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方言”家庭语言规划状况调查与研究
刘 群
(湖北文理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摘要： 家庭内部交际语码是普通话，子辈以普通话为第一语言的家庭，我们称之为“无方言”家庭。“无方言”家庭包括移民家庭、半移民家庭和本土家庭三种类型。通过调查，我们认为家庭是语言学习的重要环境，“无方言”家庭内部使用普通话是一种自觉选择，父辈和子辈的语言格局差异明显，家长的语言观和人口的流动是“无方言”家庭出现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无方言”家庭；家庭语言规划；语言选择；语言格局
方言族的存在是极其自然的社会现象和语言现象。即便母方言是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也无法避免其方言属性。与方言族相对的是“无方言”族，也有学者称作“非方言族”。
学界对“无方言族”的关注始于20年前，对“无方言族”的内涵界定也逐渐明晰。如张树铮认为“无方言族”从小就学说普通话，母语是共同语而不是方言，长大之后也不会说一种地道的方言。劲松、马璇将“无方言族”称为“非方言族”或“母语为普通话的人”，即在方言地区出生但获得的第一语言不是方言而是普通话的群体。严佳也使用了“非方言族”的说法，即以普通话为母语的群体。基于“无方言族”或“非方言族”的语义，我们将“无方言”家庭定义为：家庭内部交际语码是普通话，子辈以普通话为第一语言。
无方言族和无方言家庭都是无方言群体，只是研究的侧重点和聚焦点不同而已。如果说20年前，“无方言”是一种新生的语言获得和语言应用现象，那么，现在的发展势头已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想。
一、调查对象
襄阳是湖北省的省域副中心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位于湖北省的西北部。襄阳下辖三个城区(襄城区、樊城区和高新区)、三个县级市(枣阳、宜城、老河口)、三个县(南漳、保康、谷城)。本课题调查范围是襄阳市的三个城区。
其实，虚宁寺地处闹市边缘，按常理看来，这样的寺院本该享有旺盛的香火，因为在很多老百姓的传统认知中，一座寺院香火越旺就越好，然而在虚宁寺中恰恰见不到这种景象。这主要是因为在虚宁寺，无论是教职人员还是义工居士，都始终秉承着不设门槛，杜绝“烧头香”“撞头钟”等烧钱行为。所以寺院中不卖香火，同时，为了方便一些信教群众，每座大殿中，都有免费提供的清香，供信众自取。即使民间有些老百姓，常常会用香火旺不旺、许愿灵不灵，来衡量一座寺庙的价值。可是虚宁寺更愿意用这种清寂来坚持正信、正行，所以寺中所有殿宇无签可求，更没有民间的占卜、算命等现象。
现如今，使用普通话已成为民众的自觉选择，社会成员普遍认识到普通话在交际上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在这样的语言选择驱动下，父母和孩子的交际语码自然转换成普通话，并且其地位仍将不断上升；方言仅仅是父辈之间、祖辈之间、父辈和祖辈之间的交际语码。当然，家长的语言顺应，提高了接近交际目的达成的满意位点。同时，淡化和疏远方言，也就意味着方言逐渐退出家庭语境。“在城市化进程和国家通用语大力推广的双重挤压下，方言陷入‘被选择’、甚至‘被放弃’的尴尬境地，特别是在家庭语境中。”[1]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本课题以襄阳作为界定家庭是移民或非移民的参照物。第二，有意避开高校、三线工厂和大型工厂，因为这些区域的外地人较多，不是典型的调查样本。比如，汉丹机械厂，以武汉人居多；文字六零三印刷厂，以上海人居多；建昌机械厂，以东北人居多；襄阳轴承厂、航宇公司、二汽基地等大型企业的员工更是来自五湖四海。
基于以上条件，本课题共调查364户“无方言”家庭，大多是二代家庭。调查中，每一类家庭选择两三个作为重点访谈对象。家庭类型、父辈学历年龄构成见表1—3。
二是中学生的人际关系的复杂性是家长和教师严重忽视的地方，这一时期的学生对自我的认识，对自我与同性、异性之间关系的认识，对家长、教师的认识，对社会各种现象的认识等表现出强烈的认知需求。在互联网没有出现的时代，处于这一时期的学生往往更愿意接受家长、教师的建议，尊重他们的指导，而如今在信息爆炸的年代，代际之间的传承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学生更愿意从网络上了解他们想知道的知识，更容易对家长、教师的教导产生逆反心理。因此，有针对性的、科学的、与时俱进的心理健康教育才是现代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校教育的完整性、现代性有着重要作用。
表1 家庭类型
表2 父辈学历构成
表3 父辈年龄构成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使用普通话成为家庭成员(主要是家长)的自觉选择
走进家门的时候，我心里已经有了主意。我每月工资只有三百八十元，勉强够维持我跟儿子两人生活的，请毛主席他老人家出面实在是有点力不从心，那就只好就地取材，请两只老母鸡撑撑面子了。
在仔猪白痢发病中期，其主要症状有食欲不振、身体瘦弱、脱水严重以及腹泻等，应在注射抗菌药物的基础上，给予口服补液，配制药液主要以口服补液盐（3.5 g的氯化钠、1.5 g的氯化钾、2.5 g的碳酸氢钠、20 g的葡萄糖、100 mL的正常水）为基础，并适当添加抗菌药物，同时添加少量收敛的药物，配合适量葡萄糖和多种维生素[3]。
在以普通话为社会交际语言的背景下，一方面，家庭内部的双言交际局面逐渐解体，单言交际格局正在形成，方言边缘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单言使用者呈现低龄化特征。这种新的语言生活现象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语言的规范化、标准化程度，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之一。为加快普及过程，提升语言水平，最初的推普工作多采用一定的行政手段。如师范专业学生必考普通话，普通话资格证书是获得教师资格证的条件之一，组织各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服务行业人员和公务员须参加普通话测试，等等。据2015年第18届普通话宣传周公布的数据，普通话的普及率达到70%，在文化教育领域的普及率高达80%。早在1996年，襄阳市已经逐步在师范类的大中专院校中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随后向其他窗口行业铺开，并在2006年12月接受并通过二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在调查中，我们也注意到，银行、医院、学校、商场、政府机关、公共交通、餐厅、酒店等公共场所，普通话已成为占有主导地位的交际语言和信息传播工具。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将“无方言”家庭分为三类：移民家庭、半移民家庭、本土家庭。移民家庭，即夫妻双方都是外地人的家庭；半移民家庭，即夫妻双方一方是襄阳本地人，一方是外地人的家庭，也可称之为半本土家庭；本土家庭，即夫妻双方都是襄阳本地人的家庭。
(二)父辈的双言格局转向子辈的单言格局
双言是指能够使用两种方言，单言是指只会讲一种方言。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看，普通话也是一种方言，而且是地位较高的权威方言。“无方言”家庭中，父辈和子辈的语言水平见表4。
(3)双言带来了语言的接触和碰撞。父辈的母方言和普通话是典型的同源语言。同源语言的接触必然引起相互的渗透，即双向的渗透。但是，如果同源语言彼此之间的社会地位、社会认可度有一定的距离时，则双向的渗透就可能演变成单向的渗透。具体到本课题涉及到的方言和普通话来说，理想化的渗透模式是双向的；实际上的渗透方式是单向的，也就是说，普通话同化或稀释了方言的某些语言要素，导致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逐渐与普通话趋同。如“鲜”。普通话规范读音是[
ian55]，襄阳方言读作[yan35]。在测试和调查中，我们发现母方言是襄阳方言的调查对象有时将“鲜”读作[ian35]，有时将“鲜”读作[yan35]。普通话韵母ian和方言韵母uan在共时平面的无条件替换，这正是普通话影响方言的必然结果。
表4 父辈和子辈的语言水平
高新技术供应链信息共享作为供应链能力提升的重要环节，对供应链间各成员企业的发展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在以往的信息共享评价指标体系中，较多为定性的指标，因此拟用问卷调查法获取实验数据，运用DEA方法具体从规模效率、规模收益、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等方面进行分析评价。DEA方法一方面可以对DMU的相对效率给出评价和测算，另一方面还可以表明DMU不是有效性的原因以及改进空间。该方法运用的是帕累托最优原理，通过投入、产出判断标准进行衡量，只有两种判断标准都被拒绝时，该决策单元才是完全有效的。
(1)三类家庭的父辈都熟练掌握母方言，这与是否生活在母方言语境和脱离母方言语境时间的长久没有必然联系。
(2)三类家庭父辈的普通话水平较高。我们以《湖北省普通话水平测试专用教材》(中国和平音像电子出版社，2013年版)为被测资料，随机组合10套普通话水平测试样卷，样卷包括四个项目：读单音节字词(100个音节)，共10分；读多音节字词(100个音节)，共20分；朗读短文1篇(400个音节)，共30分；说话，共40分。我们采用人工测试的方式，逐一测试728位调查对象，其中89.84%的调查对象的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仅10.16%的调查对象的普通话水平在三级甲等及以下。
1.3 标准溶液的配制 根据需求，分别吸取适量的各腹泻性贝类毒素标准溶液于5 mL棕色容量瓶中，用50%甲醇水溶液稀释并定容，配制成标准储备液。用空白基质液稀释储备液配制成各个不同浓度的标准工作液。各类标准溶液避光保存于-12 ℃。
其次，子辈单言是指子辈仅掌握普通话，日常交际语码单一化。
对于流量测量，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数据要素：测量点流速、垂直平均速、过水断面面积，而流量的计算公式为：河道的流量Q=A×V（式中，A为过水断面面积；V为断面平均流速）。
调查数据显示：子辈都不能熟练掌握方言，仅10%的子辈会一点方言。即使是本土家庭，仍有83.1%的子辈基本不会本地方言。通过访谈，我们还发现：子辈主要的，或唯一的外语学习对象是英语，但英语还未进入到日常交际层面。再则，子辈不会说方言，但具有听辨方言的能力，通常能听懂当地方言或父辈的方言，因此，生活在方言区的子辈不存在交际困难和交际障碍。
我国的推普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从50年代的“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到80年代的“大力推广，积极普及，逐步提高”，推普方针的变化使得推普工作逐渐成为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首要任务。普通话的强势语言地位也逐渐凸显。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进一步确立了“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律地位。
(三)家庭是语言学习的重要环境
语言学习有两个潜在的因素：生理因素和环境因素。语言学习的环境主要有家庭、学校和社区。一般来说，第一语言、母语或族裔语是在家庭语境中通过代际传承自然获得；学校语言教育的对象是国家通用语言和外语；作为一种开放性的语境，在社区能够获得的语言类型是多种多样的。本课题主要考察了“无方言”家庭方言学习的环境和普通话学习的环境，见表5。
表5 方言学习的环境和普通话学习的环境
调查数据显示：
1、学习或获得第一语言的重要场所是家庭。对于父辈而言，第一语言是母方言；对于子辈而言，第一语言是普通话。在我们调查的父辈和子辈中，其第一语言都是在家庭中学会的。父辈的第二语言是普通话，大多是在学校学习时获得和提升的；子辈的第二语言是方言，子辈的方言获得则是在社区和非家庭成员交往过程中获得的。
按照语言获得理论来推理的话，出生在方言语境的孩子，第一语言应该是当地方言。事实并非如此。出生在方言区，语言获得对象也可能是普通话。这与父母的语言选择有关。调查显示：几乎100%的父母教授孩子的第一语言都是普通话。我们采用Likert五度量表的形式，从好听、表达感情、亲切、显示身份、有用等指标评估普通话，其中1分为最低分，5分为最高分。评估结果是：三类家庭对“有用”的指数超过4.7分。也就是说，人们对普通话的认同度更多的是偏向实用。
2、方言，未纳入学校语言教育体系之列。现阶段，语言教育过度强调工具性和功利性，淡化了文化性。因而，在语言教育系列中，承载区域文化意蕴的汉语方言、民族语言的教学力度明显不足。
(四)“无方言”人群的泛化
20年前，张树铮、茅海燕认为：“无方言”族，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面向全国招生的院校)、部队、大中城市的文化团体、机关成员以及由来自全国各地人员构成的大型厂矿企业，如石油、地质、“三线”企业等。这些团体的特点是外地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文化层次普遍较高，而又与当地居民在生活、教育、娱乐等方面“相对隔离”，从而使方言在这些团体中失去了生存发展的机会。也有学者说，无方言家庭，从社会地位来说，处于相对较高的社会阶层。
首先，父辈双言格局是指父辈掌握母方言和普通话这两种交际语码，并且这两种语码之间切换自如。本课题调查的是“无方言”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因而父辈都是双言者。胡蓉、蒋于花调查怀化市鹤城区中小学学生语言使用状况时也发现，近九成的父辈既会说普通话也会说方言，属于双语使用者。李宇明认为：双言双语人的存在是解决语言沟通与语言保护矛盾的一种较好途径。[2]因而，这是一种积极的、值得推崇和推广的语言生活态度。调查数据显示：
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城市化的加速、自由流动人口的增加等，无方言族呈现增加和泛化的趋势。从年龄层次上看，“无方言族”在各个年龄层次都存在，30岁以下的年青人中比例较高，12岁以下的儿童为甚。[3]从分布区域上看，“无方言族”开始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蔓延，由城区向城郊、甚至乡村蔓延。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这种蔓延速度也会越来越快。从学历层次上看，高学历的父辈，更重视孩子的语言选择和语言教育。周贝等的研究表明：最高学历的博士及以上这一群体，对孩子的普通话和英语水平期望值都非常高，100%要求能用普通话和英语进行复杂的阅读和写作。[4]通过访谈，我们也发现：高学历的父辈能够理性地认识到方言的使用、坚守和区域文化传承的关联度，但是在实际操作时，仍然会选用具有潜在语言价值的普通话。
本组8例患者中，男6例，女2例；年龄28～62岁，平均（44.24±11.26）岁；高处坠落伤3例，交通伤5例。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疼痛和髋关节活动受限。所有患者术前行骨盆正位、入口位、出口位DR片及骨盆CT扫描三维重建检查并行患侧股骨髁上牵引。手术时间平均为伤后（12.32±1.44） d。
三、“无方言”家庭出现的原因
“无方言”家庭的出现和增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推广国家通用语的成效，是国家通用语良性发展的结果。
(一)家长的语言观导致家庭内部的语言决策
在家庭这样一个特殊的、相对封闭的语境中，语言规划的主导者是家长。“家庭权威成员(即家长)对语言价值的评断，影响或决定了自身的语言选择，这种选择又投射在家庭其他成员的语言使用上。”[5]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语言不仅仅是交际工具，“更是一种有价值、成本、收益和效用的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6]
语言在交际价值方面有强弱之分。“一般来说，使用范围较广、交际价值较高的语言和方言是强势的，使用范围较窄、交际价值较低的语言和方言是弱势的。”[2]285就普通话和方言而言，毫无疑问，普通话是有价值的语言，是强势语言。调查显示：100%的父母选择让孩子优先选择学习普通话，选择方言的为0，选择其他语言的也是0。这也说明整个语言使用群体对普通话的认同指数和使用期望值普遍偏高。
(二)人口无障碍流动导致方言延续的断裂
据统计，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41亿。当人口流动频繁时，国家通用语便是最便利的交际工具。所以，人口流动不仅仅是社会问题，也会带来一系列的语言问题。中国人口的频繁流动已经在大幅度改写中国的语言地图，进而挑战原有的语言学理论及其理论框架。
从家庭类型上看，移民家庭最容易成为“无方言”家庭。第一代移民脱离了母方言赖以依存的社会环境，又由于交际的现实需求不得不放弃母方言，转用普通话作为生活和工作的交际语言。在异地出生、成长的第二代移民与母方言客观上保持了相对远的距离，处于语言使用者和语言环境隔离的状态，无法坚守和传承区域语言基因及其文化基因。再加上父辈一般不会鼓励或教授子女学习自己的母方言，更没有条件和能力教授子女学习当地的方言，因而，子辈获得的第一语言自然就是普通话，子辈成为仅能使用普通话的单语码者。
“无方言”家庭的出现，显然会对本地方言的使用、发展和传播造成一定的影响。在语言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政策和措施的干预下，“无方言”家庭不可能导致当地方言的消亡。但是这种现象的产生，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语言问题，特别是处于方言包围圈的非方言人群的语言困惑、情感焦虑，值得学界和相关部门重视。
参考文献：
[1] 刘 群.国内家庭语言规划研究评述[J].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7(6)：61-64.
[2] 李宇明.语言学习与教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283.
[3] 曾 炜，宋 勤，马铭辰.城镇化进程中长沙市外来人口语言生活状况调查[J].城市学刊，2018(1)：17-21.
[4] 周 贝，肖向一，刘 群.杭州市区学龄前儿童家庭语言规划状况调查：以父母学历大专以上背景的家庭为对象[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8(1)：89-94.
[5] 刘 群.家庭语言规划和语言关系[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7(6)：117-121.
[6] 赵世举.语言与国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83.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4476(2019)09-0053-04
收稿日期： 2019-05-08
基金项目： 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2015年度科研项目(YB125—186)
作者简介： 刘 群(1972— )，女，湖北襄阳人，湖北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汉语语法、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
(责任编辑：倪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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