蕺山南学与夏峰北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蕺山南学论文,夏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清之际的学术界，有两个很重要的学术群体，一个是江南以刘宗周为宗师的蕺山南学，另一个是河北以孙奇逢为宗师的夏峰北学。这两个学派与稍后的二曲关学鼎足而立，同主顺治及康熙间学术坛坫风会。因而雍正、乾隆间史家全祖望论清初学术，遂将蕺山传人黄宗羲与孙奇逢、李颙并举，而有“三大儒”之目。至于晚近学术界以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为清初三大儒，则时移势易，视角各别，未可同日而语。以下，拟就蕺山南学与夏峰北学之间的关系试做一些梳理，旨在据以从一个侧面窥见明清间学术演进的脉络。
一、孙夏峰笔下的刘蕺山
明末清初的近一百年间，是中国古史中一个激剧动荡的时代。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也是一个孕育卓越历史人物的时代。刘蕺山和孙夏峰，就都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杰出学术大师。他们以各自的学术实践，不惟开一方风气先路，而且影响所及，终清一代而不绝。
刘蕺山名宗周，字起东，号念台，学者以其居于蕺山麓而尊为蕺山先生。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生于明万历六年（1576），卒于清顺治二年（1645），得年68岁。孙夏峰名奇逢，字启泰，号钟元，晚号岁寒老人，学者以其晚年所居而尊为夏峰先生。河北容城人。生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卒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得年92岁。刘蕺山长孙夏峰6岁，两位是同一辈人。惟蕺山于明亡后绝食而逝，夏峰则离乡背井，依然在世30余年。尽管蕺山生前，夏峰未得一睹丰彩，但正是在蕺山故世后的30余年间，随着夏峰与南北学者的过从日久，尤其是同蕺山学诸传人的数度往还，于是在他的笔下，高山仰止，追随恐后，则多见蕺山学行踪影。
孙夏峰笔下的刘蕺山，忧国忧民，志节耿然。明亡，东宫讲官刘理顺、兵部主事金铉身殉社稷，金铉即名在蕺山弟子之列。孙夏峰为文纪念刘、金二烈士，皆论及刘蕺山。所撰《刘文烈遗集序》云，天启间，刘理顺“与刘公宗周、金公铉、吴公甘来，缌缌为斯道斯民忧”（注：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4，《刘文烈遗集序》。）。而《金忠节公传》亦称：“刘宗周为少司空，尝就铉论学，与陈龙正、史可法、朱之冯道德经济，互相劝勉。”（注：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8，《金忠节公传》。）对于刘蕺山的以身殉国，孙夏峰备极推崇。顺治十二年六月，他将刘宗周与方孝孺、高攀龙、鹿善继、黄道周等五人学行汇为一编，题为《五人传忠录》。夏峰于卷首有云：“刘念台叙明理学，引方正学为首，非谓其为读书种子乎？倪献汝叙历代理学，以黄幼玄为终，亦谓其忠孝至性，百折不回，真伟男子也。”（注：孙奇逢：《孙征君文稿三种》之二，《五忠录引》。）同样的话，还见于夏峰为黄道周的《麟书抄》所撰序。他说：“刘念台先生序明理学，以正学为首。倪献汝序《理学宗传》，以石斋为终。……刘、倪二公，正谓其节之奇，死之烈，忠到足色，方于理学无憾耳。”（注：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4，《黄石斋麟书抄序》。）
根据以上所引述的材料可见，在孙夏峰看来，刘蕺山不惟以忠烈名垂史册，而且也是卓然成家的理学大师。于是在孙夏峰历时30年而精心结撰的《理学宗传》中，刘蕺山便以“理学而以节死”的大家著录。当《理学宗传》尚在结撰之时，顺治十六年十月，孙夏峰曾将书中评述诸家学术语辑为《诸儒评》存之箧中。其中之《刘念台》一目有云：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公谱微过、隐过、显过、大过、丛过、成过，条列分明，随事随念，默默省察。有犯此六科者，凛然上帝临汝，诛锄不贷。久久过自消除，而本心不放。此方是存之之君子，而免为去之之庶民。微乎！危乎！可不慎诸！（注：孙奇逢：《孙征君文稿三种》之三，《诸儒评》。）
据考，蕺山之论立身，有《人谱》之作，时在明崇祯七年甲戌秋八月。《人谱》之《续编三》为《纪过格》，所记诸过，依次为微过、隐过、显过、大过、丛过、成过。夏峰之评语依据，显然即由此而来。
由对刘蕺山志节的敬仰，引为同志，进而服膺其学说，以致潜移默化，不期而然，接受蕺山学术主张，走上合会朱王学术的道路。在孙夏峰的笔下，此一线萦若隐若现，依稀可辨。
康熙初，孙夏峰应河南内黄知县张沐邀，前往该县讲学，撰有《题内黄摘要后》一文。文中写道：“我辈今日谈学，不必极深研几，拔新领异。但求知过而改，便是孔颜真血脉。”（注：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5，《题内黄摘要后》。 ）一如《诸儒评》之依刘蕺山《人谱》立论，此一书后语，亦当沿《人谱》而出。蕺山学说，初由主敬入手，中年则以慎独为宗旨，晚年合诚意、慎独为一，卓然领袖一方。所撰《读大学》有云：“《大学》之道，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慎独而已矣。”又说：“夫道一而已矣，学亦一而已矣。《大学》之道，慎独而已矣；《中庸》之道，慎独而已矣；《语》、《孟》、《六经》之道，慎独而已矣。慎独而天下之能事毕矣。”（注：刘宗周：《刘子全书》卷25，《读大学》。）孙夏峰之所论，如出一辙。始而曰：“刘念台曰，三十年胡乱走，而今始知道不远人。”（注：孙奇逢：《孙征君文稿三种》之一，《与友人论道书》。）继之云：“圣学只在诚意，诚意只在慎独。”最终归而为一，倡言：“慎独是一统的功夫，千圣万贤，总只是这一件事。无内外，无精粗，无大小，一以贯之。”（注：以上引文分见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7，《答陈子石》；卷2，《语录》。）
刘蕺山论陆、王学术传衍，归咎于杨简、王畿，他说：“象山不差，差于慈湖；阳明不差，差于龙溪。”（注：刘宗周：《刘子全书》卷13，《会录》。）又说：“阳明不幸而有龙溪，犹之象山不幸而有慈湖，皆斯文之厄也。”（注：同上书卷19，《答韩参夫》。）孙夏峰于此亦然，据云：“慈湖正以传象山，龙溪正以传阳明，而无声无臭，无善无恶，夫岂谬于师说？而虚无之教，食色之性，又未尝不借口焉。堂邑所谓传象山者失象山，传阳明者失阳明。甚矣，言之不可不慎也。”（注：孙奇逢：《夏峰先生集补遗》卷上，《答问》。）惟其如此，康熙初，《理学宗传》定稿付梓，孙夏峰特于卷末辟出“补遗”一类，杨简、王畿皆在此一类中。至于何以将杨、王之与程、朱、陆、王别编，夏峰于此解释说：“补遗诸子皆贤，乌忍外？尝思墨子固当世之贤大夫也，曾推与孔子并，何尝无父？盖为著《兼爱》一篇，其流弊必至于无父，故孟子昌言辟之。愚敢于补遗诸公效此忠告。”（注：孙奇逢：《理学宗传》卷首，《义例》。）
夏峰之学，早年由朱子学起步。中年受同乡学长鹿善继影响，朝夕潜心《传习录》，成为阳明学笃信者。晚而钦仰刘蕺山学行，遂以修正王学，合朱、王于一堂为归宿。他为蕺山弟子金铉所写的小传称：“吾乡理学而忠节者，公与鹿伯顺也。鹿之学近陆、王，公之学守程，朱。”（注：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8，《金忠节公传》。 ）以追随鹿伯顺而笃信阳明学者，竟去表彰学守程朱的蕺山弟子，一则可见孙夏峰非拘守门户之人，再则亦不啻表明他对刘蕺山师弟修正王学的认同。所以孙夏峰超然于门户之上，指出：“文成之良知，紫阳之格物，原非有异。”（注：孙奇逢：《四书近指》卷1，《大学之道章》。）又说：“两贤之大旨固未尝不合也。”他认为：“陆、王乃紫阳之益友忠臣，有相成而无相悖。”进而主张合朱、王于一堂，倡言：
我辈今日要真实为紫阳，为阳明，非求之紫阳、阳明也。各从自心、自性上打起全副精神，随各人之时势身分，做得满足无遗憾，方无愧紫阳与阳明。（注：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7， 《复魏莲陆》。）
这与刘蕺山的如下主张恐非偶然巧合，蕺山有云：
后之君子有志于道者，盍为之先去其胜心浮气，而一一取衷于圣人之言，久之必有自得其在我者。又何朱、陆、杨、王之足云？（注：刘宗周：《刘子全书》卷21，《张含宇先生遗稿序》。）
刘、孙之所云，实是同调共鸣，后先呼应。
如果说在孙夏峰结撰《理学宗传》的过程中，他对刘蕺山学说的了解尚未深入，那么当康熙六年该书刊刻蒇事之后，迄于十四年逝世，引为同志，倾心推许，蕺山学说对孙夏峰的影响，则非同一般。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在孙夏峰的《日谱》中，多所反映，弥足珍贵。
康熙七年九月初九日，孙夏峰读刘蕺山《学言》，有札记一则。他说：
读刘子《学言》，有《示韩参夫》云：“力划浮夸之习，深培真一之心。”又曰：“从闻见上体验，即从不闻不见消归；从思虑中研审，即向何思何虑究竟。庶几慎独之学。”参夫，宛平布衣也，严守程、朱。予以弱冠后即与之友，甲戌年（明崇祯七年——引者），同在武城署中，住三月余。游学江南，渠曾与高忠宪游，归而向予言之甚详。此在乙丙之前。后从念台游，则未及闻也。音问久绝，定作古人矣。读刘子语，晃见故人于字里行间。
一周之后，夏峰又记下了读蕺山《圣学宗要》的无限欣喜。他写道：
予之刻《宗传》也，妄肊以濂溪为孔子之闻知，以姚江为濂溪之闻知。此一时之偶见如此。忽友人寄刘子《圣学宗传》（传字误，当作“要”——引者），其言曰：“周子其再生之仲尼乎？明道不让颜子，横渠、紫阳亦曾、思之亚，而阳明见力直追孟子。自有天地以来，前有五子，后有五子，斯道可为不孤。”读之一快。公先得我耶？我先得公耶？抑南北海此心此理有同然耳。
翌年二月初六日，夏峰就读蕺山文致信弟子汤斌，再度称道蕺山“先得我心”。信中有云：
刘念台之言曰：“三十年胡乱走，而今始知道不远人。”念台集中多快语。至“周子其再生之仲尼乎？阳明见力直追孟子。自有天地以来，前有五子，后有五子，斯道可为不孤。”《宗传》一编，妄意以濂溪为孔子之闻知，以姚江为濂溪之闻知，不谓念台先得我心之同然耳。近读杨虞城集，皆真实做工夫人，不可少也。
事隔十日，同样的心境见于《复梁以道》中。夏峰说：“刘念台之言曰：‘三十年胡乱走，而今始知道不远人。’刘、杨两先生，其宗旨正与我辈相符，恨不即握手一详言之。”
康熙十二年，孙夏峰已届90高龄。是年八月廿六日，他就理气、心性的关系，在《日谱》中留下札记一则。据云：
理气之说，纷纭不一。有谓理生气。有谓理为气之理者，有谓有是气方有是理者。迩刘念台云，理即是气之理，断然不在气先，不在气外。知此，则知道心即人心之本心，义理之性亦即气质之本性。一切纷纭之说，可以尽扫矣。
以刘蕺山的主张为依归，而尽扫数百年诸家纷纭聚讼，倾心推许，从善如流，抑或可称孙夏峰晚年定论。
二、蕺山学北传的重要途径
一如前述，在刘蕺山生前，孙夏峰并未能有机会当面请益。用夏峰自己的话来说，只是“余从弱冠时，知向慕公。后王念尼从公游，公亦知有余也”（注：孙奇逢：《理学宗传》卷25，《刘宗周》。）而已。加以时值明末，兵慌马乱，已非从容论学之时，因之而大大地妨碍了蕺山学术的北传。而据蕺山弟子恽日初云：“先师为明季二大儒之一，顾自《人谱》外，海内竟不知先生有何著述。”（注：恽日初：《致董无休书》，载《刘子全书》卷首，董玚：《刘子全书抄述》。）这就是说，迄于康熙初叶，刘蕺山著述刊行于世者，不过《人谱》一种而已。惟其如此，康熙二十年前后，蕺山弟子始接踵而起，表彰师说。先是恽日初辑《刘子节要》，继之为黄宗羲撰《蕺山学案》，最后则是董玚重订《蕺山先生年谱》，编纂《刘子全书》。然而蕺山后学的所有这些努力，多在孙夏峰身后。既然如此，那么蕺山学术之于何时、通过何种渠道北传而影响孙夏峰，就成一值得探讨的问题。就目前所能读到的文献来看，顺治七年，夏峰弟子高鐈的南游会稽，当是一次开凿渠道的重要举措。
高鐈，字荐馨，河北清苑人。明季诸生。善书法，喜为诗。顺治三年，师从孙夏峰。三年，夏峰家园被满洲贵族圈占，含恨南徙新安（今河北安新）。六年冬，复因新安时局不靖，再度举家南迁。夏峰本拟渡黄河，越长江，直去浙东，以完先前同故友茅元仪所订儿女婚事。一则年事已高，不堪旅途劳顿，再则十数口千里跋涉，亦非易事。于是抵达河南辉县苏门山后，被迫改变初衷，侨居下来。夏峰南徙，高鐈始终相伴而行，所以孙夏峰90岁时撰《怀友诗》，于高鐈有句云：“垂老轻去乡，荐馨共旅食。”这应是孙、高师弟间此一段经历的真实写照。
据孙夏峰《日谱》记，高鐈南游会稽，始于顺治七年春夏间，至十二年春北返，历时近五年之久。高鐈何以要远游会稽，且一去就是五年？个中详情迄未得明，但是有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即受老师之命，携结撰中的《理学宗传》初稿，前往浙东请益。关于这一点，孙夏峰在《理学宗传》卷首《自叙》中，说得很清楚。他说：
此编已三易，坐卧其中，出入与偕者，逾三十年矣。……初订于渥城，自董江都而后五十余人，以世次为叙。后至苏门，益二十余人。后高子携之会稽，倪、余二君复增所未备者，今亦十五年矣。
渥城即新安，据汤斌辑《孙征君年谱》载，《理学宗传》在渥城初订，时当顺治四年，参预其事者为夏峰弟子高鐈、王之征、陈鋐及谱主第三子博雅。顺治七年夏初，夏峰师弟一行抵达苏门山，再理旧稿，旋即由高鐈携往会稽。
顺治十三年春，高鐈北归。此次远游，无论带着何种目的，亦无论其目的是否悉数实现，然而仅就南北学术交流而言，高鐈此行，足以称做满载而归。
首先，高鐈圆满地完成了其师托付的使命。在同浙东学者的数年交往中，他不仅宣传了夏峰学说，为《理学宗传》初稿觅得了知音，而且通过频繁的书信，亦使孙夏峰得以了解蕺山学术及其传人的大致状况。其次，沿着高鐈的足迹，夏峰弟子马尔楹偕夏峰次子孙奏雅，于顺治八年夏秋间亦抵达浙东，从而拓宽了南北学术交流的通道。再次，通过高鐈、孙奏雅、马尔楹等人的努力，蕺山诸后学及时而准确地把蕺山学说及其代表著述，直接传递给了孙夏峰，在清初南北学术的此次重要往还中，如果说高鐈创辟榛芜，建树了开拓之功，那么在这条通道上孜孜以求，最终完成蕺山学北传历史使命的，则无疑应是蕺山诸后学。其中功绩最为卓著者，当首推倪元瓒。
倪元瓒，字献汝，浙江上虞人。其兄元璐，字玉汝，号鸿宝，崇祯间官至户部尚书，明亡，以身殉国，志节耿然。倪元璐少刘宗周15岁，于蕺山学术备极推崇。据蕺山子刘汋辑《刘子年谱录遗》记：
先生当党祸杜门，倪鸿宝以翰编归里，三谒先生，不见。复致书曰：“先生至清绝尘，大刚制物，动以孔孟之至贵，而为贲诸荆卞之所难。璐心服之，诚于七十子之于夫子也。”每于士大夫推尊不啻口，言及必曰刘先生云何。先是越之衿士无不信先生为真儒，而缙绅未尝不讪笑之。独鸿宝号于众曰：“刘念台今之朱元晦也。”于是始有信之而愿学者。自此，祁公彪佳、施公邦曜、章公正宸、熊公汝霖、何公弘仁，争以蓍蔡奉先生。
以刘蕺山比孔子，而自居于孔门七十子诸贤，倪鸿宝对蕺山学行之心悦诚服，无以复加。元瓒为元璐弟，受其兄影响，亦当在服膺蕺山学术诸后学之列。
高鐈南游，结识倪元瓒，将《理学宗传》初稿送请审订，实是托付得人。顺治十二年春，高鐈、孙奏雅北归，带回元瓒书札及其对《理学宗传》的评笺。孙夏峰喜得志同道合良友，于当年三月二十一日欣然复书倪献汝。信中写道：
仆燕右腐儒，衰迟漂泊，自鼎革以来，家于山岑水湄者若而年。自谓喘息余年，不填壑沟，尚欲策励耄耋，图报称穹苍于万一。年来求友于四方，而真实斯道者寥寥。荐馨南游，得良友为快。奏儿归，持手教，殊慰数年仰企。令兄先生以忠魂领袖一代，先生复以镛铎振教东南，真所谓凤翔天外，鹤唳云中。当剥床蔑贞，独存硕果，响往实甚。暨读序笺《宗传》，儒释防维，佩教良多。此书原甲申寓水乡时成之，未及订正。迩复有《七子》一编，其中有欲请益者，路遥不能就正。念台先生所选，未得一卒业，想自有定见。若水寤寐有年，此心此理，应不以南北海隔耳。（注：孙奇逢：《日谱》卷6，《寄倪献汝》。）
虽然今日我们已无从读到倪元瓒的来书，但是从孙夏峰的回信中可见，正是元瓒来信，把刘蕺山留有董理宋明理学遗著的消息，告诉了孙夏峰。所以，夏峰闻讯才会说“念台先生所选，未得一卒业。”
据《刘蕺山先生年谱》记，蕺山生前董理宋明理学，留有著述凡四种。一是《方逊志先生正学录》，成于天启四年；二是《皇明道统录》，成于天启七年；三是《圣学宗要》，成于崇祯七年；四是《阳明先生传信录》，成于崇祯十一年。刘蕺山认为，方孝孺“早师宋潜溪，接考亭正传，国朝理学当以公为首”（注：刘汋等：《蕺山先生年谱》卷上，天启四年四十七岁条。），故而于方氏学行，多所表彰。结合稍后孙夏峰辑《五人传忠录》及所撰诸文考察，则此处之言“念台先生所选”，当指表彰方氏学行之著述。惟其如此，夏峰于我们先前所引述的《五忠录引》和《黄石斋麟书抄序》中，才会一再重申：“刘念台叙明理学，引方正学为首。”
之后，孙夏峰与倪献汝书札往复，历有年所。顺治十二年十一月，献汝遣族子前来苏门山问学。翌年，夏峰再度致书献汝，据云：
《宗传》一书，迩在订正，于评笺中服足下大中至正之教，灯照来兹。其波澜一柱……（下缺——引者）。留附姜二滨转至，未审达否？近读黄石斋先生《大涤函书》，学不依经，语属开山，方正学之后一人。诗文中皈依君家昆仲，读至此段应求，不可向他人道也。（注：孙奇逢：《日谱》卷8，《寄倪献汝》。）
夏峰此信，取黄石斋与方正学后先辉映，实足见蕺山学术北传之初对孙夏峰的深刻影响。
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夏峰信中提到的姜二滨，如同倪元瓒一样，也是此时将蕺山学术北传的重要功臣。
姜二滨，名希辙，号定庵，浙江余姚人。希辙为蕺山弟子，在蕺山诸后学中，若论同孙夏峰的交往，他应是开启先路的人。顺治九年，姜二滨由浙江温州教谕改任直隶元城知县。抵任之后，即拜谒过孙夏峰。十二年，二滨又修书请益，于是夏峰答书云：
前接光霁，极蒙延款。最是人所棘手时，独能脱然行所无事，该是元公、明道一流人。恨相隔远，山中筒寄未便。不谓学道君子，虚怀益甚，于悲天悯人之际，益切事贤友仁之思。仆即衰朽，何敢负此下问？
就是在这封信中，孙夏峰向姜二滨通报了倪献汝评笺《理学宗传》的消息，也谈到了新近辑录《七子》的情况，还随信过录有关资料请教。夏峰说：
仆生长北方，见囿一隅，少而有志，老无所成。年来与二三同人辑有《诸儒语录》一编，偶同人携之会稽，得倪献汝评定阐发，匡我不逮。继而念“宗传”二字，宁严勿滥，颜渊死而孔子之道不传，曾子外余不得与。又于众多人中，标《七子》另为一选。俱无刻本，路远不便寄去，各家之书俱在，谨录其姓名暨所评请教。（注：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7，《答姜二滨》。）
由于刘蕺山遗著的迟迟不得结集刊行，因而清初蕺山学术的北传，进展甚缓。迄于顺治十六年，传至孙夏峰处的蕺山著述，仅是《人谱》一种而已。所以，一如前述，他在当年所撰《诸儒评》中，评蕺山学术只及《人谱》改过诸节。这样一个局面沿续近十年，直到康熙六年，《理学宗传》定稿刊行，始得局部改善。这便是《学言》、《圣学宗要》、《古易抄义》诸书继《人谱》之后，为孙夏峰列入刘蕺山主要著述目录。同时，《学言》、《古易抄义》中精要语，夏峰亦摘出十三条，录入《理学宗传》中。其后数年，孙夏峰不断消化蕺山学术，进而融为我有，在弟子后学间倾心表彰。蕺山学术的北传，进入了一个健实的发展阶段。康熙十二年五月，姜二滨遣其子尧千里问学，师从孙夏峰，并寄来刘蕺山遗著数种暨《易说》。至此，就对夏峰北学的影响而言，蕺山学的北传遂告完成。
三、从《理学宗传》到《明儒学案》
学术交流，总是互为影响，相得益彰。清初，通过南北学者间的往还，在蕺山南学北传的过程中，夏峰北学亦同时南传。前述倪元瓒、姜希辙之引孙奇逢为同调而共鸣，相继分遣族子和亲子远道跋涉，追随夏峰，即是一有力证明。此外，孙夏峰代表著述《理学宗传》的南传，则是另一个富有说服力的佐证。考察此一著述的南传过程，对于把握夏峰北学予蕺山后学的影响，抑或更有意义。
一如前述，《理学宗传》尚在结撰过程中，其初稿即已陆续南传。顺治七年，高鐈携师稿南下，送请倪元瓒、余增远评笺，应为夏峰北学南传之发轫。顺治十二年，孙夏峰修订《宗传》旧稿，从中辑出《七子》，将目录、评语分别录送倪元瓒、姜希辙审正，则属北学南传所迈出的坚实一步。康熙六年，《理学宗传》定稿刊行，随后远播浙东，成为黄宗羲《明儒学案》的先导。此一阶段，当可视为夏峰北学南传的完成时期。
从《理学宗传》到《明儒学案》，其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前哲时贤于此，罕见董理。1983年，笔者曾以《孙夏峰与黄梨洲》为题，在《清史研究通讯》撰短文一篇提出讨论。之后，又相继在拙作《清初学术思辨录》和《中国学案史》中加以重申。借此机会，谨再略做一些梳理。
《理学宗传》刊刻蒇事，是否及时寄送倪元瓒、姜希辙，文献无徵，已难知晓。然而时隔六年之后，该书即已送达刘宗周高第弟子黄宗羲之手，则是有文献依据的。据黄炳垕辑《遗献梨洲公年谱》卷下康熙十二年六十四岁条记：“太夫人八十寿辰，孙徵君夏峰先生（原注：奇逢，时年九十矣。）寄到《理学宗传》一部，并寿诗一章。”这就是说，至迟于康熙十二年，《理学宗传》已传至浙东。又据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卷57《孙夏峰学案》记：“所著大者有《理学宗传》，特表周元公、程纯公、程正公、张明公、邵康节、朱文公、陆文安、薛文清、王文成、罗文恭、顾端文十一子为宗，以嗣孟子。之后诸儒，别为考以次之。可谓别出手眼者矣。岁癸丑，作诗寄羲，勉以蕺山薪传，读而愧之。时年九十矣，又二年卒。”该书于案主小传后，且辑有《岁寒集》中论学语录十八条。可见此时不惟《理学宗传》刊本南传，而且孙夏峰诗文集亦已为黄梨洲读到。
康熙十二年，《理学宗传》和《岁寒集》的得以南传，功臣当为孙夏峰弟子许三礼。三礼字典三，号酉山，河南安阳人。顺治十八年进士。后候选在家，历有年所，直到康熙十二年，始赴京谒选，得授浙江海宁知县。行文至此，请允许笔者就《清史稿》卷256 《许三礼本传》的疏失做两点必要说明。
据徐文驹撰《安阳许公三礼墓志铭》载，三礼赴京谒选，时当康熙癸丑，即十二年。而《史稿》本传不载谒选之年，于“顺治十八年进士”之后，即接以“授浙江海宁知县”。由此，遂酿成传主始任海宁知县为顺治十八年的失实。此其一。其二，据《康熙起居注》载，许三礼以海宁知县行取入京，授福建道御史，时当康熙二十年七月。而《史稿》本传由于漏载传主始任海宁知县时间，故于“在县八年，声誉甚美”之后，为弥缝缺失，自圆其说，竟将三礼行取入京，授福建道御史的年分误植为康熙八年。这样的失误，显然是应当澄清的。
据孙夏峰《日谱》记，康熙十二年，许三礼赴海宁任前，曾于是年十月二十四日拜谒夏峰，多所请益。《理学宗传》、《岁寒集》及贺黄氏母寿诗等，当系此时交三礼携往浙东。三礼抵海宁任，建书院以振兴学术，作育人才。自康熙十五起，聘黄宗羲主持书院讲席，迄于二十年离任，历时达五年之久。正是在此期间，黄梨洲呼应孙夏峰，结撰《明儒学案》以作同调之鸣。
学如积薪，后来居上。取《明儒学案》与《理学宗传》并观，无论是史料的翔实，体例的严整，还是对不同学派渊源传承的梳理，《学案》皆胜过《宗传》。然而，始为工者难，继成之者易，这亦是情理中事。惟其如此，尽管在《明儒学案》卷首《发凡》中，黄梨洲对《理学宗传》颇有微辞，评为：“钟元杂收，不复甄别，其批注所及，未必得其要领，而其闻见，亦犹之海门（周汝登，撰有《圣学宗传》——引者）也。”但是，宗羲亦在书中辟出专节，表彰孙夏峰学行，赞许《理学宗传》“别出手眼”。以往，论者每每取梨洲《发凡》语，而不及其夏峰学案语，故而忽略了从《理学宗传》到《明儒学案》之间，存在一个后先相承的关系。
其实《明儒学案》之与《理学宗传》，不惟因同属学案体史籍而体例略同，而且由于著者学术宗尚的相近而立意亦类似。一言以蔽之，皆旨在为阳明学争正统。所以，孙夏峰把由周敦颐经朱熹到王阳明，视为宋明理学的必然发展过程，断言：“接周子之统者，非姚江其谁与归？”（注：孙奇逢：《理学宗传》卷首，《自叙》。）而黄梨洲亦以阳明学为明代理学大宗，宣称：“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注：黄宗羲：《明儒学案》卷10，《姚江学案》。）所不同者，只是二书起止时间范围各异。《理学宗传》通古为史，《明儒学案》则断代成书。通古为史而仅26卷，断代成书而竟达62卷，详略悬殊，不言而喻。
康熙二十年七月，孙夏峰高足汤斌，以翰林院侍讲出任浙江乡试主考官。黄宗羲闻讯，遣子百家专程赶往杭州，以所辑《蕺山学案》和《蕺山先生文录》送请撰序。乡试结束，汤潜庵于返京途中，致书黄梨洲。信中写道：“承命作《蕺山学案序》，自顾疏陋，何能为役？然私淑之久，不敢固辞。目下匆匆起行，不敢率尔命笔。舟中无事，勉拟一稿请教，得附名简末，遂数十年景仰之私，为幸多矣。”（注：汤斌：《汤子遗书》卷5，《答黄太冲》。）翌年，潜庵再由京中致书黄梨洲，据云：
去岁承乏贵乡，未得一瞻光霁。幸与长公晤对，沉思静气，具见家学有本，为之一慰。《蕺山先生文录》承命作序，某学识疏陋，何能仰测高深？……某生也晚，私淑之诚，积有岁年，但识既污下，笔复庸俗，不能称述万一。惟望芟其芜秽，正其讹谬，不至大有乖误，受赐多矣。……《文录》、《学案》，何时可公海内？早惠后学，幸甚幸甚。（注：同上书卷5，《与黄太冲书》。）
由汤潜庵之致黄梨洲二书，可见孙、汤师弟之于刘蕺山学行，一脉相承的景仰。孙夏峰既以刘蕺山为“先得我心”，汤潜庵秉其遗教，亦以蕺山私淑为荣幸。蕺山学术对夏峰北学的影响，已然两代不衰。
康熙二十四年，黄梨洲北游苏州，汤潜庵时在江苏巡抚任上，神交有年，终得握手。据梨洲事后追记，潜庵曾同他议及《明儒学案》，认为“《学案》宗旨杂越，苟善读之，未始非一贯也。”（注：黄宗羲：《南雷文定四集》卷1，《明儒学案序》。）至此， 清初南北学派间的两世交流，终以汤斌为《蕺山学案》和《蕺山先生文录》撰序，以及汤斌、黄宗羲二人会晤苏州，《明儒学案》得潜庵首肯，写下了令人击节叹尝的一页。至于其后北学传人李恕谷南游浙东，师从蕺山后学毛西河问古乐学，时过境迁，学风丕变，已未可同日而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