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核心话语的反思——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话语演变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苏联论文,现实主义论文,核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苏联正式面世。此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论的一个核心话语；在相当长的一段岁月里，它也成为当代中国文学与当代中国文论的一个核心话语。这是一段已然刻下深深印痕的史实，不会也不应当被轻易抹去。对这一个核心话语加以反思，有助于我们客观地回望历史，有深度地反思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直面现实，更有效地介入现实。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социалистичеcкий реализм)可谓苏联文学与文学批评、苏联文艺理论的一个核心话语。这一核心话语，既源于当年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顶层设计”，也源于当时一批苏联作家、批评家、理论家群体声音的“协商磨合”而于1932-1934年间得以确立。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历了被奉为准则被推为典律，被推崇被神化也被简化的岁月(20世纪30—50年代)；经历了被质疑被捍卫被修补的岁月(20世纪50—70年代)；经历了被放弃被否定被解构的岁月(20世纪80—90年代)；也在经历被清理被追忆被反思的岁月(20世纪90年代—21世纪第一个10年以来)。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话语在苏联文坛上存活了57年之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表述，在1932年5月23日的《文学报》(Лuм.Газ)上初次“亮相”，其最后“谢幕”则见诸1989年12月20日的《文学报》(Лuм.Га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话语长达半个世纪的生命历程，充满了风风雨雨。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话语诞生之日起，对这一话语的质疑、修补、争鸣就不曾中止。 历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通过《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而得以记载下来的、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表述的修改，分明是这一话语演变轨迹的一个缩影。 1934年召开的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表述是这样的：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保障艺术创作有绝对的可能性去表现创造的主动性：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风格和体裁。(“Первый”716) 时过境迁。1954年召开的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一句被删去；1959召开的第三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恢复了“历史地和具体地描写现实”几个字；1971年召开的第五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则增加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党性和人民性为原则”几个字。可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已不再被作为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而是被称之为“苏联文学久经考验的创作方法”(“苏联文学纪事”325—26)。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由“基本方法”变为“久经考验的创作方法”。这一表述显然体现出苏联文学界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话语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的功能有了新的认识：如果说，“基本方法”这一表述带有规范性、统一性，因而文学创作与批评活动都应当予以遵奉，那么，“久经考验的方法”这一提法则偏重于对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实践中的一种事实予以陈述。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话语也的确是在不断的考验之中穿行。在来自教条主义的诠释之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几乎被解读为苏联文学唯一合法的创作方法，“在革命的发展中描写现实”被要求“未来”作为已经诞生于今天并以自己的光辉照耀着它的明天而得到展现，被要求体现出“乐观主义”，塑造出“理想人物”；在来自修正主义的诠释之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基础被否定，主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范围无限宽广”，阶级性和党性的标准被取消。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话语演变的一个节点。 1967年可以看成是当代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话语进入其发展与演变的黄金时段的一个起点。这一年5月，在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Л.诺维钦科声称，在当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的内容本身，由于包含越来越多的新的艺术珍品，变得愈发宽阔了。这一年9月，在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的讨论会上，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Б.苏奇科夫提出，现实主义的形式，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形式，现在和将来都以其灵活性和广阔性见著。在这一年面世的专著《现实主义的历史命运》里，Б.苏奇科夫论述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不是一种停滞不动的、一劳永逸的美学结构，它的发展、丰富和变化是经常进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世界观基础上的一致性，并不妨碍艺术探索以及审美地把握生活的手法的丰富性”(吴元迈，“苏联”156)。 1972年，Д.马尔科夫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概括形式》一文里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原则上是一种新型的艺术意识，是表现手段的历史地开放的体系”(“苏联文学纪事”322)。 1973年，Б.苏奇科夫、Д.马尔科夫、Г.洛米泽三人相继撰文，肯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研究“确立了创作方法是统一的这个思想”；“克服了把现实主义当作是一种只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去表现生活的艺术这一狭隘理解”；确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艺术认识的一种新类型，现实主义的一种新类型，它把认识作用和主观创造作用和谐地结合在一起”。① 1974年，Б.苏奇科夫提出：“我们的艺术的创作方法是一个开放性的范畴”(Сучков 42)。同年4月，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中的新现象”研讨会上，Д.马尔科夫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历史地开放的艺术真实的体系”(“苏联文学纪事”395)。 及至1977年，当代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话语发育进程中一个重要路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种开放体系”这一新的命题终于出炉了。 在1977年刊发的《真实地描写生活的历史地开放的体系》一文里，Д.马尔科夫系统地阐述了“开放体系”理论。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个发展的灵活的体系”，题材的选择以及在采用能够反映生活真实的表现手法上也是没有限制的；二、这个体系的核心，它的哲学基础，是对世界和人的马克思主义视界：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列宁的艺术党性原则；三、真实性的概念不是某种静止的东西，正如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概念是变化的和发展的一样，应在历史发展中来看艺术真实性；四、别的体系的诗学成分加入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体系中来，在理论和实践上一般都是可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新的美学体系，它的特点是艺术真实性的广阔标准(又译为“广泛真实性的准则”)：对于客观地认识社会生活之规律性的发展而言，它是开放的，同时对于体现这种发展的艺术形式而言，它也是开放的。正是在这一体系的联系之中应该看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表现手法领域里有可能去结合过去和现代的其他艺术流派的成果(Марков)。 1978年，Д.马尔科夫发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现阶段》一文。②这位理论家将“开放体系”这个新概念的基本内涵写进其中的专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问题》，也在这一年面世。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真实地描写生活的历史地开放的体系”这个命题，作为一种话语实践，采用以开放来补救的策略，既回应自“解冻”以降而兴起的那股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全然否定的思潮，又回应60年代里时尚起来的“无边的现实主义”的挑战，客观上对克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话语之教条主义的解读是起了作用的。苏联文论界大多数学者对“开放体系”命题给予了充分肯定：这一观点推翻了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具有“严格规定创作细则”的特点(譬如В.奥泽罗夫)；但也有学者对它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开放体系”是不合逻辑的，在本质上是做不到的(譬如Ю.安德列耶夫)。苏联文论界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话语本身的“开放”程度上，也是有不同姿态的。一批学者只认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的多样化而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一统性(譬如С.彼得罗夫)，另一批学者则主张创作方法的多样化，认为社会主义浪漫主义也是独立的创作方法之一(譬如А.奥甫恰连科)。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探索何以在这一时期空前活跃？这与那个年月里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自身的发育进程中所遭遇的挑战很有关联。可以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放体系”，既是苏联文论界反思自身的理论建设中的教条主义思潮(譬如，“无冲突论”)而“有所开放”的成果，也是苏联文论界回击欧美文论界在现实主义理论中的修正主义思潮(譬如，“无边的现实主义”)而“有所恪守”的结果。 就“开放体系”这一理论建构者当年所求得的意识形态效果来看，就其高扬“创作方法之一统性”而抑制“创作方法之多元性”的主观动机来说，“开放体系”理论的现实使命是双重的：一方面，理论界既要对历史反思加以反拨——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文学界对斯大林时期苏联文学中不接地气而一味粉饰生活之“节日文学”加以反思，但这一反思中也出现了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虚无主义思潮，“开放体系”的提出，便是针对这一反思中的虚无主义的反拨之举；另一方面，理论界又要对现实挑战予以回应——“解冻”以降，来自苏联文学界自身的人道主义思潮、来自欧美文学界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均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形成现实挑战。这一反拨与这一回应，体现出当年苏联文论界的一种战略：通过“主动修复”而在文学艺术领域捍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统天下，护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导性地位。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真实地描写生活的历史地开放的体系”这个命题，从话语实践上来看，可谓“开放中的恪守”：它采用“以开放来收编”的文化策略，既回击“解冻”以降而兴起的那股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全然否定的思潮，又回击60年代里时尚起来的“无边的现实主义”的思潮，其主观追求乃在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加以恪守：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世界观基础上的“一致性”加以恪守。 然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真实地描写生活的历史地开放的体系”这个命题，对于创作实践而言，乃是“恪守中的开放”：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艺术真实性的标准是广阔的”、“结合过去或现代其他艺术流派的表现手法是可能的”，在“题材选择上”(写什么)与“能够反映生活真实的表现手法上”(怎么写)“也是没有限制的”——这些新理念，鼓励创作界、批评界以“有所开放”的精神去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疆拓土，客观上具有推动“思想解放”的效果：有利于克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话语解读上的教条框框，有利于培育艺术探索以及审美地把握生活之表现手法的“丰富性”。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是当代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话语探索空前活跃的“丰产期”。在这个十年里，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题的集体论文集与个人专著就有二十多部。80年代里，围绕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时有争鸣，但多半只是对70年代里提出的那些命题的补充，是对70年代里发生的那些争鸣的延续，甚至转入对这一理论话语本身持什么姿态的讨论——是对之加以修正，还是放弃？及至1989年3月公布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草案第一稿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表述已然被“解体”，而变为“就方法来说是现实主义的”与“就理想来说是社会主义的”(转引自 张捷119)；在1989年12月公布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草案第二稿中，“社会主义”与“现实主义”字样则统统被取消了(转引自 张捷119)。 诚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探索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之所以空前活跃，有理论话语发育自身的诉求，更得力于创作实践的推动。理论建设面临的新课题与创作实践中的新气象实际上形成了良性互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话语探索的丰产，与这一时期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实践中的新气象，自是密切相关的。 当代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实践，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话语更为重要的载体。客观地冷静地回望历史，我们就会看到：当代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一段“黄金岁月”，既不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降的“解冻”岁月，也不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始的“改革”年代，而是在“解冻”与“改革”之间。准确地说，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1967-1976)。如果说，这一“黄金岁月”的起点是启动了针对两个极端而拨乱反正的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1967)，那么，其终点则是写“原色现实”的名作家特里丰诺夫受到严厉批评、官方开始动员作家塑造“鲜明的正面人物形象”倾力歌功颂德的第六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1976)。 这个十年里，苏联文学走出“解冻”以来的片面与极端，重视战后以来文艺发展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不再沉湎于“无冲突论”所导引的歌功颂德的“节日文学”，也不再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倾心于“暴露文学”，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从革命的发展中描写现实这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义在文学创作中得以积极体现。 这个十年里，“极端现象消失了，形成了比较求实和建设性的文学生活”，“文学进程变得丰富多彩”(Ф.库兹涅佐夫)(吴元迈，“苏联”163)；“文学恢复了自己的基本使命——研究人的本质”，“开始聚精会神地分析人身上的善与恶、爱与恨”(邦达列夫)(Бондарев Поuск uсмuны 39)。这个十年里，苏联作家艺术思维的新水平得以充分展现，不同类型的作家的创作个性得以充分发挥。 在这一时期，具有伦理探索深度的“乡村小说”别开生面；“战争小说”的心理分析得以深化；以特里丰诺夫为代表的刻画城市生活中消费主义习气的文学创作，以艾特玛托夫为代表的对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中悲剧性主题的探索，以舒克申为代表的对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人生哲理意义的探索，使得当代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进入了一个十分繁荣的“金色秋天”，涌现出一批在世界文坛上产生了积极影响、在文学史上堪称标志性的力作。仅就中篇小说来看，这个十年里可谓佳作纷呈，每年都有出彩出色、动人心魄的新作问世。 1969年，有Б.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А зорu з
есь мuхuе...)，有Ю.特里丰诺夫的《交换》(Обмён)；1970年，有Ч.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Белыǔ nарохо
)，有В.拉斯普金的《最后的期限》(После
нuǔ срок)；1971年，有В.阿斯塔菲耶夫的《牧童与牧女》(Пасмух unасмущка)，有Г.特罗耶波利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Беыǔ Бuм Чёрное ухо)；1972年，有В.贝科夫的《方尖碑》(Обелuск)；1973年，有舒克申的《红莓》(Калuна красная)；1974年，有Д.格拉宁的《奇特的一生》(Эма смранная жuзнь)，有В.田德里亚科夫的《毕业典礼之夜》(Ночь nосле выnуска)，有В.拉斯普金的《活着，可要记住》(Жuвu u nомнu)，有舒克申的《精力充沛的人们》(Энер
uчные лю
ц)；1975年，有В.贝科夫的《狼群》(Волчья смая)；1976年，有В.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Царь-рыба)，有Ю.特里丰诺夫的《滨河街公寓》(Дом на набережноǔ)。 这些小说以其思想深度与艺术魅力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其中有不少佳作很快就被搬上话剧舞台，被改编成电影，被译成多种外文，走出苏联，成为当代世界文学精品。在这些作品里，主人公的形象是立体的，其道德世界得到多方位呈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论主题上“严酷的现实主义”；这些作品里，不仅有对生活现实之白描般的再现，也有充满假定性——隐喻性的、魔幻性的艺术手法之大面积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内部艺术流派的多样性得到空前呈现。不再局限于主要写性格与环境之相互影响的叙事类型，出现了写个性与命运冲突的抒情悲剧；不再局限于史诗般宏大叙事，出现了对“契诃夫式”写灰色的日常生活的文学传统的发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园地出现了不同的艺术流派百花竞放的景象。 有以客观的、生活本身的形式来再现生活的“原色写实”流派。特里丰诺夫的《交换》写的是寻常的“换房”，但却写出了现代都市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在以不同方式进行的“交换”，用消费主义态度来对待生活而使人变得冷酷无情，触及到人在物质交换之中精神被异化这一现代文明中的“道德生态危机”。拉斯普金的《活着，可要记住》中的第一号人物纳斯焦娜身上体现了精神上纯洁的责任感。为了洗刷她丈夫、她未来的孩子的父亲——逃兵安德烈使她蒙受的耻辱，她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和她怀着的孩子的生命。作家对纳斯焦娜的悲剧及其自我牺牲的行为的描述，使她的性格上升到高度概括的程度，变成一个鲜明的艺术典型，呈现出普通乡村妇女对道德纯洁的坚守(诺维科夫159)。 也有以假定—比喻的形式来描写生活，常常远离生活的逼真性而赋予形象丰厚的含义的“寓言象征”流派。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情节由传说与现实两大部分组成。当林区土皇帝奥罗斯库尔肆意猎取和枪杀布古族人视为圣物的长角母鹿时，七岁小孩无法容忍他的暴戾，更无力制止这种暴行。眼看善即将被毁灭，这小孩跃入冰冷的河中，游向自己童话中的世界，去追赶白轮船。被波涛卷走的小孩，以自己的牺牲来宣示与邪恶势不两立。艾特玛托夫写道： 你否定了你那孩子的灵魂不能与之和解的东西。而这一点就是我的安慰。你生活过了，像亮了一下就熄灭的闪电。闪电在天空中划过，而天空是永恒的。这也是我的安慰。我的安慰还在于，在人的身上有孩子的良心，就好像种子里有坯胎一样，——没有坯胎，种子是不能生长的。不管世界上有什么在等待我们，只要有人出生和死去，真理将永远存在……(365) 在一个纯洁的、富于幻想的孩子心目中，故事中的长角母鹿并非是传说，而就是现实，幻想中的白轮船也是现实。现实生活同故事传说彼此交融，使得人物形象成为一种象征。 特罗耶波利斯的《白比姆黑耳朵》，写一条全身白色、耳朵是黑色的、善良、忠诚、热情的小狗在人间的遭遇，通过这条小狗的眼睛来揭示人间现实中善与恶的对立与较量，叙写现实中的恶对于善的肆意践踏，其寓意在于拷问人的灵魂。 更有“悲壮抒情”流派，逼真性对它并不是必需的，它的特点在于描写生活现象时所具有的概括性。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是一个抒情悲剧。作家将严峻的现实主义描写同抒情的浪漫主义氛围相结合，“含泪为自己的主人公唱安魂曲”。华斯珂夫准尉指挥五位女战士在沃比湖上的战斗，描写得极为真实。五位花季女兵为国捐躯，场面十分悲壮。“整个十九个春秋都在期待着明天的降临”的丽莎，坚信幸福的未来。当她陷入沼泽的泥潭之中，眼看就要被沼泽吞噬之际，她久久地凝视着“美妙的碧空”： 朝阳冉冉升起在树梢上空，阳光照耀着泥沼，丽莎最后一次看见阳光——温暖而又光耀夺目，正如充满希望的明天。她到生命的最后一瞬，还坚信她的明天必然到来[……](瓦西里耶夫118) 女性的、少女的美丽同残忍的、野兽般的法西斯的邪恶在寂静的黎明遭遇了。五位女英雄和华斯珂夫准尉的功绩，就像一则英勇壮烈的传奇而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 贝科夫的《狼群》，写的是游击队员列夫丘克从德国法西斯狼群的虎口里抢救一个刚刚降生的婴儿的故事。婴儿的母亲女报务员和赶车的驭手为保卫孩子而英勇战死，只有列夫丘克一人怀抱着婴儿，在敌人的追击下，竭尽全力向没有尽头的沼泽地跑去。虽然他的力气越来越小，却一直保护着婴儿。他清楚地意识到： 这一路上将婴儿托付给他的那些人，都相继死去，只剩下这个谁也不知道、大概也是谁都不需要的婴儿了。扔掉他是最简单不过的事，在谁的面前都没有责任。但正因为如此，列夫丘克才不能抛弃他。这一个婴儿联系着他以及同他亲近的那些不在人间的人[……]如果他不去营救这个婴儿，那么，他为生命而拼死地进行斗争是为了什么呢？(转引自 冀元璋46) 列夫丘克自告奋勇地承担起这些牺牲了的战友们的托付，为保护刚出生的婴儿躲过法西斯匪徒的射击，他站在沼泽地里，站在齐腰深的水中。这一场景犹如一幅浮雕，具有象征性的概括力量。贝克夫的列夫丘克，像瓦西里耶夫的五位女兵一样，不只是牺牲品，而是斗争中的战士、悲剧中的英雄。 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新气象之生成，与这一时期苏联作家的艺术思维水平的提升、文学理念的成熟是密切相关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要义——“历史具体地、在革命的发展中来描写真实”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出色的体现。 作家们对自己作为艺术家的使命有更为成熟的定位：艺术家不应“解决”问题。他只应提出问题。问题由我们的社会而不是由作家来解决，艺术家只要一带有解决问题的实际目的，他的人物就会变成图解思想运动的符号(邦达列夫)(Бондарев “Главное”)。 作家们对文学的功能有更为成熟的思考。文学是人学。“依我看，文学存在的意义正在于它使人警觉，使人不安，使人不致忘记过去”(特里丰诺夫)(Trifonov)。“文学应该不断地敲响自己的钟，坚定地唤起人们的精神需要”(贝科夫)(Быков 389)；“对于作家和剧作家来说，他们的观察和研究对象主要是人，是人的激情行为”(邦达列夫)(Бондарев “Главное”)。作家清醒地看到沉湎于物质主义和技术至上主义的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病，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机能——这种机能会使人变得单调，畸形。文学的任务就在于“捍卫个性的完整性，保护人的内心世界，使它不受侵蚀”(格拉宁)(Гранин)。文学要写人，写活生生的人，写真实的个性。要出立体的“同时代人的形象”。个人主义和利他主义“这两种品质并存于人的本性之中，处于永恒的搏斗之中。我们的任务也许就在于用文学的微弱的力量帮助一种品质战胜另一种品质，帮助人向好的方向转变”(特里丰诺夫)(Трифонов “Выбор”)。“我们所操心的对象就是人。我们千方百计地表现他是一个栩栩如生的人，而不是‘电影式的’”(舒克申)(Шукшин115)。“当代人物在每一个具体情况下都应当是独具一格的，出人意料的”，“都应当是一个新的发现，是时代的启示”(艾特马托夫)(Айтматов)。“人是由许多根细线交织的，而不是一截或是带正电或是带负电的光秃秃的电线。”“不应当去寻找理想的人，[……]而应在人身上寻找合乎理想的东西”(特里丰诺夫)(Трифонов “Как”87、309)。 这一时期，苏联作家的选择是多元的。可以抒写人身上的人性光辉，也可以揭示人身上的恶劣品质。苏联作家对历史的反思是辩证的：文学不仅要深刻地表现个人在社会面前所承担的责任，也要尖锐地表现社会对个人的命运和幸福所承担的责任。这一时期，作家们的创作个性也是丰富多样的。“苏联文学这是巨大的建筑物，参加建设的有各种各样的和不同类型的作家。”③作家声音的多声部，在这个时期得到了较好体现。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如此宽松的创作环境不久就告终结。其信号之一便是在1976年召开的第六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作协第一书记格·马尔科夫严厉批评《滨河街公寓》的作者“哲学观点”“有问题”(吴元迈，“特里丰诺夫”354)。 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话语的反思，在苏联解体前夕就已出现。1988年，可谓苏联文坛围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马拉松式大争鸣的终点。争鸣中大体上有“捍卫派”、“修正派”与“放弃派”三种观点(张捷109-19)。 “捍卫派”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不仅不与今天生活给文学提出的任务相抵触，而且仍然是反映当代现实行之有效的创作方法”(沃尔科夫)(Волков)。可是，持这种观点者已经比较少了。 “修正派”关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如何获得垄断地位并成为自己的垄断地位的牺牲品。这一派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理论曾起过积极作用，后来被教条主义化和绝对化了。需要对它的基本原则做出新的解释和规定，需要对文学实践“开放”。持这种观点的人比较多。有学者强调，这一理论中最重要的是“方法的系统性、它的反教条主义的倾向性和历史的开放性”，它“既反对教条主义的狭隘性，又反对漫无边际的兼收并蓄”(德·马尔科夫)(转引自 张捷109)；有学者认可这一概念是“现在显然也是必要的，当然它要有新的面貌”，“对生活真实的研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特点”，“像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那样的作品并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的某些作品却可归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之列(多布连科)(Добренко)；有学者指出，将政治术语“社会主义”与美学术语“现实主义”连在一起的这一理论，是“庸俗社会学的半人半马”。作为文学的方法，这一定义丧失了审美的内容，而变为粗暴地、外行地领导艺术的工具。为了能从理论上说明艺术创作实践，或采取容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外的其他方法，或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新的界定，也可以改变名称以扩大其容量(鲍列夫)(Борев “Отказаться”)。 “放弃派”则认为，任何想要改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做法“不会有任何结果”，只有放弃。有学者认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不仅无可救药地落后于文学的发展，而且也落后于现实的现实主义的发展。它与现实主义相距甚远，不论是从形式还是从本质来说，它更像古典主义。当年选择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公式是“作了最不当的选择”。“在艺术范畴前加了一个政治定语，就产生了问题”(谢尔盖耶夫)(Сергеев)。 自1989年起，完全抛弃、彻底否定甚至讽刺谩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观点愈来愈占上风。有批评家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称为“统治了文学五十年的理论怪影”(伊·佐洛图斯基)(转引自 张捷116)；或将之称为“意识形态的附庸”，认为它执行的是意识形态的“社会订货”(图尔苏诺夫)(转引自 张捷116)；1990年7月，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在其《追悼苏联文学》一文里，指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热心地完成非文学的任务，努力培养“新人”，是“极权主义的文化射气”(叶罗菲耶夫)(Ерофеев)；10月，奥克梁斯基在《文学报》上讽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不过是“三个巴维尔的文学”。④对这一理论彻底放弃的一个标志是：1991年7月公布的苏共纲领草案中，谈到文学和艺术时已经不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了。此后，人们看到的便是后现代主义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解构。 然而，就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俄罗斯学界遭遇普遍冷落、清算、否定之际，在俄罗斯境外，国际学界却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表现出了浓厚兴趣。欧美斯拉夫学界展开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全面清理与系统考察。在美国，出版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集，其中收入《铁流》、《恰巴耶夫》、《水泥》、《毁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个人的遭遇》等等；在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自1994年起围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举行过多次学术研讨会；在法国，巴黎《斯拉夫评论》1998年第4期开辟专栏谈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Revue des études slaves 909-30)。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学界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话语已经没有太多的争论。在解体后的最初几年里，俄罗斯学界对这一理论话语的谴责之声甚大，在理解方面则过于片面。及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对苏联历史、文化、文学之全面否定的虚无主义渐渐退潮，俄罗斯文学理论界、艺术理论界、文化史研究界开始清理、追忆、反思“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苏联文学历史进程中的功与过，在20世纪文学进程中的历史地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究竟是神话还是现实？它的边界在哪里？它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抑或也是一种美学现象，一种艺术实践？它仅仅是一种文学理论建构？抑或也是一种文学批评活动，更是一种文学创作实践？这些问题，都在新的视界、新的维度上得到了梳理与反思。 1998年，年轻作家О.巴甫洛夫撰文提醒人们，“如果我们放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放弃肖洛霍夫，不提他的《静静的顿河》，是打击俄罗斯艺术现实主义”(奥·巴甫洛夫)(Павлов)。同年，П.库普里亚诺夫斯基指出，“我们非常容易地收拾掉了文学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没有给以真正的说明，仅仅简单地用过去因意识形态原因避而不谈的人(阿赫玛托娃、曼德尔什塔姆、普拉东诺夫、布尔加科夫、施瓦尔茨等)来加以取代。结果，历史及其对立面的斗争与相互作用的真实图景遭到了破坏。”⑤ 其实，就在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片讨伐的声浪之中、新的神话被炮制出来之际，俄罗斯学界也有学者冷静地反思这一核心话语生成中的“变异”：1934年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在讨论作协章程草案时，其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保障艺术创作有特殊的可能性去表现创造的主动性，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方法和体裁”这段话里的“方法”一词被改成了“风格”，这实际上使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唯一的方法，由此开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方法上的至尊地位(米丁)(转引自 张捷117-18)。由此也可以理解，当代苏联文学界何以出现那么多谈论“文学风格多样性”的文章与著作，而一旦有人提出“创作方法的多元化”便立即招来批评。 无独有偶。就在叶罗菲耶夫《追悼苏联文学》一文发表后不久，在《文学报》于1990年10月底组织的11人讨论中，А.瓦西里耶夫斯基就提出应区分“作为某种文学史现实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作为万能的和必须遵循的创作方法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实践是文学史的一部分。⑥事实上，更深入的反思会指向问题的症结：创作方法本身。有文章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理论产生的种种弊端均源自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曲解。“在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在以后的25年表现得更清楚，在谈到方法时往往避开文学过程的丰富多彩的、纷繁复杂的图景”。这样提出问题，“方法必然具有指示性的特点”，变为用来创作作品的“合法的方法”，成为在艺术家着手工作之前交给他的“加工作品的训令。”事实上不能要求作家的作品去图解方法的所有原理，也不能要求方法的各种提法反映出文学过程的全部多样性(埃利亚舍维奇)(转引自 张捷111)。 可见，问题不仅仅在于文学这一艺术实践有没有必要、有没有可能恪守一种基本的、统一的创作方法，更在于文学这一艺术创作活动本身有没有什么整齐划一的“方法”可言？ 苏联解体以来，国际学界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话语的梳理与反思上时有成果。至少有三部著作尤其值得关注：其一是2000年面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准则》，⑦这是当代欧美学者与俄罗斯学者联手合作的成果。来自德、美、俄等国的38位学者在这部1040页的著作里，梳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学及其起源，它与先锋派和宗教世界观的联系，它与20世纪初文艺思潮与艺术流派的互动关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内部各个流派的历史以及各个派别之间的斗争，探讨作为历史文化现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审美武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批评的基本范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话语武库。其二是2007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之蜕变哲学话语》。⑧该书旨在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实质。作者追问，如果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仅仅是一种艺术方法，那么，它何以曾经被主导性意识形态那样地索取？如果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指令，那么，何以在它的基础上产生了构成世界文化财富的艺术？其三是2008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个同时代人的观点与当代的观点》。⑨该书作者——著名美学家鲍列夫声称要“以鲜活的、现如今的眼光”检阅曾伴随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一美学现象。任何对那些现实的灾难的回忆，都不能将这一在20世纪存在了几十年、其影响几乎遍及世界的主导性艺术思潮从历史上删除，一如古典主义不能由于法国国王的那些不公正的行为而被勾销，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不可能被宗教法庭的那些活动——延续不断地在篝火上对异教徒与巫婆的焚烧——所勾销。作者力图“不带偏见地、尽可能客观地考察这一美学现象：既不美化逝去的时代与它的艺术，也不隔着这历史的遥远距离而来对它落井投石”(鲍列夫)(Борев “Соцuалuсм uческuǔ” 478 c)。 看来，尊重历史原生态，检阅历史，回望历史，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核心话语进行客观冷静的历史反思，已成为20世纪文艺理论史、20世纪美学思想史甚或20世纪艺术文化史的书写中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 ①1973年第9、10期的《文学评论》，以“新的思想和新的问题”为总标题，连续刊发Б.苏奇科夫、Д.马尔科夫、Г.洛米泽的三篇文章。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苏联文学研究室编：《苏联文学纪事1953-1976》(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369。 ②Ф.Марков Д.Теорuя со
uалuсмuческо
о реалuзма 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мэмаnе.Звёз
а5(1978). ③尤里·特里丰诺夫因其小说《滨河街公寓》受到时任苏联作协第一书记格·马尔科夫的严厉批评。这是作家对他所受到的批评的一个答复。参见苏联第六次作家代表大会的报道：《共产主义个性的形成和文学中的社会道德问题》，《文学报》1976年7月2日；转引自吴元迈、张捷编：《论当代苏联作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354。 ④高尔基的《母亲》中的主人公巴维尔·弗拉索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巴维尔(通译作保尔·柯察金，希帕乔夫的长诗《巴甫里克·莫洛佐夫》中的同名主人公。 ⑤П.库普里亚诺夫斯基参与了《文学问题》以“文学史教程应是什么样的？”为题目的11人笔谈，载《文学问题》1998年第1期。参见张捷编：《当代俄罗斯文学纪事1992-200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141。 ⑥А.瓦西里耶夫斯基参加了《文学报》于1990年10月底组织的11人座谈。参见张捷主编：《苏联文学最后十五年纪事1977-199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339-40。 ⑦Со
uалuсмuческuǔ канон:Сб.ст./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Гюнтера Х.и Добренко.Е.СПб: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2000.1040 c. ⑧Л.А.Булавка.Со
uалuсмuческuǔ реалuзм:nреврамносмu мемо
а.фuлософскuǔ
uскурс.М:Культур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2007. ⑨Ю.Б.Борев.Со
uалuсмuческuǔ реалuзм:вз
ля
современнuка u современныǔ в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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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Москва:Олимп,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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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核心话语的反思--略论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话语的演变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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