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生活史研究30年：热点与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热点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史研究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6)01-0053-07 “生活史”或称“社会生活史”，其概念定义及内涵迄今仍众说纷纭，尚未有一个众所认可的明确界定。但从生活史研究实践来看，学术界已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大致可概括为：生活史是研究历史上人们除了生产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之外，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物质、精神及社会交往需要的活动及其变迁，其研究内容主要是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休闲娱乐等精神生活、习俗交往等人际关系等。 1980年代中叶社会史复兴初期，学者们在讨论社会史研究内容时，普遍认为社会生活是中国社会史的重要内容之一。由此，社会生活开始依托于社会史而回归到史学研究视野中来，并在社会史中占据越来越重的分量，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支领域。 有关中国近代生活史的研究，此前基本是空白，堪称从头开始。经过近30年开拓耕耘，中国近代生活史已发展为成果丰硕、领域广阔、研究队伍日见扩大的热门领域。对于中国近代生活史研究状况，闵杰在综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时曾辟专节评介“风尚习俗与日常生活”；杨卫民曾撰文《新时期社会生活史研究述略》(《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年第1期)对中国近代生活史研究作过简要综述。当然，在一些有关中国近代社会史或社会文化史等的综述文章中，也往往涉及生活史方面的内容。但无论是相对集中的综述，还是较为零散的评述，均难以勾勒出迄今近代生活史研究的总体状况及发展历程。其实，回顾近30年来中国近代生活史的研究成果，在各个时段都有一些比较集中的领域和论题，基本反映了生活史研究的主要成就及各时期的研究重心，有些还一度形成关注热点，反映了一定趋向。因此，本文旨在弥补前述综述成果不足的基础上，对30年来中国近代生活史的研究热点及走向试作分析，以为学术界提供一些参考，并期待引起讨论。需要指出的是，以往论著对于“社会生活史”、“生活史”、“日常生活史”等不同说法大多区分并不清晰，对于这些具体概念，笔者未作严格区分，而统以“生活史”概括，并更偏重于民众之最基本和最普遍的生活，以之作为评述的主要依据。 一、风俗习尚 风俗习尚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约定俗成的生活习惯和具有一定大众性的生活模式，是社会生活群体化的主要表现形式，风俗习尚的变化反映社会生活和文化风貌的变化。在以往以政治为中心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框架下，风俗习尚被视为无关宏旨、无足轻重而甚少受人注意，社会史复兴以后，以民众为主体的风俗史较早受到研究者关注。严昌洪《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和《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二书，对近代社会风俗，特别是西方文明影响及社会变革所引起的社会风俗变迁作了较为系统的综合性论述，是有关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的开拓之作。此后，中国近代风俗史成为受较多关注、后续成果较多的领域。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近代风俗史研究者大多沿袭政治中心、宏大叙事的理路，主要沿着两条主线展开研究：一是近代社会变动影响习俗风尚的变迁；二是西方新观念和新习俗渐次引入，中国传统习俗有所变革或废除的过程。特别是清末至民初时期，由维新运动、清末“新政”至辛亥革命、民国肇建，整个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思潮都发生了巨大变革，社会生活风俗习尚也随之发生了剧烈而迅疾的变化，社会面貌因此焕然一新，这些自然成为研究者所关注的重心。1990年代以后，研究成果逐渐摆脱“革命史叙事”的藩篱。进入21世纪以后，更逐渐突破“现代化叙事”框架，以及以政治变迁为中心的“宏大叙事”特征，呈现出研究领域不断扩大、论题更加多样、分支更加细化、个案研究和微观研究日益兴盛的发展趋势，以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角度的研究成果形成一些引人注目的特点。 鉴于闵杰已对1980年代至21世纪初的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研究作过评述，为避免重复，本文主要侧重梳理近十余年来的风俗史研究成果，并作扼要述评。该时期，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论题： 其一，社会变动与风俗变迁。近十余年来，随着中国近代社会史及风俗史研究的积累，关于近代风俗与社会变动的研究开始超越宏观研究和单纯风俗变迁研究的初级阶段，而更加具体化、专题化、综合化，反映了习俗风尚史研究开始向纵深拓展的趋向。如关于近代反缠足问题，在以往“宏大叙事”框架下，多从维新运动或辛亥革命等社会变动影响下移风易俗的视角作宏观考察，而杨兴梅从社会史角度对近代缠足问题予以深入研究，并出版专著《身体之争：近代中国反缠足的历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对晚清到民国反缠足及其相关问题，如反缠足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国家和地方反缠足的活动、形式、作用、成效等，予以综合研究，可谓近代反缠足问题研究的重头之作。 其二，城乡与地方风俗史研究。风俗史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由宏观研究开始转向地方和城乡风俗史研究，并日渐成为主流，而且逐渐由以往“革命话语”框架下的社会运动研究，转向风俗本身变迁的研究。较早出现的是一批城市风俗史研究成果，如上海、武汉、北京、天津、南京等重要城市的风俗习尚研究。进入21世纪后，近代地方风俗史研究进一步深化，并表现为三个特点：一是地方增多、地域扩大，不仅乡村地域风俗史研究不断增多，各城市风俗习尚也成为重要研究内容。二是专题更为细化，针对某地某风俗现象的专题研究成果日渐增多。三是随着风俗史研究持续深入和积累，出现了较为深入、系统、厚重的风俗史研究专题论著。如卫才华《社会变迁的民俗记忆：以近代山西移入民村落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杨秋《变革时期的生活：近代广州风尚习俗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这些对地方风俗史个案作较深入系统研究的专著，把近代地方风俗史研究推向专题化、纵深化新阶段。 其三，社会礼俗与节日纪念文化。近年来，近代节日文化研究形成热点。由于清末民初政治鼎革，由帝制变为共和，政治制度发生巨大变化，国家礼制也随之大变，革故鼎新，旧礼制多有废除，而新礼制肇建，陆续出现了一系列新设的节日庆典，作为新政权及新体制的文化象征和符号。伴随着近年来“文化建构”理论在史学研究中发生影响，一些研究者或从国家礼制演变角度，或从新政权文化建构角度，对民国以后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及中共政权等相继设立的一些新节日庆典展开探讨，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 首先，制定历法是国家礼制的重要内容，历来受到各朝当权者的重视，视为统治天下、控制万民生活的象征。民国建制后，也把历法改革作为新政权的一项重要举措，一些学者对民国初期的历法改革及社会影响作了研究。比如，朱文哲讨论了近代中国纪年中的“耶稣”与“公元”纪年的变迁[1]；湛晓白以陈果夫所著《中华民国生活历》为中心讨论了民国岁时节令中的政治与民俗[2]，等等。 其次，国民政府出于政治文化建构的需要，陆续设立了一些新纪念日或纪念形式，以期发挥强化历史记忆，宣传、教化民众的作用。在这方面也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如赖德霖《民国礼制建筑与中山纪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罗检秋《清末民初宗教迷信话语的形成》(《河北学刊》2013年第5期)，郭辉《抗战时期民族扫墓节与民族精神的建构》(《史学月刊》2012年第4期)，等等。 再者，还有学者关注中共领导下的苏区、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红色节庆与礼俗，主要代表性成果有樊宾《论苏区的节庆文化及其特点》(《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薛云、李军全《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春节娱乐：1937-1949》(《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1期)，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近年出现的有关国家礼制、节日、纪念日等成果，与以往以概括和描述为主的节庆风俗史研究不同，而是更多基于文化建构理论，从国家与社会、国家礼制与宣传教化民众的关系这一新视角展开研究和分析，反映了节庆风俗史研究的深化，以及理论分析水平的提高，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学术发展新趋向。 二、社会群体生活 社会因不同的经济、政治资源占有而分为不同的群体(阶级、阶层)，同一社会群体的生活形式和内容往往有一定的共同性，不同社会群体的经济能力、社会身份和文化偏好等有所不同，其生活形态和内容也存有一定差异，这种差异又往往反映了该社会群体的一些社会文化特性。因此，社会群体生活史也是一个较受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其中以下几个群体的生活最为引人注目： 其一，文人生活。文人士绅是社会中的知识精英阶层，其生活状况往往会影响到他们的观念及对社会的认知，并通过他们的记述和发言对社会产生影响。有学者通过对近代上海文人生活的考察，探索文人由旧向新演变中的生活状况；有学者通过对清末山西乡绅刘大鹏日记的解读，还原北方乡绅的生活及心态；还有学者通过一个人物对塾师的生活作了考察。较具代表性的论文为张敏《晚清新型文化人生活研究：以王韬为例》(《史林》2000年第2期)，行龙《怀才不遇：内地乡绅刘大鹏的生活轨迹》(《清史研究》205年第2期)，蒋纯焦《晚清士子的生活与教育：以塾师王锡彤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等等。 其二，妇女生活。妇女是近代身份地位变化较大的社会群体，妇女生活是反映社会变动的重要方面。郑永福、吕美颐《近代中国妇女生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超越了以往妇女运动史的政治史框架，从妇女的放足、婚嫁、宗教信仰、服饰、城市妇女、农村妇女等方面，论述了妇女的生活情景，并用计量方法展现了农村妇女的结婚年龄、夫妇年龄差数、农村婴儿成活率、农村妇女日间劳动量等，是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近代中国妇女生活的专著。之后，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考察了近代社会变动中农妇、女工、女学生、女市民、女生意人、女革命者、女战士等各类女性生活、婚姻及社会角色的变化等。此外，近代女性婚姻、家庭、缠足等生活一直受到学者关注，并取得可喜成果，此不赘述。 其三，区域群体生活。人们在以经济、行政及文化等因素相区隔的区域内形成区域生活共同体，往往具有一些相近的生活特性，对本区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具有一定影响，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近年来，以城乡结合的较大范围的区域生活变迁，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并取得了可喜成果。如有学者探讨了近代环渤海地区社会生活变迁[3]；有学者考察了徽州民众生活方式在近代的演变[4]；还有学者阐述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生活[5]。 除了上述几个集中论题之外，还出现了一些更为细化的研究论题，如市民生活史、工人生活史、农民生活史以及个人生活史等。此外，还有对近代社会变动引起的人际交往关系变化所作的研究，如邓河《浅论中国近代社会的人际交往关系》(《山西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忻平《上海人人格特征刍议——兼论20—30年代上海人多重复合的人际关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这一论题的探索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但此后缺乏跟进的系列研究，因此属于尚待继续深入开掘的研究方向。 三、城市生活与“公共空间” “城市化”是中国社会近代化变迁的重要标志，城市生活史研究的兴起，正是研究者探索中国近代化道路的一条重要途径，因此引起海内外学者的集中关注。同时，特别是近十余年来，随着中国城镇化迅猛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渐次形成，关于城镇化的历史追溯及理论探索的现实需求，也促进了城市生活史研究，使之成为近代生活史研究一个长久不衰的热门领域。正是由于“城市化”在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变迁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因此，城市生活史是近代生活史研究中较早受到关注、研究最为集中、成果最为丰硕、发展也最为兴旺的一个领域。其突出特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较早出现研究成果，且形成集中研究态势。 中国近代社会的明显变动，起于鸦片战争后的开口通商。通商城市是中西文明最早交汇的窗口，因此上海、广州、天津、武汉等一批通商城市生活的变动较早引起学者关注，也较早出现比较集中的研究成果。通商城市生活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受到外来西方影响最早、最多，是西风东渐的前沿地带，反映在生活各方面就是突出一个“洋”字。 作为近代崛起的通商首埠，上海堪称中国城市近代化的先导和典型。由是之故，上海生活史成为较早受到学者关注，研究成果最多，也最为兴旺的一个热门领域。较早探讨上海人口结构、社会结构、社会人格、生活方式、社会和文化生活及价值观的，是忻平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关于该书，作者自称是“全息社会生活史”。接着，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以社会文化史交叉视角考察了晚清上海通商后出现的生活风习与观念变迁的互动。其后，上海生活史研究持续跟进，并快速发展。特别是自2009年始，熊月之领衔组织出版了“上海城市生活史丛书”(上海辞书出版社)，短短三年间就推出了两批共25部有关上海城市生活史的专题研究著作。这些著作的内容大部分属于近代时段，涉及的专题丰富多样，有都市生活、饭店与菜场、房荒、舞厅、照相、公共生活空间等物质生活史，还有关于买办、文人、学生、报人、律师、工人、职员、闸北居民、女性以及日侨、犹太人、俄侨等社会群体生活史。这批丛书将上海城市生活史研究推向了相当精细、深入及成系列、成规模的水平。还有引人注意的是，上海城市生活史也成为欧美、日本及台湾等海外学者的研究热点，从而使得上海城市生活史研究呈现“国际化”特征。如美国学者张英进主编的论集《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汇集了多位美国学者有关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生活的论文，内容涉及茶馆、影院、观众、舞女、影星、娼妓及其文化身份的建构等，从不同角度考察了民国时期上海的电影文化和城市文化特质，展示了上海的摩登消费方式和独特市井现象，标明电影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新兴文化力量。除上海之外，天津、武汉、广州等通商城市的生活史也引发了学者的关注。如周俊旗《民国天津社会生活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即考察了天津在民国时期成为北方经济中心都市的过程中，市民衣食住行和就业、交往、消闲、时尚等方面的变化，凸显天津城市生活的特性。 与“洋”化色彩较浓的通商城市生活史研究相对应，亦有学者对“内生”色彩较重的北京、南京、成都等城市的生活史展开探讨，凸显这类“内生性”城市与“洋派”城市的不同特性。如袁熹《近代北京的市民生活》(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对近代政治和文化中心城市北京的市民生活作了开拓性研究。其后，袁熹又撰著《北京近百年生活变迁(1840-1949)》(同心出版社2007年版)，通过对近代北京经济生活、物质生活、文化精神生活变迁的梳理，展示了北京与上海等通商型城市不同的生活风貌及变迁轨迹。 还有一点需要关注，那就是近年来的城市生活史研究，有从大城市和中心城市向中小城市甚至边缘城市及小城镇扩展的趋向。比如，除了前述具有代表性的大城市之外，其他地域中心城市以及更多中小城市也纳入研究者视野，甚至城镇生活史也出现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其二，城市“公共生活”、“公共空间”成为热点。 在城市生活史研究中，有些学者不再仅限于“平面化”描述市民生活状态，而是借鉴“公共领域”理论，对与近代化“公共性”相契合的城市“公共空间”与市民“公共生活”的关系作分析性研究，形成城市生活史研究的一个突出特色。其中，熊月之较早以上海公园为个案对城市公共空间作了开拓性研究，其代表性论文是《张园：晚清上海一个公共空间研究》(《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6期)、《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学术月刊》1998年第8期)。其后，王笛关于成都茶馆的研究，如《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茶馆：成都的小商业、日常文化与公共政治，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也颇为引人注目。此外，李长莉《清末民初的“公共休闲”与“公共时间”》(《史学月刊》2007年第11期)、戴一峰《多元视角与多重解读：中国近代城市公共空间——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中心》(《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以及王敏等《近代上海城市公共空间(1843-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等著述均是运用社会理论进行近代生活史研究比较成功的尝试。 四、消费生活 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消费是人维持生存的基本需求，决定着人们的基本生活状况和生活质量，因此也是中国近代生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生活消费水平。 近代城市市民是影响城市发展的基本群体，其生活状况较早受到研究者关注。比如，慈鸿飞探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教师、公务员的家庭生活水平[6]；张伟分析了近代各城市工人家庭的收入状况[7]；谯珊考察了近代城市消费生活变迁的原因及特点[8]。 对于乡镇居民及农民消费生活的研究，也颇可称道。比如，黄敬斌《民生与家计：清初至民国时期江南居民的消费》(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运用大量的调查数据，考察了两百多年间江南居民的基本生活状态，指出清初至民国年间江南地区的经济绝非“糊口经济”，对于奢侈消费与社会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此外，何一民关于晚清四川农民经济生活的研究[9]，侯建新关于华北地区农民消费生活的研究[10]，张东刚关于农家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总体考察[11]，等等，均极具启发。 此外，有学者对近代消费生活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作了一些考察。如李长莉《晚清洋货流行与市民运动兴起——从义和团到抵制美货运动》(《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晚清“洋货”消费形象及符号意义的演变》(《城市史研究》，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二文，即考察了晚清洋货流行消费风气与市民运动及社会观念的关系。 其二，衣食住行变化。 对于近代国人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既有比较综合性的考察，也有较为细化的专题研究，特别是一些新旧交替比较明显、与社会近代化变迁联系比较密切的专题受到较多关注。 服饰，不仅可用来遮体御寒，还有较强的外在装饰功能，具有较强的社会文化意义，因而受到关注较多。对于服饰，以往的研究较多从社会风俗角度进行探讨，1990年代以后着眼于生活史角度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如吕美颐《中国近代女子服饰的变迁》(《史学月刊》1994年第6期)、罗苏文《清末民初女性装饰的变迁》(《史林》1996年第3期)以及日本学者山内智惠美《五四时期汉族服装变革的趋势和原因》(《西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等，都是对近代服饰变迁与社会变革关系的研究。此外，饶明奇对近代华北农村服饰变迁的考察[12]，李长莉对晚清洋布衣流行及社会文化意义所作的分析[13]，都颇具新意。 交通工具以新代旧，是影响人们出行生活及社会生活节奏的一个重要方面。交通近代化最为明显的是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着眼于此，有学者对近代城市公共交通与市民生活关系作了综合性考察，有学者对上海、天津等地的公共交通作了个案研究，还有学者从人力车角度透视了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等等①。 至于近代饮食和居住生活的变化，已有成果多偏重于城市生活，可归入城市生活史研究之列。关于农村的研究成果不多，其中饶明奇对近代华北农村居住情况的考察，特色鲜明[14]。 五、文化娱乐生活 信仰、休闲、娱乐等文化生活系精神所需，对于人们的知识、观念、道德、品行等都有重要影响，故近年来亦备受学者关注。究其要者，主要反映在以下领域： 其一，大众文化与报刊传播。 城市近代化变迁的一个伴生物就是大众文化的兴起。何一民等探讨了近代城市化与大众文化的兴起及特征，认为大众文化是近代以来通俗文化、传播文化、消费文化、商业文化的复合体，是以大众传播工具为依托，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城市消费文化[15]。 近代大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是新式报刊的出现与流行，新式报刊由此成为传播生活信息、沟通生活观念的载体，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此，不少学者着眼于不同的视角展开探讨。如黄益军等以《申报》为考察视角审视了上海社会生活的变迁，江凌阐述了近代两湖地区城市文化与报刊媒体的发展，郑祖安分析了中西文化交汇及文化思潮变动下报刊文化发展及大众文化兴起所引起的城市语言变化，等等②。 其二，休闲娱乐。 近代以降，来华西方人士所带来的一些生活方式和休闲娱乐方式，对中国人的休闲娱乐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城市居民的休闲生活变化最为明显。 一些重要城市的公共文化娱乐生活发生较大变化，处于领头地位，受到较多关注。其中，有关上海娱乐生活的研究最为集中，如许敏《晚清上海的戏园与娱乐生活》(《史林》1998年第3期)考察了晚清上海戏园兴旺引起的娱乐生活变化，徐剑雄《京剧与上海都市社会(1867-1949)》(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从社会文化的视角讨论了近代京剧与上海都市社会的关联，等等。 电影是清末民初开始在城市引进并快速兴起的大众娱乐形式。扶小兰认为，电影极大地影响着近代中国城市人的思想和生活，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文化心态和生活方式，塑造着城市现代人的性格特征[16]。姚霏等考察了大光明电影院与近代上海社会文化的关系，认为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对好莱坞文化的传播刺激着上海社会对好莱坞元素的消费和再生产，而近代上海社会的民族主义、族群意识甚至政治风云也影响着人们对电影的评价和对影院空间的态度[17]。 此外，还有学者考察了一些内地城市传统娱乐形式的变化。如习五一《近代北京庙会文化演变的轨迹》(《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杨冬梅《民国时期南京的市民文化研究》(《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等等。 与城市文化生活研究相对应，近年来乡村文化生活也开始引发关注，并出现一些代表性成果。如彭南生考察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民的文化生活，认为其形式包括日常性文化生活、节令性文化生活与应事性文化生活，农村文化的多种存在形态对农民生活起着调节作用，反映了农民在农业生产之余的一种文化创造及其对社会秩序的构建与维系[18]。小田则通过对近代“曹娥文化”的扩展讨论了民众观念的日常存续，为民众观念史研究昭示了新路径[19]。 六、综合研究 近代生活史虽然起步于专题研究，以专题论文为主要呈现形式，但综合性研究著作既是这一领域的基础，也是其走向成熟的标志。对于近代生活史的综合性研究，最早依托于近代社会史。其中，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是首部中国近代(1840-1919年)社会通史著作，“社会生活”与“社会构成”和“社会功能”并列构成为该书的三编内容；刘志琴主编，李长莉、闵杰、罗检秋分别执笔的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则是首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编年史，书中记叙的衣食住行、社会交往、休闲娱乐等生活内容，与以往文化史和社会史论著迥异，令人耳目一新。尽管如此，这些著作中的生活史仍然是与其他内容夹杂一起，尚非近代生活史专史或通史，而专史和通史则是一个研究领域走向独立与成熟的标志。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近代生活史研究的不断发展、成果的日渐积累以及研究领域的持续开拓，开始出现以近代生活史为主题的分量较重的综合性研究著作。如李长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即以生活方式为主线，对晚清至民国初期民众的生活空间、生活日用、交通通信、服饰习俗、休闲娱乐、文化生活等民众生活诸方面的演变作了考察，并注重揭示生活方式变化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效应。这是首部中国近代生活史综合性研究专著，具有一定开拓性，但其所涉时段并非完整的近代百年，还未能“通”。七年之后，李长莉、闵杰、罗检秋、左玉河、马勇合著的《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以80余万字的篇幅对1840-1949年这一完整近代时期的社会生活作了系统、综合性考察。应该说，首部中国近代生活通史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近代生活史已形成一个独立且趋于成熟的研究领域。 经过近30年的开拓、探索与持续发展，中国近代生活史已发展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史的重要分支，既成为较为成熟的独立研究领域，也形成了一些自身的学科特点。 首先，作为中国生活史的一个断代史，中国近代生活史与古代生活史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古代生活史由于距今年代较远，留存下来的资料有限，且变动比较缓慢，因此研究成果比较注重社会生活实态原貌的梳理及生活结构的横向静态建构；而近代中国百余年处于剧烈变动和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研究者更多关注社会变动与生活变迁之间的互动，注重研究在近代社会剧烈变动中社会生活发生的变化及互动关系，即更为重视纵向的变化。 其次，正因近代生活与社会变动之间关联密切，故而近代生活史研究具有较强的政治意念、社会视野、文化关怀和理论关切，更多注意生活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因素的相互关联与互动。这既增加了近代生活史研究的难度，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理论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提升了进行近代生活史研究的意义与价值。从一定意义上说，进行近代生活史研究，应当以探索中国近代化社会转型的民众社会生活基础和深层文化机制为目标，为当今社会转型提出理论方面的创新成果。 毋庸讳言，经过近30年发展积累，中国近代生活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至今仍呈现方兴未艾、愈加兴旺之势，研究论著数量持续增多，研究领域向分支细化发展，不断出现一些新分支领域，如公共生活史、休闲娱乐史、交通史、时间史、身体史、个人生活史等。需要说明的是，近年还有一个新动向值得注意，即以社会文化史交叉视角研究近代生活的趋向日益凸显，如强调“民众取向”和“文化取向”的“日常生活史”日渐受到关注，这一概念及相关研究成果日渐增多，并有日渐凸显为与“社会生活”有所区别的独立领域趋向③。日常生活史注重研究民众生活及日常普通生活，特别是注重挖掘日常生活的内在文化意涵，反映了这一研究领域具有理论追求和文化关怀的特征。这一路向正处于兴起之际，今后必将出现更多相关研究成果。 当然，中国近代生活史研究也存在一些欠缺，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理论分析与理论创新不足，有不少成果还停留在对生活现象的表层叙述。虽然有些研究已经注意从生活与社会的多面联系和互动角度进行探索，也取得了可喜成果，但还少有成果由这些联系与互动的考察中，探索近代生活变迁与社会变动的互动机制，并由此得出一些从生活视角解释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新理论。这应为中国近代生活史研究者今后有待努力的一个方向。由研究视角创新，到研究方法创新，进而上升到理论创新，才能使近代生活史研究对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具有更强的理论解释力。 不过，由于近代生活史距今较近，相关史料丰富浩繁，又值当今数据化技术而更便于利用，这是近代生活史研究的优势。可以预期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特别是年轻研究者关注并进入近代生活史研究领域，相关研究势将迎来更为兴旺的局面，也一定会从中涌现更多更有价值、更具理论创新的优秀研究成果。 ①参见李长莉《近代交通进步的社会文化效应对国人生活的影响》(《学术研究》2008年第11期)、陈文彬《城市节奏的演进与近代上海公共交通的结构变迁》(《学术月刊》2005年第7期)、刘海岩《电车、公共交通与近代天津城市发展》(《史林》2006年第3期)、邱国盛《人力车与近代城市公共交通的演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等。 ②参见黄益军等《从〈申报〉看晚清上海人的娱乐生活及其特征(1872-1911)》(《苏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江凌《试论近代两湖地区城市文化与报刊媒体的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郑祖安《中国近代城市用语的变化》(《史林》1998年第2期)等。 ③参见常建华《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2011年3月31日《人民日报》)、《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等。标签：政治文化论文; 消费文化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风俗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上海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中国社会出版社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