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交流在中日关系发展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关系论文,民间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后中日关系中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中日之间的民间交流丰富多彩，内容广泛，形式多样。许多日本朋友和有识之士为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日民间交流推动了中日关系的发展，充实了中日关系的内容，使中日关系有了扎实基础。中日民间交流在今后构筑面向21世纪的中日关系中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将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
一、战后以来的中日民间外交
冷战时期，美国对华实行“遏制政策”。在美国压力下，日本政府对华采取“敌视政策”，使两国关系处于敌对的不正常状态。直到1972年中日复交，才迎来了中日关系正常的发展时期。如何突破中日之间的对立状态，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中日两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民间先行”和“以民促官”、又过渡到“官民并举”、“相辅相成”的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道路。民间交流对此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开路先锋，突破人为障碍
在日本政府限制下，1949年至1951年中日关系完全停止，局面的打开是从民间贸易和处理战争中遗留的问题开始的。1952年春，有三位日本国会议员不顾日本政府禁令，与我国签订了第一次民间贸易协定，首次突破封锁，建立了中日贸易和友好联系的细微渠道。1952年后，我国政府积极协助日侨回国，迫使日本当局为来华商议具体事宜的日方民间代表发签证，并同意派船来华接回日侨共9批，3万余人。日中友好协会协助我爱国华侨回国，并把中国死难劳工骨灰送返我国，共10批，3，000余具。为此，我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第一次访日，民间交流终于冲破美日当局施置的障碍，初步开辟了友好往来的道路。
（二）用渐进、积累方式，进一步扩大民间交流
1954年10月11日，周总理对来访的日本朋友提出了后来被称为“积累方式”的方法，表示愿意在相互信赖的基础上，解决中日间的问题和扩大经济文化交流及人员往来；强调民间交流要以解决邦交正常化为目标。此后，通过民间渠道解决了第一次渔业协定和释放在抚顺关押的一千余名前日军官兵问题，继续签订了民间贸易协定，开始了学术、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交流，并开始了中日两国工青妇及文化界等的互访。交流的点滴积累促使中日关系得到发展，中日友好逐渐深入人心。
（三）经过斗争，继续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
1957年岸信介组阁，敌视中国，加紧与台湾勾结，反对日中关系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日贸易中断，中日友好交流受挫，形势逆转。关心日中友好的人士反对美日敌视中国，要求打开中日关系，为使中日贸易关系不致中断，根据我方提出的“政治三原则”和“照顾物资办法”，后又根据周总理提出的“贸易三原则”，继续了中日关系的发展。
（四）为促进民间交流与官方挂钩，建立半官方联系
1960年，池田内阁成立，大力发展经济，并欲在对华关系上也有所突破。这就出现了中日关系“升格”的可能。1962年，周总理同松村谦三会谈，双方同意用“渐进积累方式”把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发展起来，这个意见得到池田内阁的支持。同年高崎达之助来华，与廖承志开辟了“廖—高备忘录贸易”。1964年中日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签署了互设贸易办事处和交换常驻记者的备忘录。从此，中日关系由“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阶段，进入“半官半民”、“亦官亦民”的阶段，一直到中日复交为止。
（五）友好人士积极为政府谈判复交、缔约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1972年以来，日本国内外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从友好人士开始的民间交流发展到国民规模的交流，形成了广泛的友好力量。这些都为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中日关系正常化已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1972年9月，田中首相访华，两国政府发表声明， 宣布结束中日间的不正常状态，恢复了外交关系。
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藤山爱一郎等一大批民间人士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又有日本在野党、财界、政界人士的共同努力，终于实现了缔约。
复交和缔约是中日两国人民不间断的努力奋斗和积极推动发挥了作用的结果，也是一批有远见卓识的人士舍生忘死地奔走的结果。
1972年中日复交后，中日关系出现“官民并举”、“相辅相成”的新局面。尤其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用法律形式把两国友好关系固定下来，为中日关系的未来定下了前进的方向，中日关系出现了大发展的局面。中日友好交流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形成了广泛的友好力量。除日中友好七团体外，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法律、宗教、文化艺术、教育、前军人、自卫队退伍将领等各界，在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民众组织中都普遍地建立了日中友好交流组织。通过双方人员往来、友好城市交流、互派留学生等，两国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体育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大为发展。
总之，中日民间交流在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中，发挥了先行、推动并配合政府献计献策、共同奋斗等重要作用。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的20年，总的来说是两国关系大发展的时期，但也不是没有问题的。90年代初以来，中日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屡屡发生，如日本右翼分子到钓鱼岛挑衅；美日以中国为潜在对手加强军事合作；以及在历史问题上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等等。在1995、1996年，两国关系出现低潮，直到去年复交25周年和两国总理和首相互访，两国关系才出现改善和好转的势头。
二、对走向21世纪的中日民间交流的思考与建议
当前正处在世纪之交，对于搞好两国友好关系可以说是一个重要关头。两国应建立什么样的关系，两国的朝野都要认真思考，积极筹划。双方政府应高瞻远瞩，诚心诚意，通过纪念缔约20周年，把两国关系推向一个新阶段。同时也应发挥战后以来的传统和经验，重视民间交流与民间外交，以民促官，官民并举，使中日关系进入一个更加友好、健康的发展新阶段。正如邓小平同志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曾指出的那样，中日关系“只有两国政府合作而没有民间交往，两国关系是不可能有扎实基础的”。为此，对今后的两国民间交流提出以下建议：
（一）中日世代友好，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是中日民间交流的大方向、大目标，这一旗帜不能丢。但由于形势的发展，要有新思维、新内涵。以前的民间交流追求的目标和主要内容可以说是为了两国恒久和平、防止历史悲剧重演。今后的民间交流应围绕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的两大主题，加强各个领域的合作，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推动中日两国各自经济体制和机制改革，实现经济转型，使各自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地发展。
世界已从两极对抗走向多极合作的新世纪，经济、科技和信息革命已成为世界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中日两国在许多方面可以合作，而且大有合作余地，如农业领域、能源环保、完善和提高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以及在有关各自经济政策的制定、经济结构的调整等方面；甚至在安全方面，都可以进行合作，进行对话。鉴于东亚金融危机及其影响，在考虑中日两国的关系和合作时，要以与亚洲与世界的协调发展为目标，把对亚洲与世界的影响和贡献放在重要地位来考虑。
（二）坚持处理中日关系的正确原则，推动两国交流健康发展。在复交前的23年中，鸠山、石桥、池田三届内阁对华政策比较克制，个别的还有推动，但时间较短。而其余几届内阁采取“不承认中国”甚至“敌视中国”政策，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常常设置障碍，有时极力阻挠。因此，在复交之前，必须同这些错误政策及反对日中友好势力作斗争，坚持处理中日关系发展的正确原则（如周总理提出的三原则），并适当照顾当时日本所处的立场，方使中日往来得到发展。
中日复交及缔约后，形成政府主导、官民并举发展中日关系的局面，但因中日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日本在处理国际问题上，包括对华关系上与美国有共同利益。另外，在日本确实存在着极少数的反对中日友好、美化侵略战争、鼓吹军国主义、企图以台湾制约大陆的势力。因此中日关系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会有合作，又会有摩擦和矛盾。故要注意克服种种杂音和阻力，着眼于保持中日友好大局的稳定，坚持中日关系的正确方向。这主要是要坚持中日两国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精神与原则，特别是条约规定的处理两国关系的基本准则；正确对待和处理在历史、台湾、领土问题上出现的干扰，防止出现不符合声明和条约的倾向；寻找两国最大利益的汇合点，使中日两国关系向着良性、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
（三）把加强相互了解和信任作为发展友谊的前提，加强增进相互了解的工作。中日两国常被称为“同文同种”、“一衣带水”，但毕竟是两个不同国家。两个国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有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因此，对对方国家的真实情况、政策以及发展方向往往了解不够，有时还会发生一些误解、疑虑甚至不信任感。另外，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也会形成两国人民在思维方式、判断标准、办事方法、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两国国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对建立两国友好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此，两国政府和宣传媒介要从世代友好的大局着想，客观、公正地宣传对方，注意舆论导向，遇事要以诚相见，而不是推波助澜。各个友好组织以及从事民间交流的机构和人士也要把增进了解和信任，作为发展友谊的前提，加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工作。通过人与人的直接接触和直接交往本身就是增进了解的最好办法。陈舜臣先生在《日本的、中国的》一书中曾说过：“如果想与邻人友好，就不能忘记一条基本原则——邻人与自己是不同的。不要自以为是地用自己的尺度去塑造对方的形象。因地理关系，中日两国注定要成为永久的邻人”；“友好的秘诀归根结蒂是谦虚”。
（四）协助政府，解决困难，打开局面。在战后中日关系史的重要关头，总有一批具有远见卓识、以中日友好为己任的政财及各界人士，协助政府，扮演“特使角色”，穿梭于两国之间，进行斡旋、疏通、传话，从而克服困难，打开局面，把中日关系推向一个新台阶。战后中日关系史上，曾有开路先锋的帆足计、高良富、宫腰喜助，走向半复交时的石桥湛山、松村谦三、高崎达之助，复交、缔约时的藤山爱一郎、佐佐木更三、冈崎嘉平太等诸多人士，他们在中日关系中所做的工作和发挥的作用是不能忘记的。
今后，为打开中日关系新局面和推动长期稳定的发展，除在两国政府之间已建立的渠道之外，也要有一个畅通无阻的民间渠道，即建立一个牢固的“人脉关系”，要有一批以中日友好为终身使命的政、财、民间等各界老朋友出来发挥关键性作用。笔者相信中日两国在持续不断的民间交流中必将推出一批为中日世代友好而奋斗终身的先达，为中日两国新世纪的长期友好合作做出贡献。
（五）要培养年轻一代的友好交流骨干。现在友好团体和友好人士都面临世纪交替，友好组织在发展，人员在更新，社会、思想、观念在变化。民间友好交流需要承前启后，形成一支新的队伍，不断扩大民间交流，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这一批新的骨干首先要学习先辈们为世代友好而不怕困难、不怕压力地去奋斗的精神，要能站在世代友好的高度，带有远见，带有战略性视野，去进行交往和交流，包括经贸交流。不然就会在交往中只看到眼前的一时一事而看不到长远，只想到自己一方而不考虑对方，只看到中日而不顾周围世界。
其次，他们应有正确的历史认识。邓小平同志指出：“算历史帐，日本欠中国的帐是最多的”，但又表示：“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从各方面建立和发展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他还说：“要扎扎实实地做些发展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事情，加深我们的友谊，加深我们之间的了解，加深我们之间的感情”。这些指示体现邓小平同志用长远战略眼光对待历史和处理对日关系的博大胸怀，告诉我们历史不能忘，但不要拘泥于历史，要高瞻远瞩，扎扎实实地去做增进友谊的工作。我们不要让年轻一代去背历史包袱，战争的责任在军国主义分子，但要正确对待历史，要以历史为鉴，不然就不会珍视来之不易的中日友好。要为世代友好扎扎实实地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通过纪念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中日双方民间组织应继承和发扬战后坚持多年的交流工作方针——“官民并举”、“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友好运动是超越思想信仰差别的国民运动”，扎扎实实地加强和扩大两国合作和交流，不断扩展团结和友好交流的范围，把中日关系不断向前推进，使中日友好世世代代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