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性科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辩证唯物主义论文,哲学论文,性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9)06-0003-06
一、从简述复杂性科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说起
现代科学的发展，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呈现了高度综合的大趋势，其中蕴含着从简单性科学向复杂性科学的飞跃。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系统科学的发展，在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数学、经济等学科领域开展了许多有关复杂性或复杂系统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一个用系统方法，以复杂性探索为中心内容的复杂性科学应运而生了，世界上先后出现了：欧洲的以普里高津、哈肯、艾根为代表的自组织理论，即所谓欧洲学派；美国的圣菲研究所，以霍兰为代表的复杂适应系统(CAS)理论，即所谓美国学派；我国以钱学森院士为代表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即中国学派。
随着复杂性探索、复杂性科学的产生、发展，人们的学术视野向宇宙的广度、深度大大地拓展了，人们逐步领悟到：在世界上，虽然存在着大量可以用还原论方法认识、解决的简单性问题，但同时存在着无数不能用还原论方法认识、解决的复杂性问题。人们面对着世界在演化过程中不断涌现出的日益增多的复杂系统与复杂性问题，即所谓规模巨大的、组成要素异质性显著的、按照等级层次组织起来的、具有各种非线性相互作用的、对环境开放的动态系统。总之，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比比皆是。诸如，人体系统、人脑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地理系统、天体系统、天地人系统等等。所以从根本上说，世界是复杂多变的，绝不是恒定简单的。因此，我们对宇宙的奥秘，越是进行广泛、深入地探索，越是走向科学发展的深处，就会越来越多地发现复杂性问题。对待复杂性问题，用简单的方法、还原论的方法是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的。必须把复杂性当作复杂性来处理。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最主要特点是：科学是研究复杂性的科学，技术是调控复杂系统的技术。复杂性探索、复杂性科学集中体现着现代科学发展的辩证综合的总体特征与发展大趋势。探索复杂性的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已日益渗透进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方方面面。
无限的世界，不仅是不依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具有物质性；而且是普遍联系，永恒运动，在运动中传输信息，由矛盾构成，具有辩证性；是物质性与辩证性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作为对整个世界的宏观把握，就是对世界的物质性、辩证性及其辩证统一的正确反映，是科学的世界观。它旨在引导人们：按照世界的本来面貌，实事求是地认识事物、解决问题，实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从根本上说，这种科学的世界观是符合人类思维本性的，因为人的思维不过是外部世界的主观映象，即马克思所说的“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它所坚持的是人类正确认识世界的思想路线，代表着人类哲学思考的主流。
哲学来自非哲学，科学是哲学的基础；科学发展需要方法论，哲学是科学的向导。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只有随着科学前进，才能指导科学前进。当今，世界范围的复杂性探索的兴起与高涨，必然从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复杂的关系上，触及到哲学的世界观、本体论、发展观、认识论等基本的问题。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运用与发展提供了大好的机遇。
二、复杂性研究、复杂性科学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推进
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复杂性研究、复杂性科学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推进是多方面的，着重讲两点：
（一）复杂性探索进一步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哲学是对整个世界的宏观把握，是世界观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似乎是个无可非议不证自明的问题。为什么提出进一步论证呢？原因有二，一是回应挑战；二是使研究深化。
近些年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些论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持怀疑态度，特别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竭力否定。其主要论据有二：一是在文本上做文章，说马克思没有辩证唯物主义方面的专门著作，所以辩证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而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第一创始人，因此不能说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在科学前提上做文章，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从19世纪中叶产生以来至今已150多年了，现代科学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已经过时了，需要改变理论形态了。
事实如何呢？虽然这里要着重回答的是第二方面的问题，由于第一方面的问题是属于正本清源的问题，与第二方面问题密不可分。所以有必要先从这里谈起。
从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来看，众所周知，与辩证唯物主义有内在联系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1846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同创立的，这是举世公认的。
但是，在19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把主要精力转移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上去了。恩格斯主要承担了哲学的研究与建设，其主要成果是1876年9月-1878年6月撰写的《反杜林论》和1873年-1883年完成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既是论战性著作又是学科建设性著作。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的理论框架就是在这部著作中建立起来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也主要是在《反杜林论》与《自然辩证法》中阐明的。
比如，在《反杜林论》哲学篇中，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形而上学的过程中，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问题、物质与意识、物质与运动、时间与空间、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自由与必然等基本原理；论证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又如，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科学地总结了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发展的重要成果，批判了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观点，揭示了自然界的客观辩证性，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是关系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阐述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比较详细地论述了物质的基本运动形式以及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还阐明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决定作用，提出了人类起源于劳动的学说。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时期来说，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与理论体系（原生态的）主要来自《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两本书，这两部书是马克思、恩格斯相互支持、相互交流密切协作的产物。比如，马克思在1873年5月30日读了恩格斯谈自然辩证法纲要的信的第二天就回信说“非常高兴”。又如对《反杜林论》马克思逐章阅读过，其中有一章是他写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三个版的序言中明确地讲了这一点。他说：“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所确立和阐发的，只有极小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完成，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复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由马克思写的”。[2]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他们在长期共同斗争中形成的立场、世界观是一致的，相互吻合的。具体说，马克思在讲到自己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根本区别时指出，他的辩证法不是头脚倒立的，而是有现实基础的，现实基础就是唯物主义，强调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结合统一。恩格斯也是如此，不止一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结合统一，他明确讲过“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3]可见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中主要由恩格斯运作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基本观点，是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的世界观。怎么能说辩证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呢？文本问题回应完了，再讨论一下科学前提问题。恩格斯曾经指出：“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4]众所周知，科学的发展从古代的直观思辨，经过近代的经验分析，到了19世纪中叶，开始进入了以“整理材料”（恩格斯语）为标志的辩证综合阶段，一些以研究发展过程为特点的自然科学已相继出现并发展起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这些新的科学成果就其哲学意义来说，主要在宏观层次上，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自然界的辩证联系与物质统一性。这意味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跨入了辩证综合阶段，所以唯物主义的进程才能从近代机械唯物论开始转向了辩证唯物论。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产生的科学前提。
辩证唯物主义产生以后，20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有了很大很大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特别是当今世界范围的复杂性探索、复杂性科学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现代科学的发展不断涌现的巨大的新成果，是否定着辩证唯物主义、证伪了辩证唯物主义呢？还是逐步深入地论证着辩证唯物主义？为它的充实丰富深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呢？这是我们必须进行的回应和反思。
具体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20世纪以来，在科学发展历程中，又出现了相对论、量子论、遗传基因(DNA)的双螺旋结构“三大发现”，开辟了认识自然的新天地，即向微观（分子尺度以内的）和宇观（大尺度天体系统）领域进军。一方面，进一步揭示了微观领域的辩证联系：如20世纪初首先发现，光在光电效应等现象中显示出粒子性，在干射、衍射等现象中显示出波动性，因此得出光具有波粒二象性的结论。其后，到了20年代，又发现原来认为只有粒子性的实物粒子，如电子等也能发生衍射现象，说明它们也具有波动性。从此，认为一切微观粒子都具有波粒二象性，都是粒子性与波动性的对立统一。
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揭示了宇观领域（大尺度天体系统）的辩证联系：如爱因斯坦1905年提出的狭义相对论和1916年提出的广义相对论，直接否定了牛顿把空间、时间与物质割裂开来的绝对时空观。新的三大发现进一步揭示了微观、宇观领域的辩证联系，奠定了分子生物学、核物理、凝聚态物理、天体物理、电子学、光子学的理论基础，并形成了宇宙大爆炸模型、地球板块模型、基本粒子夸克模型等。科学发展沿着辩证综合的路径，大大前进了一步，是进一步证实了而不是证伪了辩证唯物主义。但辩证综合的特征尚未全面展现。
20世纪中叶以来，现代科学沿着辩证综合的途径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着以电子学和计算机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的科技革命，形成了一系列高新科技部门。新科技革命的一个突出的特征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显现了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而以高度综合为主的一体化趋势。科学知识的综合性、整体化，比较全面地从总体上展现了现代科学进入辩证综合阶段以后的整体特征，使辩证唯物主义得到了有力论证，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为它的充实、丰富、深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前边已经提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系统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在物理、化学、天文、地学、生物、数学、经济等学科领域开展了大量有关复杂性或复杂系统的跨学科研究，以交叉结合为直接研究领域，以复杂性探索为中心内容的复杂性科学应运而生。
复杂性探索、复杂性科学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的，任何系统都包含着矛盾，而且不止一种矛盾，复杂系统更是大量矛盾形成的矛盾网络。由于矛盾的作用系统是运动的，而运动的机制是复杂的，所以，世界上的联系、关系，从根本上讲是非线性的，线性只是非线性的特例。整体性是由系统的结构来规定的，系统的复杂性主要是由非线性产生的，非线性是现实世界无限多样性、丰富性、奇异性和复杂性的来源。所以，越是走向科学发展的深处，我们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复杂性问题。
对待复杂性问题，用简单的方法，还原论的方法是解决不了的，必须超越还原论发展整体论，用还原论、整体论辩证统一的方法，把复杂性当作复杂性来处理。这样做，重视非线性、随机性、不确定性、整体涌现性，从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复杂的关系上，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才能更精确、更深刻、更完整地反映客观规律，认识必然，引导实践，获得自由。
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最主要特点是：科学是研究复杂性的科学，技术是调控复杂系统的技术。复杂性探索、复杂性科学集中体现着现代科学发展的辩证综合的总体特征和发展大趋势。
事实胜于雄辩。它非但没有否定辩证唯物主义，证伪辩证唯物主义，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辩证唯物主义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以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成果，进一步夯实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科学基础。
（二）复杂性探索充实了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观
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观，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作为发展观的总体特征：联系的观点与发展的观点；作为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规律的：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作为联系和发展的基本环节的：现象与本质、个别与一般、形式与内容、整体与部分、原因与结果、必然与偶然、可能与现实、相对与绝对等基本范畴。
复杂性探索对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观的基本观点、基本规律、基本范畴的充实、丰富和深化是多方面的。限于笔者对复杂性科学的理解是十分初步的，对辩证法基本观点、基本规律和基本范畴的认识又急需随着现代科学的前进加以深化，现只能谈些粗浅认识。
1.复杂性科学对辩证法的运动、变化、发展观点的充实问题
第一，辩证唯物主义运动观认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抗拒的规律，世界运动的总趋势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螺旋式上升进程，是前进，是进化。
生命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所揭示的大量的科学事实无可争辩的表明，生命运动与社会运动的确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
至于无生命的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其演化趋势是进化还是退化，则是现代科学史上曾出现的一个激烈争论和难于解决的问题。这就是19世纪著名的达尔文（生物进化）和开尔文（物理退化）的论战。具体说，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1850年提出了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个定律是关于在有限空间和时间内一切和热运动有关的物理、化学过程的发展具有不可逆性这样一个事实的经验总结。其表述方式有：(1)热量总是从高温物体传到低温物体，不能作相反的传递而不带有其他的变化。(2)功可以全部转化为热，但任何热机不能全部地、连续不断地把所受的热量转变为功（即无法制造第二类永动机）。(3)在孤立系统内实际发生的过程，即使整个系统的熵数值增大，这个定律也称为熵的增加原理。自从克劳修斯提出热力学第二定律以来，物理学界普遍认为，无生命系统总是自发地从有序变为无序，从不平衡到平衡朝着均匀简单、消除差别的退化方向演变。如果把这一定律无条件地外推到整个宇宙，就会逻辑地必然地认为，随着宇宙的熵趋于极大，宇宙万物便会达到热平衡，一切宏观运动就会停止了，宇宙的末日就会来临了。克劳修斯就是由于把热力学第二定律不恰当地引用到整个宇宙范围，提出了“热寂说”，把对于有限孤立系统所获得的经验推广到全宇宙，把相对平衡绝对化，因而是形而上学的错误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批判了热寂论。他指出：“克劳修斯的第二原理等等，无论以什么形式提出来，都不外乎是说：能消失了，如果不是在量上，那也是在质上消失了。”[5]并深刻指出：“放射到太空中去的热一定有可能通过某种途径（指明这一途径，将是以后自然科学的课题）转变为另一种运动形式，在这种运动形式中，它能够重新集结和活动起来。因此，阻碍已死的太阳重新转化为炽热的星云的主要困难便消失了。”[6]
20世纪70年代，比利时物理学家普利高津从热力学第二定律出发提出了耗散结构论。这一理论认为非平衡是有序之源，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通过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克服混乱，维持稳定，当外界条件的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时，系统就会通过涨落而发生突变，由原来的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空间或功能上有序的结构。普利高津把这种靠能量流和物质流来维持的，通过自组织形成的新的、稳定的、充满活力的结构称为耗散结构。并认为自组织形成有序结构是发展演化的基本形式。科学地回答了无生命的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如何从无序走向有序的问题，也是对恩格斯所预言的“通过某种途径”能够使能量“重新集结和活动起来”的一种科学说明。肯定了包括无生命的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在内的一切运动变化过程，其总趋势都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演化过程，使“生物进化与非生物退化”的论争画上了句号。这就进一步充实了辩证唯物主义运动观。
第二，辩证唯物主义运动观认为，在物质运动形态从低级向高级的演化过程中，有生命的物质是从无生命的物质进化而来的。这是物质运动形态演化中的一个重大的飞跃，也是历来为科学与哲学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在当时科学技术的背景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作过这样的论断：“关于生命的起源，自然科学到目前为止能明确地断定的只是：生命的起源，必然是通过化学途径实现的”。[7]
细胞是构成生物体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单位，是具有一定边界的独立多分子体系。它含有蛋白质、核酸(DNA、RNA)、糖类、脂类等有机物质以及水、无机盐及微量元素。那么，在没有细胞存在时，原始地球上积聚的前生物有机分子（类蛋白、类核酸、类脂、糖类）是如何进化成生命的？
德国生物物理学家艾根研究了生命系统的自组织问题，于1971年提出了超循环理论。他认为，在化学演化与生物演化之间存在着一个分子自我组织阶段，通过生物大分子的自我组织，建立起循环组织并过渡到原始的有细胞结构的生命。
“何谓超循环呢？化学反应循环有不同的等级或组织水平，各个简单的、低级的、相互关联的反应循环可以组成复杂的、高级的大循环系统。生物体内普遍存在着高级的、复杂的反应循环，如各种催化循环（反应循环的中间产物可以催化另一个反应循环）。艾根认为，类似单链RNA的复制机制（正链与负链互为模板）的自催化或自我复制循环在分子演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艾根的超循环组织就是指由自催化或自我复制的单元组织起来的超级循环系统。这个超级循环系统由于能够（以一定的准确性）自我复制而保持和积累遗传信息，又由于复制中可能出现错误而产生变异，因此，这个超循环系统能够纳入达尔文的演化模式中，即依靠遗传、变异和选择而实现最优化。所以超循环系统可以称之为分子达尔文系统。团聚体和微球体虽然具有某种代谢的功能，但不能自我复制，从而不能保持、积累遗传信息；而超循环组织具备原始生命的最基本特征：代谢、遗传和变异，从而能借助选择达到生物演化水平。”[8]最终导致了生命的起源，表明了生命复杂性是怎样从物理简单性中产生出来的。这有助于揭示生命起源的奥秘，也是复杂性研究对唯物辩证运动观的一个充实。
第三，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研究十分强调事物的生成演化，强调瞬态变化，强调路径依赖，强调对初始条件和环境的极端敏感性。[9]这种演化观所讲的运动变化，主要指的是有曲折、弯路、反复、振荡、间断、跳跃、分岔的非线性过程，而不是均匀展开、单向直进、一往无前的线性过程。这是复杂性研究对唯物辩证运动观的又一充实。
2.复杂性研究对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的运用实证
耗散结构论主要研究了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条件；协同学则主要研究了系统组织化过程的动力；超循环理论研究了演化的超循环组织方式。对立统一规律讲的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因此，应主要以协同学为例来说明复杂性研究是如何运用和实证对立统一规律的。
协同学是德国物理学家哈肯创立的，其主要思想源于哈肯对激光理论的研究。他发现诸多相互独立发光的原子及其所产生的光电场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能产生出相位和方向都协调一致的单色光——激光。进而，他把在激光研究中得到的一般原理，运用于解释其他自组织现象。通过与其他的物理学、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中的典型现象的类比分析，发现了完全不同的系统之间的惊人的类似性，认识到自组织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化，不论它们属于什么系统，都是大量子系统之间协同作用的结果，都可以用类似的理论方案和某几种数学模型进行处理，从而在1970年提出建立协同学的问题。1977年出版了《协同学导论》，标志着协同学的正式建立。协同学是关于多组分系统如何通过子系统的协同行动而导致结构有序演化的一门自组织理论。
哈肯1983年出版的《高等协同学》，使协同学理论达到完善的程度。在该书中“哈肯把协同学的基本原理概括为三个，即不稳定性原理、序参量原理和支配原理，认为这些原理构成了协同学的硬核。不稳定性是对相对稳定性而言的。以往的许多科学，如控制论，都是侧重于对稳定性问题的研究，而协同学以探寻系统结构有序演化为出发点，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考察不稳定性问题。它认为任何一种新结构的形成都意味着原先状态不再能够维持，即变成不稳定的。这样，不稳定性在结构有序演化中具有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协同学还认为，在临界点系统内部的各个子系统或诸参量中，存在两种变量，即快变量和慢变量。所谓支配原理，就是慢变量支配快变量而决定着系统的演化过程。慢变量和快变量各自都不能独立存在，慢变量使系统脱离旧结构，趋向新结构；而快变量又使系统在新结构上稳定下来。伴随着系统结构的有序演化，两类变量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表现出一种协同运动。这种协同运动在宏观上则表现为系统的自组织运动。序参量是处理自组织问题的一般判据，是系统相变前后所发生的质的变化的突出标志。它表示着系统有序结构的类型，是所有子系统介入协同运动程度的集中体现。序参量是一种宏观参量，是描述系统宏观有序度或宏观模式的参量。序参量是子系统之间协同合作的产物、表征和度量。同时序参量又支配子系统的行为，主宰系统整体演化过程。”[10]哈肯曾指出：“量变质变规律和对立统一规律是他的协同学的哲学基础。”[11]在协同学中哈肯是怎样运用并实证对立统一规律的呢？
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协同学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它具体指出：“生活中充满矛盾。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了。一个青年想要上大学，他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专业之间犹豫不决。两个专业各有利弊。另一个例子说的是一个青年女郎，好像天缘巧合，她一连碰上了两个很好的男子。两个人都想娶她。她觉得两人对她都有魅力，都舍不得回绝。她在两者之间左右为难。最后，一名竞争者说的一句话打翻了天平。青年女郎终于自愿委身于他。用协同学的话来讲，一个‘涨落’——一句话分出了高低”。[12]
第二，它坚持用矛盾观点、一分为二方法观察事物分析问题。比如，在协同学中具体分析了“在社会生活中矛盾的转移”。它指出，“特别在社会领域中，存在着一些具有两个等价的答案，或更确切些说，两条出路的矛盾，在那里共同的行动使个人摆脱矛盾，并非消除它们。这里是几个本身似乎无足轻重的例子，但它们可以与引起剧烈冲突的问题相比拟。一个孩子生下了，他自然得有个姓，在许多国家中，习惯乃至法律上规定孩子应从父姓。但孩子同样可以从母姓。如果没有法律的规定，每对夫妻就将面临如下矛盾：‘孩子该从父姓还是该从母姓？’毫无疑问，对所有夫妻来说，这是一种潜在的矛盾，没有法律规定时需由夫妻双方协商决定。在婚姻中也有同样情况，夫妻俩该用夫姓还是该用妻姓？有些夫妇选择双姓：米勒-迈埃尔。不难明白，如此再过十代，他们的姓得由一千多个姓组成。简直胡闹。这将使原来的折中办法成为毫无意义的荒唐事。……所有这些例子（还可随便举出许多）表明，在政治生活中，矛盾经常由个人转移到集体，或由集体转移到个人。这种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个人的结果是，通过集体的影响，例如法律，可使个人避免作出可能产生矛盾的决定。反过来，若个人具有较大作出决定的自由，那么对个人意味着可能产生更多的矛盾。”[13]
第三，它认为一切系统所包含的不同要素、不同子系统之间都存在着既竞争又协同的关系。而既竞争又协同的关系实质上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形形色色的各种系统实际上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都是由系统中要素的相互作用、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引起的矛盾运动过程。
第四，协同学认为在由要素的相互作用、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引起的矛盾运动过程中，存在两种变量，即快变量和慢变量。慢变量使系统脱离旧结构，趋向新结构，即矛盾运动中质变、飞跃；快变量又使系统在新结构上稳定下来，即在新质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的量变。
第五，系统在自组织过程中，是怎样通过要素、子系统的既竞争又协同的相互作用，产生整体的秩序呢？协同学提出的序参量原理和支配原理就是回答这一问题的。它认为序参量是一种宏观参量，是描述系统宏观有序度或宏观模式的参量。序参量是子系统之间协同合作的产物、表征和度量。同时序参量又支配子系统的行为，主宰系统整体演化过程。“比如BZ反应（贝洛索夫——萨波金斯基振荡化学反应：丙二酸被溴酸钾氧化，铈离子为显示剂，保持反应物、生成物浓度达到临界值，出现红—兰—红周期振荡）中的组分浓度，铁磁相变中的磁化强度，贝钠德花样中的对流运动，激光系统中的光场强度，生态系统中种群的个数等，都可以看成是系统的序参量。自组织的过程也就是序参量产生的过程。在自组织前，系统的序参量为零，系统大量的微观组分处于无序均匀状态，或各行其是，杂乱无章，不可能产生整体的序。自组织开始后情况就不同了，一方面子系统的合作产生了序参量，这在哲学上叫做从微观对宏观的上向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序参量又支配子系统的行为，这叫做支配原理或役使原理，在哲学上叫做从宏观到微观的下向因果关系。两者互为条件，从而使系统的宏观性质发生了改变。更重要的是，这种序参量的产生并不是外部约束或加于系统的，而是自发的。哈肯曾通俗地解释到：我们设想一个游泳者在游泳池内来回游，夏天池内拥挤，人来人往，彼此受阻。……游泳者会想到旋游这念头上来。开始也许只是少数人这样游，但不断有人加入，因为旋游对大家都更方便。这种没有外来指示的共同行为是自组织的，自然界以同样的方式行事。以液体为例，它‘发现’，如果它们能一起进行有规律运动，向上传输热的部分更容易得多……液体发现热的部分上升特别有利，于是这种方式不断增长……一种运动方式逐渐占支配地位，把其他方式压了下去，液体出现一种完全特定的卷筒运动，这种卷筒运动起着序参量的作用，引导各部分液体的运动方式。一旦这种方式在液体的部分领域形成，其他部分也将被吸引过来，也就是说，它们被序参量所支配。”[14]由此不难看出，在系统的要素间的既竞争又协同的矛盾运动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序参量是矛盾群体中的主要矛盾，序参量支配子系统的支配原理，就是主要矛盾对次要矛盾的支配作用。序参量原理与支配原理，具体体现了矛盾学说关于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辩证关系及其在矛盾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理论。
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对复杂性研究、复杂性科学的指导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对复杂性研究、复杂性科学的指导作用的实现形式与途径是多样的。这里着重讲直接的与间接的两种方式、自发的和自觉的两条道路。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对具体科学的指导作用一般有两种方式：直接的与间接的。从间接的说起。所谓间接的，是指哲学往往要通过一定的科学研究方法来实现对科学的指导作用。科学研究方法往往是联结哲学和科学的纽带（中介）。由于科学研究方法有哲学基础，其中蕴含着哲学思想，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并通过个性来存在，所以在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科学研究时，就同时实现着蕴含在方法之中的哲学思想对科学研究、科学发展的指导作用。这种以科学研究方法为中介的间接指导作用，在科学研究中是大量存在的普遍的。
辩证唯物主义对复杂性研究、复杂性科学的间接指导作用就是如此，我们知道复杂性研究是以还原论与整体论的辩证统一的系统论为方法论的。这一方法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整体与局部、形式与内容这两对范畴以及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为直接理论依据的。它蕴含着“整体与局部”和“内容与形式”的相互贯通与内在统一，也蕴含着物质统一性的层次性以及不同层次的逻辑相容性。由于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并通过个性来存在，所以，在用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的方法，既系统的方法探索复杂性时，就同时实现着蕴含在系统方法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对复杂性研究、复杂性科学的间接指导作用。
再说，直接指导作用。这种作用是指科学工作者、科学家在从事具体科学研究时，直接以哲学的概念范畴、原理原则为指导，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由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原则正确地反映了自然社会思维的普遍规律；又由于这些规律的作用具有普遍性客观性，反映这些规律的概念范畴具有极大的普遍性概括性，而范畴概念的普遍性概括性越大，就越能频繁地进入人们的思维之中规范人们思维活动。所以，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在同外界事物打交道的过程中，随着经验知识的积累能够形成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但不能不经自觉的学习锻炼，就会成为天生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所以，实现这种指导作用的形式也往往有两条道路：自发的道路与自觉的道路。
自发的道路就是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通过科学方法的选择与运用，自发地体现了辩证法的指导作用。比如，俄国的著名化学家门捷列夫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化学元素，发现元素的性质随着原子量的递增而发生周期性的变化，从而提出了化学元素周期律，在这里，他自发地运用了量转化为质的辩证法。正如恩格斯所说：“门捷列夫不自觉地应用黑格尔的量转化为质的规律，完成了科学上的一个勋业”。[15]自发的道路由于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往往在走过很多弯路之后，才在辩证法的指导下，找到正确的方向。
自觉的道路，就是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不仅注意系统的学习辩证唯物主义，而且有意识的把辩证唯物主义普遍原理与具体的科学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在科研中加以运用。比如，我国杰出的生物学家、实验胚胎学家童弟周教授，在细胞遗传学研究中，自觉地以辩证法的矛盾学说为指导进行核质杂交试验，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上边举的是化学、地质学、生物学的例子。现在着重说，辩证唯物主义对复杂性研究、复杂性科学的直接指导作用问题。实现这种指导作用的形式，也有两条道路：自发的道路和自觉的道路。
自发的道路：也是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通过科学方法的选择与运用，自发地体现了辩证法的指导作用。比如，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复杂性科学的先驱贝塔朗菲就是如此。他作为一位理论生物学家，针对当时生物学理论和研究中存在的还原论方法，认为只有把生命当作有机整体（系统）来考察，才能正确地解释生命现象。他说：“我们被迫在一切知识领域运用‘整体’或‘系统’概念来处理复杂性问题”。[16]于是他把辩证法中早已有之的整体性思想作为中心思想突出起来，有意识地把系统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类比同构的方法，对于各种现实系统进行全面考察和比较研究，找出了适合综合系统或子系统的模式、原则和规律，并借助数学和逻辑工具，把它们定量化、精确化、模型化，从而创立了称之为一般系统论的新学科。在这个过程中就自发地体现了辩证法的指导作用。在1972年贝塔朗菲临终那年发表的（一般系统论的历史和现状）中，就提到了这点。其中说：亚理士多德的“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总和”的论点，至今仍然是基本的系统问题的一种表述。这就是在辩证法思想指导下取得的理论成果。
又如，耗散结构论的创立者，复杂性研究欧洲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普利高津不仅提出过“探索复杂性”的响亮口号，而且在探索复杂性的实践中深有体会地说：“我们需要一个更加辩证的自然观”[17]这反映了他在探索复杂性的指导思想上，开始出现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向。
自觉的道路，就是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不仅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而且有意识的把辩证唯物主义普遍原理与具体的科学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举世闻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就是杰出的代表。他在几十年的科学研究历程中，在力学、工程控制论、航天科学、系统工程、思维科学、管理科学、系统科学、地理科学、建筑科学、人体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美学和哲学等领域都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对推进现代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创造性地构筑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开拓并创立了许多交叉学科。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构想图中，有11大门类，分六个层次：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桥梁（部门哲学）、基础理论、技术科学、应用技术、前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最高层，下边以部门哲学为桥梁与各门具体科学的基础理论、技术科学、应用技术分层次地联系起来。这具体体现了：哲学来自非哲学，具体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哲学是具体科学的向导，对具体科学有方法论的指导功能。形象地表达了哲学与具体科学的相互依赖与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钱学森通过对系统科学及其应用的探索和研究，特别是在建立系统学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复杂性研究的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他说：复杂性问题，现在要特别的重视。因为我们讲国家的建设、社会的建设，都是复杂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科学技术就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发展。我们要跳出几个世纪以来开始的一些科学方法的局限进行复杂性探索。
他自觉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探索复杂性，在持续地深入地研究了范围广泛的横跨诸多大科学门类的问题基础上，于1990年初提炼出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范畴，以及处理这类系统的超越还原论的方法。钱学森认为所谓复杂性是开放复杂巨系统的动力学特性，解决这类复杂系统问题用还原论方法不行，必须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综合集成的实质是专家经验、统计数据和信息资料、计算机技术三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一个以人为主的高度智能化的人——机结合系统，发挥这一系统的整体优势去解决问题。我们知道：所有事物都有一定的质（即—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内在规定性），一定的量（即事物的存在规模、发展程度），都是质和量的统一，都有决定事物性质的数量界限（度）。人们认识事物首先认识它的质，进而认识它的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质与量统一起来掌握它的度。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就是质量对立统一的客观辩证法，在认识过程中有条理的复写，或叫程序性的展现。
电脑作为人脑的延伸，它能够帮助人脑完成一部分意识活动而且在某些功能上还优于人脑，如敏捷的运算速度，精确的逻辑判断力，永久的记忆力，可以突破人类自然器官的许多限制。综合集成探索复杂性必须依靠电脑帮助，但电脑毕竟是思维的工具，它本身不能思维，必须接受人脑的指令，按预定程序进行工作，不能自主地提出问题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人工智能与人脑功能的关系是局部上超过整体上不如。实行人机结合，使人脑智能与人工智能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就会使人类认识不断向微观和宏观两极扩展，使人能通过间接方式达到对事物更深层次的本质的认识，破解复杂性。在人机结合上，即在人机的对立统一关系上，一般来说人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矛盾中居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人机结合以人为主。这具体体现了唯物辩证的两点论与重点论统一的思想。综上可见，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中国学派创立了处理开放复杂巨系统的理论与方法，不仅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而且其中具体贯穿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如前面提到的质、量对立统一的思想，两点论与重点论统一的思想，等等。
所以，我们说钱学森的复杂性研究有三个特点：一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特别是以《矛盾论》、《实践论》为指导；二是把复杂性研究纳入建立系统学、完善系统科学的工作，明确地用系统概念解释复杂性；三是以给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科学理论和实践方法为目标研究复杂性，开辟了研究复杂性的一条独特途径。
综前所述，复杂性科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只有随着科学前进，才能指导科学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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