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上海音乐教育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近现代论文,音乐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闭锁千年的国门。随着西方军事、经济的入侵，西方的文化亦乘隙而入，由此带来了中西音乐文化的大规模碰撞。“东方雅韵”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中国的音乐文化中亦从此进入了一个中西合流的全新时期。直至上世纪末，随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涨，随着中国新文化的发展，中国的新音乐文化在历史的变革中应运而生。从无到有，从稚弱到成熟，其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大（尤其是在一些独唱、独奏等领域）令世人瞩目。充分显示出：“盖中华民族者，系以音乐立国之民族也。……中国人之血管中，尚有先民以音乐为性命之遗痕也。”（注：音乐博士王光祈(1892-1936)《东西乐制之研究》1926年著。）然而这一切都离不开音乐教育，无论是新音乐的启蒙阶段还是发展、提高阶段，音乐教育始终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自“鸦片战争”后开埠的上海，由于其特定的地理位置和向世界市场化的演进，并以其兼容并蓄、广采博纳，得以风气之先的文化品性，逐渐成为近现代中西音乐文化交汇、碰撞的中心和中国新音乐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上海也因此成为各类音乐系科、音乐学校的创办之地，成为近现代音乐教育的中心。然就其办学的目的、办学的形式和途径来看，也充分显现了多元发展，共存并进的“海派”风格。
一、教会学校的音乐教育
随着外来文化的涌入，西方宗教的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及伊斯兰教等相继传入上海，并多以上海为传教中心。各个外来教派在此时的上海先后办起了50多所教会学校，其中有天主教会办的上海最早的中学——徐汇公学（1850年）（注：现徐汇中学前身。）、第一所女子中学——徐汇中学（1869年）（注：现市四中学前身。）以及启明女校、震旦大学等；有基督教会办的培雅书院（1865年）（注：后并入圣约翰学院（1879年）。）、圣约翰书院（1879年）（注：于1905年改为圣约翰大学。）、圣玛利女子中学（1881年）、上海中西书院（1882年）（注：后并入东吴大学（1911年）。）、中西女中（1892年）（注：现市三女中前身。）、沪江大学等；亦有伊斯兰教会办的务本科学堂（1905年）、清真两等小学堂等等。这些学校虽由不同教会所办，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普遍重视音乐教育，特别是重视西洋音乐教育。1877年5月，在华基督教传教士于上海召开第一届大会，通过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益智书会，该会设于上海，为当时各教会学校统一编纂教科书。“经过数次商讨之后，决议编辑两套学校用书，一供初等学校使用，一供高等学校使用，包括数学、天文、测量、地质、化学、动植物、历史、地理、语文、音乐等科目。”（注：《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1877年，第247-248页。）这些教材不仅供应各教会学校，且向社会发行。如在启明女中的作息表上明确规定：上午7时半至11时半，“授中西文课教西法歌唱”，下午1时至4时“绣工色画墨画西乐”。在中西书院长达8年的教学计划中，第一年到第六年都有“习学琴韵”的课程。而名闻遐尔的中西女中，更是将音乐视为培养上流社会时尚女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校特设西洋音乐选修课，如其中的“琴科”主修钢琴、兼习声乐和弦乐，后又增加乐史、乐理及音乐创作诸课。中西女中在当时培养了不少喜爱西方音乐的女青年，产生了一批具有现代专业音乐知识及技能的毕业生。其中一些佼佼者后来还进一步出洋深造，继续学习西方音乐，成为我国现代专业音乐的先行者。如我国著名的音乐家史凤珠、李虞贞、周淑安、王瑞娴诸女士，都曾受教于中西女中，后再负笈海外，回国后成为我国最早传播现代专业音乐的一支中坚力量。
教会学校的音乐教育所带来的西方音乐文化，促使上海的教育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这种变化毕竟有它的局限性，那就是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真正使国人普遍接受西方音乐的教育，并导致上海乃至全国音乐教育发生质的变化的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新文化运动中发展而崛起的新音乐运动，它的前奏曲即是以下要叙述的诞生于清末，勃兴于民初的学堂乐歌。
二、新学堂的音乐教育
自1901年清政府在西安颁布实行“变法新政”起，各地办新学堂，开乐歌课，唱学堂歌之风渐盛，一批新型知识分子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感召下，远走海外，向西方及日本谋求富国强民之道。出自上海的中国新音乐文化的先驱者沈心工、曾志忞等既在此列。他们学成回国后创办音乐杂志、发表新歌作品，而这些作品多被各类学校纳为音乐教材。于是乎这些新型歌曲先在中、小学生中，继而在广大民众中被广泛传唱，并一时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风尚。从而向国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音乐知识，酵发了新型歌曲的创作，并最终导致了中国新音乐文化的滥觞。
1903年3月，我国近代音乐的开山者，乐歌运动的杰出代表沈心工先生，在上海南洋公学附小创设“唱歌”课，从而开了我国近代音乐之新风，点燃起乐歌运动的火把。根据民国政府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的记载，这是我国小学最早有“唱歌”课的一年，在这之前尚无先例。实在是我国近代音乐史和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更重要的还在于沈心工先生的这一创举，很快得到了社会普遍和热烈的响应。一时间各地的学校、社团纷纷派人求学沪上，请沈先生指点乐歌门径。上海本埠则更有众多的学校和团体聘沈先生执教唱歌课。如务本女塾、南洋中学、龙门师范以及“沪学会”等，都先后开设了唱歌课。尤其是1904年春在上海务本女塾主办的“乐歌讲习会”以及在龙门师范和“沪学会”的教学活动，更有特殊的意义。在这些学校受教于唱歌课的，许多是已经或即将活动在社会各个方面的教师和社会活动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推进乐歌运动的骨干力量。如夏颂莱、吴怀疾、王引才等人以及著名音乐家、美术家李叔同的早期音乐教育，也是由此得来的。
随着学堂乐歌运动的蓬勃发展，为了学校音乐教学和传唱的需要，这一时期，一大批乐歌集先后出版，中国现代歌曲创作随着学校的唱歌课而萌动、发芽。其中有沈心工先生创作于1902年的《体操——兵操》（后名《男儿第一志气高》），这是我国第一首学堂乐歌。直至本世纪20年代以前，光是上海的出版机构，就先后出版了《学校唱歌集》（沈心工编，共4集，1904～1906）、《教育唱歌集》（曾志忞编，1904）、《国学唱歌集》（李叔同编，1905）、《最新中等音乐教科书》（张秀山编，1913）、《乐歌基本编习》（索树白编，1918）等乐歌教材不下20种。一时间，各地学堂教唱乐歌蔚然成风，学堂乐歌盛行，其影响之大，流传之广，参与人之多，是教会学校的音乐教育所不能相比拟的。最终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群众集体歌咏的热潮，现代新音乐也得以迅速普及。尤其是沈心工先生写作的一百多首乐歌（其中160首左右为选曲填词，15首左右为自作词曲）流传甚广，“盛及南北”。（注：吴稚晖《心工唱歌集·序》。）“大抵现在七十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在小学里都学过。”（注：沈洽《沈心工传》（载《音乐研究》1983年第四期）。）黄自就曾说过他：“童年时爱唱不释口的歌几乎全是先生所作。”（注：黄自《心工唱歌集·序》。）近一个世纪以来，这些优秀的乐歌始终被教育部门选编为中学音乐教材的曲目（特殊年代除外）。时至今日，我们还能在小学音乐教科书中找到这些优秀作品。可以说，近百年来的几代人，凡受过初等教育者，都唱过这些优秀乐歌。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可见一斑。同时，也充分显示了世纪之初上海音乐教育突出的历史地位。
随着学堂乐歌的广泛传唱，西洋音乐及各种表演形式（包括歌唱、钢琴、风琴、小提琴等）在我国得到了初步的介绍和传授。新的记谱法——五线谱与简谱、基础的乐理知识、和声原理以及简单的键盘乐器演奏法、伴奏法都通过学堂教授而逐次扩散至整个社会。一种新的歌唱形式——群众集体唱歌形式得到确立，并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盛行于整个20世纪，至今我们还可以从大量的歌会、演唱会之中感受其广泛的群众性和勃勃生命力。
三、现代专业音乐教育
“五·四”以后，随着中、小学校的迅速建立和学校音乐教育的欣兴，要求建立与社会变革和新文化主潮发展相适应的专业音乐教育事业，培养具有专业音乐知识的新型音乐人才已成为时代的呼声，由此中国诞生了最早的一批现代专业音乐社团及音乐教育机构。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起步——从业余走向职业，从附设走向独立。在上海也出现了形形式式的音乐教育机构。其数量之多、类型之广、影响之大，是绝无仅有的。有成立于1919年秋的“中华美育会”；有1920年7月国内第一所用函授形式创办的“上海专科师范附设音乐通信讲习所”；有1915年建立的“上海城东女学艺术科”，这是中国人自办女学中率先设立音乐科目的学校；有1919年创建的专门培养中小学艺术师资的学校——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后改称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有1925年增设于私立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音乐系和私立上海艺术大学的音乐系以及于1925年设立的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等等。这些专业音乐系、科的建立，使我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从业余走向专业，从松散走向正规，并为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发展和深化，做了必要的艺术人才和师资方面的准备。如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在当时没有先例、无从参考的情况下，吴梦非校长、刘质平教务长并协同丰子恺等人，凭着发展中国艺术事业的历史责任感，把这所私立学校办得颇有起色。学校内设高等师范与普通师范两科。前者招收初中或普师毕业生；专业设置有图画音乐组与图画手工两组，旨在培养中学及师范艺术教师；后者招收初中一、二年级学生，入学后图画、音乐、手工都学，培养小学艺术教师。经过他们的努力，在短短数年间，学校就培养了艺术教师5百余人，毕业生遍及全国许多省市，一批早期的音乐教师如邱望湘、陈啸空、钱君匋、沈秉廉等都是该校首批毕业生。他们毕业后热心于艺术教育事业，对中国音乐教育有着积极的贡献。为了普及艺术教育，尽可能多地为社会培养艺术人才，当时还办起了各种业余学校。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还与上海美专、东方艺术专科学校联合举办了四期暑假学校，以及“中华美育会”举办的“美育讲座”，都以时间短、内容精、收效快等特点，吸引了各省在职的艺术教师和业余艺术爱好者。他们在短期学习中，既提高了自己的专业水平，也为全国基础艺术教育的提高提供了条件。这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失为良策。
直至1927年，在我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势头渐旺的一片氤氲之气中，终于出现了一件在中国音乐史上堪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即1927年11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所独立的专业音乐高等学府——上海国立音乐院（后改名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中国第一所专门的高等音乐学校诞生在上海，而不是北京或者其它什么地方，决非偶然。这是由上海所特有的政治、文化条件决定的。当时，北京军阀政府强令停办了北京各学校内的艺术系、科，对新音乐教育采取了强制取消的政策。中国的有知之士自然将目光转向具有开放性文化生态环境的上海：“每年西洋歌剧团来上海演唱至少有数星期之久。既然有这么多的领略音乐的机会，所以这回国民政府大学院要创办一个音乐院我更主张设在上海。因为学音乐者必定先有一种熏陶，方可容易领略（尤其是学新音乐）。”还有，“上海市政厅的管弦乐队（即先前的工部局管弦乐队和现在的上海交响乐团，作者注），是上海唯一的宝贝。”（注：肖友梅《听过上海市政厅大乐音乐会后的感想》，载《肖友梅音乐文集》（1990年）。）于是，我国著名现代音乐教育家肖友梅带着当时的教育部长蔡元培先生的委托，到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所高等音乐专科学校。
上海国立音乐院建立之初，由蔡元培兼任院长，肖友梅任教务主任，实际主持校政。1929年国立音乐院易名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简称“上海国立音专”），由肖友梅任校长。然而，办学之初何等艰苦。由于经费严重短缺，音专常常不能按时缴纳房租，再加上时局不稳，校址不得不频繁迁移。从以下列举中可见一斑：1927年11月于上海陶乐斐斯路（今南昌路）56号初建；1928年2月迁至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090与1092号的两幢洋房；同年8月又迁至毕勋路（今汾阳路）19号；1931年至1935年在法租界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325号。如此奔波至1935年秋，终于在江湾市京路建成了新校舍及琴房、宿舍，至此，上海国立音专才有了立足之地，有了一个较为安定的学习环境。然而好景不长，仅仅过了二年多时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江湾新校舍陷入了日寇炮火之中，“音专”被迫又走上了不断搬迁的艰辛之路，再一次搬到“租界”去上课。1937年8月，迁至法租界徐家汇路852号；10月又改迁马斯南（今思南路）58号；1938年8月，为了安全，音专一分为三，教学部迁至高恩（今高安路）号432号，总务部迁至福履里（今建国西路）365弄1号，图书资料部迁至台拉斯脱（今太原路）217弄19号；然而法租界也非安全之地，1939年外传日军可能要占领法租界，音专又于9月再次搬迁至公共租界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626号闹市区的一栋旧楼中，直至抗战胜利再搬回江湾原校区。就是在这连年战乱、经费奇缺，校舍不定的极端困境中，肖友梅团结师生，苦撑局面，终使音专规模逐步扩大，体制渐趋完善，质量不断提高。先后设有理论作曲、钢琴、管弦乐器、声乐和国乐等专业。同时又有预科、本科、专修科、研究科、师范科之别。并不遗余力地在上海罗致了一批中外一流的音乐名家、教育来校执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29年著名音乐家黄自留美归来，被肖友梅聘为理论作曲教授兼教务主任，致使音专的教学、创作及演出活动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无论在教学质量、艺术水准或者学术成就上，都臻至当时中国专业音乐的最高水平，并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日后在中国音乐文化建设中起着梁柱作用的国内外知名音乐家。国立音专本身亦被后人誉为中国现代专业音乐的摇篮。正如贺绿汀所言：“没有肖先生为之含辛茹苦、百般操劳的‘老音专’，就不可能有1949年解放后的上海音乐学院，更不可能有目前活跃在国内外，使我国音乐文化在世界大放光彩的各方面杰出的音乐人材。”（注：贺绿汀《肖友梅音乐文集·序》（作于1989年11月）。）上海国立音专的建立与发展，不仅开创了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新局面，标志着新音乐运动发展的高度，亦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上海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
四、多种形式的音乐教育
上海的文化素来有着多元化的、多层次的结构特征。音乐教育也不例外，在以上种种音乐教育存在的同时，还有多种音乐教育形式从各个方面丰富着上海音乐教育的整体。
1904年5月由曾志忞发起组建的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的第一个新式音乐社团“亚雅音乐会”在上海成立。该会以“发达学校社会音乐，鼓舞国民精神”（注：《新民丛报》第三年第三号（1904年8月刊《亚雅音乐会开会式为甲辰卒业生送别记》。）为宗旨，设立了“唱歌讲习会”、“军乐讲习会”等。1907年夏，曾志忞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组办的“夏季音乐讲习会。”据《上海通志馆期刊》第一年（1933年）所刊《上海学艺概要》记载：这是一个利用暑假时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嗽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等，已俨然是一所业余音乐学校了，比“亚雅音乐会”又进了一步。
1908年曾志忞又协同高寿田、冯亚雄等人在上海斜桥南瞿真人庙附近（即今制造局路瞿溪路口上海制造局路小学）创办了一个半工半读式的“上海贫儿院”，院内特设“音乐部”，并组建了我国第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西洋管弦乐队，该贫儿院虽然仅创办了短短几年时间，但其历史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二十年代初，黎锦晖任上海“国语专修学校”教务主任、校长时，在“语专附小”设立了歌舞部，以儿童表演唱、儿童歌舞表演曲以及儿童歌舞剧的形式发展了单一“乐歌”式的学堂音乐教育，给予儿童音乐教育以更生动的、更富儿童性的内涵。他创作的儿童歌舞音乐曾迅速、广泛地流行于全国大、中城市以及东南亚一带，对当时中、小学的音乐教育有很大的影响。1927年2月，黎锦晖又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966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培养歌舞人才的学校——“中华歌舞”专门学校。招生男、女学生，学校供给食宿，不收任何费用。开设了声乐、器乐和舞蹈专业。教学采用启发式，每天上四节歌舞课，二节文化课，边学边练，学员3个月即能上台演出，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早期的歌舞演员，如黎莉莉、王人美、周旋以及聂耳、李果等都曾受教于该校。
四十年代，上海还先后创办“中华音乐院”、“星期音乐学校”、“上海音乐函授学校”等学校。这些学校都曾对当时音乐教育的普及，为市民接受现代音乐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并从另一侧面显示出上海作为现代音乐教育的中心地位。
勃兴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现代音乐教育事业，经过整整半个世纪的艰难曲折，潮起潮落，终于在新中国诞生的曙光中迎来了灿烂的前程，迈进了崭新的纪元。如今，当我们站在又一个世纪之交，面对新世纪的来临，回首百年前的音乐教育，回首先人们创业之艰辛，图治励清，怎不令吾后来者有所思，更有所行，以不负历史给予的新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