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图书采访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采访论文,图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主要论述了建立和发展图书采访学的必要性，图书采访理论的形成、发展与评价，图书采访学的研究对象、内容与任务，21世纪图书采访学研究的环境与课题。本文对300年来图书采访实践中形成的各种观点，比较系统的进行了归纳、剖析、评价，对21世纪图书采访学研究的环境、方向、主要课题进行了探索。全文对图书采访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 图书采访学 研究 发展
自图书馆在人类社会出现以来，图书采访已成为图书馆工作必不可少的一环。随着图书馆采访工作实践的发展，图书采访的经验、方法由少到多，图书采访的理论也随之产生，并已形成一个初步的体系。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图书采访理论与图书馆采访工作实践比较，图书采访理论相对来说就显得基础脆弱；与图书馆学整体比较，图书采访理论的内容显得单薄。20世纪以来，虽然一些图书馆学者就图书采访理论进行了一定研究，出版了一些专著，但数量不多，影响有限。至今，仍有不少国家和地区把图书采访理论附属于藏书建设、图书馆藏书、馆藏建设、馆藏发展、图书管理、知识组织等课程体系，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这不仅影响了图书采访工作实践的发展，也极大地限制和阻碍了图书采访理论的发展。
1 建立和发展图书采访学的必要性
20世纪以来，虽然不少人已认识到图书采访工作在图书馆的重要地位，然而对是否应建立图书采访学仍表怀疑，认为图书采访工作简单、具体，缺乏理论性，是一种技术方法、事务性的工作。人类跨入信息时代以来，“信息热”强烈地冲击着传统图书馆，冲击着图书馆界人们的头脑，一些着迷于“信息热”的人，更对传统图书馆学不感兴趣，对图书采访理论更不屑一顾，认为没有必要研究了，而以“信息”取代图书馆学。然而，客观事实并非这样。我们认为图书采访工作不仅过去、现在重要，将来更重要，作为指导图书采访工作的图书采访理论——图书采访学也将更为重要。
1.1 图书采访工作永远是图书馆的基础工作
人类社会只要有图书馆的存在，图书采访工作始终是它的基本工作。早在18世纪初期，德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杰出的图书馆管理者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公元1646—1716年）就说过，图书馆馆藏的补充，如同养料对有生机体一样，是必需的。前苏联教育学家、图书馆事业的先驱者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nская,1869—1939年）认为：“图书馆中最重要的就是选择图书”。
图书采访不仅直接影响图书馆藏书的数量与质量、读者人数、读者需求的满足程度、图书馆的工作流程、社会效益，还是评价图书馆价值、管理者成效的重要方面之一。美国图书馆学家唐斯(Robert B.Downs)认为，一个图书馆的工作，“后人对我们工作如有所褒贬，决不是因为完备的目录，精密的分类方法，简便的出纳制度，或是完善的参考服务，而是针对藏书——究竟从我们的手中留下些什么？或是忽略掉什么？”我想这些话今天对我们仍是有用的。
在信息化社会，图书馆图书采访工作只会加强，不会削弱。这是因为：①在信息社会图书馆自身就是信息系统的组成之一，信息高速公路、互联网络是信息通道，图书馆是信息源。既然是信息源，就要不断地为信息通道提供新的信息，这就是靠加强图书采访工作，不断地收集新的信息资源；②在信息社会，新的信息系统、新的信息产业将不断涌现，但大多将是赢利性的，它们不可能替代以公益性为主体，以收集、整理、保藏人类文化遗产，免费为社会提供文献信息服务的图书馆职能，因此图书采访的功能仍将得到充分发挥；③在信息社会，不仅信息量不断增长，信息的载体材料也不断增加，如何根据图书馆的有限条件和目标，特别是有限经费，收集、选择不同内容、不同类型的信息载体，仍将是图书采访的基本任务。
近些年来，图书馆界一些人以信息管理或信息资源管理代替图书馆学，以信息收集取代图书采访。从大的范畴来说，这是没有错的，图书馆是信息的下位类，信息包含了图书馆，然而这种上位类取代下位类，大概念取代小概念，实质上取消了下位类、小概念，取消了信息科学的分支系统，使大概念的内涵更模糊，内容更空洞，研究对象更模糊。因为信息是个大概念，不仅包括图书馆，还包括新闻、广播、电视、电报电话、气象、无线电、卫星、计算机……等等。这种以大概念取代小概念，对学术研究来说实是一种倒退，就像现代的自然科学都要回到古代的自然哲学中去一样。这种取代，将使图书馆学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1.2 图书采访工作需要图书采访理论作指导
要建立一个有价值的馆藏，或者是基本上能满足读者需求的馆藏，它不仅需要图书馆图书采访人员及相关人员的努力，还要有正确的科学的图书采访理论作指导。有些人说，图书采访工作主要是一些技术方法，很简单，没有什么理论。其实，图书采访工作是一项学术性很强的工作，既有理论、又有技术方法。有人把它分为作业设计与作业执行两部分，也有人把它分为指导性活动与执行性活动两部分，还有人把它分为选择和采集两部分，认为前者理论性、学术性很强，后者实践性、技术性很强。不管怎样说，图书采访工作作为一个整体，是理论与技术方法兼有、思想与行动结合，既要总体设计，又要具体执行。首先要制定方针、政策，选择需要的图书，在具体执行中，还要协调控制，最后还要评估。搞好图书采访工作，不仅要有图书馆学知识，还要有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与外语，要有管理科学、公共关系学、经济学、控制论等知识。
1.3 图书采访工作的实践经验需要总结上升为理论
图书采访工作的实践是图书采访理论的源泉。长时间以来，广大的图书馆工作者在图书采访实践中积累了许多经验，通过一代一代人的总结、开发、概括、提升，形成了我们今天的已有理论与体系。对这些理论的总结与形成作出贡献的主要有中国宋代郑樵、明代祁承
、20世纪30年代的杜定友、吕绍虞、邢云林，俄国的奥列宁、雷斯，英国的帕尼兹、麦考文，美国的杜威、普尔·克特，印度的阮冈纳赞等。他们各自在前人的基础上，对不同国家或地区在不同时期的图书采访实践进行了发掘、总结、概括与提升，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尽管还不十分完善、系统，但是十分有益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图书馆的变革，图书采访工作实践的内容越来越丰富，经验越积越多。然而，由于各个时期的社会环境与条件不同，过去总结出来的经验与理论，有些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从实际出发，既要批判地继承过去的经验与理论，又要认真总结今天的新鲜经验，上升为理论，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用以指导再实践。
2 图书采访理论的形成、发展与评价
图书采访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由低到高、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它经历了图书采访知识的积累、图书采访方法的逐步形成、图书采访理论的系统化等阶段。
2.1 图书采访知识的积累
人类有了图书馆，就有了图书采访活动。据中国史册记载：汉武帝（公元前156—前87年）曾命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后百年之间书积如山，这是中国图书采访活动的先河；汉成帝（公元前51—前7年）曾派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唐太宗贞观年间，魏征（公元580—643年）等人曾建议太宗请购天下之书，并由宫廷中的专人司掌。15世纪，意大利乌尔比诺城公爵费德里戈·达·蒙特菲尔特罗（Federigo da Montefe-ltro，公元1422—1482年）的图书馆，就长期雇用了30—40名抄写员抄书，还一度雇用佛罗伦萨有名的书商比斯提特负责图书采购。
随着图书采访活动的开展，必然要在图书采访实践中积累一些采访的知识。这些图书采访知识又如何转化成图书采访理论呢？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而且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不平衡，中国早于西方。早期图书采访实践积累的采访知识转化成为理论慢，且经历的时间长，主要原因是：①早期的图书馆数量少，大多处于封闭状态，相互很少往来；②印刷术没有发明前，图书数量少，主要是写本书，复本大多是靠人抄写的，因此采访活动少；③图书馆工作人员少，采访人员大多是兼职的，专职少，对图书采访的经验研究少；④图书馆自身的发展，对图书采访理论的需要不很迫切。
2.2 图书采访方法的逐步形成
由于图书采访知识积累的不断增多，图书馆发展的需求，公元12世纪开始出现图书采访知识向理论转化，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集中于图书采访技术方法的总结与升华。在中国，宋代著名目录学家郑樵（公元1103—1162年），在《通志·校雠略》一书中曾提出“求书八法”：即类以求，旁类以求，因地以求，因家以求，因人以求，因代以求，求之公，求之私。归纳起来，就是按图书学科的门类、著者、年代、出书单位、收藏单位等，分别系统采访收集。明代著名藏书家祁承，积30多年的藏书经验，撰写了《澹生堂藏书约》一书，系统总结了读书、聚书、购书、鉴书的经验，在郑樵“求书八法”的基础上，提出了辑佚法、分析法、编制采访目录法。
16世纪的欧洲，在总结已有图书采访方法的基础上，并试图探索建立一些新的图书采访方法，或叫藏书补充方法。1534年，法国弗朗斯瓦一世（Francois 1，公元1494—1547年）在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建立了一所意大利式的皇家图书馆。1537年12月，弗朗斯瓦一世为了保证皇家图书馆藏书有一个永久性的补充来源，颁布了《蒙特利埃法令》，法令规定出版商必须向皇家图书馆呈缴其出版物每种1本，在国外出版并在国内出售的图书也要告知该馆，以便购入。这就为一些图书馆的藏书补充提供了一种新的有力的方式方法。这一方式，后为世界许多国家图书馆采用。
2.3 图书采访理论的系统化
进入17世纪，除图书采访技术方法继续得到发展外，图书采访理论研究也有了新的突破与发展，开始向图书采访理论系统化迈进。特别要指出的是从17世纪至19世纪下半叶，西方图书采访理论的研究比中国活跃得多，图书采访知识积累、技术方法逐步形成时期的中国优势已不存在，中国直到20世纪初期才出现一些比较系统的论著。
1627年，法国红衣主教、议长麦士姆的私人图书馆馆长加布里埃尔·诺德（Gabriel Naude，公元1600—1653年）出版了《关于创办图书馆的建议》一书，全书13章，就有3章专门讨论书的数量、书的选择、书的采访问题。他在书中说：“据我所知，尚无一人告诉人们如何为一所庄严华丽的图书馆选书、采购书”，并在书中阐明了为何要搜集图书，还列举了应该搜集和不应该收藏的图书。这是欧洲最早的图书馆学概论，也是第一次比较系统的阐述图书采访的理论问题。
19至20世纪，图书采访理论研究更上一层楼，观点林立，研究者甚多，重点是图书采访的目标、方针、政策、范围、选书原则、协作协调、控制等。下面是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
(1)图书馆藏书绝对完整论，或称绝对完备论。主要是对国家图书馆藏书而言。1808年，俄国的奥列宁，А.Н.开始研究国家图书馆藏书绝对完整性的概念。他把帝国公共图书馆视为一切涉及俄国历史的文献库。绝对完整论思想的积极拥护者是英国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第六任馆长安东尼·帕尼兹（Antonio Genesio Mania Panini，公元1797—1879年）。他认为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应当收藏世界上一切语种的有用的珍贵图书，英文的藏书应当是世界第一的，俄文藏书应当在俄国境外第一的，其它外文收藏也应当如此。”过去被忽视的地图、乐谱、报纸以及官方文件也在收集之列。
藏书绝对完整论或绝对完备论，经过了近200年的实践与研究，不少人持否定意见，认为难以做到，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其理由是：一是从历史发展看，出版物增长很快，而图书馆经费、人力、设备、空间都是有限的，实际上这一想法是难以实现的；二是图书馆收藏大量没有科学和实用价值的多余出版物，实际上是淹没了有用的藏书，占用了设备与空间；三是国家图书馆虽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保存处所，是一个国家的收藏中心、版本图书馆，然而它仅要求是系统完整收藏本国所有出版物，并非绝对完整收藏全世界出版物。因而，前苏联有些人主张“藏书最佳完整论”，即为了某个研究课题或问题，详尽地收集出版物。
(2)图书选择论。针对藏书绝对完整性，19世纪俄国的斯达索夫，B.B.提出了藏书补充选择论，认为国家图书馆藏书补充需经严格的选择。斯达索夫的功绩在于提出了图书“选择”一词，并对藏书系统化和特色化的研究作出了贡献。20世纪初期的俄国和后来的苏联一些图书馆学研究者对图书的选择理论作了较深入的研究。鲁巴金（НцКопайАлексаНдР ОВич рубакиН，公元1862—1946年）1911年出版了《选择理论》等著作。对鲁巴金的许多观点长期表示赞同的哈芙金娜（Любоъц Лорцсоъца Хаькцhиа，公元1871—1949年），从1904年至1939年，出版了《图书馆及其组织与技术》、《中、小型图书馆手册》等书。在鲁巴金和哈芙金娜的著作中都主张客观地、完备地选择图书。而吉隆诺夫，K.H.等人主张选择思想性、学术性、艺术性方面优秀的图书。
图书采访中的图书选择理论，从提出至今已有100多年了，它为当代图书馆界普遍接受，并成为今日主流。特别近几十年来，由于图书馆购书经费有限，出版物的品种与数量不断增长，出版物良莠混杂，图书馆规模与任务不一，因此图书采访中对图书进行选择是必由之路。近些年来，还有一些学者不仅把图书选择看成是图书采访工作中的一个环节，而且把图书选择、图书采访、藏书补充、文献收集、图书采购看成是同一内容、同一事物。由王振鹄教授编著，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出版的《图书选择法》一书，就反映了这种走向。在王著之前，早在1966年，印度阮冈纳赞也出版了《图书馆书刊选择》一书，也持这种看法。
(3)图书馆需要论。图书选择论确立后，那么选择什么书呢？首先应当选择图书馆需要收藏与读者需要使用的图书。1826年，俄国莫斯科大学图书馆馆长雷斯提出了图书馆需要理论。他认为，图书馆首先需要选择在科学上最新、最有价值的图书；其次是补充图书馆藏书中缺藏的早期专门出版物。雷斯还提出了一些超越自己时代的想法，如藏书补充的协调、利用书目参考资料选书、组织馆际互借等。19世纪，美国普尔·克特提出了读者需要论。他主张选择图书应当以适合读者需要为宗旨，挑选适当的图书，而不是所谓最好的图书。重视读者的需求，不强调出版物本身的价值。他认为，读者的兴趣、水平、修养、年龄不同，阅读需求各异。因此，应根据读者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合读者需要的图书。
图书馆需要论，自19世纪以来，逐渐在图书采访工作中占上风，已成为今天图书选择最重要的指导思想。选择任何一本书，都必须考虑图书馆馆藏需要和读者使用需要这两个因素。读者使用需要，有正确需要与不正确需要，图书选择时，一般只应考虑读者正确需要。
(4)图书价值论。图书采访应选择有价值的图书。这种价值主要指图书的内容价值，即图书的科学性、学术性、艺术性。从图书馆的角度来讲，其图书的内容价值可分为收藏价值、使用价值。图书价值，当然还包括图书的外形价值，如封面设计、装帧、开本大小、载体材料等，这些也是重要的。不过与内容价值比较，外形价值又是次要的。
图书价值论提出约300年了。1667年至1716年，一直在德国图书馆工作的大数学家莱布尼茨曾提出：有学术价值的新出书刊，应及时地、连续地、均衡地补充采购。1876年，在费城召开的美国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上，麦维尔·杜威（Melvil Dawey，公元1851—1931年）提出：以“最好的图书，最多的读者，最少的开支”作为图书选择的准则。从1917年至1939年，一直主持前苏联图书馆工作的克鲁普斯卡娅提出：用来补充图书馆藏书的只能是那些提供“最大的知识量，而所耗最小”的出版物。今天，图书选择仍必须考虑每本书的价值。
(5)图书选择评分法。英国公共图书馆学家麦考文（Lionel RoyMccolvin，公元1896—1976年），1925年年仅29岁时发表了《公共图书馆图书选择原理》一文，认为图书选择是图书馆中最基本的任务，或者称为基本职能。优良的图书选择会导引出优良的读者服务。因此，选择图书时，既要重视图书的知识价值，又要重视图书的社会需求。他主张把两者结合起来，并提出了一个纯理论的“图书选择评分法”。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论证。
例证一：假设一书A的知识价值为10，另一书的知识价值为1，而这两种书的社会需求性均为6，则A、B两书的选择分之比为60:6,A书的评分最高，亦即选择A书。
例证二：假设例证一中所述的A、B两种书，A的知识价值为10，B的知识价值为1，A的社会需求性为6，B的社会需求性为72，则A、B两书的选择评分之比为60:72，B书的评分最高，亦即选择B书。
麦考文的图书选择评分法，几十年来受到图书馆界重视，被广泛引用，并成为现代选择图书的重要理论。但也有不少学者持有异议，认为麦考文的论证在实践中很难实行，对各种图书的两种评分不可能精确计算，而且也不是高分排斥低分，只选其一，不选其二，而是全面兼顾，分别选择之。
我们认为麦考文的图书选择评分法虽有其不足，但具有较高的科学性，他把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结合起来，比单一的定性方法好。评分法虽然对图书的知识价值和社会需求性不是精确计算，只是一种推算或估算，但这比随意圈定选购或单凭领导个人主观决定选购好。
运用评分法，对图书知识价值和社会需求性两个方面进行综合评分，其结果必然是四种，我们应正确选择之：第一，知识价值高，社会需求性高，应选择之；第二，知识价值低，社会需求性低，即不选择之或少选择之；第三，知识价值高，社会需求性低，应慎重选择之；第四，知识价值低，社会需求性高，也应慎重选择之。
(6)社会调查选择论。英国的维纳德(Wellard,J.H.)认为图书选择的社会需求性应通过社会环境调查和读者需求调查来确定，这是对社会需求理论的补充与深化。他认为社会环境调查有五个项目：图书馆区域人口密度与读者分布、城市发展、工业发展；为读者需求调查也有五个项目：读者类型、读者数量、阅读兴趣、阅读内容及其原因等。
维纳德提出的图书选择两项调查，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特别是对公共图书馆的采访工作，可惜的是做得太少了，或根本没有做。
(7)读者使用概率论。印度著名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shiyali R-amamrita Ranganathan，公元1892—1972年）1966年出版了《图书馆书刊选择》一书。他在书中提出：“负责图书采购的图书馆员或教师，应该注意到选购图书对于读者使用该书的概率性。”即选择符合读者需要的、使用率较高的图书。阮冈纳赞的读者使用概率论，是对图书选择社会需求理论的补充和发展。
(8)图书采访协调论，或称图书合作采访论。20世纪以来，随着知识的急剧增长，出版物的猛增，图书馆经费、人力、物力、空间的有限，一个图书馆要搞好馆藏建设，选择和收集本馆需要的图书，满足读者需求已成困难，在此情势下，图书采访工作的出路，就是要突破或抛弃一馆独立采访的广而全的做法，要打破馆与馆的界限，走多馆合作采访，甚至全国合作采访，区域合作采访之路。这是采访工作的新思路、新理论，也是图书采访工作必由之路。
图书采访合作起源于20世纪初期，但有系统的设想并见之于实践是40年代。1941年10月9日，美国国会图书行政委员会在康涅狄格州法明顿市开会，研究有关采访合作问题，会中Julian P.Boyd提出：美国图书馆界应分工积极收集各国具有价值之资料，以供研究之需，务使美国以外国家的重要出版物，至少有一份收藏在美国的图书馆中，此一出版品将列入国家联合目录，以便于馆际互借和影印复制。这一提议获得通过，并就会议结论制订了计划，定名为“法明顿计划”。这是一个自愿自动的协定，有64所图书馆参加。1948年开始实施，到1972年已取得较满意的效果，收集了100多个国家的资料。
在法明顿计划的影响下，1954年，丹麦、芬兰、挪威、瑞典等4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图书馆制订了“斯堪的亚计划”，采取了超国家图书采访合作的方针。这也是国际区域合作采访的开始。
1978年7月至1979年8月，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经各自政府批准，成立了东南亚国家图书馆和文献中心联合体(NLDC—SEA)，开展了区域性的国际图书采访合作。
(9)图书采访国家控制论。1982年，由朱迪恩·科林斯(Judith C-ollins)和鲁斯·芬纳(Ruth Finer)合著的《国家采访方针与采访系统——现行系统与可能模式的对比研究》出版。这是国际图联(IFLA)“世界出版物收集与利用”(VAP)计划的组成部分。书中提出：国家采访方针产生集中和控制该国图书资源的方案，以提高资源的可获得率。国家采访方针不是一个国家级图书馆的采访方针。它由一个国家级的实体机构颁发，这一机构可以是一个中央权力机关，也可以是一个类似于依据多个执行机构之间的协议书形成的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国家采访系统是一整套有计划的确定的程序和做法，其中既包括执行采访方针的实体机构，也包括在没有方针的情况下获得图书资料的程序和做法。
2.4 20世纪以来，中国图书采访理论的发展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图书馆学引进中国，图书采访理论也相继而来，经过消化、实践、总结，2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中国学者专门研究图书采访理论的论著。比较有代表性的有1926年杜定友的图书选择法，1927年顾颉刚的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1931年林斯德的儿童读物选择法，1934年吕绍虞的图书之选择与订购，1936年邢云林撰写的《图书馆图书购求法》，这是我国图书采访工作第一次系统性的总结，也是我国图书采访学的第一部专著。
50年代开始，前苏联的图书馆学理论引入中国大陆。在前苏联图书馆学体系中，图书采访理论是作为图书馆藏书理论的组成部分，特别是一些主要教材和专著，图书采访理论只是其中的部分章节。如格里科尔耶夫编著的，1973年出版的《图书馆藏书建设的理论基础》就如此，作者认为，藏书补充是图书馆藏书建设这一更广泛的过程的一部分。1979年出版的，由斯多利亚洛夫、阿列菲也娃编著的《图书馆藏书》，也是把图书采访理论作为图书馆藏书理论的组成部分。在前苏联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影响下，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大陆图书采访理论研究，除一些论文外，没有形成独立的图书采访理论专著，基本上都附属于图书馆藏书理论。如沈继武编著的《藏书建设与读者工作》，李平杰编著的《图书馆藏书》等。把图书采访理论归属于图书馆藏书理论，从逻辑上来说是没有错的，但极大的限制和削弱了图书采访理论的深化和发展，也有损于图书馆学体系的扩展与内容的深化和丰富。
70年代以来，台湾学生书店先后出版了王振鹄编著的《图书选择法》、顾敏著的《图书馆采访学》。两书都自成体系，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图书采访工作和图书采访学的一些重大问题，内容丰富，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实用性、开拓性，为图书采访理论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3 图书采访学的研究对象、内容与任务
我们对图书采访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进行了简要回顾后可以看出：过去的图书采访理论研究主要偏重于图书采访工作，特别是馆藏目标、图书选择原则等，而对图书采访学自身的理论问题探讨甚少。为了推动图书采访学的发展，下面拟就图书采访的含义、图书采访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任务等基本理论问题谈些看法。
3.1 图书采访的含义
在讨论图书采访学的研究对象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什么是图书采访或图书采访工作。图书采访是根据图书馆的性质、任务和读者需求，通过觅求、选择、采集等方式建立馆藏，并连续不断地补充新出版物的过程。它是一项系统工程，如果叫图书采访系统可能更为恰当。
关于什么是图书采访，目前有多种叫法，如图书馆采访、图书选择、文献收集、藏书补充、图书购求、图书采购等。由于名词术语的不统一，因此对图书采访这种现象的解释也不完全一致，内涵有的完整，有的不完整。为了统一概念，便于分析，现将70年代以来一些有代表性的解释选择几种介绍如下。
顾敏著的《图书馆采访学》一书认为：“图书馆采访的诠释可分为两方面：狭义的采访是指为建立图书馆馆藏，而进行之‘收而有之’之工作；广义的采访是指有关图书馆方面为建立馆藏所作之觅求、拣送与收取等工作”，“采访工作大体上可分为作业设计与作业执行两部分”。
王振鹄编著的《图书选择法》一书认为：“图书馆选择图书有两种情形，一是为建置图书馆的馆藏选择图书；……也可以说是狭义的图书选择，其工作包括：(1)为新创设的图书馆，或新发展的分馆普遍选择各类图书，避免馆藏偏重于某一方面或某些类别；(2)为已奠定基础之馆藏输送新血液，使现有图书得以保持时效，并维持一定的质量标准。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认为：文献收集是“图书馆及其他文献情报机构根据各自的目标和读者需要，选择文献并通过购买等多种方式获取文献，以积累和补充馆藏的工作。”
前苏联斯多利亚洛夫、阿列菲也娃合著的《图书馆藏书》一书认为：“图书馆藏书的补充是指以符合图书馆任务和读者需求的出版物来建立藏书并不断地予以更新，也就是用最优秀的图书充实它，并剔除丧失价值的出版物。”
沈继武编著的《藏书建设与读者工作》一书认为：“藏书补充，顾名思义，主要指藏书的增加与充实，它包含两层意思：选择出版物和采集出版物。选择出版物即选书工作，指遵循一定的方针、原则，挑选适合需要的出版物；采集出版物即采购工作或购书工作，指采用一定方式和途径收集出版物。”
以上几种说法，虽然描述不一致，内涵有所差别，但所指的事物或现象是一致的，即为建立图书馆馆藏和为已有一定基础的馆藏选择和收集图书的过程。这是一个不间断、不停止的过程。
名词术语的不统一，解释的不大一致，必然有碍于图书采访学的发展。为了促进图书采访学的发展，逐步统一一些基本的名词术语，看来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怎样统一呢？除了广泛地展开讨论外，对名词的内涵取得一致认识也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认为，图书采访或图书采访工作应包含以下四个要素或四个环节：即为谁采访，采访什么，何处采访，怎样采访。为谁采访，就是图书馆图书采访的目标、依据，也就是以图书馆的性质、任务、社会需求为依据，建立一个什么样的馆藏？重点是什么？特色是什么？满足社会需求，是图书采访工作的最高准则，是建立馆藏的最终目的，是图书采访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要达到图书采访目标，建立一个优质的馆藏，满足社会需求，就是调查研究，进行图书采访工作的总体设计，确定采访范围，制订采访方针、原则、规划等。采访什么？就是根据图书馆的性质、任务、目标、重点、读者需求、经费情况、已有馆藏，选择和采购图书。何处采访，就是根据需要，大量掌握出版信息和图书市场情况，选择书价合理、到书速度快的书商或单位采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采用“图书采访”或“图书馆采访”一词较好，比较明确，能全面概括和反映图书采访全过程。其它名词都有其不足，其内涵都不能全面概括图书采访的主要环节和过程。如“藏书补充”一词，就不够全面准确，不能反映图书采访全过程，不能反映图书采访的头号目标是建立馆藏，而仅说明在现有馆藏的基础上不断补充藏书，因而有人理解“藏书补充”就是“藏书的增加与充实”，仅是“选择出版物和采集出版物”，不必进行馆藏的总体设计。“图书选择”一词，一般理解为图书采访的一部分，一个环节，不是全部图书采访工作。
3.2 图书采访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与内容
3.2.1 图书采访学的研究对象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有的是独立的，有的是交叉的，有的是母体的一部分。图书采访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图书馆母体的一部分，即图书采访系统或图书采访工作。
为什么图书采访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采访系统或图书采访工作呢？这是因为：第一，研究对象是指人们行动或思考时作为目标的人或事物，图书采访系统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是人们研究和认识的客体；第二，理论来源于实践，指导实践。图书采访学来源于图书采访实践，并回到实践，指导图书采访工作。因此，图书采访理论要符合客观实际，就必须研究图书采访系统；第三，毛泽东同志说过：“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持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图书采访领域的特有矛盾是什么呢？就是读者需求与觅求、选择、采集图书之间的矛盾。若研究和解决这一矛盾，就可推动图书馆馆藏发展，满足社会的需求。
3.2.2 图书采访学定义
什么是图书采访学呢？我们认为，图书采访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采访系统或图书采访工作。因此，图书采访学就是研究图书馆读者需求与觅求、选择、采集图书的矛盾产生、发展规律的科学。
3.2.3 图书采访学的研究内容
从总体来说，我们认为可以分为五大块：一是图书采访的基本理论研究；二是图书采访及图书采访理论发展历史的研究；三是选书理论及其方法的研究；四是图书采访技术方法的研究；五是图书采访现代化的研究。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内容：图书采访基本理论，图书采访的发展历史，图书采访的组织与原则，图书采访信息，各类图书馆图书采访的特点与任务，图书采访的范围，图书选择的依据、原则、方法，图书采访的方法与程序，图书征集、呈缴、调拨、赠送与交换，图书采访协作协调与资源共享，图书采访工作现代化，经济学、数学、公共关系学、思维科学、管理科学在图书采访中的应用，图书采访人员的素质与职业道德，图书采访工作的评估，21世纪的图书采访工作。
3.3 图书采访学的研究任务
图书采访学的研究任务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不断总结图书采访的实践经验，并上升为理论；二是探讨图书采访的原理与规律；三是研究图书采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四是发展图书采访技术与方法；五是预测图书采访未来的发展趋势。
4 21世纪图书采访学研究的环境与课题
21世纪的图书采访学发展方向是什么呢？有些什么新的课题值得研究呢？我们要回答21世纪图书采访学的发展方向，或提出21世纪图书采访学的研究课题，从哪里入手呢？我们认为只有到图书采访实践中去，从实践中去看方向，从实践中去找课题，因为一切理论与问题都来自实践。然而图书采访实践又是社会实践的组成部分，是受大环境影响与制约的。因此，我们要提出21世纪图书采访学的发展方向或研究课题，首先要从21世纪图书采访工作所处环境分析入手。
4.1 21世纪图书采访工作所处环境的分析
21世纪是一个信息化时代，对图书采访工作来说有喜有忧。从客观环境来说是喜，从主观条件来说是忧喜兼有。
21世纪的社会环境将给图书采访工作发展提供机遇、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社会信息量大，增长快。1996年美国《未来学家》双月刊11—12月一期文章称：21世纪信息的增长将比人口增长快20倍，并认为自从古希腊的时代以来，据估计全世界积累的知识已增长了大约一千万倍，而在21世纪之内，很可能会再增加一千万倍；(2)存贮和传递知识信息载体的新品种不断涌现。这些新产品体积小，存贮密度大，重量轻；携带方便，保存时间长，而且集文字、图像、声音于一体，比印刷品、缩微品等单媒体优越，价格也不很贵；(3)快速传递知识信息的渠道增多，如信息高速公路、互联网络等；(4)新的信息技术不断发明、推广、应用；(5)社会对知识信息需求量增大。据美国《未来学家》双月刊1996年11—12月一期文章称：20世纪末期，全世界仍有20亿人受的教育很少，而且21世纪的前30年里要受教育的人，估计要比整个人类历史上受过教育的人还多；再就是知识更新期更快，在21世纪的许多学科领域里高级学位所掌握的知识往往在5～10年的时间里便过时了。这些预测都说明，21世纪读者对图书馆藏书需求将更大。
从主观来说，21世纪的图书采访工作是喜忧兼有，然而忧将给图书采访工作造成困难，制约其发展。其忧，我们分析有以下方面：(1)经费不足。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费不足似乎成为全世界图书馆一个带着普遍性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都如此。它严重影响图书馆馆藏发展，影响图书采访的数量与质量，影响了图书馆的基础建设。这个问题仍将带入21世纪，尽管经费每年会有所增长，但其增长速度仍然赶不上书价上涨速度；(2)空间有限；(3)采访人员整体素质不高，不能适应新的发展；(4)人的观念落后，观点片面。有的人轻视图书采访，认为图书馆不买书、不进书照样运转，开放，照样存在；有的图书馆图书采访片面追求全面、系统，不愿协作协调，搞“一馆主义”；(5)管理跟不上发展，缺乏宏观组织与规划，缺乏国家或系统的有力控制，缺乏对图书采访工作的监督与评估。
以上就是21世纪图书采访工作与图书采访学研究所面临的环境。
4.2 21世纪图书采访学的研究方面与主要研究课题
21世纪图书采访学的研究方向是建立一个满足或适应21世纪读者需求的馆藏。它既要为人类保存文化遗产收集和积累新出版物，又要为这个社会特有的、免费的、公益性的信息通道不断提供读者需要的各种类型的新出版物。
根据21世纪图书采访工作所处的环境和研究方向，我们认为有以下方面可作为重点课题进行研究。
(1)更新图书采访人员观念的研究。观念指导人们行动。21世纪的图书采访学，要根据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变化，研究图书采访人员的观念如何不断更新，以适应社会发展和变化的需要，使图书采访工作处于常新状态。
(2)图书选择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图书选择是图书馆图书采访的重要环节，是建立高质量的图书馆馆藏、满足读者需求、用好图书馆购书经费的关键。特别进入21世纪的信息化社会、社会信息量大，信息载体品种多，而图书馆经费有限，空间有限。要解决这一矛盾，做到少花钱，买好书，供更多读者使用，就只有加强图书选择。搞好图书选择工作，要有正确的理论与方法作指导。因此，加强图书选择理论与方法研究，是21世纪图书采访学的重要课题。
(3)图书馆馆藏结构的研究。从表面看，馆藏结构是图书馆藏书建设的问题，本质上是图书采访的问题。馆藏结构是图书采访总体设计的问题，或是在图书采访过程中形成的结构。馆藏结构，在单一纸质印刷型的时代，人们主要从馆藏的内容、文种、类型、时间、区域、使用对象来划分与研究，今天图书的载体材料已成为馆藏结构研究的重要内容。不少图书馆已由单一纸质印刷型结构进入多维结构，多种载体兼藏、究竟以谁为主，比例多大，经费怎样投入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4)图书经费的研究。购书经费，本是行政问题、财务问题、管理问题，然而在我看来，更应是图书采访问题。没有购书经费，图书采访无从谈起，经费少了，也会使采访工作难办。图书经费，由于图书馆基本上是属于社会公益性事业，因此一般由国家或主管部门从预算中拨给，在预算中占有多大比例，如何保证到位，如何根据书价物价上涨幅度每年有所递增；当前图书经费普遍不足，如何在预算外开辟新的经费来源；如何使社会、主管部门了解图书馆购书经费不足的困难；已有图书经费如何用好，不乱花，做到少花钱，买好书，多买书，产生最大效益，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5)图书采访协作协调的研究。21世纪社会信息量大，出版物多，图书馆购书经费总是有限，因此必须突破传统的“一馆独立采访”，分散、重复、无特色的采访作业模式，采用多馆、系统、地区、全国、跨国采访的协作协调方式，实现资源共享。这就要求图书采访学就图书采访协作协调的必要性、组织模式、方式方法、权利义务、组织管理、制度，以及资源共享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
(6)图书采访控制研究。这是建立国家文献信息资源，进行宏观管理的问题。主要研究国家、系统、地区的权力机构，或根据协议形式建立的组织，如何制定全国、系统或地区的统一采访方针和计划，规定执行计划的程序和做法，以及实施中的检查、监督等问题。
(7)图书采访工作的评估研究。图书采访工作做得如何，只有通过评估才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要研究图书采访工作评估的要求、标准、质量评估、经济效益评估、社会效益评估的内容与方法。
(8)图书采访技术方法的研究。主要包括采访信息获取技术、采访作业技术、信息技术、公共关系方法等。特别要重视计算机要求、信息高速公路、互联网络等新技术在图书采访工作中的应用研究。
(9)图书采访人员素质与职业道德的研究。搞好图书采访工作，关键是图书采访人员和他们的素质。人员素质不好，即使有充足的图书经费，也不一定能建立一个高质量的馆藏，能充分满足读者需求。采访人员的素质主要包括思想素质、知识素质、能力素质、身体素质。图书采访人员在图书馆人员中处于重要地位，每年要经手花掉图书馆的绝大部分经费，要参与市场活动，因此图书采访人员的职业道德也是不可忽视的。图书采访人员职业道德的研究，包括职业道德的内容、职业行为规范等。
* 注：本文是1997年5月25日至30日在台湾举行的“海峡两岸图书馆事业研讨会”论文
On the Science of Book Acquisition
Huang Zongzhong
(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Wuhan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aper expounds the necessity ofestablishing and developing science of book acquisition,theformation and appraisal of the theory,the objcct of study,the content andtask of science of book acquisition in the 21stcentury.It systematically concludes,analyses and comments on the viewpoints from practice of book acquisition since 300years.The circumstances,direction,main task of the 21stccntury and basic theoryof scicnce of book acquisition arealso discussed in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