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民主的论争及其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 要 文章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介绍了当代中国民主论争的情况，指出论争的根本问题是中国究竟建立什么样的民主以及如何建设这种民主，接着分析了当代中国民主论争的五个特点，最后谈到如何把握特点，防止民主论争中的失误。
关键词 民主论争 特点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民主
民主问题是当代中国论争最多、最激烈的问题之一。认真研究民主论争及其特点，对于正确开展民主论争，推动民主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当代中国民主论争的概况
民主论争从横向看、涉及民主问题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凡是民主的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的问题，都曾讨论过，争论过，其中论争最多的有：（1）关于民主的地位和作用问题；（2）关于民主的阶级性；（3）关于民主和专政的关系问题；（4）关于政党民主问题；（5）关于政体的问题；（6）关于民主和法制关系问题；（7）关于民主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问题；（8）关于民主过程性的问题；（9）关于民主优越性的问题。如此等等，都涉及民主这个主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是否正确，都直接影响民主建设。
民主论争从纵向来看，可以说贯穿于当代中国各个时期，只是有时隐蔽、分散、平稳，有时则公开、集中、激烈。就后者来说，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这样几点：
1.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与加速社会主义进程的论争。这次论争发生于新中国成立初，限于高层领导之间，主要是刘少奇和毛泽东就是否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问题开展的论争。刘少奇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毛泽东则主张加快社会主义改造。
2.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右派的论争。这次发生于1957年，论争的主要问题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还是“轮流坐庄”，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是坚持人民代表制还是另搞“政治设计院”。
3.党内民主与个人独断的论争。这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表现得很明显。论争表面上是由彭德怀的信引起的，实际上是要不要发扬党内民主的问题。
4.扩大民主与扩大打击的论争。这次论争早在1957 年就开始了，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更突出。论争的焦点是，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是不断扩大民主，健全法制，还是混淆两类矛盾，扩大打击面，到处抓“一小撮”。
5.广大人民群众与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论争。这次论争时间之长、危害之大是少见的。论争的主要问题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还是搞什么“全面专政”，是“小民主”还是“大民主”，是维护法制还是践踏法制。
6.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争。这次论争几起几落，持续十多年。论争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对待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中国究竟建设什么样的民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还是照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
7.在与资产阶级自由化论争的同时，还发生了与民主社会主义的论争。这次论争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中文版出版前后比较集中。论争的基本问题是坚持社会主义民主还是搞和平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民主论争虽然多种多样，十分复杂，而论争的根本问题是：中国究竟建立什么样的民主以及如何建设这种民主。围绕着这两个问题，不同民主观之间以及同一民主观内部，都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和主张。但是，事实证明，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行不通，民主社会主义是死胡同，只有社会主义民主，而且只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才是中国民主建设的正确方向和模式。任何照搬外国模式的作法，都是错误的。
二、当代中国民主论争的特点
要讲特点，首先要解决一个相对于什么来说的问题。因为特点是指事物所具有的独特的地方。而一个事物独特的地方，总是相对于某一事物而言的。没有比较，就谈不上什么特点。当代中国民主论争的特点可以有三种比较：一是与民主革命时期的论争相比较而言的特点；二是与当代中国的其他论争，如史学论争、文学论争、经济学论争、哲学论争等相比较而言的特点；三是与当代世界其他国家民主论争相比较而言的特点。还有一个从什么角度来谈的问题，角度不同，特点也不一样。例如，从时间的角度，当代中国民主论争具有曲折性、长期性的特点，从空间角度谈又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开放性等特点。我们这里谈的特点，是从总的角度来谈的。这种特点，大致有五点。
第一，理论论争和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民主论争本来是理论论争，即对民主问题的不同认识，哪是对的，哪是错的；哪是部分对，哪是部分错；哪些应该肯定，应该继承；哪些应该否定，应该抛弃；哪些现在可以实行，哪些暂时不能实行等等。这些不同观点、不同看法的论争，不仅存在于不同民主观之间，还存在于同一民主观内部。通过论争，人们可以分清理论上的是非，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批判和抵制错误的（包括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等）民主观，同时借鉴和吸取其中积极的合理的成分。
民主问题上的论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曾多次发生过。这里仅看看列宁和卢森堡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的论争。1904年5月， 列宁发表了《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列宁在书中提出了包括“少数服从多数”、“部分服从整体”等内容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同年7月，卢森堡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 对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提出批评。她认为，如果像列宁说的那样“实行严格的纪律和中央机关对党的地方组织生活的各个方面实行直接的、决定性的和固定的干预”，其结果将是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核心，而其他一切组织只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在她看来，党内正常政治生活发展的关键，在于党员始终保持生动活泼的状况，始终发挥主动性。这种强调党员在政治上拥有活动自由精神的集中制，是一种“自我集中制”，而不是民主集中制。同月，列宁写了《进一步，退两步——给卢森堡的答复》，批评了卢森堡的观点。显然，列宁和卢森堡对民主集中制问题的认识是不同的。两人争论的观点不同而形成政治上的对立和斗争。因为他们的目的都是探索如何使党内的生活比较正常，使党能充分体现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有战斗力的队伍。
在中国，情况则不同（当然也有相同的地方）。1959年，党内对“大跃进”出现不同认识。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是完全允许的，也是不难解决的。毛泽东却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个人独断专行，把持不同意见的彭德怀及其支持者，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党的同路人”，“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把论争看成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这样，就严重破坏了党内民主，把认识上、理论上的分歧上升为阶级斗争，使理论论争和政治斗争混杂在一起。这种现象，在反右斗争中，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改革开放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在当代中国民主论争中，出现理论论争和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的现象，其原因十分复杂。其一，民主问题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因为民主问题涉及国家的根本制度，论争这样的问题，必然涉及统治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其二，在民主论争中，论争的一方往往把现实中不民主的现象上升为理论问题，又从理论问题提出变革现实的要求。例如，在1957年的那次论争中，论争的一方抓住肃反、镇反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对无产阶级专政提出质疑，要求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这就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其三，我国的法制不健全，哪是理论问题，哪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可不可以讨论，如果可以讨论，在什么范围内属于理论论争，什么范围内则是政治斗争，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而是常常以领导者特别是高层领导者的认识为转移。只要他们说是政治问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进行批判，进行斗争。这也是理论论争和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的重要原因。
第二，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民主论争一般属于人民内部的论争。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内部不同流派、不同观点、不同认识的论争，无疑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同民主观的论争，例如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和资产阶级民主观之间的论争，从性质上说是对立的、对抗性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战胜资产阶级民主观，就是资产阶级民主观战胜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二者必居其一，调和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与持资产阶级民主观的人都是对抗性矛盾，都是敌我矛盾。持资产阶级民主观的人，情况十分复杂，并在不断变化。有的是顽固的信奉者、鼓吹者，有的是受影响者、被害者，有的是动摇者、怀疑者。即使在顽固信奉者之中，情况也不完全一样，有的有理论，有行动，有的只有理论，并没有具体行动。在有理论有行动的人当中，有的是主谋，有的是骨干，有的是胁从。就是主谋、骨干也不是一成不变。大家知道，杨度曾是“筹安会”的会长，积极为袁世凯策划复辟帝制。可是，到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他逐渐觉悟，倾向革命。到1929年秋，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仍然坚持革命。这种现象，并非只有杨度一人，也并非只有新民主主义时期存在。这说明，持错误民主观的人当中，多数是可以教育的，可以争取和团结的。真正属于敌我矛盾的是极少数。
在当代中国民主论争中，既有人民内部矛盾，又有少量敌我矛盾，两者交织在一起，这是不容否定的客观事实，也是一个重要特点，问题在于如何对待。纵观当代中国民主论争的情况，混淆两类矛盾的现象不是个别的，而是大量存在。
民主论争中混淆两类矛盾的情况有这样几种：一是把认识问题上升为阶级斗争问题，立场问题。民主问题上的不同观点的论争，许多是由不同认识引起的。例如，对民主和专政、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效率、民主和团结等等问题的不同看法，多数是由认识引起的，并不是立场问题，阶级斗争问题。二是把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当代中国不同民主观的论争，如1957年无产阶级革命派同资产阶级右派的论争，十年内乱中广大人民群众同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论争，新时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争，除极少数是敌我矛盾外，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应该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解决。三是把历史上的敌我问题视为现实中的敌我问题。敌我问题当然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来解决。但敌我问题有历史和现实之分。对于历史上的敌我问题，只要认罪了，改悔了，就应该欢迎，不应该算历史的旧帐。只有坚持反动立场并有现实活动的，才新帐老帐一齐算。可是，在以往的民主论争中，不仅把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而且把历史上的敌我问题视为现实中的敌我问题，一律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第三，右的错误和“左”的错误交织在一起。民主论争只要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就应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各种不同的民主思想通过论争，通过实践，最后达到坚持和发展正确的，补充修正片面的，批评批判错误的，使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成为全国人民进行民主建设的指导思想。
在当代中国民主论争中，由于“双百”方针没有始终地贯彻执行，往往出现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有时两种倾向同时存在，有时先右后“左”或先“左”后右，使许多民主问题不能正确地解决，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民主建设。
对于民主论争中“左”的或右的倾向的判断，并没有一个公认的客观标准，而往往以领导者个人的判断为转移，因而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试观建国以来几次重大的民主论争，右的倾向的确是存在的，但“左”的倾向则比较多，右的倾向和“左”的倾向交织在一起的事实是客观的。但由于判断“左”和右带有主观性，就使“左”和右交织的现象比较复杂。1957年的论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鼓吹“轮流坐庄”，另搞“政治设计院”等右的言论，对其进行批判是必要的。但随之而来的反右派，把一大批只是一般认识错误的人打成右派，则是“左”的表现。1959年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所反映的情况和所提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不是什么“右倾”，彭德怀更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彭德怀的信，完全可以按民主集中制原则来解决。可毛泽东独断专行，把彭德怀及其同情者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导致“左”的错误。“文化大革命”那场论争，是从批刘、邓“右”的错误开始的，但这种“右”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即使刘、邓有什么错误，也可按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解决，用不着用“四大”、甚至武斗这种极“左”的东西。在新时期，既存在右的倾向，也存在“左”的倾向。可喜的是，党中央接受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并没有采取右的或“左”的办法，而是采取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从而使民主论争相对健康发展。即使出现“六四”风波这种右的情况，也没有用“左”的大抓右派的做法，而是教育和团结大多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敌对分子。
第四，民主论争与民主运动交织在一起。民主论争是理论论争、学术论争，主要是理论界、知识界的事。但在当代中国，除了理论界、知识界参加外，政治界也参加，广大群众也参加。往往使民主论争发展为民主运动，两者交织在一起，使民主问题比较复杂。
当代中国一些比较重大的民主论争，如1957年的论争、“文化大革命”中的论争以及新时期的其他论争，都是民主论争与民主运动交织在一起的。从总体看，两者交织在一起利少弊多。因为民主论争要健康发展，需要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需要论争双方头脑冷静、心平气和，需要充分的理论和事实作准备，而这不是民主运动所能解决的。
从理论上讲，民主论争和民主运动不宜交织在一起，而事实上两者又交织在一起，而且这是很难避免的。原因就在于：（1 ）民主问题是广大群众最关心最熟悉的问题之一。知识界在理论上的争论，当涉及广大群众切身利益时，他们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进来，形成规模不同的民主运动。（2）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在本质上是优越的， 但具体制度很不完善。当有人在民主论争中利用民主不完善的地方进行挑动时，一些人容易感情冲动，参与“争取民主”或“捍卫民主”的运动。（3 ）长期以来，我国盛行搞群众运动，经济建设搞群众运动，政治斗争更是搞群众运动。当民主论争出现错误倾向时，有些领导惯于发动群众参加以制止错误倾向。对于群众运动不能一概否定，但企图用群众运动的办法解决理论论争中的问题，肯定是不行的。
第五，国内论争和国际论争交织在一起。民主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当今开放的时代，对民主问题进行国际交流和合作、讨论和论争，是一种正常现象。这种论争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是民主建设的共性问题，即各国进行民主建设所面临的带共同性的问题。对这种共同性问题进行论争，可以取得某些共同性认识，也可以清除某些误解和分歧。另一方面是民主发展的个性问题，即各个国家如何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进行民主建设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应由各国自己去解决，但在国际交流和合作中，也可吸取某些有价值的意见，这会有助于民主建设。
国际民主论争中还存在另一种不正常的情况，就是有些发达国家的政府以及政治家、思想家，把自己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标榜为世界上最完美最民主的东西，而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污蔑为“落后的”、“专制的”、“独裁的”，企图把他们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强加于人，甚至干涉别国内政，阴谋武装颠覆或“和平演变”别国的（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合法政府。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在当代中国历次民主论争中，国内论争和国际论争交织在一起的情况，经历了一次由不明显到明显、由不公开到公开的发展过程。在“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之前的几次民主论争中，国内外论争的交织情况不很明显，但实际是存在的。其表现是：（1）国内民主论争的兴起， 同国际民主论争是联系的。1957年的反右，1959年的反右倾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兴起，是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国际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紧密联系的。（2 ）民主论争的内容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国际民主论争的内容。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提出“轮流坐庄”、搞“政治设计院”等错误的主张，是同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破坏民主、搞个人独裁以及肃反扩大化联系在一起的。
在改革开放时期，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民主论争中国内外交织的情况就很明显，很公开。一方面，国内民主论争持错误观点的一方，在国际上寻找支持。另一方面，国际上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国内的错误民主思潮及其代表人物，在舆论上支持，精神上鼓气，物质上支援，人员上培植。例如，1989年“六四”风波前后，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一再表示支持“争取民主运动的学生运动”。布什总统还于1989年访问中国的时候，借举行宴会之机，私自邀请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励之夫妇出席，以此表示支持中国的不同政见者和“民主”斗士。美国的一些机构还在经济上支援所谓“民主运动”和“民主人士”。与此同时，对民主论争中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反对自由化的我国政府，攻击为“践踏人权”、“践踏民主”，是什么“专制政权”，于是在经济上对我们进行封锁、制裁，并利用国际会议进行反华活动，搞反华决议，妄图借此来影响以致改变民主论争、民主运动和民主建设的方向。
国内论争和国际论争的交织，使我国民主论争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既要反对和抵制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利用“民主”、“自由”、“人权”问题来干涉我国内政，左右我国民主论争的发展方向；又要借鉴和吸收国际民主论争中某些有用的、积极的成果和意见，推动我国民主论争、民主建设的健康发展。这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处理不好，会造成不良后果。值得高兴的是，由于我们有以往民主论争的经验教训，有久经磨炼的广大人民，特别是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中包括民主政治思想），我们能够处理好这种复杂局面，把民主论争以及整个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引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三、把握特点，避免失误
当代中国民主论争的这些特点，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正确把握特点，避免民主论争中的失误。我以为，有这样几点应引起重视：
1.不要用政治斗争甚至阶级斗争的办法来解决民主论争中的问题。民主论争是理论上的分歧和争论，需要论争双方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能以力压人。即使激烈的论争，只要没有违反宪法和法律，就应该允许进行，不能用政治斗争甚至阶级斗争的办法去解决。
我们之所以提出不要用政治斗争甚至阶级斗争的办法去解决民主论争中的问题，不仅因为理论是非需要以理服人，不是压制所能解决的，还因为理论是非需要实践来检验，不是马上可以做结论的。实践证明，在我国历次民主论争中，当时被判定为错误的甚至反动的观点，有不少其实并非错误、反动，而恰恰是正确的或者是部分正确的，有些虽然错误，但错误的程度和性质并不是那样严重；而有些当时被认定为正确的观点，其中有的是教条式的，有的是附加给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上是“左”的错误思想。因此，用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办法来对待理论论争是有害无益的。
提出不要用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办法来对待理论论争的问题，并不是否认民主论争中有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内容。实际上，由于民主问题既是理论问题又是政治问题，所以历来是两个阶级长期争论的焦点。但是，这种论争，只要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就不能用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办法去解决。即使有人利用民主论争之机，鼓励“西化”，迎合“分化”，内外勾结，破坏宪法和法律，妄想颠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也应该按法律进行处理，不能搞大规模的政治斗争、政治运动，更不能因此而牵连按宪法和法律规定进行民主论争的其他人。
2.不要用右的特别是“左”的办法对待民主论争。如上所述，在民主论争中出现“左”右倾向是难免的，问题在于如何对待。如果领导者头脑清醒，思维敏捷，能及时发现“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错误倾向就能制止，不致造成大的失误。
在当代中国历次民主论争中，对“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并非没有人察觉，也并非没有人提出，但由于最高领导者没有采纳或虽采纳而措施不力，从而导致“左”的或右的错误的发展。前者如毛泽东对极“左”的态度，后者如新时期党中央有的主要领导人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态度。这说明，民主论争出现“左”的或右的倾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各级领导者特别是中央的领导有以右的或“左”的态度对待这两种错误倾向。
邓小平对民主论争的态度是正确的。在新的历史时期，他根据民主论争发展的情况，时而提出防止和纠正“左”的倾向，时而提出防止和纠正右的倾向。在反“左”时防右，在反右时防“左”。他主张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反“左”反右，都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一阵风，一刀切；不能用“左”的办法反“左”，也不能用右的办法反“左”，同样，不能用“左”的办法反右。他认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东西还是‘左’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3卷，375页）遗憾的是，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当时党中央有的主要领导人没有坚决贯彻执行，从而导致右的错误一度发展，造成“六四”风波。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正确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坚持贯彻邓小平同志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主要反“左”的精神，从而使近几年的民主论争能健康地平稳地发展。
3.不要放松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民主论争兴风作浪的警惕。邓小平同志主张不搞争论，但并不是任何问题都不争论，特别是民主这样重大的问题，你不论争，国内外敌对势力也会挑起论争，而且人民内部对民主问题也存在不同认识，争论也是不可避免的。
有人担心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国内民主论争兴风作浪，制造事端，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攻击人民民主政权。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但用不着担心，更用不着害怕。不管我们是不是进行民主论争，国内外敌对势力总会制造借口，寻找机会，破坏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破坏我国的人民民主。只要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现象就会存在。
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民主论争进行捣乱当然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好就好在可以擦亮我们的眼睛，提高我们的警惕，增强我们的本领。在人民民主政权已经巩固的今天，在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深入人心的今天，任何敌人的捣乱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们说不要害怕国内外敌人利用民主论争兴风作浪，不是说可以放松警惕，可以不采取预防措施防止其捣乱，更不是说可以容忍其破坏。相反，我们要保持警惕，要采取多种措施进行预防，当预防失败出现捣乱时，要力争变坏事为好事。当前，国际上有人利用民主、自由、人权攻击我国，国内也有人散布错误的民主观点。对此，我们应响应江泽民同志的号召，努力划清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使我国的民主论争、民主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民主的论争》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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