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与时俱进与理论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与时俱进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时代精神的体现
马克思说过，“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一种思想理论的核心观念往往是它的时代精神的凝结。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实事求是观念的新的诠释，是反对党内错误路线，反对教条主义的伟大成果，是烈士们用鲜血书写的教训，是为我们党确立的正确思想路线；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理论，深刻总结了国际和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反对两个凡是，为用新的理论和观念来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道路；而江泽民在纪念建党80周年的“七一”讲话中，在北戴河的"8.7"讲话中，在今年人民大学的"4.28"讲话中，特别是今年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5·3"讲话中，多次论述与时俱进的问题。与时俱进，成为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部分。“三个代表”思想既是与时俱进的卓越典范，又是实践“三个代表”、开拓创新的指导原则，正如当年毛泽东的实事求是，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样，与时俱进也是一个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针对性的理论概念。它深刻地揭示了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世界格局中，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革已经取得的成就所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
在我们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努力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理论创新具有重要作用。全部人类历史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与时俱进，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的语境中，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成语，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人的政治品质的概括。
从历史角度看，事物都是发展的。例如，文学有文学史，哲学有哲学史，任何学术都有发展史。有历史就有发展，有发展就会有新的学派，新的学说，新的思想的出现。从历史发展过程看，也呈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态势。但这不是我们所说的作为一种理论品质的与时俱进。这只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状态。是由时代变迁和社会制度更替所产生的思想体系的更替。这可以看成是思想领域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规律作用的表现。可是作为处于这种历史过程系列的各种学说本身来说，并不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相反它们认为自己的学说和理论是最完善的，是不会被推翻或被代替的。例如黑格尔，他是辩证法大师，他的儿大本哲学史讲演录就是讲哲学发展的。他说哲学史是死人的战场，是一个体系打倒一个体系的战场，没有不变的哲学体系。可当轮到自己却认为自己的哲学是顶峰，是对绝对真理的终极认识，到他这里就是最高真理。其实不止黑格尔这样，历史上所有以建立完整体系为最高目的的哲学家都以绝对真理自居。哲学只是发展的，哲学体系是更替的，可哲学家却自以自己的哲学是永远不变的。
从传统文化角度看，与时俱进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从我国的《周易》，从我国著名思想家的著作中特别是主张变法的思想家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主张变革创新，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一类的充满辩证智慧的光辉思想。可是从政治实践看，所有主张变革的都是针对过去遗留的东西，即针对前朝的旧的规章制度，即所谓不“法先王”，可对自己建立起来的制度很少主动改革的，因为这涉及到统治者自身的利益。因此在历史上很少以自己确立的制度为改革对象的“与时俱进”。即使有，也很少有成功的，往往以悲剧而告终。统治者的利益和局限决定它必然如此。
很显然，历史自身的变化规律和客观现实，我们传统文化中关于与时俱进的思想，都能给我们以启发。但是江泽民倡导的与时俱进具有新的时代特征。这就是它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我革新的革命精神。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它不同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只要求别人的思想要与时俱进而自封为顶峰。马克思主义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就是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不是简单的从真理走向真理的历史，而是包括以新的原理代替旧的原理，包括真理的完善和不断丰富的历史，包括各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自己面对的实际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所以与时俱进，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要与时俱进，要以新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发展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与一切停滞保守和教条主义是不相容的。所以与时俱进不只是马克思的一个原理，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它的本性，一旦丧失这个本性，马克思主义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了。
从政治实践看，与时俱进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精神。它针对的不是旧制度遗留下来的东西，而是自己建立起来的制度。不仅是全国解放后，自己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且包括不断完善正在建立的制度。例如在经济方面要根据解放发展生产力的要求，进一步深化对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含义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这一制度；在政治体制方面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可见，与时俱进在当代中国，既是针对我们自己的理论又是针对我们自己亲手建立的制度的。自己创造的制度自己亲手把它改变，没有革命精神是做不到的，因为制度的改革包括利益的调整。只有以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己任，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的共产党人才可能这样做。
对于一个政党特别是作为无产阶级代表的共产党，是否能与时俱进是有关盛衰兴亡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一些曾经是声名卓著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大党，由于未能提出适合时代发展适合本国实际的斗争策略，失去群众的支持，终于解体或变为在政治生活中没有重大作用缺少战斗力的小组织；有的共产党已经执政，可是由于不能与时俱进，不能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提出适合本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理论和路线，结果以夺取政权开始，以丧失政权告终。
我们党取得政权以后，以史为鉴，非常重视反腐防变，避免李自成的悲剧，这完全正确，显示了毛泽东高瞻远瞩的眼界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但是毛泽东过分估计来自敌对阶级对政权颠覆的危险，一直紧绷阶级斗争的弦，强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最后发展为以阶级斗争为纲。任何有关改革不合理的制度，不合理的规章，任何有关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的意见，都纳入阶级斗争范围，从而窒息了社会主义自我改革和完善的活力。形式上社会主义制度很稳定，但发展缓慢，人民生活贫困，隐患重重。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出新的理论，采取一系列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的新的路线、方针、政策，使社会主义的稳定与改革、发展得到最好的结合。如果没有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这样的局面。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的思想，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以与时俱进的姿态进行的卓越的理论创新，通过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坚持先进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代表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为社会主义高速发展找到了活力，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找到了可靠的广泛的群众性基础，从而有利于解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课题”。这样，中国历史上王朝兴亡的周期率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兴亡问题，才能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得到有效的答案。
二、理论创新的动力
与时俱进与创新不可分。不创新就谈不上与时俱进，不与时俱进就不可能创新。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对一个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来说，理论创新是最关键的。
历史证明，单纯的观念变革或新的理论学说，不足以引起社会变革，但社会变革必须有理论变革的参与并以理论变革为先导。理论创新问题是我们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关键。只有理论创新才能使我们的事业不停顿，才能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发展的实践。理论要创新必须有与时俱进的精神，这两者是不可分的。与时俱进是理论创新的观念动力，而理论创新则是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没有与时俱进的观念就不可能进行理论创新，而没有创新则与时俱进变为一句空话或套话。
理论创新是非常艰巨非常困难的。因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对规律性认识的高度凝结。它一经实践检验就具有真理性和稳定性。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理论创新必须是对原先规律性认识的丰富和发展或对新的规律的认识，也包括对以往理论中不完善或错误的校正。
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来说，我以为粗略地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状况。
一种是原创性的理论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第一次提出的新理论、新观点。例如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胜利的理论，关于俄国的新经济政策的理论，等等；毛泽东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理论，等等；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关于一国两制的理论，等等。
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与具体情况相结合，在应用中的发展。原理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在实际应用中得到创造性地发展。这两种情况不能对立，因为第一种情况也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应用相联系，但得出的原理本身具有原创性；而第二种情况是基本原理虽非原创，但它的应用具有原创性并得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和新的结论。例如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的思想就是杰出的范例。至于有人说“三个代表”思想不具有原创性，它与马克思主义既然是一脉相承的就谈不上创造性。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这种看法是纯学理性的，忘记了马克思关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教导。
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特点。在历史上曾出现过各种学派，但它的后继者往往不是一脉相承而是“离经叛道”。例如黑格尔之后是新黑格尔主义，可新黑格尔背离了黑格尔的最主要思想。康德之后有新康德主义，新康德主义完全抛弃了康德的唯物主义方面的思想。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是一脉相承的，即它的最根本原则是一致的，属于同一种思想体系。即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们根据新的情况新的任务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得出适合本国实际的结论，这就是原创性。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独具原创性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创性。这种原创性对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这种原创性，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就没有任何胜利的指望。可一脉相承并不排斥它的发展。一脉相承是指基本原则的相似性，可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又是具有生命的不断发展的活的机体。没有发展就会因僵化而死亡。
有人说“三个代表”有什么原创性？其中每一条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是按照考察一般思想学说的原则来考察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中最重要的是实践的原创性。发展生产力、坚持先进文化和代表群众根本利益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题中应有之义，也理所当然地应该是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可实际上，把代表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的要求，代表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写在旗帜上作为纲领，把原来只是作为理论原则和共产党人伟大理想的东西，变为实际行动，使全党的奋斗目标，全国人民的努力的方向全部凝集在它上面，从而为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社会主义的再度辉煌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如果我们考虑到十年文革动乱，考虑到我们经历过二十年“左”的路线的干扰，我们更能体会“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何况“三个代表”思想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复述，而是立足于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我国面临的实际情况出发，其中每一条都包括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正是在“应该”坚持“三个代表”和“如何”坚持“三个代表”的论述中，最充分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特色。离开了中国实际，离开了我们正在做和如何做的实践，只是着眼于哪句话在哪里说过，是不可能理解“三个代表”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价值的。
再一种理论创新，是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自己专业范围内提出有理论和实践创新意义的新见解，不同程度地对推进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贡献。当然不能认为只有党的领导人才能创新，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只能宣传、解释、复述。但是我们应该承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由于自己工作性质和专业的范围，当然不具备处于领导地位特别是处于全党全国领导地位的党的领导人的那种实际经验和对把握全局性问题的战略眼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参与实际活动的无产阶级的领袖性人物和具有创新精神的理论家的合一毫不奇怪。整个运动和斗争要求他们必须如此才能胜任他们的地位，而他们所处的地位，他们的见识和经验又使他们具有这种可能性。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完全可能在自己专业范围内对某些问题提出创造性见解，为党和政府的正确决策，为在总体上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有价值的见解。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经济学家的见解包括不同意见的争论，对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对于“三个代表”思想，都直接或间接具有某种作用。江泽民强调与时俱进，对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寄于重大期望和嘱托。
就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没有人会说不要与时俱进，不要创新。可真正能做到与时俱进是很不容易的。要真正在理论创新方面有所建树，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观念。第一理论创新必须与求真相结合。离开求真，所谓创新往往是奇谈怪论；离开创新，求真往往是反复嚼别人嚼过的烂馍。求真是科学，求新是创造。这两者必须统一。就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来说，求真与求新问题，就是我们一再讨论的坚持与发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能违背，这就是邓小乎、江泽民一再教导的老祖宗不能丢；可马克思主义又必须要发展，不能年复一年的念一本经，总得有新问题，新观点，新思路，这就叫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开拓就是理论创新。
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就不可能由毛泽东思想中生发出邓小平理论，也不可能由邓小平理论中生发出“三个代表”的思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表现出来的与时俱进的品质。同样，“三个代表”思想也不是凝固不变的，它同样要与时俱进。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的"5·3"讲话中，就提出在新世纪新阶段，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要有新局面，为此在贯彻“三个代表”思想中，我们必须以与时俱进的精神解决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例如，如何深化基本经济制度的含义的认识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如何从根本上消除发展生产力的体制性障碍，如何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坚持先进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如何在当前出现利益大调整，新的阶层的出现与下岗职工同时并存的条件下代表最广大群众利益，等等。有些人心存疑虑甚至忧虑，我们需要从理论和事实上给予最有力的分析和说明。
在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方面，一个最令人困惑的难题是，我们能不能拉出一个清单，哪些是不能动的，哪些是可以动的即可以推翻的？我以为这种提问是一种抽象的思维方式，这种清单是任何人都难以列出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实践中才有坚持与发展的问题。当中国还没有进行改革或者改革没有深入到一定程度时，我们不可能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胜利后的商品生产、市场经济和经济汁划问题提出新的看法，是实践把这个问题摆在建设者面前，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是苏联解体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缓慢和贫困，促使人们重新考虑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是十年文革和二十年“左”的干扰，使人们对阶级斗争观点的看法变得更理性和科学。可是我们又不能简单以我们的现实来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评价的标准。我们不能认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在中国已经结束，在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也不适用了（俄罗斯《对话》杂志2001年第12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千万不可轻视阶级斗争的作用，阶级斗争贯穿于人类整个历史，在今天全球化形势下也绝未消灭。”见《国外理论动态》），不能认为当社会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后，它对计划与市场问题的处理，对商品、货币问题的处理，对先富与后富关系的处理应该与中国一模一样。马克思主义是国际性的学说，它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或某个局部地区的地区性学说。它提供的是一般性原则，可是它的应用必须是具体的，在一个国家适用不一定适用另一个国家。反之，在一个国家不适用不等于在另一个国家也不适用。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问题决不能离开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这个根本原则抽象地议论，否则永远是一笔扯不清的胡涂账。
第二，理论创新要正确处理传统与当代的关系，应该立足现实，继承传统。这是理论创新与技术创新的一个根本性的不同之点。技术创新可以采取跨越方式，可以不管传统。有了新的技术可以不要旧的技术，有了新的生产工具可以不要旧的生产工具。哲学社会科学不一样。例如哲学，我们不能说当代人的哲学智慧一定超过前人。事实上中外历史那些大家，孔子、老子、庄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都是智慧超群的人物。所以，技术的发展是取代性的，而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是积累性的。这就决定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必须继承历史遗产，必须回头看。在西方，往往回到希腊罗马。在中国往往回到孔孟老庄。这样在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哲学，往往容易发生重史轻论，重文本轻现实的倾向。所以哲学社会科学要与时俱进，进行理论创新，就要正确处理传统与当代关系，既不能忽视历史上的优秀文化遗产，又不能背负历史重担，为传统的惰性力量所压倒。
哲学社会科学最根本的要立足现实，是当代人站在当代人的立场上为了当代人的实际需要进行研究。就我们中国当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就应该增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以“三个代表”作为衡量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性质、方向和水平的根本尺度。有人或许会忧虑，这样是否会大大限制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围和课题的广泛性。我以为不会。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和只研究“三个代表”是不同的。就马克思主义理论说，就不少社会科学的部门说，当然应该研究贯彻“三个代表”思想过程中提出的问题，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理论依据。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生长点。当然这种研究并不都是对既定政策的解释，也可以是对某种政策可行性的论证。所以这种研究在一定意义上是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研究。这没有降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水平，而是真正使它处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列。
当然哲学社会科学还有不少部门属于专业性很强的学科，或者属于历史性的学科，例如各种学说史、中外历史，等等。我们不可能要求它们研究“三个代表”或直接为研究“三个代表”思想服务，以“三个代表”来限制它的研究领域和课题。可是，在我们国家任何学术研究即使是纯学术的，或对以往历史的研究，都应该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吸收中外文化传统中的优秀遗产，有利于整个民族的人文素质的培养和提高，这就是在自己专业范围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的体现。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在我们国家任何有学术价值对人民有益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不能也不应该违背“三个代表”思想。
第三，理论创新必须有正确的价值导向，正确处理哲学社会科学和市场经济的关系。科技一般没有这个问题，技术本身在市场经济压力下要不断更新。任何一个企业技术落后就会在竞争中跨台。技术要更新，科学也要不断起着技术更新的前导作用。市场经济下的利益驱动，是推动科技创新的强大动力。可很难指望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直接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电视、冰箱，可以很快进行技术更新，不断换代升级；可在市场经济驱动下绝不可能压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压出一个传世之作。相反，人们的头脑越是为物质利益所驱动，哲学社会科学就越容易走向邪路。急功近利，粗制滥造，文抄公和各种编书能手与草台班子会应运而生。这不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而是学术腐败的表现。
可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可能无视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影响。不能说市场经济不利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事实上它有利于更多的资金投向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有利于出版业的发展和文化产业的繁荣。而且市场经济中存在的种种理论和实际问题，可以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问题是市场经济中的物质利益的驱动力不可能直接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不应该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导向。哲学社会科学的立足点要更高一些，要考虑到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而不单纯是自己的口袋。我们要记住马克思的教导，有幸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应该把它作为为人类谋利益的工具。这才是一个真正科学工作者的气度、胸怀和良知。“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是科学精神，不是市场精神。从事研究，没有正确的价值导向，投机取巧，只能是学术泡沫，不可能进行理论创新。
与时俱进，既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又是我们的时代精神。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坚持与时俱进的学风，就一定能站在我们时代理论创新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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