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理论及其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所要分析的这一问题之所以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是因为在俄罗斯这个国家本身发生了高通货膨胀过程，并且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又收效甚微。
不防指出，通货膨胀就是货币贬值（货币的购买力下降）。货币贬值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是由物价上涨引起的，而在有强大的非市场力量起作用的经济（诸如命令式和指令性经济或由国有化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中，促使货币贬值的原因还有受周期性加剧影响的商品短缺和商品与服务质量下降这两个同时存在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通货膨胀理论的演变
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对通货膨胀问题的阐述和西方的通货膨胀理论最初都同样是建立在将这一现象作为纯货币现象来理解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最初的通货膨胀理论不论是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还是在西方的文献中都是以在相应的经济学说中已形成的货币观点为依据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所依据的是如下的论点：作为货币的必须是具有价值的某种商品（因为货币只有以这种身份才能够执行自己的价值尺度的第一位的和有决定性作用的职能）。由于历史的演变和特殊的物理性能，在市场经济中出现了诸如黄金这样的商品（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中还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另一种贵重金属即白银这种商品）。至于谈到纸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增强的作用，那末，依据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纸币只是作为金币的代表在发挥作用（而不管纸币与黄金的交换机制存在与否）。
正是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上述两个最为重要的论点，即关于货币的黄金基础的论点和纸币是金币的代表的论点，成了建立马克思主义通货膨胀理论的两个模式。
这里必须作一个重要的预先说明。在马克思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其他经典作家或奠基者的著作之中，不可能见到有某种全面的和明确的通货膨胀理论（比如像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货币理论或再生产理论那样）。而只能见到一些个别的阐述，同时这些阐述并不具有任何理论概括的作用并往往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解释。全面的马克思主义通货膨胀理论乃是普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建立起来的。如上所述，他们所依据的就是马克思货币理论的那两大论点。正是依据马克思货币理论关于货币的黄金（或金属）基础的这一论点产生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通货膨胀理论的第一模式。这一模式将价格的变动趋向（上升或下降）只是解释为一种因素，即黄金开采业（或者，一般说来，在银本位或金银复本位货币制时期的货币金属的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与所有其余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比的比例关系的变化。依照这一观点，价格之所以上涨和通货膨胀之所以发生，总是因为黄金开采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得较为迅速和黄金与其他商品相比价格下跌了。这一观点的主张者认为，鉴于黄金永远决定着纸币的价值，而纸币只不过是黄金的代表，所以，黄金跌价便会导致纸币价值下降和相应地价格上涨。然而，对通货膨胀的这种解释甚至对于金属货币占支配地位的时期也是有条件下，并且随着纸币流通量的增长而变得越来越不可信了。
初看起来，这一观点是与16-17世纪的情况相吻合的。在这一时期内，西欧国家的商品价格上涨了1-1.5倍。促使价格上涨的一个决定性的原因是相对来说廉价的美国黄金和白银向欧洲的新流入量大约超过了欧洲1500年拥有的这些贵重金属的储备量的15倍。然而，即使针对这一时期而言，上述这一观点的合理性的依据仍然是如下的这一极端的假定，即从美国大部分靠公开的掠夺而获得的廉价贵重金属的流入量等于金银生产部门与其他物质生产部门相比的较为迅速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量。
而对于所谓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即19世纪的资本主义时期，关于价格总水平和黄金费用之间的直接依从关系的上述观点就已经是无法得到任何证实的了，包括在有条件的假定下也是如此。试图借助统计核算来论证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上述这二者关系的做法未能获得成功。在这一方面，一本最为著名的著作——ф·U ·米哈列夫斯基的《黄金是货币商品》一书（1937年，莫斯科）就是以统计核算的结果为依据的，而这些核算结果在核查时揭示了统计上的完全失误。
只要仔细考察一下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中价格涨落的周期性，就足以确信战争在通货膨胀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了。例如，19世纪价格的暴涨时期是在头二十年和1850-1880年。前者是拿波仑战争震憾了欧洲，后者则与克里木战争和普法战争以及美国的国内战争息息相关。在战争时期，纸币与黄金的兑换中断了，由此，价格水平与采金费用之间的任何联系甚至从抽象的理论角度来看也停止了。
19世纪的其余部分是和平时期。在和平时期的条件下，正常的货币流通，首先是黄金与纸币的兑换恢复了。而和平时期的特点曾是价格呈急剧下跌的趋势。当时在价格下跌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自由竞争机制，而自由竞争机制通过刺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导致费用和价格下降。并且，还有一点可以说明19世纪和平时期价格的总水平与黄金开采费用的变动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这就是在发行银行对黄金的无限制的需求的条件下，黄金的耗量是根据矿山以最高费用的开采条件来决定的。此外，以已经发生变化了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所新开采的黄金的适中的量（与已有的黄金储备相比）也有一定的作用。
由于价格时而上涨和时而下跌的波动，在诸如美国和英国这样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中，价格总水平在19世纪末叶大约等于或者甚至低于该世纪初叶的价格水平。价格的这种动态也是19世纪德国的一大特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价格动态和通货膨胀的规律性就是如此。
价格总动态与采金业费用动态之间没有任何直接联系这一现象在20世纪更为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在20世纪的头三十年（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之外）和尤其在以后的时期也同样是这样情况：在20世纪头三十年中是实行完全的或不完全的金本位制，而在以后的时期中黄金一开始便从所有国家的国内货币流通中被排挤出去了，之后在国际上也失去了货币金属的作用。
关于价格动态和通货膨胀与采金业的生产条件的变化有着直接联系的观点在完全与现实发生了脱节之后甚至在前苏联的经济学界也几乎失去了自己所有的追随者。把通货膨胀与剩余的纸币流通联系起来并同时以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关于纸币是金币的代表的这一论点为依据的另一种观点曾经占有统治地位，但却缺乏令人信服的论证。
总的来说，这一观点与先前的将价格水平与采金业的生产过程硬性地联系在一起的观点相比，具有较大程度的现实性。但是，即使这一观点也有其薄弱之点。正是这些不足之处才引起了前苏联经济学界的相当激烈的争议。第一，提出了在货币与黄金的兑换甚至在国际上都已停止的条件下还一味地将现代纸币与黄金联系起来的观点是极其牵强附会和令人难以相信的。第二，指出了20世纪中的价格上涨过程往往不仅是由货币流通领域中的过程，而且是由商品生产和市场供给领域中的过程引起的。在前苏联经济学界持有这一批判观点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对通货膨胀性质的多因素的解释（也就是说，通货膨胀的发生和发展是受货币流通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方面的因素和商品生产与供给方面的因素的共同影响的）。在这一观点中承认了现代纸币与黄金联系的完全脱节。然而，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理论观点。这些观点在解释现代纸币的性质时试图不考虑与黄金的联系。在一种情况下，这些货币不是作为黄金的代表，而是作为某种别的商品（如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代表；在另一种情况下，认为现代纸币完全没有商品的本性并断言纸币变成了某种计算单位，而这种计算单位直接反映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在第三种情况下，把现代纸币看作为垄断商品的变种（因货币的发行是被置于一个垄断者即国家的完全监督之下的）。在这一观点的框架内，纸币仍然保留商品的本性，而纸币的价值的形式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针对其他垄断商品所提出的规律（作为其他非垄断商品价值的再分配结果）。这种理论上的分歧其实就意味着在黄金被排挤出货币流通领域之后上述的货币理论既不能作为解释纸币本性的基础，又不能作为解释通货膨胀过程性质的基础。
西方的通货膨胀理论的演变：货币数量论的支配地位
西方的通货膨胀理论同样也是源于货币理论的。但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不同，西方的通货膨胀理论把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这一职能视之为基础。早在16世纪就产生了的货币数量论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了起来（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休谟，而在经济学界则以李嘉图为最杰出的代表人物）。货币数量论曾经享有极高的声誉，其中包括在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头几十年中对通货膨胀现象的解释也是闻名于世的。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费雪首先于1911年在其《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最为明确地提出了货币数量论（费雪正是由于对货币数量论和货币的购买力问题的研究而同时成为经济指数，首先是价格指数计算的理论家之一）。恰恰是费雪推广了所谓交换方程式并使其得到了理论上的论证：
MV＝PQ，
式中：
M——流通中的货币量（而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纸币）；
V——货币流通速度；
P——商品交易价格的平均水平；
Q——商品交易量。
交换方程式以最简单和最通俗的形式表达了货币数量论。而货币数量论受到了各种学派，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批评。
下面我们且来考察一下这种批评的一些主要论点及其论证的充分程度，从而便能够确定货币数量论的科学性。鉴于从70年代开始货币数量论的复苏（当然是披着更为复杂的货币主义的外衣），对这种批评进行分析便具有特殊的意义。
针对上面所谈到的费雪的交换方程式所提出的第一大类批评意见可作如下的归纳：就是说这一方程式是同义反复。的确，如果考察方程式本身，那末它是为这一指摘提供了依据，因为它只是认定了如下这一十分明显的事实：周转中的支付资金包括其流通速度的总额等于商品交易总量乘以价格平均水平。
然而，费雪将交换方程式与一系列条件联系起来，从而要求在交换方程式中反映明确的因果关系。第一，V和Q被认为是常数或相对常数。第二，M，即流通中的货币量，被视之为原因，而P，即价格水平，则被视之为结果；并且，上述的因果关系被解释为严格的比例关系。换句话说，在费雪的交换方程式中相当严格地表达了货币数量论的观点，而根据这一观点，价格水平的变动与流通中的货币量是成比例的。其实，这一表述中表达了通货膨胀理论的一个最简单的模式，即货币购买力的下降与流通中的货币量的增长成正比。
对费雪的交换公式提出的第二大类批评意见（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代表人物的批评意见）是否定形成这种量的等式而没有预先阐明等式的“质的”基础的正确性。说得简单些，就是批评家们认为，不可能将货币总量与价格水平进行比较，如果不预先确定其价值实质的话。
不能承认这种批评是有充分根据的。在交换方程式中进行比较的是用一种计量标准，即货币形式所表示的数值，从而使这种比较成为完全正确的，而不需要对作为价格和货币基础的价值问题作任何预先的说明。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货币数量论在以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职能为依据的同时，也是以西方价格理论的基本公式为基础的。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这种批评意见，即不仅仅是指责货币数量论的追随者，而且也是指责整个西方经济思想界无力解决货币的价值问题的话，那末，针对这一点而言可以指出如下的情况。在西方经济学界中有一系列试图阐明货币的价值基础的流派（大部分都是以这一个或那一个经济学家所赞同的商品价值的观点而定的）。下面就一些主要的流派分别作一简要的阐述。
其中的一个流派，也是最普普通通的一个流派，把货币的价值与货币的生产费用联系了起来。十分清楚，货币价值的这一“原始的”定义在对理论分析进一步深化的条件下本该根据非劳动价值论的追随者的偏好和信仰的不同归为生产要素的两个变种之一：或者是要素效率说，或者是货币所有者牺牲说。
以货币的生产费用从理论上解释货币价值在金属货币流行的时期看来是近乎情理的。而在纸币占据支配地位之后，对货币价值作这种解释的意义便显著的降低了。
有人试图从边际效用论这一价值论的特殊变体的角度来解释货币的价值。然而，那些在为货币价值下定义时试图利用所谓效用测定基数法即直接法的边际效用论的早期代表人物们的有关的一些论点看来是极端虚假的，是杜撰出来的。借助效用测定序数法确定货币价值的做法曾经收到成效（即借助所谓无差别曲线在确定各种商品效用的次序选择的基础上的效用测定法——参见帕累托、希克斯等的著述）。
通过这样一些理论构想，从消费资料组合的无差别曲线的最佳结合中导出了货币价值。属于这一消费资料组合的不仅有消费品，而且还有有价证券、现金余额等。
由于对货币价值的各种各样论证的虚假和牵强附会，所以在西方经济思想中对货币实质的所谓唯名论的解释便占有了支配地位。唯名论否认货币的商品本性，相应地就没有提出货币的价值实质问题。依照唯名论的观点，货币乃是某种符号，而这些符号由于特定的情况便具有能够起着一般等价物作用的能力。这些特定的情况或者只是与国家的支配力有关，或者除此之外还与某些经济原因有关。著名的德国经济学家乔治·克纳普被认为是唯名论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在自己的主要著作《货币国家说》（1905年）中就阐述了这些观点。
通过对试图解释货币的实质，包括货币的价值实体的西方货币理论的简单叙述，可以再一次证实只是因为货币数量论没有与某种解释货币本身的价值挂上钩而否认货币数量论是不正确的。可是，货币数量论就其实质来说与唯名论的货币观点是一致的（当然，虽然可以，但却是有条件地可以将货币数量论与上面所谈的承认货币的商品本性和货币的内在的价值实体的其他理论结合起来）。
选择西方经济学界所提出的对货币实质的任何一种解释首先是基于相信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所选择的模式的合理性（如果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所作出的选择是绝对正确的话）。
针对货币数量论所提出的第三大类批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的通货膨胀理论。这类批评意见是指责货币数量论过于简单了。对这一大类的批评意见还可以细分为如下两种。一种批评是指出了只是将现金数量解释为引起价格水平变动的决定性原因的狭隘性并认为除了现金数量之外还有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方面的其他因素（包括各种各样的支付手段）。鉴于这一种批评并未涉及到货币数量论的实质，所以，有些人就借助于这种批评意见对货币数量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例如，费雪便使自己的交换方程式变得复杂了一些，在交换方程式的左方补加了支票流通及其周转速度。但英国经济学家们（尤其是马歇尔和皮古）还进行了更大的更新。他们将经济机构对支付手段的需求问题既作为流通手段又作为保险基金包括到货币数量论中去了。总的来说，这些修正并未涉及到费雪的货币数量论中所包含的价格水平与流通中的货币量的直接的硬性的比例关系。
属于这一大类批评意见的另一种批评或者是指出了货币数量论中包括的过分硬性的规律性的可疑性（如货币量增长和因货币量增长所产生的价格水平上涨的严格的比例关系，货币流通速度和商品交易量的不变性），或者是指出了在与货币流通对价格水平产生影响作用的同时可能还会有生产性和市场性的价格形成因素方面的相当重要的反作用。由于这些批评意见对货币数量论和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的通货膨胀理论的原则本身都构成了威胁，所以并未予以考虑。
然而，之所以未对这种批评意见没有给予考虑，也是因为有其客观上的原因。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的通货膨胀理论大体上正确地解释了19世纪和20世纪头几十年运行的通货膨胀机制。那一个时期的通货膨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种货币现象，是在纸币量与其金属基础相脱节的情况下价格对纸币量的升高的反作用（通常是在战争时期或战后的经济破坏时期）。由此而产生了货币数量论者所建议采纳的抑制通货膨胀的方法——首先是降低纸币总量、恢复纸币与黄金的联系（兑换）。当时，采纳了这样一些建议实际上就足以恢复正常的货币流通和价格形成了。
针对货币数量论的最后的即第四大类的批评意见是：货币数量论作为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包括在以萨伊定律为基础的新古典主义理论之中（供给自身产生对供给的需求）。实质上，否认在资本主义经济正常运行条件下的严重失衡乃是萨伊定律的基本论点。首先对这种思想给予评击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框架内论证了包括萨伊定律在内的关于市场经济内在的协调一致的所有论点都是站不住脚的。在这一经济学说的框架内揭示了资本主义再生产机制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尤其是与再生产的信贷货币领域息息相关。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说批判领域中的独创性的学术贡献就在于此。西方经济学界的杰出的思想家——凯恩斯和维克塞尔等人——只是在过了数十年之后才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在1929-1933年深度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新古典主义理论破产了。而正是这一理论的破产导致了它的价值和成为这一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货币数量论的价值的暂时下降。
西方通货膨胀理论的演变：从“凯恩斯革命”到“货币主义反革命”
在西方经济思想中，30年代的一大标志就是凯恩斯理论的问世及其很快享有颇高的声誉（发生了所谓凯恩斯主义革命）。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其主要的著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1936年问世）中所表述的思想在这一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凯恩斯的两个有决定性意义的思想以其最为通俗的阐述与以前的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最具有革命性。第一个思想是：肯定私人经营的市场经济不拥有自始至终总是发挥作用的自谓节机制，从而，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经济可能处于深刻的危机性停滞状态，而单单一个市场力量是无法使这种经济摆脱这样的停滞状态的。由此而论证了有必要实行国家的经济调节，以纠正这种经济的纯市场发展的缺陷。第二个基本思想是：提出了刺激所谓有效需求作为国家的经济调节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实行这种刺激的决定性手段就是增加国家的预算开支（其中包括采用国家预算赤字这样的方法）和推行自由化的信贷货币政策。
正是由于这第二个基本思想的影响，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逐渐形成了关于通货膨胀的新观点。凯恩斯主义对解释通货膨胀所加进去的主要之点就是否认货币数量论，特别是否认费雪的阐述中所提出的硬性的量的规律性。认定交换交程式的左右两方的货币流通速度也好，商品（产品）交易量也好都可能发生变化，相应地，这些变化对通货膨胀过程的影响也是可能的。一些经济变量，其意义在以前是估计不足的，也以极其重要的作用被包括到对量的规律性的分析之中。这些变量首先是利率以及各种支付手段和有价证券的不同的清偿力。
同时也否认了在货币量与价格水平的相互作用中存在着固定的比例关系。依照凯恩斯的思想，在一定的条件下（首先是在生产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也就是在经济衰退时期，在有大量的限制和经济高涨的条件下），货币量适度的增长（和由此而引起的金融资产的增长）及一般的有支付能力需求的适度增长应当通过降低利息和相应地通过增加投资对生产和就业率的增长起较大的影响作用，而对价格的上涨起较小的影响作用。换句话说，凯恩斯主义不仅仅是扬弃了货币数量论关于货币量和价格水平变动中的成比例关系的论点，而且还提出了低通货膨胀即所谓爬行式通货膨胀在刺激生产和一般的经营积极性的效用的论点（而依据货币数量论的公设，货币购买力的下降，即通货膨胀，永远只能从经济意义上作否定的解释）。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国家中，正是凯恩斯思想改变了对通货膨胀的看法，低通货膨胀，也就是爬行式通货膨胀（最初理解为年物价上涨率不超过2-3%，以后理解为物价年上涨的上限为5-10 %）开始被认为是市场经济正常发展的不可避免的伴随现象，它在一定的条件下对刺激生产起着有益的作用（可是，对可允许的爬行式通货膨胀的幅度的评价都是因国家而异的。例如，在瑞典，年物价上涨率不超过10%的通货膨胀才被视之为可允许的爬行式物价上涨水平）。而更高的通货膨胀，如奔驰式通货膨胀（年物价上涨率从10%到50-100%）， 尤其是恶性通货膨胀（年物价上涨率在100%以上），则被认为是否定的， 因为由此而引起的较高的社会经济费用（有时还有政治代价）会明显地超过可能获得的收益，如果一般来说还是有收益的话（在恶性通货膨胀范围内，还可以划分出极度恶性通货膨胀，或者叫做超级通货膨胀，在这种通货膨胀情况下，月物价的上涨幅度为50%或更大。如果月物价的上涨幅度保持为50%的话， 那末这一年的年物价上涨率将是130 倍。 尼加拉瓜1988年的物价上涨率为330倍，这是当今的破纪录水平。可是， 历史上也发生过更高的通货膨胀。在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超级通货膨胀时期，1923年的物价上涨幅度高达100倍， 而个别月份的上涨幅度则更大。最后，在德国实行了没收式的货币改革时，1923年末一个新德国马克可以兑换一万亿旧德国马克。
对通货膨胀解释的进一步的演变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凯恩斯主义的改良上。这里我想指出两个极其重要的流派。
第一，出现了证明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与失业率之间有相对固定的逆向联系的流派。根据这一流派的观点，低失业率时期通常促进了物价的加速上涨；而高失业率时期反映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普遍下降（通常是经济衰退时期的典型现象），它与物价降低同步发生。这种相互关系在西方经济学界称之为“菲利普斯曲线”，这是因为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在分析英国大约一百年的统计资料的基础上揭示了这一规律性。以后，证实美国也存在着这种规律性的著述相继问世了。
这种量的规律性的揭示促进了对反通货膨胀政策（统称为通货紧缩政策）措施的研究，而这种反通货膨胀措施在抑制经济增长和失业率增大的基础上将通货膨胀率降到了最低限度。从“菲利普斯曲线”和类似的论点起，西方经济学只能作出如下的选择：要么是高失业率，要么是高通货膨胀率。
第二，对只是固定表现为交换方程式的直接数量关系的存在（也就是对货币量的增长总是引起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的最有效的原因这一点）越来越多地产生了怀疑。有人提出了如下的假设：价格总水平的上涨也可能是由交换方程式的右方所发生的过程，也就是包括商品销售的各种不同的市场条件在内的商品生产和供给中所发生的过程所引起的。随着这一观点的发展，价格理论的思想强有力地渗透进西方通货膨胀理论中了，从而排挤了独占支配地位的货币理论。
不妨指出，在现代模式中，价格理论（或者说是宏观经济理论）似乎可以分为四个组成部分，而其中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旨在说明一定的价格形成因素。与这些因素有关的四个方面是：消费需求的形成；商品和服务的供给（通常是在个别公司的活动范围内）；以不同的市场形式为转移的，或者换句话说，以市场上的垄断力量和竞争力量的结合为转移的需求和供给的比例关系；生产要素价格的形成（分配理论）。
成为价格理论的这些组成部分的所有的价格形成因素开始都同时被视之为引起价格上涨，也就是引起通货膨胀的因素。对传统的纯货币的（或者说只是与需求因素相关的）通货膨胀理论进行这种修正对于理解现代通货膨胀过程和制定有效的反通货膨胀措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然，认为对通货膨胀所进行的多因素的新解释只不过是抽象的理论上的一大成就是错误的。这一观点的直接依据是：价格理论中所包括的所有的事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与19世纪和20世纪头几十年不同，真正成了引起高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这些观点的形成表现为所谓费用引起的通货膨胀形式，它与需求引起的通货膨胀不同，后者只是包括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方面的因素所产生的影响作用。
根据引起通货膨胀的因素形成对通货膨胀的两种解释——需求引起的通货膨胀和费用引起的通货膨胀——无疑是在通货膨胀理论的演变和制定反通货膨胀的实际措施中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并且，还必须强调指出如下两个重要的情况。第一，对通货膨胀的这两种理解完全不能看作为两个彼此独立的通货膨胀的流派。普遍认为，在当今的大范围的通货膨胀中，需求引起的通货膨胀因素和费用引起的通货膨胀因素都是共同发挥作用的。这明显地使一般的反通货膨胀斗争变得更加困难了。第二，对通货膨胀的两种理解与货币有着有机的，虽然是不同的联系。在需求引起的通货膨胀中，货币同时既具有这种通货膨胀的基础的作用，又具有促使这种通货膨胀发生和发展的积极原因的作用。在费用引起的通货膨胀中，货币同样是这种通货膨胀的基础，但却是引起这种通货膨胀的消极原因。换句话说，在这种类型的通货膨胀中，货币数量（包括货币的流通速度）接近于由商品的生产和供给方面的非货币因素作用所引起的已上涨了的价格水平。如果没有发生这种接近（或者接近的程度不十分相当），那就会开始出现了与货币资金不足有关的危机性的生产衰退过程了。
在亚当·斯密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把以下三个变量的动态当作费用引起的通货膨胀的决定性因素。这三个变量是：工资、利润和进口的劳动对象（原料、能源等等）的价格。物质耗费从分析中排除了，作为分解为收入（工资和利润）的耗费，并且绝大部分是在同一年的范围之内。由于在费用引起的通货膨胀的一般理论的框架内对这三个变量的动态是单独解释的，所以就形成了论述价格与需求引起的通货膨胀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的每一个部分的相互关系的单独部分。
针对工资来说，通常都利用关于“工资——物价”螺旋的学说。“工资——物价”螺旋的作用是相当简单的：持续不断地增长着的工资会导致生产费用的普遍增高，从而迫使私人公司为了维持其利润而提高自己产品的价格。已上涨了的价格，包括消费品价格，会刺激劳动者去争取进一步提高工资。已增高了的工资重又造成物价上扬，如此反复地螺旋式上升。劳动生产率在“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果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相当大，工资对物价的压力就会得到缓解。如果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不大（更不用说这一指标保持稳定或者呈下降的趋势了），那末，不断增长的工资对物价的压力便会显著地增大。
利润的增加也对物价的上升起着一定的作用。在西方，甚至有“行政管理型通货膨胀”这一概念。所谓“行政管理型通货膨胀”，就是指主要是由公司的领导（公司的行政管理部门）的提高利润量和利润率的政策所引起的物价上涨（关于这一类型的通货膨胀说的创始人乃是美国的经济学家米恩斯。他是在30年代提出了这一理论的）。可能产生行政管理型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在多数现代经济部门中特大型生产厂家集团（就是在这些部门的所谓少数卖主垄断的公司范围内）拥有巨大的市场支配力。
如果考虑到进口的劳动对象（和一般的进口货）的涨价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的话，那末，费用引起的通货膨胀的这一因素往往在如下两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因的影响下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当世界市场上能源和原料的价格明显地上涨时（如70年代中所发生的情况）和由于本国货币与美元及其他硬通货的兑换率发生了变动时。如果本国货币的兑换率下降，所有的进口货就会涨价，从而无疑会导致国内通货膨胀的加剧（该国进口的商品愈多，通货膨胀便会愈加严重；此外，进口的劳动对象的提价通过生产的商品对费用增大的影响就会不断增强提价的进口货的通货膨胀效应）。如果通过进口货降价来提高兑换率，则会产生反通货膨胀的逆效应。
承认引起通货膨胀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因不仅仅是货币流通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因素（需求引起的通货膨胀），而且是商品的生产和供给以及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因素（费用引起的通货膨胀），这就必然地会形成现代反通货膨胀的两大流派——通货紧缩政策（或控制需求）派和收入政策派。通货膨胀政策旨在消除需求引起的通货膨胀因素。这种政策包括目的在于压缩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各种措施（缩减国家开支和国家预算赤字，增加税收，严格的限制性信贷货币政策以及保持高利率等）；一旦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过分膨胀，在这一政策范围内可能实行没收性的货币改革。收入政策的目的是消除费用引起的通货膨胀因素。这一政策包括同时冻结物价和工资水平的措施，或者往往是允许物价和工资的提高幅度在一定的即预先规定的范围之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和70年代末叶之前的时期，所有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是以凯恩斯主义作为自己的经济政策的基础。这些国家的政府以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刺激生产的措施，首先是以赤字预算拨款为依据，取得了经济增长相当迅速的成果，但通货膨胀也同时加剧了，从60年代中叶起，特别是70年代时期，这种通货膨胀便逐步地由爬行式通货膨胀变成奔驰式通货膨胀了。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这些年代中的高通货膨胀被说成是“头号的经济危险”。为了力图遏制这种高通货膨胀，在所有的国家中都采取了通货紧缩政策，而在一些国家中还实行了收入政策。然而，在所有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60-70年代的反通货膨胀政策都没有能够制止住奔驰式的通货膨胀。
由于奔驰式通货膨胀一直是长期地和稳定地持续着，并且在以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措施为支撑的条件下又未能抑制住这种通货膨胀，所以，到了70年代末叶，凯恩斯主义的声望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大大下降了。它的对立面——新古典主义复兴了，首先是以所谓货币主义形式（货币主义反革命）。货币主义理论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便是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
货币主义捍卫了在私人经营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完全协调一致的思想，包括萨伊定律的合理性。在货币主义的框架内完全恢复了货币数量的作用和意义（虽然也是以较为复杂的理论形式）。货币主义认为货币对这种经济的运行起着关键的作用。货币主义者把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切困难和障碍都归咎为国家的经济作用过大（包括不善于控制货币发行）。依据货币主义者的观点，国家在经济中的决定性的作用首先就应当是持续均衡地扩大流通中的货币量（每年大约是增长百分之几），从而便应当自然而然地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了。
在货币主义者看来，通货膨胀是一个纯货币的现象，也就是说，是由于流通中的货币量过大而产生的。货币主义者认为所谓通货膨胀预期值在经济发展中有很大的作用，并特别以此来说明与“菲利普斯曲线”相对立的量的规律性。货币主义者所主张的反通货膨胀斗争可以归结为旨在缩减流通中的货币量和一般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量的措施，就是说，实质上就是通货紧缩政策的基本措施（包括所谓规定指标——抑制货币量——货币总量指标增长的政策，使指标在预先规定的范围之内）。他们认为完全取消预算赤字拨款和支持严格的限制性的信贷货币政策具有特殊的意义。货币主义者完全否认抑制费用引起的通货膨胀的措施的任何作用。在他们看来，在商品的生产供给方面必须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大力支持竞争的市场环境，而在对外经济关系中，则是支持浮动汇率。
在我国经济学界，至少是从80年代起，认为西方的经济理论和实践中货币主义思想独立支配地位的观点是广为流行的。虽然不能否认货币主义者的重要作用，但是这种看法是过分夸大了，甚至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一时期，当货币主义者甚至从所有的阵地上都将凯恩斯学派胜利地排挤出去的时候也是如此。并且，这种看法也不符合以后时期的实际情况。
在作为货币主义发源地的美国，与货币主义的同时出现了另一个经济学派，叫做“供给经济学”理论。它在凯恩斯主义的威信扫地之后也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关键思想就是强调国家的经济政策必须从凯恩斯主义所提倡的刺激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转向大力刺激供给，也就是千方百计地刺激私人的经营活动。这一流派的一个主要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拉弗。“供给经济学”在理论上与货币主义有很多共同之处（对凯恩斯主义的否定态度；承认包括萨伊定律在内的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有决定性意义的观点）。但是二者之间也有重大的分歧，有时是原则性的分歧。其中一些分歧与其说是理论性的，不如说是宣言性的。“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代表人物自认为是西方古典经济学，首先是亚当·斯密的继承者。他们只是承认基于金本位的货币流通才是健康的货币流通，因而在当今的条件下实际上是不可行的。
另外一些分歧则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例如，“供给经济学派”认为，国家预算政策的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方面应当是税收刺激，首先是对私人经营活动的税收刺激和对居民的储蓄刺激（通过降低居民税，特别是最富有阶层的居民税）。“供给经济学”的理论家们认为由于实行这种政策而对国家预算收入部分产生的危险（和相应地产生更大国家预算赤字的危险）对于说明如下的情况乃是极其有争议的证据：通过实行这种刺激将会达到收入和相应地收入税的加速增长，而这一增长额将可以完全补偿先前的税收损失（以所谓拉弗曲线形式表示的规律性）。
货币主义者同样是主张对经济活动实行税收刺激的，但只是这种税收刺激不是通过维持国家预算赤字的办法，因为他们把消灭国家预算赤字或者使其降到最低限度置于首位。换句话说，“供给经济学”的理论家们在把凯恩斯主义关于预算赤字拨款的思想说成是大逆不道的同时，实质上又使这种思想复活了，但只是披上了不同的理论外衣而已（不是作为刺激经济活动的积极工具，而是作为经济活动的可能结果）。
如果考察一下发展中国家的话，那末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更不能说是货币主义理论完全占有支配地位了。当然，也可以找到首先是由于美国人及其操纵的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施舍这种理论占有形式上的主导地位的国家，但在多数国家中，还是其他理论（或者是引进的，或者是具有独创性的）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在拉美地区，由于长期的高通货膨胀的存在，形成了所谓结构性通货膨胀的理论。这种通货膨胀理论所研究的对象是这样一种通货膨胀形式，即它是作为一种动态过程发展的，而引起这种动态过程的是经济部门间的比例失调、供给对需求没有弹性、生产要素的机动性很差和价格没有趋降的灵活性。
结构主义者将通货膨胀过程视之为需求的结构，即所谓需求的位移。依照他们的观点，发展中国家实行工业化，随之便会引起需求的位移。而需求的位移则促成生产和消费的变动，引起物价上涨，然后便是流通中的货币量的增加。结构性通货膨胀过程除了包括一些内在的因素之外，通常还包括一些外部经济因素，如本国货币的经常性贬值、外汇匮乏和进口迅速增大等等。
结构主义者认为，要遏制这种通货膨胀，首先必须在刺激经济均衡的增长、消除比例失调、提高供给的弹性和生产要素的机动性的基础上改变经济结构。在他们看来，只是靠货币、财政和价格调节是无法抑制通货膨胀的。从此，如果不实行相应的结构改革，限制措施可能会使经济处于危机状态。
如同凯恩斯学派一样，结构主义者也赞同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但是，与凯恩斯学派不同，结构主义者认为，奔驰式通货膨胀（物价的年平均上涨速度为20-25%）一定的条件下在经济上是有益的。结构主义者指出：这些国家的一些经济部门会以不同的速度发展，由此而产生薄弱环节和比例失调。在这些经济部门中保持固定的价格便有可能发生通货膨胀，所以，结构主义者的观点是：必须对薄弱环节实行积极的投资，即使这种投资是靠发行货币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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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西方经验表明，货币主义及其理论构想在解决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问题中已经不起支配作用了，而只是对制定相应的决策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国的经济政策中从1992年起就一味地遵循着表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的这种理论构想与其说是引进西方有用的经验，不如说是与西方的有用经验背道而驰。
可以证实这一点的是，我国的通货膨胀性质和引起通货膨胀的一系列因素与货币主义教条们设想的那种通货膨胀的性质及与其有关的经济条件完全不相符合。依照货币主义者的逻辑，受货币主义限制的高通货膨胀应当是在市场、竞争和市场基础设施正常发展的条件下发展的。促成这种通货膨胀发展的决定性前提条件应当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方面的货币性因素。费用引起的通货膨胀因素则应当是起着极小的作用。
然而，十分清楚，我国发生高通货膨胀的现实条件和因素与所描述的这种情况毫无共同之处。从1992年的货币主义试验一开始，我国就不具备符合进行这种试验的最低限度的市场条件。在我国所发生的高通货膨胀中，强有力的费用引起的通货膨胀因素（有时是独一无二的）一开始就具有支配性的作用（如物质资源和外汇资金由于没有对经济空间实行保护而从国内流向或近或远的国外；由于经互会，特别是苏联的解体经济联系大范围的脱节；国内经济合作的削弱等等）。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说明，货币主义的构想，其中包括针对防止高通货膨胀的构想，都不符合我国当今的实际条件，从而就决定了在我国推行货币主义者构想所产生的否定性的结果。
筱荃译自《货币与信贷》杂志，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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