右，而外军这一比例普遍达到80%左右。二是高学历干部多集中于医学和工程技术等专业，作战部队高学历指挥干部数量太少。三是驻城市部队高素质人口密度高，而驻艰苦边远地区部队则往往人才紧缺。要从根本上改善和提高我国现役军事人口的素质，实现“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一方面必须从科学制定国家军事人口质量建设发展规划、完善国家军事人口质量建设政策法规及优化征兵机制等入手，为改善我军增量兵员质量提供可靠的制度保证；另一方面要切实把部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加大官兵思想政治素质、知识素质、智能素质、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的培训力度，为全面提高我军存量兵员质量奠定坚实的基础；三是要大力加强武器装备的研制开发和体制编制的改革创新，从提高系统集成效能着手，为改善我官兵综合素质提供必要的外部条件。
4.当代中国现役军事人口的应征和复员性社会迁移问题
在当代中国，人民群众爱国拥军的热情和官兵素质的改善，客观上为军事人口应征和复员性的社会迁移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与条件。但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社会组织的多样化、社会岗位和就业形式的多样化相联系，在现役军事人口应征和复员性的社会迁移方面，也还存在一些亟待研究、解决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其突出表现，一是“致富热，参军冷”与“参军热，习武冷”相互交错的矛盾。目前，制约我军兵源质量提高的因素在城镇兵源和乡村兵源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首先，由于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一些农村适龄青年特别是富裕发达地区的许多农村适龄青年处于“致富热，参军冷”的心理状态。再加上高考因素的影响，使农村兵源丧失以往那种“百里挑一，好中选好”的优势，从而影响到作为我国现役军事人口来源主体的农村兵源的质量。其次，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许多地方在为部队选送兵员时扩大了城镇兵源的比例，但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城镇青年就业形式多样化，频繁调动工作单位的增多，外出经商打工的增多，兵源征集地“有户口无兵员”和企事业单位“有兵员无户口”的现象比较普遍，从而客观上给保证城镇兵员征集质量造成了一定的难度。如果征兵把关不严，让那些文化、身体、年龄不符合入伍条件的青年入伍，既严重削弱部队兵源的质量，而且由于一些城镇兵员往往抱有“曲线就业”的入伍动机，从而导致“参军热，习武冷”，不安心服役的倾向存在，给部队建设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二是城镇兵员征集相对容易与退役安置难度大的矛盾。目前，越是经济不发达、劳动就业岗位稀缺的地区，城镇适龄青年报名参军的热情越高。究其原因，恐怕还是面对“僧多粥少”的就业形势，人们希望通过当兵退役得到当地政府指令性安排就业的保障。然而，经济不发达和就业岗位稀缺的城镇，对退役军人实施就业安置的能力有限；而在当地城镇征兵越多，则意味着以后的退役安置压力越大。即使在那些经济发展程度尚可的城镇，由于深化体制改革、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党政机关精简压缩编制员额，企事业单位减员增效等原因，城镇待业人员和下岗工人随之增多，无疑也给军队官兵复退、转业安置工作增加了困难和压力。
在新的条件下，为促进我国军事人口社会性迁移的可持续发展，在广泛开展国防教育，强化社会公众爱国拥军意识和增强广大适龄青年参军服役责任感与自觉性的同时，还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优化现役军事人口应征和复员性的社会迁移机制：一是改进新兵征集工作，确保兵源的良性结构和优质替补。近年来的征兵改革实践证明，通过适当放宽征兵年龄和体检标准限制，鼓励更多的拥有高学历的社会适龄青年应征人伍；继续扩大军队院校对地方应届高考青年学生的招生比例；继续扩大招收地方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到部队任职的范围和比例；将年度征兵的范围直接扩大到地方高校在读青年学生等，拓展兵员征集范围，对于吸收更多的优秀社会青年和改善部队官兵的科学文化结构与层次，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切实可行的。二是积极拓展退役官兵安置渠道，打牢军事人口复退、替补性迁移的基础。改进安置办法，拓宽安置渠道，实行军转干部指令性安置和自主择业相结合，逐步加大非国有经济单位安置城镇退役士兵的分量和鼓励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这是与时俱进改革城镇退役安置工作的必然要求。三是加大依法征集兵员和依法安置复退转业军人的工作力度，进一步规范复退、替补性军事人口迁移的责权与秩序。进一步普及兵役法规与政策的宣传教育，强化依法征兵、依法服兵役和依法安置退役军人的法制观念。改进对在役和退役官兵的优抚政策，切实维护广大在役和退役官兵的合法权益，尽力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三、关于深化中国军事人口研究应把握的理论导向
军事人口理论研究作为一门探讨军事人口过程、结构、演变规律及其政策取向的新兴学科，已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注意。在深化中国军事人口研究的过程中，必须正确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导向：
1.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军事人口理论对当代中国军事人口研究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军事人口理论作为揭示军事社会人口过程及其规律的学说，是军事人口学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它不仅为我们开展当代中国军事人口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为中国当代军事人口研究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源泉。深化当代中国军事人口研究，必须贯彻马克思主义军事人口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一是马克思主义军事人口理论对当代中国军事人口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军事人口理论十分注重军事人口规模大小和素质高低同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内在关联性，认为“军队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暴力”，其生存和发展受制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的条件和资源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17页，战士出版社，1981。）。只有把军事人口现象和过程放在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发展变化的宏观大背景下去考察，置于军事社会自身的矛盾运动中去研究，才能揭示军事人口问题的实质，把握军事人口问题的内在规律。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军事人口思想对当代中国军事人口研究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意义的关键所在。
二是马克思主义军事人口理论为正确认识人和武器的关系，重视军事人口质量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南。马克思主义军事人口理论在充分肯定“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同时，还强调“培养必要数量的有素养的军官，以及士兵本身的智力发展”，对于暴力的胜利也是至关重要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558页。）。正因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重视教育训练对增强国民军事素养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基础性作用。他们认为，兵源素质的基础在国民。甚至就此提出对青少年普及早期基础军训的主张；严格科学的军事训练是培养合格军人的必要途径，强调：“虽然民主热忱对战斗有巨大的意义，但是如果缺乏训练和组织而仅凭热忱，任何人都不能打胜仗。”（注：《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5卷，73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正确认识人与武器的关系以及重视国民与军人教育训练的论述，是对军事人口素质问题的科学诠释，为我们强化国民国防素养和提高官兵素质提供了思想武器。
三是马克思主义军事人口理论为坚持以人民战争克敌制胜提供了理论源泉。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经验教训时强调，应“把军队的普通战争，变为1793年法国人民所进行的那种人民战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38页，人民出版社，1972。）。马克思在1866年明确提出：“我们建议普遍武装人民并进行使用武器的普遍训练。”“一个想争取自身独立的民族，不应该仅限于一般的作战方法。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弱小民族制胜强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的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方法。”（注；《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2卷，359页，战士出版社，1981。）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民战争的科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当代中国国防后备军事人口提供了理论源泉。
2.注意把弘扬自身优良传统同借鉴外国军事人口理论结合起来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新中国国防与军队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拥戴、支持和爱护人民军队的良好传统。例如，广大社会青年经久不衰的“参军热”，既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军队的高度认可和信赖，也集中体现了人民群众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同时，在当代中国社会，广泛持久的拥军优属等活动，充分反映了社会各界普遍具有的爱国拥军热情和传统。“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亲”，再加上我军官兵爱军习武和献身国防的历史传统、长期坚持不动摇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依靠人民办国防等传统，既是当代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可靠保证，也是当代中国军事人口群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特有优势。
深化当代中国军事人口问题研究，既要注意弘扬我们民族、国家和军队原有的传统与优势，还必须放眼世界，适应当今世界军事人口组织结构的发展趋势，科学借鉴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以压缩规模、优化结构和提升综合素质为核心的现代军事人口理论及其政策举措。例如，冷战结束后，针对国民厌战和不愿服兵役的现实，以及现代军事高技术对士兵的文化水平及专业技能提出的更高要求，为了提高现役军事人口的专业化水平和增强军队对高素质军事人才的吸引力与凝聚力，西方国家军界越来越推崇当年戴高乐所倡导的“军队职业化”理论。一些原来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国家，纷纷强调军队要走职业化道路，并且形成了一整套比较系统的军队职业化道路理论。从主张义务兵役制到倡导军队职业化，这是现代西方国家军事人口理论的一大变革，为当今中国军事人口理论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又如，当前世界各军事强国纷纷以建构技术密集、系统集成的信息化军队理论为牵引，在压缩现役军事人口规模的同时，加大对军事人口群体的兵役种类结构、军兵种结构、职能岗位结构和官兵结构的调整力度，以期提升武装力量组织结构的兵员技术构成和系统集成功能。这些现代军事人口质量建设的前沿性理论及政策举措，为我们深化当代军事人口问题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3.注意把多学科交叉渗透研究军事人口问题同建构具有军事人口学自身特色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
军事人口学作为人口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首先应属于应用人口学的范畴。因此，人口学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对军事人口学研究具有理论渗透和规范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学会应用人口学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去认识和分析各种军事人口问题。由于军事人口学不是研究一般的社会人口问题，而是研究军事社会的特殊人口问题，需要借助于多种军事学科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来分析、阐释军事人口的现象、过程和规律。从发生学角度看，军事人口学又属于人口科学和军事科学相互交叉渗透而形成的一个新兴边缘学科。因此，军事人口理论研究必须处理好同军事社会学、军事人力经济学、军事人才学、军事管理学、兵制学、战争动员学、军事心理学以及军事医学等多种军事学科的关系，学会借鉴应用这些与军事人口问题密切相关学科的原理与方法，深入研究探索军事人口特有的机制和规律。没有多种军事学科原理和方法与军事人口学的交叉渗透，就无法科学阐释军事社会特殊的人口过程、机制与规律。军事人口学虽然是以在役军事人口为研究对象，但并不是孤立地研究军事人口，而是从军事人口与社会人口、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联系，研究探讨影响、制约军事人口规模、数量、结构和质量的社会机制；从军事社会特殊的矛盾运动与一般社会矛盾运动的普遍联系中，揭示优化军事人口过程和机制的内在规律性。例如，尽管军事社会对军事人口的素质要求高于一般社会人口，但军事人口的质量改善与提高不仅取决于军事社会组织对在役军人的教育和训练，而且取决于社会人口的整体素质，取决于社会人口所能提供的优质兵源规模或数量。又如，尽管退役安置事关军事人口群体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继续沿袭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统包统分安置政策越来越难以施行。因此，一方面必须想方设法广开退役军人就业安置门路，另一方面，军队自身也必须承担相应的提高官兵退役择业竞争能力的责任和义务。
军事人口理论研究除了借助和运用人口学和相关军事学科的一般研究方法外，还应结合军事人口的特点，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分析方法。这些研究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军事人口调查统计方法、军事人口比较分析法、军事人口综合分析方法以及军事人口规模、结构、质量与效能评价体系等。军事人口调查统计分析方法除了借助社会人口普查提供的相关数据外，还要借助兵役管理机构提供的兵役登记数据、部队军务和政治机关提供的军事、政治实力统计数据，以及专题性的军事人口调查提供的相关数据，通过加权平均等方法进行军事人口的定量分析。军事人口比较分析的实质是以同类要素的比较来衡量军事人口过程、机制或政策导向的利弊得失，以利于军事人口运作机制的兴利除弊和扬长避短。这种比较研究又可分为军事人口思想比较、体制比较以及规模、结构、质量和效能比较等。军事人口综合分析方法，指的是在考查军事人口现象和过程时，要全面考虑到影响与作用它的社会人口、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并且做到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不能孤立地、静止地和片面地看待军事人口现象、过程和问题。至于军事人口的规模、结构、质量和效能评价体系，是有待分别加以具体量化和明确规范的复杂方法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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