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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980(2005)02-0035-0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政治等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然而，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突显出来，改革的阻力随之增大，改革有近于停滞的趋势，因此，当前理论界关于改革路径选择的观点出现了分化。有些学者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我国过去的改革模式已不能满足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应该采取更激进的方式以加快改革的步伐。但是，笔者认为，正是由于当前世界形势的变化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我们的改革步伐才更应该坚持平稳、扎实，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改革道路的良性发展，否则就失去了改革的社会基础。
一、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社会主义体制改革——非帕累托改进型制度变迁
新制度经济学派在对制度变迁的效率标准进行分析时，用到了帕雷托效率。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是：分析变化了的自然环境、技术水平、人口结构、产权、道德文化、意识形态等等如何向人们提供新的获利机会，从而提供变革旧制度、创造新制度的动机，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或节约某些交易成本，人们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当新制度所能提供的边际收益相当于旧制度运行所需付出的边际成本的时候，制度变迁就会暂时停止，制度结构就达到了某种“均衡”，即帕雷托状态，只有当环境改变时，才会又发生对新制度的“需求”与“供给”。制度变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制度在利益—成本对比核算的基础上、在政府与市场的双重作用机制下逐步从非均衡向着均衡逐渐演变的过程。一种新制度的产生如果能够使得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不受损的情况下同时改进其他人的利益，那么这种新制度就是具有帕雷托效率的。
之所以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非帕雷托改进型的，是因为改革是对既得利益集团利益关系的调整（如收入分配的税收调节机制是把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调低来补偿低收入群体，这势必损害前者的利益）。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是要通过利益关系的调整，解决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基本要求，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要完成这一基本任务，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同样要涉及到社会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并由此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甚至利益冲突。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们所选择的改革策略是一种保持“体制内”利益关系不变的前提下，着重进行“体制外”生产成分的发展与改革的“帕累托改进型”改革，其利益矛盾和冲突尚未充分暴露，也并不激烈。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必须遵循改革的一般规律，进行全方位的体制改革，因此必然会引起相对利益得失同存的“非帕累托改进”。
我国的体制改革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我们的政府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府，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稳定发展，社会公共利益的极大化，始终是政府工作的主要目标。对于核心领导者而言，改革过程中谋求最大限度政治支持的问题，便直接转化为增进大多数社会成员实际经济利益的问题。如何选择一条阻力尽可能小，使得能从改革中获得追加利益或维持既得利益的社会成员人数比例及其政治力量始终处于优势的改革路径是当前体制改革的重点也是难点。正如科斯所说，制度变迁的效果在结构上并非全部都是帕累托效率的，即导致某些决策改善的现行制度也会导致其他决策的失误。实现帕雷托效率实际上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最优化几乎不可能达到，因而我们的体制改革只是朝向帕雷托最优状态不断改进的制度变迁过程，它的实质是非帕雷托改进的。
二、从演进经济学的角度看社会主义体制改革——非衡动态演进
演进经济学源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拉马克的遗传基因理论，是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作为当代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近年来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演进经济学或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始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赫伯特·西蒙关于人类行为和组织行为的理论，后经纳尔逊和温特加以完善。他们的经济演化理论借用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思想，他们认为市场的“自然选择”功能是导致技术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发生机制，经济变迁就是市场的动态自发演化过程，经济是一个演化的复杂的开放式系统，该系统的演化结果是难以预测的，系统成员之间的差异性和易变性以及系统的选择机制构成了影响系统演化的基本因素。经济系统的演化没有最终和最后的阶段，演化是非线性的、复杂的，有多种选择方向，不一定是朝着最优的方向移动，演化的方向是盲目的，不确定的。演进经济学抛弃了新古典以及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均衡分析框架，取而代之的是动态演化的分析方法。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经济体制是一个“信息处理”的机制，即通过对社会信息进行筛选、加工和储存从而形成现存社会的知识信息存量的机制，而这个信息存量的累积是一个复杂的演进过程。演进经济学家的理论假设前提是：一，人类知识是有限的；二，知识的获得是个“边干边学”的积累过程。因而，由具体的人所组成的组织的能力也必然是有限的，组织的发展壮大也是一个“边干边学”的过程。基于以上假设，大规模的激进的以理性设计为基础的整体变革由于信息不足而可能会使信息和组织资源突然遭到破坏，人们无法形成稳定的预期，从而增大了改革的组织成本和信息成本。演进理论认为最优化很难实现，经济系统的均衡是暂时的。经济系统向着均衡靠拢，但可能长时间达不到均衡，系统的均衡点可能是多重的，究竟到达或接近哪一个均衡倚靠于进化的路径。
我国的体制改革就是一个从均衡到不均衡再逐渐走向均衡的动态发展过程。首先，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改革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基本上是均衡的。那时主要是以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生产资料由政府统一调配，资源配置方式单一，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是在上级领导机关的指导下进行，几乎不存在市场竞争，因而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都是国营企业。在收入分配方式上也完全是按劳分配为芏，所以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明显。但这种经济状况的均衡是在普遍贫穷基础上的均衡，是人为的均衡，而不是由市场自发调节的均衡。这种均衡的结果是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社会商品的严重短缺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这种状况的持续打击了广大人民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的面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定。其次，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经济状况总体是处于非均衡状态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状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单一计划经济发展到日趋成熟的市场经济，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正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与此同时，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政府宏观政策的导向、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形式的多元化以及利益获得的渠道、方式的多样化等都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及沿海开放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西部落后地区；二是贫富差距悬殊，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城市劳动者比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出数倍，在城市里也由于按要素分配使得基于人力资本的差异导致的贫富差距拉大。这种不均衡发展是与我们的共同富裕的目标背道而驰的，同时也是导致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因素。为了改变这种不平衡的发展状况，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确立当前体制改革的方向由过去的不平衡发展逐步转向均衡发展。均衡发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下一步的奋斗目标，明确地提出了“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一新的发展观刚好符合了制度演进学派的动态演化理论，为我国下一阶段制度变迁的方向指明了出路。
三、从实验经济学的角度看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全方位宽领域制度实验
所谓实验经济学指的是经济学家采用实验方法对经济理论中假设不变的因素以可控制的方式来设计自己的实验，运用这种方法，可以对理论进行直接的验证。这种把普遍应用于自然科学和诸如心理学之类的行为科学领域的实验方法与经济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作为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得到广泛发展，并被列入美国经济学会主办的《经济学文献杂志》的分类体系之中。实验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不确定或模糊条件下，人类行为选择模式的发展轨迹。在对新古典理性假说或预期效用理论进行检验的过程中发现：在确定条件下，理性公理假设成立；而在模糊或不确定条件下，人的行为通常是非理性的，即，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决策时，必须考察人们的复杂心态。在投标、拍卖等特殊市场上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要对这些市场上的交易进行调查以掌握完全信息，成本是高昂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通过实验的方法设计一个复制市场就能够得到该市场交易的均衡解。
实验通常是指：将可控制的变量或动因投入对事物的作用过程，并有目的地改变其间的组合，最终对其结果做出适当的观测与评价。实验检测法的优势表现为：可控制性、可重复性和可检验性。可控制性是指对构造实验环境、设计实验规则的操纵。实际上，实验环境的构造是对难以控制、充满偶然因素和复杂的自然市场的合理简化；实验规则的设计是对欲检验的假设或经济制度的适度抽象。可控性使得实验具有可重复性，即：不同的人可以在不同的时间根据相同的实验环境、实验规则重复实验，以验证实验结果。实验结果可以用来检验相关的假设和经济制度。实验经济学的方法论拓展了时空观，它面向未来，可以检验理论对实务的预测能力，也可以在实验室中进行制度创新实验，这为我国转轨中出台大量经济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对于政府拟出台的经济制度，也可在实验中检验其优劣，获得有助于政府决策的相关信息。国家制定的经济制度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其预期效果如何？通过建立试点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可能是一个地区或城市，因为宏观政策的实施无法在实验室中模拟），对出台的制度进行实验，及时发现问题，修正错误，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同中国的体制改革方式实质上存在着逻辑一致性。为了减少制度变迁的成本，我国不少制度变迁采用了“先试点后推广”的模式。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验就是首先在安徽省进行实验，在这项制度取得了明显收益后又在全国进行的推广。实际上，土地承包制的制度创新是由农民首先发起的，后来得到政府认可并把他确立为正式制度。正如制度经济学所分析的，如果一项新制度安排带给国民的收入较高，却给统治者带来损害，那么，与原先的制度安排相比，统治力量会采取一切手段阻止这种新制度的建立。正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既顺应了农民的要求，又兼顾了国家的利益，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我国进行的另一项成功的制度实验是经济特区实验。选择几个沿海城市作为经济对外开放区，在这些地区实行不同的经济制度，并通过给予他们一些优惠政策而促进这些试点地区的较快发展。经济特区的建立证明了“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手段而不是区分姓“社”姓“资”的标准，这一观念上的重大转变为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价格双轨制改革、股份制改革、分配制度改革等制度变迁都是采取了“先试点后推广”的实验方法，保证了我国体制改革的平稳过渡。同时，我国的体制改革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这一全方位宽领域的制度变革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优越性，即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目标，以最大限度的实现利益兼容为目的。从农村改革开始，整个中国的改革都是由点到面、逐步展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首先从四川、安徽两省起步，取得明显成就后，各地农村起而效仿。在短短三年时间里，全国农村废除了人民公社体制，发展起一大批乡镇企业，90%的农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在农村改革取得成功和反复酝酿的基础上，从1984年起，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城市改革也是先在点上进行试验，再逐步扩展。由于城市改革十分复杂，风险很大，因而做法上也更加谨慎。例如：价格改革，先是放开少数对国计民生影响不大的商品价格，再通过价格双轨制逐步过渡，最后才放开大部分商品的价格。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科技、教育等各方面的改革也都通过由点及面的方式配套展开，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发展为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革。在对外开放方面，先在1979年确立深圳等四个城市试办经济特区，取得成功后，1984年进一步开放上海等14个港口城市，1988年设立海南经济特区，在更大范围内实行对外开放，然后再把对外开放推广到全国其他地方。在点上是大胆的、激进的，在面上又是谨慎的、渐进的，大大减少了社会的利益摩擦和改革的风险，避免了大的社会动荡。这个战略充分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实现了对制度变迁方向与进程上的有效制导和控制，保持了中国社会制度体系的相对稳定和新旧制度之间的有效衔接。这个战略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使这三者相辅相成，互推互进，在不断深化改革和保持社会安定的同时，取得了生产高速增长和社会各个方面相对均衡发展的辉煌业绩。
小结
综上所述，制度变迁理论说明了我国的改革是相对利益得失同存的非帕雷托改进过程；演进经济学的生物演化渐进性之经济学应用为我国渐进式制度变迁路径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实验经济学的发展说明我国选择由点及面的制度实验具有科学合理性及可操作性。基于以上分析，我国今后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依然应该循着这种渐进、实验的轨迹，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的进行。这也是我国体制改革平稳、健康推进的有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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