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同构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同构论文,毛泽东思想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675(2013)02－013－06
一、建构理想与现实之张力的现实基础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尽管根植于不同的世界历史时代和中国社会现实，具有不同的实践基础、时代课题和理论内容，但它们都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历史性地建构了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合理张力，前后相继地开辟了中国社会现实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正确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
毛泽东思想孕育、形成和发展所处的世界历史时代，正值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及随后的“冷战”时期，其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而它首先所处的中国社会现实则是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和军阀割据的国家分裂状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这样一个世界历史时代，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的社会和国家，既难以按照欧美资产阶级革命道路，独立自主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也难以完全照搬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更难以固守自己传统的社会发展道路，只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才能摆脱内外压迫，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中国社会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才能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进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毛泽东思想首先要解决的时代课题。
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历史性建构了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合理张力，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课题，开辟了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破除了中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两极对立，历史性地建构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之间的合理张力，强调中国革命既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既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性质，又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既要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又具有通向社会主义前途的历史可能性；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性质、动力、步骤、前途、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制定了正确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找到了中国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历史地建构了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合理张力，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兼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双重性质并以社会主义因素为主导、以社会主义方向为前途的过渡社会形态，破除了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两极对立，阐明了中国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既坚持了共产主义理想，又找到了通向这一理想的正确道路。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难曲折的革命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并在新型国家政权的主导下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走上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艰难道路。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思想资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世界历史时代，则是从“冷战”后期特别是自“冷战”结束以来所迅速兴起的“经济全球化”时期，其时代主题已逐步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并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如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正在深刻地改变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而它所处的中国社会现实则是中国社会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虽然经过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但经济、文化依然相当落后，因而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所说的从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也不是泛指一切国家、民族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以后都必然要经历的一个初始阶段，而是特指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然要经历的一个历史阶段。这一历史阶段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集中反映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处境。江泽民说：“在我们这样的东方大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伟大的胜利。但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②新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的20多年时间内，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也遭受了一系列严重挫折。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那样大起大落，充满曲折，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国情缺乏深刻把握，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理想缺乏科学认识，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巨大影响下，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某些原则抱有某种教条式的理解和坚守，再加上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注意：既非完全清楚，也非完全不清楚)。尽管毛泽东在此期间试图以苏为鉴，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最终没有从整体上超越苏联模式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邓小平说：“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③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曲折，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积极应对和融入世界历史潮流；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冷静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曲折，阐明了中国社会通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终走上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正确道路。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使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然后为将来进入共产主义准备基础。”④在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主题的不断探索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走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新时代。
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新”，就“新”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要完成的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却又不以建立资产阶级专政为目的而是以建立人民民主专政、走社会主义道路为目的，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中国特色”，主要就在于其要完成的是本该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完成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任务，但却又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特征就是因为中国社会缺乏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不得不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和建设来继续完成本该由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和建设来完成的历史任务，并将此视为中国社会现实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必经历史阶段。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反映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及其时代特征。
二、建构理想与现实之张力的思维方式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社会现实与共产主义理想之间的巨大历史距离这一历史性课题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实质上都是围绕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运行的。其共同目的就在于将共产主义理想与当前中国社会现实有机地联系起来，阐明中国社会现实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一系列历史发展阶段，正确确立现阶段的奋斗目标及其与共产主义理想的相互关系，化解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紧张。其共同精神就是直面中国社会现实与共产主义理想之间的巨大历史距离，将理想追求和务实精神结合起来，既具有远大崇高的社会理想，又具有严格求实的科学态度，努力在以理想与现实的良性互动和双向转化为核心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开辟中国社会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正确道路。
首先，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努力使当前实践获得深远的历史意义，防止当下实践陷入事务主义的狭隘境地，无视乃至偏离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和理想追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⑤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总结并强调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⑥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反对具体地描绘未来的理想社会，主张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中国社会现实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正确道路。毛泽东说：“事情是不断变化的，今天要把将来的事情统统地描写出来，是不可能的，这样要求与空想社会主义差不多。凭空捏造的乌托邦，我们是不赞成的，科学地来看事情就不是如此。由旧中国到新中国，如何到法？具体的内容今天不能完全描写出来，但其大的方向是可以指出的。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这是历史变化过程所决定了的。”⑦针对以往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教条式理解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定模式的固守，邓小平则强调：“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就是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⑧
其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特别注重中国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和实践的具体条件，善于根据时代特征、世界局势和中国社会现实状况的重大变化而历史性地区分和阐明最高理想与现实目标及其相互关系。一方面，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强调，我们必须将共产主义理想与现阶段的奋斗目标明确区别开来，注意防止将两者混淆起来的错误倾向，反对将共产主义理想当作行动纲领直接付诸于当下实践，防止科学社会主义蜕变为一种道德乌托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说：“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并不企求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毛泽东强调说：“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在阶段并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这是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根本理由。”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说：“我们说要有理想，主要是两条。第一条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搞社会主义建设；第二条是爱国主义，就是要使祖国兴旺发达，使中华民族兴旺发达，具体讲就是把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搞好。……有理想要有个内容，就是爱国主义，振兴中华民族，把我们民族发展起来。”(11)鉴于以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脱离中国实际情况、超越历史阶段的历史教训，邓小平不断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2)另一方面，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强调，我们必须把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发展现阶段的奋斗目标有机地联系起来，将最高理想具体地落实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上，反对将两者割裂开来的错误倾向，反对“共产主义渺茫论”。毛泽东说：“我们必须严格地将观察、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共产主义方法，同我们实际采用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加以区别。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实现新民主主义政策是我们的近期目标。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我们现在的社会革命的民主阶段；而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我们就不能将共产主义哲学正确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13)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地在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成功地建构了一种合理的、动态的张力关系，科学地划分和阐明了革命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及其相互关系，在艰苦卓绝的历史条件下，指导和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既保持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追求，又采取了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14)同样，在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反复强调，既要坚持崇高的理想追求，又要有求真务实的精神，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最高理想与现阶段奋斗目标之间的关系。邓小平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因此我们才能够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叫做万众一心。”(15)中国社会发展现阶段奋斗目标是现实要求和理想追求、实践要求和理论要求、政党要求和群众要求的历史性契合，既表达了本历史阶段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诉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体现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追求；既是中国社会现实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个历史环节，也是共产主义理想在中国社会现实的特定历史表现形式。
最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典范。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强调，要找到中国社会现实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正确道路，我们必须将共产主义的理想追求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统一起来，既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又不能为实际情况所束缚，迷失前进方向，陷入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机会主义乃至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既要有强烈的理想追求，又不能将理想偶像化、模式化，陷入教条主义、空想主义、意志主义的误区；既要直面社会现实的发展状况及其历史性限制，又要从现实中看到超越现实的力量和希望。毛泽东说：“一种艺术作品如果只是单纯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的追求，就不能鼓舞人们前进。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这才是革命的精神，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有这样的精神。”(16)邓小平强调：“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17)实质上，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过程既是一个从实际出发，不断探索中国社会现实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实践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理解共产主义理想的思想过程。毛泽东说：“虽然理想一定要有，但是还要结合一个东西，叫做‘现实’。我们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或者叫做革命的现实主义，我们不是无原则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是原则性，现实主义就是灵活性，理想主义的原则性与现实主义的灵活性要统一起来，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如果不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起来，不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那我们就要造成缺陷、缺点，甚至造成错误。”这种理想追求和务实精神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集中地表现为近以正确确立和实现现阶段的奋斗目标为的，远以确立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期，远近结合，由近及远，实现理想与现实的良性互动和双向转化，不断推动中国社会现实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进程。
三、建构理想与现实之张力的历史形式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两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前后相继地反映、筹划和指导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其共同的思想主题就是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出发，不断探索中国社会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正确道路，核心问题是如何将理想追求与现实要求合理地结合起来，确立中国社会现阶段的奋斗目标，根据时代变化和中国国情发展，阐明中国社会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一系列必经历史阶段。
由于它们根植于不同的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然面临不同的实践主题，这一实践主题决定了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内容和特点，决定了两者在建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合理张力方面既具有共同的思想结构和历史连续性，又具有不同的时代内容和理论重点。前者完成的历史任务成为后者的历史前提；前者的未竟之业成为后者的历史任务。就其主要内容而言，毛泽东思想以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对抗性关系为中心，致力于旨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旨在改造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重在改造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建立新型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根本改变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对抗性关系，奠定中国社会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制度基础和根本政治前提。毛泽东思想将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历史性地统一起来，开辟了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进而走上社会主义社会的正确道路，将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以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一致性关系为中心，致力于旨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推动民族复兴、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建设，重在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社会生产力，消灭贫穷，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逐步缩小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历史距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状况有机地结合起来，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情况有机地结合起来，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将公有制与非公有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公平与效率等一系列相互对立的方面历史性地统一起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共产主义理想、中华民族复兴理想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想历史地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在革命时代，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在总体上处于对抗关系，处于冲突对立状态。共产主义理想是中国人民奋斗的精神动力，只要理想足够合理美好，就足以成为人们批判和改造旧中国的精神武器，成为值得为之献身的奋斗目标；在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在总体上则处于一致、协调状态，共产主义理想已经从批判和推翻旧社会的思想武器和精神动力转变成为中国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行动指南和精神动力，理想不仅要美好，值得人们一心向往，还必须转化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奋斗目标，才能有效筹划和指导人们创造美好生活，而不能局限于或固执于其批判社会现实的政治思想功能。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现实之间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内涵、形式和重心。只有正确理解和把握不同历史阶段理想与现实的不同关系，才能顺利实现理想与现实的良性互动与双向转化。正因为如此，人们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实践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深入理解这一理想的思想过程。
历史经验反复说明，理想必须与现实紧密地联系起来，既不能以理想裁剪现实，也不能以现实悬置理想，缺乏现实基础的理想是空幻的，没有理想的现实是盲目的；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是具体的，不断变化的，必须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正确理解和把握理想与现实的不同关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建构一种合理的动态的历史性张力，正确确立通向最高理想的阶段性奋斗目标和具体道路，理想才能指导现实生活，才能温暖人心，照亮人们前进的道路和方向，为人们提供价值尺度、精神动力和团结纽带，否则就会陷入理想的狂热或虚无的深渊。如何将理想追求和现实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防止陷入无视现实的理想狂热和丧失理想的功利狂热，确实是一个需要不断认识和解决的重大问题。事实上，人们有效地守护其理想价值追求的方式，不是将之强行拉到现实中来，迅即转变为直接行动，而是将之合理地转化为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系列相互衔接的奋斗目标上，才能充分发挥其激励、评判、调节功能，引导和规范中国社会现实的健康发展，不断推进通向理想的历史进程。
共产主义理想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精神动力、前进方向和时代意义，中国社会现实则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基础、对象和条件。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合理张力集中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正确确立中国社会发展现阶段的奋斗目标。毛泽东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奠定了这一张力结构，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实现“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18)但毛泽东没有完成这一新的历史任务。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特征，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新建构了这一张力结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两次历史性飞跃尽管具有不同的时代内容，却具有共同的精神实质和思想结构。邓小平说：“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19)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其不同的历史形式集中表达了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合理张力。江泽民总结说：“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一面旗帜。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党既有每个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也有确定长远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以往的经验教训已充分说明，这样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大家都应该深刻认识这个道理。……全党同志既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信念，以高尚的思想道德要求和鞭策自己，更要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扎扎实实地做好现阶段的每一项工作。忘记远大理想而只顾眼前，就会失去前进方向；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就会脱离实际。”(20)由于时代特征、世界格局和中国社会现实状况的重大变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之间无疑存在着诸多重要差异，但其对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合理张力的历史性建构却一脉相承、如出一辙，具有深层的同构性关系。
四、结语
学术界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系的研究，长期流行着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值得深思。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思想以理想主义为主导，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以现实主义甚或实用主义为主导。例如，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说：“实际上，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一种现代经济发展的理论，其目的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逐步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当马克思主义被简化成一种实现现代化的思想时，当其理论实质被‘实事求是’这一法则作了新的定义时，当社会主义本身实际上等同于现代经济发展时，理想主义被明显淡化也就在所难免了。”(21)这种观点夸大了两者的差异，甚至将它们对立起来。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过是恢复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冯友兰说：“使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社会，就是超阶段的革命。所超的是什么阶段呢？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阶层中，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到最近才说清楚。最近，党的领导人说：能超过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不能超过的，是商品经济。因为商品经济这一阶段不能超过，所以，想使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这就是现在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从民主主义的观点看，就称为‘新民主主义’；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看，就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理论内容和实际措施是一致的，其总方向是要建设一个没有资本主义制度、没有资本家的商品经济。这是一个伟大的试验。如果成功，那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了。”(22)尽管上述两种观点相互对立，但其共同错误就是都没有把握住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共有的基本结构和思想主题，那就是历史性地建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合理张力，探索中国社会现实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正确道路(23)。前者将其求实精神与理想追求割裂开来，突出毛泽东思想的理想维度而忽视其现实维度，同时又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现实维度而忽视其理想维度，势必割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统一性及其自我认同；后者则将新民主主义理论混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忽视了中国社会现实与时代特征的历史性转变，以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重大差异，势必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看起来似乎有利于强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我认同，实质上却妨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我认同的时代更新，最终势必会窒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命力。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同构性为我们理解两者继承与发展关系提供了广阔深邃的思想空间，可以成为强化和更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我认同的一个思考框架和解释系统。
注释：
①③④⑥⑧(11)(15)(17)(1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134、157、116、258－259、63、190、372、95页。
②《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4页。
⑤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9页。
⑦(16)《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122页。
⑩(1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7－368、522－523页。
(12)《邓小平思想年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49页。
(13)《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2页。
(18)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页。
(20)《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2－293页。
(21)［美］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张宁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6－207页。
(22)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55页。
(23)王文兵：《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结构》，《湖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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