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等职业教育在当前形势下的发展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高等职业教育论文,形势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2006年开始，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工作。这是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在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适时做出的一个重大决策，对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无论从当前发展现状还是从今后发展趋势看，高等职业教育不仅在我国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中必不可少，而且还应引起更多关注，还应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一、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本质要求看高等职业教育
毛入学率分别在15%以下、15%-50%和50%以上，是马丁·特罗对高等教育精英化、大众化和普及化等三个阶段所做的概念性划分。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潘懋元先生认为：精英与大众是中国内地高等教育的两个发展方向，但又是体系并存、相互间不可替代的两个重要时期。强调发展精英教育的同时不可排斥大众化教育；同样，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后也不可忽视精英教育。但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对两者间关系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晰，特别是相对于精英教育，对大众化教育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在认识上存在的问题更多，相应发展中也产生了不少困惑。
从培养对象看，简言之，精英高等教育以选拔培养优秀学术和领导管理人才为目的（尽管目前大量高校做不到，但精英教育从来就不否认其目标宗旨）。专家们还认为，“当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以后，教育的性质发生了实质性变化。高等教育更多的是作为谋生和就业的一种准备而为个体所选择”。即大众化教育主要以培养大量职业应用型、技能型专门人才为主旨。这是两者间的一个重大差异。但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差异并非等级差别，即非谁优谁劣，而是功能和类型差异。因此，两者完全可在同一时期双轨运行，并行发展。
如果说高等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属性是高等教育，那么显然它应属于大众化教育范畴而非精英教育。如果按上述理解，谁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本质特征最为吻合？是一般本科院校，还是高职院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贬低一般本科院校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地位作用，也不意味着所有的高职院校都能担此重任。但必须指出，在目前相当一部分高校过多关注甚至沉迷于精英教育、而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缺少清醒认识时，高职院校却不可彷徨，也没有选择，必须把自己的理念牢牢地定位于大众化的旗帜下，必须把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作为自己坚定不移的目标坚持不懈地加以努力。而且，高职院校完全可通过示范性院校建设等多种途径，在高等教育领域内独树一帜。这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趋势为高职院校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也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本质特征对高职院校的必然要求。
二、从转变增长方式的经济发展大局看高等职业教育
一般认为，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资源、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来推动。各种要素的组合不同，经济会呈现不同的增长方式。如果主要依靠资本、资源和劳动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来推动，增长一般呈粗放式发展态势；如果主要依靠价值规律资源支撑的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来推动，增长就会呈集约式发展态势。
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涉及经济、技术、社会等多方面体制和政策的系统工程，需要从优化结构、促进进步、加强管理、鼓励消费等多方面努力和多种因素综合作用。那么，最主要和最根本的因素是什么？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节能降耗减排是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种有效途径。但据分析，近年来，在我国三大产业产值中，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变动甚微，第二产业却持续攀升。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韩康教授就此认为，“在目前第二产业如此强劲的增长势头背景下，在第二产业的增长还需要依赖我们最重要的比较优势——主要不是依赖技术进步而是依赖资源产品、初级产品和廉价劳动力大量投入的情况下，以高耗能和高污染为特征的增长活动有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吗？”因此，节能降耗减排只是当务之急却未必是治本之策。核心和关键还在于提升支撑这个结构的主体的基本素质，即首先以最佳人力资本结构来改善经济结构，进而推进增长方式的转变。
那么，支撑现行经济结构的主体状况如何？这是转变增长方式面临的现实问题，可从几个侧面来看这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农村近5亿的从业人员中，已转移的约为2-2.3亿人，占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总量的比重至少在70%到80%以上。中国社科院人口经济研究所的一份调研报告表明，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劳动力流动对GDP的贡献率达21%；据浙江省2004年分析，外来劳动力对该省经济的贡献率约为14.7%，而且这个贡献率还在呈增长态势。
但支撑这一增长的主体结构状况如何？据劳动保障部今年初的最新调查表明，目前全国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分别占57.69%和52%。其中，加工制造业占68%，建筑、采掘业占近80%，服务业占50%以上。也就是说，他们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主体力量。在这个意义上看，他们也是支撑我国现行产业经济实际运行的主体。但是，目前全国农民工近2/3仅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近半数未接受过任何职业培训，接受过正规职业培训的仅占13%。显然，这部分人口的教育总水平已是当前和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的“瓶颈”制约，这是一个十分严峻的现实问题。长此以往，如何完成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重任？又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其实，令人担忧的不仅是农民工队伍。据浙江省劳动保障厅2006年调研分析，目前该省技能人才队伍的现状与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其主要问题：一是技能人才总量偏少，持证率较低。全省共有技能人才约618万人，占从业人员的27.69%。按技能人才占从业人员50%的比例要求，缺口为22.31%。其中高技能人才持证人数占高技能人才总量的29%。二是技能人才结构欠合理。例如，按国家要求技术工人一般应占职工人数比例的50%，但浙江省一度只占16.44%。全省劳动力市场各技术等级的求人倍率一般是2以上，其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求人倍率更是达到18.94。三是技能人才学历偏低。从学历结构来看，全省技能人才队伍中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所占比例最多，达45.6%，以高中、初中层次为主，两者相加占72%，而大专以上只占28%。其中高技能人才队伍中，高中、初中学历超过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占总人数的58%。
同样是浙江省，还有一个令人深思的事实：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评价中心今年初公布的“2005年我国省级行政区中国发展指数及单项指数”体系的分析结果显示，在一个总指数和四个单项指数中，浙江省“发展总指数”已列全国各省（区、市）第4位，4个单项指数中有3个位居全国前列，而“教育指数”却只列第17位，见表1。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对原通常采用的联合国HDI指数（人文发展指数）做了调整。联合国指标体系中的“教育水平指数”是“以小学、中学和大学综合入学率为评价体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则认为，由于中国已普及9年义务制教育，因而“把小学和中学入学率作为评价指标没有太大意义”，所以其编制的“教育指数”主要以“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例”为评价指标，即“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所占比例越高，说明文化程度越高”。浙江主要也正是因这个指标偏低而列为第17位。据分析，产生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虽然近年来浙江省教育事业发展迅速，成效显著（如已在全国率先基本普及15年教育，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38%，均居全国前列），但它主要解决了儿童和青少年等适龄人口的就学问题。由于历史“欠账”较多，相当一部分在业成年人的初始教育水平偏低，他们的继续教育已成为历史遗留问题，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拉低了全省人口受教育的平均年限。
浙江属我国东部沿海发达省份，浙江的人力资源尚存在如此的结构性缺陷，全国其他一些地区的情况恐更令人担忧。而且问题还在于，从年龄特点和教育规律看，对农民工等相当～部分在业成年人而言，他们的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重任一般已不可能再由其他教育门类（如基础教育，普通高等教育等）来承担。这样，既有专科学历文凭资质又具有职业技能优势的高等职业教育可以而且应该担当此任，高等职业教育理应引起更高程度的关注，高等职业教育应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从现行教育的体制状况及改革要求看高等职业教育
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制度用考试评价作为甄别和选拔“人才”的唯一手段，使得考试评价从手段变成了目的，也使得教育体制逐渐演变为以“学”为本、以“考”为主的主导模式，实践技能训练往往是一种附属补充有时甚至是不得已的选择，无形中整个教育体制容易陷入“学习”理念偏移、教育模式单一、人才格局缺失的困境。
如今年浙江省有媒体对分布于IT、制造业和金融等20个行业的1500名受访者作调查，其中绝大部分为“80后”的青年人，大学本科学历者居多。不少人抱怨：“现在找工作，基本都不能专业对口。”其中1/3表示在校学习的专业与现在所从事的职业没有直接关系，只有12%的人现职工作是所学专业，45%的人所学专业和现有职业仅有部分重合。因此41%的人“最迫切希望得到专业知识培训”，有的甚至表示“要抛弃以前的专业，重头再学”。其实目前在各地，大学生重回职业技术院校学手艺和技术已不是新闻。
其实，从本义和实质上看，“学习”从来就不仅仅是指死记硬背的“读书”过程和烦琐繁杂的考试形式。科学的“学习”概念应是由“学”与“习”两个方面所组成：“学”是一个求知过程，是人生存、生长的前提和基础；“习”则是一种实践过程，是对“学”的实践和检验，是“学”的目的、深化和提高。而且，“学”和“习”并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孤立阶段，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是一对辩证关系。同时这种交互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就学阶段的提高而日益密切。
当然，上述现象的形成可能确有一些客观原因，而且从职业规划角度看，要求每个人的人生职业规划一步到位的期望并不现实。但对我国教育体制长期以来存在的弊端却不能再熟视无睹，对这种缺陷必须加以修复。而且这种缺憾事实上已不能完全由现行体制来弥补，加快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四、从未来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看高等职业教育
众所周知，马丁·特罗以一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适龄青年中所占比例为指标，把高等教育划分为精英化（15%以下）、大众化(15%-50%)和普及化（50%以上）三个不同阶段。目前，上海、北京等地已跨入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门槛，浙江省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已接近40%，从大众化向普及化的转变已是一种客观趋势。这种趋势将使未来教育发展战略做何调整，今后的教育格局将会发生什么样的重大变化，需要我们未雨绸缪，及早应对。
欧美等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表明，同时我国学术界也普遍认为，伴随着从大众化向普及化的发展过程，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更广泛地向社会公众开放，成为满足其日益丰富的文化需求的一种社会设施。如今在不少国家，传统的教育藩篱已被打破，社会教育向全体社会成员敞开大门，甚至老年人回归正规教育的渠道也已畅通无阻。如目前在澳大利亚大学中，将近40%的学生年龄在25岁或以上，并且占总人数44%左右的学生属于半工半读。在美国，近年来“非传统学生”（一般是指25岁以上的大龄甚至高龄学生）进大学读书的现象比比皆是。据统计，1970年，全国各类高校非传统学生在校生的比例为28%，而今已上升到38%，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正式学习拿文凭的。为适应这种需求趋势，不仅是社区学院和普通学校，就是哈佛、耶鲁等常青藤盟校也十分注重招收非传统学生。据报道，这些学生大多在30-65岁之间，甚至还有不少年逾古稀的老人，老中青三代同堂学习的现象比比皆是。这种现象已成为学习型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和发展趋势。
由于服务社会本身就是高等教育的三大重要职能之一，因此，各高职院校在做好普通全日制学生培养工作的同时，还应顺应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向普及化转变的发展趋势，以更为灵活的机制，更为开阔的视野，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打造学习型社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总之，对高职院校来说，机遇与希望共生，危机与压力并存，必须加大创新力度，加快改革进程。唯其如此，高职院校才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为光明灿烂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